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電影《他們在島嶼寫作》記錄了林海音、周夢蝶、余光中、鄭予愁、王文興、楊牧6為文學大師的文學歷程。此片引發了人們對臺灣文學的進一步關注。(圖片來源：《兩岸關係》雜誌)
《兩岸關係》雜誌2013年第7期刊登了《重視文學在民眾「認同」中的重要作用——訪廈門大學臺研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朱雙一》一文，全文如下：
記者：您多年來從事臺灣文學的研究，請問兩岸文學界交流有哪些新動向？
朱雙一：進入新世紀以來，臺灣文學發展頗快，年輕一代的新作家、新作品不斷湧現。新鄉土文學、生態環保文學、歷史地誌書寫、家族文學、少數民族創作(即「原住民文學」)，都有長足的進展，這不是幾句話可以說清楚、說完全的。作為學者，我還是談談兩岸學界交流的新動向。我為臺灣《文訊》月刊撰寫介紹大陸的臺灣文學和華文文學研究情況的專欄，每月一篇，已延續了將近十年時間，之所以延續這麼久，就因為臺灣的讀者(主要是學者和學子)還是很關心大陸的臺灣文學研究情況的。從1991年起，我每年為大陸的全國臺灣研究會寫作一篇年度臺灣文學情況的綜述文章，此外已延續了20多年，說明大陸方面對於臺灣文學也頗為重視。
早幾年，兩岸學界的直接交往，比較局限於像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院)、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福建社科院等少數單位。近年來一個明顯的變化，可說從「一枝獨秀」走向「全面開花」。兩岸不分省份、不分城市的眾多高校、研究機構，與臺灣的對等單位籤訂了雙方合作協議，你來我往，相互參訪，頻繁地聯合舉辦學術研討會。例如，從2012年10月底到12月初的短短一個來月時間裡，僅在廈門和泉州，就有廈門大學和臺北藝術大學、臺灣戲曲學院等合作舉辦的「姚一葦先生誕辰90周年學術研討會」，廈門大學中文系與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成功大學人文社科中心聯合舉行的「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福建省文聯、廈大人文學院與成功大學社科中心、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合作主辦的「2012海峽文緣論壇」，泉州師院與成功大學閩南文化研究中心等聯合舉辦的「兩岸閩南文化的傳承創新與社會發展」研討會，我就像趕場一樣來回跑。另外還有臺灣著名的明華園歌仔戲劇團的「海峽兩岸文化藝術之旅」，名角孫翠鳳親往廈門大學、集美大學與大學生互動交流，邊演邊講，場面熱烈而感人。
除了兩岸高校之間交換學生的安排為大陸的碩博士生提供了到臺灣實地考察、搜集資料、聆聽名師授課等機會，一些文學機構還努力舉辦兩岸青年學生的交流活動。像臺灣《文訊》雜誌曾經一年一度在臺灣連續舉辦了10屆由臺灣高校研究生唱主角的「青年文學會議」，在前年將此會議「移師」北京，與中國作協和現代文學館聯合舉辦，使之成為兩岸青年作家、學者交流切磋的園地。2012年7月，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組織其研究生前來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舉辦了「臺灣文學研究青年論壇」。今年7月，廈大學臺研院的研究生和老師將組團回訪，在臺灣大學舉行同樣的青年論壇，此外廈大師生還將南下到新竹的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臺南的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參訪交流。
不過我稍微有點遺憾的是，一年一度在福建舉行的民間盛會「海峽論壇」很少邀請臺灣作家、文學評論家和學者與會。這方面今後或可加強。
記者：兩岸文學交流如此熱絡，您覺得臺灣文學以及相關研究、交流有什麼價值和意義呢？
朱雙一：文學具有反映(社會現實)功能、教育功能、薰陶功能、娛樂功能等，但有個重要功能往往被人們所忽略了，這就是它在民眾「認同」中的重要作用。
在臺灣的現實政治中，「認同」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因「認同」直接決定了將投票給誰。「認同」當然與現實利益有關，但「利益」絕非惟一的誘因，「文化」也許是決定「認同」取向(亦即選票流向)的更重要的因素。這裡可以舉個具體的例子：陳水扁當政時，由於種種原因，不少臺灣南部農民陷入生活困境中，大陸方面釋放善意給予不少優惠政策，但到了選舉時，不少南部農民仍表示：「肚子扁扁也要選阿扁」。這一現象其實要從文化上才能找出其根本原因。一則臺灣南部農民號稱忠厚老實講義氣，他們既然曾經「挺」過陳水扁，就要一挺到底，不願變來變去；更主要的，則是他們的歷史記憶、現實遭遇等種種原因所形成的「認同」所致。而所謂「歷史」(比如二二八事件)，未必是他們所親歷，更可能是他們所聽說的「故事」而已。
近年來出現的「敘事認同理論」認為：人們通過敘事活動——即講故事——理解個人生命的性質與意義，建立起自我認同乃至更廣大的民族、國家認同。回想我們自己的經歷，我們認定自己是中國人，建立互助友愛、勤奮上進的價值觀念，崇敬屈原、嶽飛、文天祥、鄭成功等的愛國主義精神，乃至認同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傳統道德觀，諸如此類，難道不都是從小聽父母說的，上學時教科書上講的，或是從歷史、文學、戲劇作品中看來的？包括孔融讓梨、司馬光砸缸、雷鋒的故事，都對我們價值觀念的形成有所影響。試想如果臺灣的小朋友從小就被教以「我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的觀念，以後此類觀念沁入心骨，融入血液，成為一種集體潛意識，那危害極大且深遠。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臺獨」勢力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就可以發覺其實與「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臺獨」勢力初萌而在現實政治中毫無立足之地時，首先寄身於文學文化領域，表現為一種意識形態，然後伺機向現實政治領域擴張，這就是早期的「臺獨」分子(如廖文毅、彭明敏、王育德等)往往是文學作者、文化人的原因。原本在政權機構中資源極少、在經濟上實力也很有限的民進黨之所以能擊敗國民黨奪得政權，除了國民黨自身的一些原因，民進黨對於意識形態的操弄無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試想如果沒有搬弄「臺灣主體性」、「臺灣人出頭天」、「愛臺灣」、「臺灣之子」等概念和命題，沒有宣揚「三四百年來臺灣屢遭外來政權統治」的「臺獨史觀」以及所謂大多臺灣人屬於南島語族而非漢族之類的「臺灣民族主義」論調，沒有鼓動「日本統治帶給臺灣現代化」等親日仇華論調和思潮，沒有歪曲「二？二八事件」等的歷史真相以挑撥省籍、族群矛盾，由此獲得了相當多臺灣民眾的同情、認可和支持且最終轉化成選票，陳水扁的上臺是不可能的。民進黨實現了由意識形態向現實政治領域的轉進後，並沒有放棄或減少對文化、意識形態的關注和重視。在其執政的8年中，「法理臺獨」的推行屢屢受挫，於是種種「去中國化」的「文化臺獨」的伎倆和鬧劇，幾乎成為陳水扁當局的看得到的主要「政績」，文化、意識形態領域也成為「臺獨」推行最有實效、其危害最為深遠，以致讓有識者(如左翼統派作家陳映真)最感憂心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