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想了解今天的歐洲，絕對繞不過德國。想了解德國，絕對繞不過柏林，想了解柏林，絕對繞不過柏林圍牆這段歷史。然而，這篇具有溫度的文章會讓你對這段歷史有更深刻的認識。
這是我迄今為止讀過關於柏林圍牆最好的文章之一。所以我在第一時間聯繫到孫小平博士，希望可以在我的公號上轉發，讓我的讀者也能讀到這麼優秀的文字。感謝孫博士授權。
對德國歷史和深度文章感興趣的朋友可以關注孫博士的公號: 德國的故事。
遊歷德國，必去柏林，人到柏林，柏林圍牆是繞不過去的經典關注。柏林圍牆建於1961年8月13日凌晨，1989年11月9日夜被東德民眾穿越，最終崩塌被廢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近半個世紀中，柏林乃至柏林圍牆曾經是東西兩大陣營對峙的最前沿，雙方明裡針鋒相對，劍拔弩張，暗中互相挖坑設套，柏林圍牆既是冷戰的「熱點」，也是國際政治大格局的「零點」。
1961年後在布蘭登堡門被柏林圍牆阻斷的柏林東西中軸大道，布蘭登堡門屬東柏林，門內為巴黎廣場，為軍事禁區。門外為數米厚的柏林圍牆牆體，牆體外為西柏林的6月17日大街，街名源自於1953年6月17日被蘇軍坦克鎮壓的東德民眾的抗議行動，6月17日大街兩側為動物花園。圖右側為位處西柏林的帝國議會大廈，圖左上方可見為紀念1870年普法戰爭戰勝法國的勝利女神柱
兩德統一後，布蘭登堡門重新開放，巴黎廣場成為柏林遊覽最熱打卡地，圖為2020年第40屆柏林半馬盛況
近年來，國內媒體或民間流傳著不少離奇的「媚德」雞湯段子，有謁曰：「青島下水道，蘭州鐵路橋，德皇拆磨坊，槍口要抬高」，彰顯德國殖民者在中國的敬業和工匠精神，頌揚德國皇帝的親民和平等意識，謳歌正義轉型下的德國的健全法制完善民主，這些段子來路不明真假難辨但政治正確，聞者無不誅心洗腦，其中槍口抬高的典故即出自柏林圍牆。
1990年10月兩德統一之後，柏林圍牆大部被拆除，留下不多的幾段作為紀念場所，供人遊覽。「東面畫廊」（East Side Gallery）是其中比較著名的，已經成為柏林旅遊的打卡點。1990年初，柏林圍牆倒塌伊始，東西德尚未合併，兩國的藝術家協會達成共識，將柏林火車東站對面1316米長的面向東柏林的牆體，即所謂的後方牆，供藝術家們作畫，共有來自21個國家118位藝術家參與此項目，形成具有獨特藝術風格的大規模露天畫廊。項目的初衷是將作品連同牆體進行巡展後拍賣，之後計劃被擱置，畫廊面東，遂以「東面」冠名。東面畫廊的畫作連同遊人的塗鴉逐漸成為柏林的一道藝術景觀，後被柏林市政府列為紀念文物保護單位（Denkmalschutz）。
東面畫廊作品，車牌為「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被穿越的命運之日。車型為東德生產的「特拉比」（Trabi）家用轎車，社會主義陣營富足的生活水準的象徵，兩德統一後因為技術落後，汙染嚴重而停產
因為自然損毀和東德建造的柏林圍牆質量欠佳，柏林市政府2008年曾出資200多萬歐元進行牆體修整並邀請藝術家們進行再創作。每位藝術家因此得到3000歐元補償費並報銷差旅開支。2009年畫廊重新開放，之後由於房地產開發的需要，部分牆體被搬遷重置，引起民間強烈反彈，導致抗議者與警方的對峙和衝突。
柏林市規劃在東面畫廊牆後臨河地段開發房地產，需要搬動部分畫廊牆體，引起警民對抗
在東面畫廊眾多作品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俄羅斯畫家魯貝爾（Dmitri Wrubel 1960 - ）的照相現實主義作品「兄弟之吻」，系根據蘇聯一把手書記勃列日涅夫與東德一把手書記昂納克（Erich Honecker 1912 - 1994）在1979年慶祝東德建國30周年慶典活動中熱烈接吻的新聞照片繪製。當年以蘇聯為首的蘇東陣營（被我們斥之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陣營，入夥的都互稱同志兄弟，蘇聯則被尊為老大哥）的黨國領袖或元首們有一個古怪的禮節，男性之間通常用熱吻表示同志加兄弟的情義，據說是從俄國沙皇傳承下來的，也有可能是模仿某個斯拉夫黑幫或是兄弟會共濟會之類的肢體問候，據說接吻時不僅是嘴唇接觸，還有用法式舌吻，就是用舌頭在兄弟的嘴裡抽插搗騰，世稱兄弟之吻。
魯貝爾在創作「兄弟之吻」
「兄弟之吻」下方的文字為：我的主啊，幫助我熬過這死亡之愛！
這種同志間的禮儀儘管熱辣，但並不意味著每位兄弟同志都好這一口。南斯拉夫的一把手書記狄托同志曾經被勃列日涅夫同志咬破了嘴唇，可能是因為咬緊嘴巴不讓勃列日涅夫舌頭插入的緣故。勃列日涅夫是有名的「連結菸鬼」（Kettenraucher），據說早晨起床後只需一根火柴點著煙，就能抽一整天，與這種菸鬼接吻想必不會是享受。繼勃列日涅夫任蘇聯一把手書記的契爾年科在位僅一年就病故，就是因為訪問蒙古時和蒙共一把手書記接吻染上了令人談虎色變的蒙古感冒。
東德昂納克一把手書記與蘇聯一把手書記勃列日涅夫熱吻
蘇聯一把手書記戈巴契夫與東德一把手書記昂納克熱吻
社會主義陣營中也有對兄弟之吻感到不適而用各種招數躲避的，發動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黨一把手書記杜布切克曾經被反對改革的勃列日涅夫同志強行溼吻，猝不及防，感覺相當糟糕。1968年8月，蘇修開始收拾捷克改革派同志，杜布切克在機場迎接前來對他進行整肅的勃列日涅夫時，特意持一大花束，在見面的第一時間塞到勃氏胸前，避免了不懷好意的勃列日涅夫再次熊抱舌吻。古巴的一把手書記卡斯楚則在與蘇東領導人共處的任何場合，防患於青萍之末，滾燙的雪茄分分鐘不離口，成功杜絕被兄弟同志們熱吻的一切可能。
1968年8月，「布拉格之春」改革面臨夭折，捷共一把手書記杜布切克（左）一改由群眾獻花的舊習，親自向不懷好意的勃列日涅夫獻花，成功避免了被其舌吻
蘇聯同志赫魯雪夫（左）與雪茄不離口的古巴同志卡斯楚（右）
除了東面畫廊，柏林圍牆當年的美蘇佔區之間的關卡查理檢查站（Checkpoint Charlie）現在也成了旅遊熱點。白衣蒼狗，昔日美蘇坦克在此對峙，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局面已不復存在，遊人們爭相在假哨所前和假美國兵付費合影，拍一次照付3歐元。在類似迪士尼樂園的喜慶氣氛中，照片上的兩名假美國兵的長相引起了我的好奇，打聽下來，他們分別來自阿富汗和伊拉克，是被真美國兵打了跑反到德國來的穆斯林。
1961年美蘇坦克在查理檢查站對峙
2017年的查理檢查站，扮演收費美國兵的是兩位穆斯林
今日的柏林圍牆前充滿著歡聲笑語，但是歡樂之下卻不無卡夫卡式的弔詭和惶惑，因為柏林圍牆曾經的出現和存在對德意志民族和對德國人來講無疑是一段刻骨銘心的苦難歷史。1945年，肆虐六年的歐洲戰事以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終告結束。為了懲戒這個邪惡的民族，杜絕歐洲重陷戰亂，德國被美蘇英法四大戰勝國分區佔領，此乃之後東西德分裂之濫觴。1949年，蘇佔區成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ie DDR，俗稱東德），美英法三國佔領區則合併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Die BRD，俗稱西德）。
德國戰後被英美法蘇四國分區佔領，柏林地處蘇佔區腹地，亦為四國分別佔領
1949年東西德分別立國，西德（藍色，原美英法三國佔領區）以波恩為首都，東德（紅色，原蘇聯佔領區）以東柏林為首都，東西德國界線（粗藍線）也是冷戰時期鐵幕走向的最重要部分
戰後，帝國首都柏林亦被四戰勝國分區佔領，後美英法三國佔領區合併為西柏林，蘇佔區為東柏林
因為國土被一分為四，地處蘇佔區的德國首都大柏林地區也順理成章，被四國佔領，分而治之，之後形成蘇聯佔領的東柏林和美英法佔領區合併而成的西柏林。由於柏林位於蘇佔區，也就是其後的東德腹地，西柏林事實上成了西方在東德領土上的一塊飛地，以致二戰後西柏林的法律地位直到兩德統一一直是美英法佔領區，法律層面上並不屬於主權國家西德。西柏林與西德以及西方唯有通過數條公路鐵路以及空中通道相聯。戰後特別是東西方冷戰開始以後，大量東德居民逃亡西德，從1945 - 1961年總數達到三百多萬人，而東德在此期間全國總人口僅約一千七百萬，為此，東西德之間的邊境線被東德和蘇聯封閉。
東西方兩大陣營在東西德國界線上楚河漢界，劍拔弩張，但是根據雅爾達會議關於柏林開放地位的協議，東西柏林之間卻是大道通衢，互通往來幾乎沒有障礙。成千上萬柏林人在東部居住，在西部工作，反之亦然。東西柏林的分界線犬牙交錯，通常是以街道劃分，某些區段甚至貫穿於房屋建築之中，事實上也很難封鎖，這就使柏林成了東德以及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民眾逃亡西方的最主要通道。逃亡者進入西柏林後，如欲繼續去往西德或西方其他國家，唯有航空一途，公路或鐵路因為必須通過東德領土，接受東德邊境檢查，不啻自投羅網。
位於東西柏林邊界的一棟居民樓，有一面牆屬西柏林，樓房主體位於東柏林，1961年柏林圍牆建起之後，屬西柏林的牆面的窗戶先被堵死，後窗戶完全消失
記得幼時曾經有過一本連環畫，說的是西柏林的一小小少年，孤苦伶仃，悽惶困頓，流落街頭，飽受西方資本主義的壓榨欺凌之苦，被脅迫加入了西柏林的黑社會，後來因為天良未泯被黑社會追殺，因而立志要逃離罪惡黑暗的西柏林，投奔光明的社會主義東柏林。連環畫結尾處，黑夜之中，少年終於擺脫了黑幫的追擊，越過東西柏林分界線，投入了一位東德人民警察叔叔的懷抱。記得當時是十分為這個少年的命運感奮的，在慶幸他終於被解救，能夠在社會主義的東德幸福生活的同時，也十分為還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苦海中掙扎的西德人民感到捉急。十年摸索的艱難歲月使人稍諳世事，通過偷讀一些當時所謂的「灰皮書」，曉得了這個少年的故事且不論真假，至少有掛一漏萬之嫌，因為事實上是從東柏林往西柏林跑的成千上萬，而像這個少年從西柏林往東柏林跑的實屬鳳毛麟角，即使有，大概也都是在西柏林或者西德犯了事的主兒，比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活躍在西方國家的暴恐組織紅色旅（RAF）成員，在西方被通緝追捕，確實有往東德跑，並受到東德當局暗中庇護的。
一牆之隔，牆內為東柏林，牆外是西柏林，一天後，樓房的所有窗戶被砌堵死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沒有關閉的東西柏林邊界使得大量東德居民成功逃亡西方，最嚴重時達到每天數千人。1961年7月的一個月內有30444人逃亡，創1953年6月17日東德民眾抗議被鎮壓以來逃亡人數的新高。1961年8月12日，即柏林圍牆建造的前一天，單日逃亡人數達到3190人。約50%的出逃者年齡低於25歲，大多受過正規教育。除了人員流失，開放的柏林也使東西德各自發行的貨幣得以通過各種非官方渠道兌換，形成東德馬克和西德馬克幣值的巨大落差，對東德經濟造成重壓。當時西德馬克和東德馬克官方匯率為一比一，黑市則能夠達到一比十幾。柏林已經成了東德國家機制的潰瘍出血點，如不止血，國家不久將失血而亡。
柏林圍牆建造前的西柏林難民接待站
1961年8月12日到13日的夜間，在蘇聯的支持下，東德政府突然出動軍隊，用架設鐵絲網，置放障礙物，砌牆堵塞街道等方式斷絕了東西柏林之間的交通，徹底封閉了東西柏林邊界。從此東德民眾自由離開東德的權利被剝奪，鋌而走險者則面臨著被擊斃被囚禁的結果。
1961年8月13日清晨，早起的柏林市民在布蘭登堡門前面對被掘開的道路，尚是一頭霧水
布蘭登堡門路障前的西方佔領軍的警示牌：「注意！你正在離開西柏林！」
東西柏林封閉之後東德當局更是投入約4億馬克巨資，用鋼筋混凝土牆體在柏林城區建成隔離帶。結構一般為前後兩堵高達3.6米以上的牆體，靠東柏林一側的為「後方牆」（Hinterlandmauer），面西柏林一側的是「前方牆」（Vordemauer），如遇河流等天然分界地帶則設置高密度鐵絲網等障礙物。兩堵牆中間為崗樓和碉堡監視下的「死亡地帶」（Todesstreifen），死亡地帶埋有地雷以及自動報警和自動射擊裝置（七十年代東西方關係緩和時雷區和自動射擊裝置曾有清理拆除）。環繞西柏林的隔離帶總長155公裡，其中分隔東西柏林城區的柏林圍牆長度為43公裡餘，以45000塊3.60米高1.20米寬2.75噸重的鋼筋混凝土牆體和450000平方米的死亡地帶構成。
對這一體量巨大，具有超級想像力的建築奇觀各方叫法迥異，通過稱呼可立見意識形態立場的分歧。東德官方稱之為「反法西斯防護壁壘」（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在西方則通行用「牆」（Mauer）來稱呼。時任西柏林市長的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 1913 - 1992）斥之為「恥辱之牆」（Schandmauer），一度為西柏林市政府對柏林圍牆的官方稱呼，因為其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七十年代東西方關係緩和後鮮見使用。西柏林民眾則因為喜用簡潔短語的傳統，以「牆」（Mauer）呼之，如同柏林最熱鬧的「選帝侯壩街」（Kurfürstendamm）被簡化為「褲襠」（Kurdamm）一樣，「牆」的潛臺詞更加豐富，更加卡夫卡：一堵冷酷莫名的牆在一夜間兀然聳起，從此城市被隔絕，親情被撕裂，留下的是無奈的憤怒和些許苦痛的譏笑。
1963年6月26日，西柏林市長威利·勃蘭特（前中）與美國總統甘迺迪（前左），德國總理阿登納（前右）在西柏林
儘管「柏林圍牆」（Berliner Mauer）是西方通行的稱呼，但是用「牆」這個字眼來形容東西柏林被隔絕的始作俑者並不在西方，而是東德黨和國家的一把手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her Ulbricht 1893 - 1973）。1961年6月15日，距東德建造柏林圍牆不足兩月，烏布利希在回答西德記者關於東德政府是否打算由布蘭登堡門起分隔柏林的提問時反譏說：「西方總有人希望我們不去搞建設，而去造牆。據我所知，我們民主德國首都的建築工人都在全力以赴建造住宅，根本沒有造牆的打算」。儘管矢口否認，終究一語成讖，8月13日，正是在烏布利希的直接領導下，柏林圍牆憑地而起，舉世震驚。從此家國撕裂，千萬個家庭天人永隔，終日望牆以淚洗面。
東德一把手書記烏布利希與蘇聯一把手書記勃列日涅夫熱吻
1961年6月15日烏布利希矢口否認有封閉東西柏林的計劃並首次使用「牆」的表述
柏林圍牆無疑是戰後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峙過程中意識形態互懟互撕的不二節點，世人壘牆，目的皆為防止牆外人往牆裡跑，反之，為了不讓牆裡人往牆外跑而築牆，除了監獄，世上大概唯有柏林圍牆了。一旦雙方開罵，柏林圍牆總是蘇東集團的軟肋。柏林圍牆使得東西方陣營之間出現了本質上的巨大道義落差，西方從此佔據道德高地，長袖善舞，遊刃有餘，蘇東集團反之底氣盡失，方寸皆亂，全無話語權。不過和歷史上所有大事件一樣，人們只見城牆上變幻飄搖的大王旗，至於何人何故在牆後搖旗則往往看不真切，柏林圍牆的起源和建造也是如此。根據越來越多被發掘曝光的歷史資料，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在修建柏林圍牆問題上曾經扮演的角色並不是牆下民眾所能看見的那么正能量，那麼道義凜然，反之可以說，封閉東西柏林，罔顧人道建造柏林圍牆，正是西方樂見其成的結果。西方在這一事件中，即使不說是幫兇教唆，至少有推波助瀾之嫌。
由於柏林古怪的地理位置，勢不兩立的對立雙方長期同城共處，導致戰後危機屢現，險象環生，擦槍走火的失控局面會隨時發生。戰後天下大勢，可謂歐洲有事，則柏林必先受兵，而一旦在柏林發生衝突，西方盟國在西柏林那點象徵性的駐軍不僅對四面伏踞虎視眈眈的百萬蘇軍毫無招架之力，更會引發世界大戰，因此如何把柏林的局勢納入可控狀態，長期以來一直是西方政治家們的心結。
在東西柏林分界處，一蘇軍軍官與美軍憲警車隊對峙
1961年6月初，被同年4月中旬因為入侵古巴的豬灣事件慘敗弄得灰頭土臉的美國總統甘迺迪與蘇聯一把手書記赫魯雪夫在維也納會晤，私下同意東德方面採取措施遏制東德居民向西柏林逃亡。面對赫魯雪夫咄咄逼人要求西柏林非軍事化，西方三國從西柏林撤軍的要求，甘迺迪於7月25日發表演講，公布所謂「柏林問題三原則」，即西方盟國有權在西柏林駐軍，西方盟國自由進入西柏林和對西柏林居民安全和權利的保證，同時宣布將向西柏林增兵。儘管聽上去針尖麥芒回應強硬，但是細心人仔細琢磨不難發現，甘迺迪不再提及整個柏林，也不再提及保證東西柏林之間的自由通行。
冷戰時期，每年6月17日美英法三國佔領軍都會在「6月17日大街」閱兵
五天後，7月30日，甘迺迪的心腹，總統外交事務顧問，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J. William Fulbright 1905 - 1995）在一次電視訪談中說，我一直弄不明白，東德人早就可以關閉（柏林）邊境了，他們是有權利這麼幹的。富布賴特這番話無疑是在向蘇聯傳遞甘迺迪政府將會接受對方單方面關閉東西柏林邊境的信息，是在為蘇東方面可能的行動背書。
富布賴特影響了甘迺迪及其後數十年的美國外交政策
在富布賴特如是說的兩星期之後，柏林圍牆應聲而起，柏林邊境被關閉，西方對此的公開反應是佔據道義高地的填膺義憤，一方面調兵遣將，從西德向西柏林增兵，另一方面譴責抗議，且調門日益提高，最為著名的就是甘迺迪本人兩年後在柏林的煽情到完美極致的「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演講：「自由多桀，民主亦需完善，但是我們從未建造一堵牆用來囚禁我們的人民，不準他們離開我們。柏林圍牆不僅是對歷史也是對人性的冒犯，它拆散家庭，造成妻離子散骨肉分離，把一個希冀統一的民族分成兩半」。然而甘迺迪在私下裡的第一反應則是「一堵牆總比他媽的一場戰爭好！」。時任英國首相麥克米蘭（Maurice Harold Macmillan 1894 - 1986）則公開表示：「東德人為制止難民潮，藏身於更加沉重的鐵幕之後，從法律角度看無可指摘」。根據史料記載，柏林圍牆建起兩個月之後，1961年10月，西方盟國外長因柏林圍牆問題舉行會晤，儘管會議的目的是危機應對，會議的氣氛卻是如釋重負，參會者之間彈冠相慶。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 Rusk 1909 - 1994）稱，既然蘇聯用壘牆的方式來固定邊界，說明蘇聯已經不再打算西進，不會再打西柏林的主意，西柏林以及兩德邊界終於安全了。
1963年6月26日美國總統甘迺迪在柏林發表「我是柏林人」演講，宣示美國絕不會放棄柏林，華麗而煽情，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演講：「兩千年前最使人驕傲的句子是 civis Romanus sum（我是羅馬公民）。今天，在自由世界，最使人驕傲的句子是 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所有自由人，無論生活在哪裡，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身為自由人，我以 Ich bin ein Berliner 感到自豪！」
西柏林市民向美國總統甘迺迪致謝
對政治家們來講，柏林圍牆事件充其量大概只是一場非零和博弈，一次共贏遊戲，或者是一個政治秀場，對歷史學家們來講，柏林圍牆更多的是一個可以用來說事的對象，然而對東西柏林乃至德國民眾來講，則是身心浸潤其中的苦難和痛楚。從1961年柏林圍牆建起到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共有約140人因柏林圍牆「非正常」死亡。其中100餘人是被東德邊防軍射殺的東德逃亡者，其餘約40人中大部分是西柏林平民，其中不乏被東德邊防軍誤殺者。死難者中還有8名東德邊防軍人，是被東德的逃亡軍人，組織逃亡的武裝人員或是掩護東德逃亡者的西柏林警察殺死的，除此之外，還有一名蘇聯士兵被殺。因為大部分逃亡都發生在夜間，月黑風高，眾多過程和細節都已經模糊不清，加上不少材料已經被故意銷毀，目前甚至連死亡人數都已經無法精準確認。
西柏林警方對東柏林玩命跑的逃亡者提供救援
1961年8月29日，一泅水逃亡者被東德邊防軍射殺，圖中士兵疑為槍手，西柏林警方懸賞10000西德馬克緝拿槍手
柏林圍牆遇難者的紀念碑龕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根據德國現代史研究所（ZZF）的統計，另有251人竟然因自身健康原因突然發病死於東西柏林的邊境檢查前後，其中230人死於柏林的腓特烈大街口岸通道（Grenzübergang Friedrichstra e）。腓特烈大街通道是東西柏林之間平民步行通關的主要邊境閘口，與前述查理檢查站相鄰，這些死者儘管持有正常的過境許可，但是邊境檢查站肅殺的氣氛，備受煎熬的等待，東德邊防軍警的刁難，過境後的興奮，樂極生悲引起猝死，無疑也是柏林圍牆的孽債的一部分。
通往西柏林的腓特烈大街口岸通道
通過最後一位在柏林圍牆被射殺的逃亡者克裡斯·居弗洛依（Chris Gueffroy 1968 - 1989）的命運以及之後因居弗洛依之死而轟動一時的柏林圍牆殺害訴訟案，人們也許能夠更加近距離，更直觀地感同身受柏林圍牆給德國民眾帶來的苦痛和困惑。成長於單親家庭的居弗洛依幼年隨母親卡琳遷居東柏林，居弗洛依從小愛好體育，極具體操方面的運動天賦，憧憬有朝一日成為世界冠軍。中學畢業後，居弗洛依在東柏林國際機場酒店接受伺應生職業培訓，耳濡目染東德上層官僚的特權和腐敗現象，加上親友中不少人都去了西德，他本人又收到了服兵役通知，遂生逃離東德之心，準備與發小高迪安（Christian Gaudian）一起翻越柏林圍牆逃亡西柏林。居弗洛依從他在邊防軍服役的朋友處聽說，東德當局已經取消了在柏林圍牆對越境逃亡者開槍的命令，目前只會對東德軍隊的逃兵或武裝攻擊東德邊境設施的行為動用武器。1989年2月初，時任瑞典首相卡爾松到訪東柏林，因為上得了臺面的西方政治家來訪在東德比較稀罕，瑞典又有維護人權的傳統，自以為懂政治的居弗洛依分析認為，在卡爾松於柏林逗留期間東德邊防部隊應該更不可能在柏林圍牆對逃亡者開火，否則會使主客難堪。居弗洛依預估即使翻牆失敗，最壞的結果也就是被驅逐到西柏林，遂決定於2月5日夜越境。居弗洛依有所不知的是，在柏林圍牆對逃亡者動用武器的命令並沒有取消，卡爾松則已經在2月4日離開了東柏林，而事實上即使卡爾松沒有離開柏林也並不可能對東西邊界的狀態發生多少影響。
1989年柏林圍牆的最後一位蒙難者克裡斯·居弗洛依
2月5日晚9時許兩位年輕人開始行動，之前他們告知家人是去布拉格旅遊。約22:30他們攜帶自製的登攀拋錨和所謂「強盜梯」（R uberleiter）到達緊挨柏林圍牆的一個名叫「和諧」（Harmonie）的周末度假屋小區，潛伏在一間工具棚裡窺察邊境動靜，等待越境的最佳時機。約23:30他們利用工具順利翻越了「後方牆」，但是在「死亡地帶」觸發了自動報警裝置，被聞警出動的兩組東德邊防軍人喝止警告後開槍圍堵。慌亂之下，兩位年輕人試圖強行翻越界河前的高密度鐵絲網，居弗洛依幫助高迪安用「強盜梯」登高，但是雙雙被子彈擊中腳部。在高迪安倒地的同時，驚慌失措的居弗洛依沒有顯示出自己已經中彈的跡象。在邊防軍哨長施密特（Mike Schmidt）兩次發出「射擊！」的命令後，士兵英格·海因裡希（Ingo Heinrich）在約40米的距離外採用跪姿射擊。最終居弗洛依的心臟被擊中，當場死亡，年僅二十。
受傷倒地的高迪安在被捕之前，機智地將自己的身份證扔過鐵絲網，落在西柏林一側，期望得到西柏林方面的救助。高迪安被捕後經醫院治療，三個月後因為「非法越境未遂」被東德法院判處三年徒刑。數月後，可能通過拋落在西柏林境內的身份證，西德政府得到了高迪安個人信息，繼而通過「購買囚犯自由」項目（H ftlingsfreikauf）向東德當局「買」下了高迪安。「購買囚犯自由」項目是柏林圍牆建起之後西德政府解救東德政治犯的一種方式，用東德亟需的西德馬克等硬通貨或實物作為交換，贖買被東德當局關押的政治犯。1964 - 1989年間西德政府共向東德支付了34億馬克，購買了33755名政治犯。平均每位政治犯價值10萬馬克左右。1989年10月17日，高迪安終於到達西柏林，此時距柏林圍牆倒塌只有三星期。
西柏林與東德的界橋格裡尼克橋，俗稱「間諜橋」，冷戰時期東西方曾在橋上交換各自捕獲的間諜，西德向東德購買的政治犯也通常在橋上「交貨」
事後，參與射殺行動的哨長施密特，士兵海因裡希，施邁特（Peter Schmett），昆帕斯特（Andreas Kühnpast）四人受到嘉獎並每人獲得150東德馬克獎金（根據當時的黑市兌換率約為15西德馬克，大致相當於40-50元人民幣）。
在2月5日到6日之間的那個寒夜，近「和諧」度假屋小區的柏林圍牆東西兩側不少居民包括克裡斯的母親卡琳·居弗洛依聽到了連續的槍聲。根據東德方面的案情報告，實際共射擊22發槍彈以及施放了一顆照明彈。居弗洛依在東柏林的居家公寓距度假屋小區其實不足兩公裡。但是卡琳怎麼都沒有想到，槍聲驟響的此刻，他的兒子正在冰冷的大牆之下流血死去。2月7日，卡琳首先從熟人處獲悉，她的兒子克裡斯可能與柏林圍牆的深夜槍聲有關。當晚，卡琳被「斯塔西」（Stasi，東德國家安全部簡稱）傳喚，被告知她的兒子因為襲擊國家的「軍事安全設施」而受重傷，儘管及時搶救，終傷重不治身亡。
居弗洛依家東柏林居所今貌
卡琳·居弗洛依
對柏林圍牆下發生的射殺逃亡者事件，東德當局的通常做法是封鎖信息，家屬也被禁止對公眾特別是對西方媒體透露實情。然而由於是夜的槍聲在柏林圍牆兩側均清晰可聞，西柏林媒體當天就有報導，引起了人們的關注。2月21日，居弗洛依家人在東柏林的「柏林報」上發布訃告，用「悲慘的不幸事件」一詞向公眾暗示居弗洛依的死因。兩天後，不顧「斯塔西」的監視和刁難，逾百人包括西方媒體記者參加了居弗洛依的葬禮。儘管當局禁止在葬禮上提及居弗洛依的死因，但是西方媒體很容易便將居弗洛依之死與是夜的槍聲聯繫起來，加之卡琳在葬禮上向在場的西方媒體成功傳遞信息，居弗洛依的真實死因立刻見諸於西柏林報刊。事發於1989年年初，東德當局已經無法有效封鎖資訊，對自己手無寸鐵的同胞如同像對牲口一般射殺的野蠻行徑，不僅有悖於基本的人道倫理底線，也與蘇聯戈巴契夫倡興的改革之風格格不入。
卡琳偕家庭成員和眾多有勇氣的朋友2月21日在東柏林報紙上發布的訃告
事件曝光之後，在柏林圍牆兩側反響強烈。居弗洛依葬禮的當天，已有人在他遇難處的西柏林一側立起寫有他名字的十字架（上圖），以志記念。在東德開始活躍起來的反體制團體和人權組織為居弗洛依之死發布全民公開信，一時抗議紛起，鬧得滿城風雨，西德科爾政府和巴伐利亞施特勞斯政府從政治層面亦有介入。2月24日，「斯塔西」首腦米爾克（Erich Mielke 1907 - 2000）因為居弗洛依事件引起的風波專門向東德一把手書記昂納克遞交報告。在此情況下，已經陷入重重危機的東德當局不得不有所收斂。4月3日，昂納克指示，柏林圍牆的射擊命令將被取消，直至當年11月9日柏林圍牆被推倒，柏林圍牆再沒有發生開槍傷亡事件，居弗洛依因此成為在柏林圍牆被殺害的最後一人。
居弗洛依葬禮的當天，有人在西柏林一側為他立起了十字架。寒夜之中，居弗洛依死於河對岸的鐵絲網下
1990年初，柏林圍牆雖然倒塌，但兩德尚未統一，卡琳·居弗洛依即開始為兒子討還公道。1月12日，卡琳向東德總檢察院提交居弗洛依被殺害的刑事舉報，直接推動了其後一系列柏林圍牆殺害事件進入法律清算的進程。兩德統一後，德國調查政府及組織犯罪中心（ZEfRV）接手案件。1991年5月27日，柏林檢察院正式向柏林州法院起訴參與殺害居弗洛依的四位東德邊防軍人，同年6月在柏林開庭，此為一系列柏林圍牆傷害案的第一次審理，因而引起社會極大關注。
1992年1月20日，柏林州法院因殺人罪（Totschlag）判處海因裡希3年半有期徒刑，判處昆帕斯特2年有期徒刑（緩刑），其他被告包括下令開槍的哨長施密特被無罪開釋。案件宣判後，激起軒然大波，眾說紛紜，被告上訴，檢方抗訴，可以說沒有一方接受此判決。海因裡希和昆帕斯特因不服判決向德國聯邦法院上訴。1994年3月14日，聯邦法院以判理不足為由駁回柏林州法院判決，要求重審。隨後，柏林州法院二審改判海因裡希2年有期徒刑（緩刑），對昆帕斯特則改判無罪開釋。
一波三折的居弗洛依案被廣受關注，也許是因為居弗洛依是柏林圍牆的最後一位受害者，因而格外使人欷歔感嘆；也許是因為這是第一起開審的柏林圍牆案件，特別令人矚目；更可能是柏林州法院一審法官提奧多·賽德爾（Theodor Seidel）個人的行事風格和特立獨行的判理對審判發生的影響和社會效應，賽德爾判理不僅在德國影響巨大，在中國也反響強烈，「槍口抬高一寸」的典故即是其衍化產品。
賽德爾本人在五十年代由東德逃亡西德，後來曾參與援助東德民眾逃亡的行動，政治立場鮮明。在被任命為居弗洛依案主審法官後，賽德爾曾接受媒體訪談，站在道義的高度上談論東德政權的邪惡以及被告人必須要承擔的責任，行事高調，信心滿滿，志在必得，以致其作為法官的客觀和中立性備受質疑，辯護方律師曾經數次申請賽德爾迴避未果。
卡琳·居弗洛依與提奧多·賽德爾法官
事實上居弗洛依案的審理遠遠要比賽德爾想像的複雜：案發已間隔數年，其間經歷了柏林圍牆倒塌，兩德統一等可謂翻天覆地的變化，至案件審理時幾乎所有必要的物證如槍械子彈等已經缺失，也沒有任何事發時的書面資料如事件報告，過程描述等留存，再加上案發時值深夜，根本沒有可靠的目擊證人。當時圍堵居弗洛依和高迪安的為來自兩個方向的兩組邊防軍人，有三人開槍射擊。士兵昆帕斯特在大約100米的距離外用自動步槍向逃亡者連發射擊，根據昆帕斯特本人陳述，因為槍械發生故障，情急之下他無法將射擊從連發調整為點發，而連發射擊的命中率大大低於點發射擊。哨長施邁特則在法庭上宣誓，他儘管向居弗洛依開槍射擊，但是槍口是向下瞄準的。在昆帕斯特和施邁特開槍之後，居弗洛依與高迪安即反方向朝另一組邊防軍人即哨長施密特和稍後到達哨位的士兵海因裡希方向逃奔，據海因裡希在法庭的陳述，黑夜中槍聲大作，越境者徑直向他奔來，使他發生誤判，認為是越境者在向他射擊，而事實上當時東德邊防軍人遭遇越境者武裝襲擊的確時有發生，在哨長施密特兩次發出射擊命令之後，海因裡希在大約40米的距離外以跪姿向居弗洛依腳部點發射擊。
東德邊防軍士兵海因裡希在法庭上
由於物證缺失，客觀上並不能完全確認居弗洛依死於哪位被告的槍口之下。在此情況下，一審主審法官賽德爾在很大程度上是使用推理或者是臆測的方法做出一審判決的：施邁特槍口向下射擊的陳述被法庭採信，因而無罪；昆帕斯特向逃亡者開槍，由於距離較遠，又是連發射擊，賽德爾因此認為不太可能擊中目標，但是昆帕斯特給逃亡者造成了生命危險，故被判處緩刑；倒黴的是被賽德爾法官認定的致命槍手海因裡希，儘管根據其本人陳述，他只是向居弗洛依的腳部射擊，但是不被法庭採信。賽德爾認定海因裡希在射擊時，是在首發沒有命中的情況下，遂採用跪姿，抬高槍口，瞄準居弗洛依的心臟部位開槍，導致居弗洛依死亡，在賽德爾的眼中，海因裡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冷血殺手，他對居弗洛依的射擊屬蓄意謀殺，如同行刑，因此必須承擔殺人的法律責任。更奇葩的是對哨長施密特的判決，儘管海因裡希是在施密特一再命令下開槍射擊的，但是賽德爾法官認為施密特下命令時並不能預知射擊會導致居弗洛依死亡，故施密特被判無罪。
賽德爾的判理大致的邏輯是，東德士兵對手無寸鐵的逃亡者開槍儘管是根據東德的法律如邊境法，奉命行事，但是東德乃不法之國，其法律亦是惡法，與人類的良知和公正相悖。根據良知，士兵們應該清楚對手無寸鐵的逃亡者開槍乃是作惡，若致死人命則與蓄意謀殺並無二致，因此理當受到懲處。無疑，賽德爾的判決是參照了不無爭議的「拉德布魯赫法則」（Radbruchsche Formel）。為解決二戰後面臨的對納粹戰爭罪行進行法律清算的法理難題，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 1878 - 1949）1946年提出了「不義之法與超越法律的公義」（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這一相對概念：納粹德國為不法之國，因此納粹分子犯下的戰爭罪行不能以依法行事或奉命執行的理由進行辯解，因為踞法律之上的還有人類的良知和公義，罔顧良知公義的惡行即使有法律依據亦不可脫罪。戰後進行的一系列納粹罪行審判量刑時「拉德布魯赫法則」具有很大的影響。事實上，在賽德爾判決之後一系列被聯邦法院和歐洲法院認可的柏林圍牆判例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引用了拉德布魯赫法則，但是更加謹慎，精準和細緻（參見本系列《踽行孤影 - 以一己之力引導民族走出罪惡泥沼的德意志先知》）。
德國法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創建的「拉德布魯赫法則」解決了清算戰爭罪行時的法理難題
賽德爾判決引起爭議的焦點大致在於，首先是賽德爾簡單地將東德政權等同於納粹政權的論點不能得到普遍認同；其次根據兩德統一協議，東德時期在東德發生的案件必須按照東德法律審理，而賽德爾的判決明顯有違協議；第三賽德爾毫不掩飾自己政治立場的姿態以及一些輕率的言論，諸如「東德政權無合法可言」，「人人不喻自明，法律並不都是公正的」（Jedermann h tte wissen müssen, da nicht jedes Gesetz auch Recht ist）等等，導致人們對其作為法官應該持有的中立和客觀立場發生質疑；第四，顯而易見，賽德爾是一位性情中人，根據媒體的觀察報導，他在審判過程中時常出現的情緒化，不穩定的表現也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在此情況下，賽德爾判決被聯邦法院駁回重審並最終改判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比較搞笑的是，賽德爾判決大概十多年後在中國突然走紅，據說賽德爾在反駁被告人關於開槍是奉命行事的辯解時告誡說，你沒有拒絕開槍的自由，但是你有槍口抬高一寸的權利。在此基礎上衍化出的雞湯段子「槍口抬高一寸」一時在中國家喻戶曉。其實「槍口抬高一寸」的說法是出自中國五十年代電影「渡江偵察記」中解放軍瓦解長江防線國民黨軍士氣的策反口號，原臺詞為：槍口抬高一寸，當俘虜共軍不殺。中國的雞湯段子手也許圖省事也許為惡作劇而張冠李戴，撇開德國的法官不可能把中國古代度量衡單位用在判詞裡不說，殊不知在法官賽德爾看來，士兵海因裡希正是將槍口抬高射擊才致居弗洛依於死地的，槍口抬高還是放低的區別在此可是致命的。
兩德統一之後，這一黎明前最後的殺戮以及影響深遠的審判使得居弗洛依成為柏林圍牆歷史的焦點人物，牆下無數冤魂的象徵。居弗洛依案件宣判後，他在東柏林的墓地曾被人汙褻，為此柏林增建了更多紀念居弗洛依的設施。居弗洛依和高迪安越境途中最後走過的街道被更名為「克裡斯·居弗洛依林蔭道」。2003年6月，為紀念居弗洛依35周年誕辰，柏林市政府在他的遇難處建起了一座永久性紀念碑。
以居弗洛依命名的街道
居弗洛依遇難處的永久紀念碑
與居弗洛依同樣成為柏林圍牆歷史符號的人物是東德邊防軍士兵康拉德·舒曼（Conrad Schumann 1942 - 1998）。相信每一位對戰後歷史感興趣的人都會對那張「躍向自由」（Sprung in die Freiheit）的新聞照片記憶猶新。這張由漢堡的攝影記者彼得·雷賓（Peter Leibing 1941 - 2008）1961年8月15日下午攝於東西柏林交界處的照片記錄了東德士兵舒曼從東柏林一側跨越鐵絲網奮身躍向西柏林的瞬間，動感十足，堪稱完美。照片於次日在德國銷量最大的《圖片報》（Bild Zeitung）發表以後引起轟動，當年即被環球新聞協會評為年度最佳攝影作品。2011年，在柏林圍牆建立50周年之際，「躍向自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獻遺產保護名錄。
來自漢堡的攝影記者彼得·雷賓晚年展示他的傳世之作
其實，這張照片的問世只是西方陣營一次成功的公關活動。1961年8月13日，東德封鎖東西柏林邊界，柏林圍牆起，兩天後，由德勒斯登調防柏林的東德邊防軍士兵舒曼奉命駐守兩天前剛鋪設的分隔柏林蘇聯和法國佔區貝爾瑙大街（Bernauer Stra e）的鐵絲網路障，據說他在此之前已經接到秘密信息，通知他在執勤時越過障礙進入西柏林，在西柏林一側會有人接應。與此同時，由漢堡被派來採訪柏林圍牆事件的年輕攝影記者雷賓在事件的中心熱點布蘭登堡門前得到西柏林警方的指點，被告知在貝爾瑙大街會有有趣的事情發生，雷賓遂改變採訪地點，趕到貝爾瑙大街等候。
貝爾瑙大街8月13日已經被東德邊防軍設置鐵絲網路障
在貝爾瑙大街，雷賓看見在街道路障東柏林一側，一位東德邊防軍士兵（即康拉德·舒曼）神態反常，或不停抽菸，或在鐵絲網障礙前來回走動，甚至丈量鐵絲網籠的高度並試圖將之壓低。而在西柏林一側，已經有眾多市民集結圍觀，對士兵呼喊：「過來吧，快過來！」。除了這些看熱鬧的吃瓜市民，還有不少記者舉著相機和攝影機從不同角度觀察著舒曼。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輛馬達沒有熄火的西柏林的警車，緊靠路障，後門洞開。下午15:40，舒曼突然起跑，如同運動會中的跳欄明星，在眾人的喝彩聲中躍過約八十釐米高的鐵絲網籠，同時將肩上的蘇制轉盤衝鋒鎗拋在東柏林一側。在躍過鐵絲網籠之後，舒曼立刻被西柏林警方接應進入等候已久的警車，警車隨即迅速離去，用現代語言來講，乃完美無縫對接。早有準備的雷賓和其他記者分別用攝影機和照相機從各個角度記錄下了這一瞬間。事發時雷賓使用的是配備200毫米鏡頭的東德品牌 Exakta 相機，並非頂級配置，但是雷賓因為經常在漢堡西部的賽馬場（Trabrennbahn Hamburg）拍攝賭馬賽事，擅長捕捉運動畫面，在最佳時機和角度搶拍到了舒曼躍過鐵絲網時的最佳瞬間。雷賓的作品次日即被《圖片報》整版採用，引起轟動，成就了攝影史上的一個傳奇。
西柏林警方在觀察鐵絲網另一側的舒曼，準備接應
隨著「躍向自由」風行世界，東德當局乃至整個東方陣營被嚴重打臉，尷尬不已，可以試想一下，一個必須用鐵絲網，高牆和衝鋒鎗才能滯留住公民的政權，結果連持槍的馬仔也扔掉了衝鋒鎗越牆而去，可謂眾叛親離，面子裡子盡失。事發伊始，東德當局即宣稱舒曼乃是被敵對勢力綁架，儘管這種說法並非完全空穴來風，但已於事無補，只會給天下平添笑料。舒曼是第一位叛逃西方的東德士兵，在「躍向自由」的影響下，從1961到1989年共有540多名東德軍人叛逃到西方。
貝爾瑙大街舒曼越境處今貌
然而，在「躍向自由」偉光正表面的背後，卻隱藏著一個令人沮喪的故事，撇開因為作者版權問題而在照片發表同時就開始的扯不清道不明的利益之爭的困擾，舒曼在躍向自由後的個人命運更使人黯然神傷。舒曼叛逃成功次日即通過西柏林媒體譴責東德政權，一時政治風頭甚健，同時他也意識到他的叛逃對東德政權造成傷害的嚴重性，對可能遭到的報復感到害怕。叛逃後的舒曼定居巴伐利亞，結婚生子，先後做過療養院護士，酒莊跑堂，最後在奧迪汽車公司的流水線上幹裝配工。事業上乏善可陳，經濟上大概也不寬裕，因為根據雷曼的回憶，舒曼在和他的接觸中，流露出對雷曼因為他而名利雙收，自己卻沒有多少建樹的困惑，事實上，舒曼最大的困惑如同媒體的一篇評論所說，舒曼那向自由的一躍只是他終生惶惶然逃亡的起點。從1961年到1989年，舒曼每時每刻都生活在被報復追殺的恐懼，對故土的苦苦思念，對因為他的叛逃而受到連累的親人的負疚之中。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塌，東德也隨之消亡，舒曼感嘆道：此時此刻我才意識到我真正自由了。然而新時代並沒有改變舒曼的命運，終於能夠回到故鄉與親友團聚的舒曼，發現他當年的舉動並不能得到親友的理解，魂牽夢繞的故鄉已經與他格格不入了。1998年舒曼在巴伐利亞家中自縊，與伴隨大半生的恐懼惶惑與失望做了自我了斷，終年56歲。
舒曼在「躍向自由」照片前
上世紀七十年代，英國搖滾樂手大衛·鮑伊（David Bowie 1947 - 2016）因不堪日益加劇的毒癮困擾，遷居西柏林。鮑伊經常去柏林圍牆邊的一個咖啡館，喝著咖啡看柏林圍牆。鮑伊注意到，每天日落時分，在牆的西柏林一側，一個小夥子會準時到來，爬上瞭望塔，靜靜地向東凝視。與此同時，在牆的東柏林一側，一位姑娘也會登高向西回望。兩人相互凝視，沒有任何言語，沒有任何表示，只是無聲無息的凝視，然後默默離開，日復一日，從不間斷。鮑伊為此震撼，靈感被激發，創作了「英雄」（Heroes），一曲走紅，瘋傳全球。
大衛·鮑伊在柏林圍牆前
「英雄」專輯海報
1987年6月聖靈降臨節，鮑伊在緊鄰柏林圍牆的帝國議會大廈前的共和國廣場上舉行音樂會，重唱「英雄」，歌聲傳過高牆，形成柏林圍牆東西兩側共襄盛會的奇觀，不過牆東的粉絲們只得聞鮑伊其聲而不得見鮑伊其人，是名符其實的「聽眾」，他們面對的是那堵冰冷的高牆，當他們試圖向牆體靠近，以便更清晰地聽到牆外的歌聲時，遭到了東德警方的暴力驅趕，此情此景，尤顯悲情蒼涼。
1987年6月聖靈降臨節周末大衛·鮑伊在柏林帝國議會大廈前重唱「英雄」
2016年1月，鮑伊在紐約去世，德國外交部發布官方推特向鮑伊告別，感謝鮑伊對推倒柏林圍牆的貢獻，在外交部的推特裡，鮑伊被稱為英雄。
在「英雄」中鮑伊唱道：
「我們站立牆下，
槍彈在我們頭上呼嘯，
我們親吻，旁若無人，
恥辱早已屬於牆的另一邊，
我們能夠戰勝，永永遠遠。
我們就是英雄，
哪怕只有一天。
我願你能夠遨遊，
像海豚那樣遨遊天邊，
我們能夠戰勝，永永遠遠。
我們就是英雄，
哪怕只有一天。」
2016年大衛·鮑伊逝世，柏林市民前往他在西柏林居住過的樓前弔唁
據說大衛·鮑伊乃雌雄同體，具有驚人的前瞻預知能力，他不僅預言了柏林圍牆的命運，甚至還準確預測過近年德國發生的難民潮危機。更為匪夷所思的是鮑伊通過最後的專輯「黑星」（Blackstar）向世界預告他的死亡，在專輯中，鮑伊以聖經中死去多日又被耶穌復活的拉撒路（Lazarus）之名唱到：「仰望上蒼，我在天堂，如青鳥般自由翱翔」。「黑星」發布兩天後，鮑伊即如約死去。至於鮑伊是不是最終如他暗示的那樣，像拉撒路一樣從死中復活，人們尚不得而知。
《園牆間的情侶》（Liebespaar zwischen Gartenmauern），奧託·繆勒（Otto Müller 1874 - 1930）作於1916年，現藏柏林「橋」美術館
儘管如此不可思議，關於瞭望塔上那對情侶的煽情段子卻可能只是出自鮑伊的臆想。由於鮑伊曾經提及「英雄」的創作靈感來自於他在柏林「橋」畫館看到的奧託·繆勒的表現主義畫作《園牆間的情侶》，從而有人考證出「英雄」只是一首偷情歌謠，與柏林圍牆其實並沒有什麼關係，然而這些考證追究如同柏林圍牆的曾經建起，曾經存在和曾經倒塌一樣，陵谷滄桑，都已經不再重要了。人們懷念大衛·鮑伊，是因為他在柏林圍牆下唱出了「我們就是英雄，哪怕只有一天」，是因為沒有比「一日英雄」能夠更貼切地描述居弗洛依舒曼們的決然之舉，是因為鮑伊對大牆被禁錮的另一邊的呼喚：我願你能夠遨遊，像海豚那樣遨遊天邊。
柏林6月17日大街上的雕塑作品，由西面東正對被封鎖的布蘭登堡門，名為「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