作者按：
1993年到香港教書，一呆就是二十幾年。香港已經成了我的第二故鄉。這二十幾年，加上在1980年代後期在香港大學讀研究生的時間，我親歷了港英政府時期、香港的回歸，然後看著香港一步步走到「佔中」，再到打著「本土」旗號搞港獨的團體出現的今天。
近來，香港經濟眼見越來越不行，各種指標——包括港人常常引以為豪的「自由經濟」競爭力排名，開始下跌。甚至，我們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些「指標」也在下滑。比如，下了飛機等行李的時間越來越長，各種消費服務越來越貴且質量下降——在一個全新的影院花80元看個新電影《北京遇到了西雅圖之不二之戀》，居然斷片10分鐘（這是我在香港居住這麼多年第一次碰到）。
當然，我的這種描述，比起最近見到的常住廣深者所撰文章中的香港，已是輕描淡寫得多了。在他們看來，香港在經濟發展和政治形態上已全面落後：經濟上，在製造業離開、又沒有高科技接力發展的情況下，過度依賴地產和服務業，已經無法有未來；政治上，因為被西方長期洗腦，無法真正實施一國兩制，更無法與內地融合；民眾眼看著被趕超，仍然孤芳自賞，看不到自己的問題。結論是：回頭是岸，與深圳聯手發展一個港深大都市，才是有想像力的明天。
我以為，他們的確代表了不少深圳甚至內地很多人對香港的看法或印象，就是：香港被深圳超過指日可待（就是這個詞所內含的心態）；香港若不幡然醒悟，就不可救藥。但我覺得，這不是香港的現實，而是對香港的偏見。而這些典型的偏見，來自他們可以看到的關於香港的報導及他們短期到訪香港留下的印象。作為一個普通的、久居香港的市民，以及比一般香港市民更了解內地的學者，我想與大家聊聊我對今天香港的認識與看法。
前面兩篇談了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目的是讓內地的朋友從更多方面了解香港。這篇聊聊政治。我不懂政治，而且，香港政治在內地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話題。但我還是要作為一個普通香港市民來聊，因為即便是不懂政治的小小百姓，也時刻感到，如今的香港已變得非常政治化，什麼事情都扯上政治。而要從困境中走出，必須解開政治上的死結。
既然是作為一個不懂政治的小百姓來聊，如果講錯了什麼，就請讀者多多包涵。
一國兩制
鄧小平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從體制上找到了一條最大公約數的公式，來解決香港回歸的辦法，就是「一國兩制」。而在實施這樣一個高相容度制度的過程中，每個「分子」——利益團體，都以對這個制度的不同解讀，來謀求自己的利益。
回歸前我以為，隨著時間推移，兩個制度會越走越近，用不了50年，就可以完成過渡。直到2014年「佔中「（佔領中環）發生，我才和很多人一樣感到，要完成一件如此艱難的融合，50年大概真是合適的時間尺度。
於是，我也才再次認真考慮，一國兩制到底是什麼？
先說「一國」，儘管有一些港人堅持說其心目中的一國僅是中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點雖然在認同感上是問題（後面會再提及），但在法律上不是問題：一來，基本法講清了什麼是一國；二來，回到人民共和國以前的中國也不可能。
不過，「兩制」，就不是那麼清晰。「兩制」確保的是，在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在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基本法並沒有說「什麼樣的資本主義」。當香港從英人治港轉變為「港人治港」，從總督轉到特首之後，政制體制如何變革，在基本法裡雖然有規定，但基本上是原則性的。
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在任期間，感覺上與回歸前變化確實不大，貌似「馬照跑、舞照跳」式的資本主義在繼續。但這個特區政府的性質發生了實質的改變。因為「鬥爭的對象」 不同了：以前從中央政府到香港的所謂「親中」人士和團體，是要與「港英政府」做鬥爭的，但從此以後變成了特區政府的「強大後盾」和「建制派」；相反，過去支持西方統治的一些個人和勢力變成了反對派，天天盯著特區政府，看它「衰」在哪兒。這樣，特首和特區政府作為「港人治港」的港人，到底代表哪種港人，哪個階層和利益集團的港人，就成了回歸後的政治焦點。從此，特首成了香港最難幹的差事。
香港人的想法是什麼？
前一篇已討論到，誰是香港人是個問題。那麼，誰代表香港人的想法當然也是一個問題。「中環價值」這個有意思的詞，本由臺灣著名人士龍應臺女士提出，認為香港人樂於向國際呈現的，是建築物雄偉、店鋪華麗、英語流利、中產階級打扮光鮮，「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的形象，也就是「中環」形象和價值代表及壟斷了香港。在代表香港的中環，「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針」。
不過，除了中環，香港也與很多國際都市一樣，有市民蝸居板間屋，新移民語言南腔北調，窮人衣著襤褸。《大公報》認為，「中環價值」不僅象徵商界，也象徵中產階級，本港大部分稅收來自商界和中產階級。於是，否定「中環價值」，也就是否定商界和中產階級。不過，這種看法並非得到很多港人的認同，他們更認為它只是「港式金權政治」，就像你不能說華爾街價值代表美國價值一樣。
不同於「中環價值」，2004年6月7日，在香港出現非典、政治和經濟陷入低潮之後大約一年，近300位來自香港42個不同專業、學術界人士在報章聯署《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提出：「香港在過去發展過程中積累了一些成功的經驗，港人不懈的追求造就了有香港特色的地方文化，而支撐這些經驗和文化的，是港人引以自豪，也與全球現代化文明接軌的一些體現香港優勢的核心價值。它們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愈來愈多港人亦已認同，在追求生活質素提升的同時，也應本著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價值，強調公民參與，致力跨代社會公義，尋求人本的經濟發展，並重視環境保護及人與自然的和諧。」當時，幾乎所有本地報紙都以商業廣告形式整版刊出了該宣言，相當震撼，之後也有很多討論。時任特首董建華也公開表示，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皆致力維護融合了「務實精神和理想主義的核心價值：個人自由和人權；法治；平等機會；自由企業；市場競爭；個人創意；尊重私人財產；多元文化和社會；開放、小規模和廉潔的政府；社會和諧；孝道；家庭觀念等」。
再之後，現任特首梁振英在其2012年特首選舉的勝利宣言中說，「法治、人權、誠信、廉潔、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八個元素，構成香港的核心價值。2014年10月底，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發表了一份民調報告，電話採訪了804名成年市民，得出他們對以下11項不同核心價值的認同程度：
該問卷反映的情況是，法治和自由最重要，之後三位依次是公正廉潔、民主和社會穩定。其中沒有一項最重要核心價值的比例超過半數，也就是說，香港的核心價值其實多元多樣——這與香港融匯華洋中西、強調多元包容的歷史和文化十分一致。
至此，讀者已經發現，關於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應該長什麼樣，香港人的看法在什麼地方一致，什麼地方不同，以及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行使管理權的特首在這個核心價值的提法上，與所謂香港核心價值的差別。
民主與選舉：香港不能迴避的核心問題
常常聽到有人說，1997年回歸以前，英國人統治了那麼久，沒見到今天香港嚷著要民主的人，有過在民主方面的訴求。以我個人在香港二十幾年的觀察，第一，確實沒有幾個人，在上世紀80年代曾經爭取民主，特別是今天那幾位「泛民主派」首領。第二，前面那個民調報告，比較真實地反映了香港當下的民意：法治、公正廉潔、自由，這三個價值點最重要，但民主和社會穩定也非常重要。第三，我理解的民主，是政府做的事情代表了多數人的意願，而這種代表性需要受到大多數人的承認，即香港這20年來經常在傳媒中看到的一個詞 ——「認受性」。不過，也許這就是我這個政治外行的小小百姓對民主的理解或誤解。
本地很多「泛民主派」人士，說自己是把民主作為目的而不是手段。以他們的說法，當選者將來做的事情有沒有認受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這個過程有認受性，即所謂程序正義。
但是，這個過程究竟設置成什麼樣，並沒有統一的認識，否則也不會出現「泛民主派」這個詞——它的含義是，在反對目前這種選舉過程的各個黨派內部，還存在各種從相對不激進到比較極端的分別。其共識在於，要擴大與改變現有的候選人提名過程。而所謂「建制派」就是基本認同現有挑選候選人機制的黨派。顯然背後有種種政治利益。
當香港在漸進走向民主，但又一時達不到泛民派要求的時候，就有認同該派的法律系教授提出，通過「公民抗命」，例如佔領中環（「佔中」）這種做法，來「違法達義」。
2014年9月底到12月初，七十天的「佔中」，徹底撕裂了香港。政治爭拗走到一個不能妥協的地步，是最失敗的政治。無論泛民派還是建制派，事後都清楚，這是雙輸的局面。而今天， 一方面，泛民派議員們越來越常用「拉布」（即用上百個故意製造的小提案，消耗掉會議時間，讓需要通過的重要議題無法按時表決），降低政府施政的效率，並提出撤換現任特首作為與政府談判的條件；另一方面，從泛民的內部分離出一小批人，打起「本土」和「內部自治」招牌，形成港獨勢力。
作為一個小小百姓的我，對用「佔中」這種「違法達義」的手段非常反感，因為它直接違背了香港核心價值中地位最高的法治精神。但同時我不能理解，候選人的挑選過程，為何不能以香港各派別和中央都可以認可的方式，改進到一個最大公約點，達至2017年實現普選這樣一個很多港人期盼的未來？在我個人看，這可以早些結束香港特首的認受性問題，而且適當的候選人篩選過程的改變，並不會導致一個中央政府信不過的人上臺。因為香港選民不傻，他們是不會讓破壞自己基本利益的人上臺的。
本文一再提到「認受性」這個內地讀者非常不熟悉的詞，是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國兩制」這個特定政治體制下，香港政府可以順利施政的基礎。一個候選人最後成為特首，得到中央政府的任命和背書，是一種從上而下的「確認」，特首要對中央政府負責，因此這個確認是必須的。在香港社會，一個領導人需要得到多數人的認同與接受，這就是認受性。而在出現了大量黨派、主要傳媒又都有黨派立場的情況下，必須要解決這個由下而上認受性的問題。
有人也許要問，為什麼英國港督管理的時期，沒有認受性的問題？我想，大概是三個原因。第一，那個年代，「發展是硬道理」的港人對政治沒多少興趣，也沒有太多人有民主意識；第二，當時的英國政府，對香港採用一种放任的管理，比如經濟上的積極不幹預，放手讓香港自己去，結果港人自己倒是把經濟搞得風生水起；第三，從經濟上，香港雖對英國有很多利益，但政治上，香港與英國本土政治沒多少瓜葛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這三個原因，讓港督在很多事上扮演個好人就行，自然不存在太多認受性的要求。
特首的情況不同。香港回歸以來，我看到了兩個關鍵點。第一，任何一屆特首，其施政中成功的地方，都是得到了來自上下兩方面的支持，否則往往失敗。第二，反對派清楚知道，在未來多少年內都不可能執政，因此，他們現在做的一切，不論支持某些有利民生的提案，還是阻撓一些其他通常涉及長遠投資的提案，都是為了爭取民心；而認真研究香港長遠發展的具體方案，除了2007年參加競選感覺有機會的一次，在梁家傑先生的大綱中出現過，之後再也沒有進入過他們自己的議事日程——因為在這方面花精力沒有意義，而批評政府，甚至證明政府做錯了，對他們最有利。於是，不論特首本人是什麼樣的能人，政府都變得小心翼翼，雖然不至於不作為，但很難「適度有為」！為香港的長遠未來考慮更不可能是主流。我很心疼看到這樣一個死結！而它已經折磨了香港好多年！
香港人有中國心嗎？
1984年春晚，張明敏唱出由黃霑——這個非常香港的香港人作詞的《我的中國心》，讓當時全國都深感港人的中國心。曾幾何時，愛國是一些香港大學的學生會青年領袖努力表現自己的方式。而三十多年後，同樣是港大學生會，有人在熱衷港獨。這大概出乎鄧小平先生的預料。
到底這三十年發生了什麼，讓某些年輕人走上了另一個極端？為了找答案，我查閱了唯一一個1997年以來每年都做的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電話問卷的統計資料。該統計機構本身有爭議。我採用它的數據，主要的考慮在於，它是在這方面唯一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統計調查。
不過，我特別提醒大家注意，該統計數據的幾個重要特點：1) 採訪僅用粵語進行，也就是說，如果不願或不懂用粵語交流的住戶都被剔除；2）電話僅限於某些電話公司的住宅電話，也就是說，沒有住宅電話的居民不會被問到；3）採訪對象是18歲以上的成年人，那麼，這近二十年下來的數據，有可能反映不同群體的看法，比如現在一些被訪者當年還不夠年齡。
問卷的核心問題是：「你會稱自己是：a)香港人，b) 中國人，c) 香港的中國人, d) 中國人的香港人，e)其他，f)不知/難講，g)拒絕回答。」其中，前四種身份被認為是判斷香港人對「中國」概念認同的關鍵。
香港某些報刊在刊登該機構對這個分析結果的解釋時，把「香港人」和「中國的香港人」放在一起，稱為「廣義香港人」（下圖中的棕色線），把「中國人」和「香港的中國人」放在一起，稱為「廣義的中國人」（見下圖中的暗綠色線）。不過，以我對這個問題的中文表述的理解，即使是稱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也意味著他或她清楚知道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像一個上海人可能會說「我是中國的上海人」一樣。
因此，我用同樣的數據重新分類，把「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和「中國的香港人」放在一起，將其視作在不同程度上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一個群體；另外，把會稱自己是香港人的，當作另一個群體（見下圖）。
如圖中所見，從1999年到2008年，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香港中國人或中國香港人的比例一直在上升，最高達到81%；但從2008年開始，情況出現逆轉，到2015年跌到59%。這不是統計誤差或前面提到的一些調查方法的局限性可以完全解釋的。希望相關專家學者和政府人員，對問題的原因做深刻的分析。
有人認為，2004年到2008年，發生了很多讓港人感到了自己身體裡是流著中國血的事件，是港人最認同「中國」的一段時間。其中包括釣魚島事件（我認識的一位香港的中學退休老師親自上了船，去那裡宣示中國主權）、四川地震（血濃於水的港人捐了很多錢）和北京奧運會。並認為那時有一個屬於比較純行政官僚的特首。但這些或許不能解釋後來的變化。是自由行的負效應？還是對內地的憂慮？我不懂政治，也不懂社會學，不會解釋。放在這裡供大家思考和討論。
不過，2007年到2012年期間，香港發生的一件事，與港人對國家歸屬感的降低應該有關，就是所謂「國民教育教科書」事件。香港回歸後，推行國民教育，以達到去殖民化的目的，是理所當然。政府定下目標，希望通過國民教育，讓中學生對國家高速發展的經濟成功產生自豪感。這本身不應該是什麼難事。但是，政府沒能把握，如何在信息完全開放的社會，講述中國的近現代史。
在香港，不可能按照某一套給定的歷史為藍本，來進行課堂教學或國民教育。這裡有兩個原因。
第一，這裡的很多學校，一個國家或世界的歷史，不是按照一本教科書來教的。我兒子告訴我，在實行「IB」系統教學的中學裡，歷史課大綱的要求，有百分之二十幾的分數，是放在能否正確查找和判斷歷史資料，來尋求歷史的真實性上的。他們做作業，就是要努力尋求各種角度和不同立場的當事人所留下的歷史記錄，然後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解讀。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任何一本歷史教材，都不可能成為唯一的「標準教材」。其實，讓香港青少年一代，從不同角度去了解中國過去一百年如何折騰，他們才會明白，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真正有了長足進步，也會更明白中國進一步改革的艱辛，從而理解當前中國面臨的各種挑戰。
第二個原因，或者說問題，還是出在港人的中國身份認同上。今天中小學校老師的父母或祖父母一輩，有很多是1949年前夕和1966年文革期間來到香港的。這些人毫無疑問地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種認同，就像我們說香港「回歸」中國，南海諸島、釣魚島和臺灣「歷來是」中國的領土一樣，指的是這個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中華」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港人本屬的民族與文化。這一點，不論1997年還是現在，都一樣。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我想，鄧小平先生當年英明地提出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其初心就建立在這種理解上：希望見到香港與內地制度上的主要差異在半個世紀磨合中逐步消失。現在，時間過了三分之一。我們見到了：（1）有兩地越來越接近的方面，比如經濟制度，內地正式提出了以市場為本的經濟，而香港不少人也從金融海嘯的浪潮中意識到撒手不管式的自由市場並非最好；（2）也開始有一些接近的跡象，比如法律制度——習近平主席最近一直強調法治社會的重要；（3）但還有一成不變甚至分歧變大、離初心越來越遠的情況，比如港人的中國身份認同。因此，我覺得，這方面首要的是，回到建立對中國國家、對中華的認同的工作上。這才是初心。
在更多場合讓港人了解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解開目前國民教育不力的一把鑰匙。比如，「溫良恭儉讓」這些在臺灣和內地都認同的價值觀，也被很多港人認同，這恰恰體現了他們的中國心。在我看來，中國傳統價值觀中的精華與港人那一套基於現代西方文明建立起來的核心價值體系不僅不矛盾，更可以融為一體。
這一篇就到此，一個不懂政治的人鬥膽侃這麼多已經是罪過了。下一篇漫談一下我對未來香港的展望和想法。
追溯前文：
香港經濟怎麼了：一個久居香港的北京人的看法
香港社會怎麼了： 一個久居香港的北京人的看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