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性別議題在網上甚是火熱，Cherry官方微博抽獎事件，朗朗結婚爭論，以及警察學院錄取女性比例限定15%而引發的性別爭議，網絡性別戰爭大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在此期間，主張開除「極端女權」、聲討「田園女權」的聲音也越來越高。對此，對網絡生態不甚了解的人可能會感到迷糊，女權不應該只有「女權主義者」和「非女權主義者」的區別麼？「田園女權」到底是什麼神奇動物？
今天，讓acelrovsion來給我們講一下「田園女權」話題。另外，祝各位讀者端午節快樂！
作者：acel rovsion
「田園女權」這個概念沒有什麼意義，甚至跟女權都未必有多大關係。
因為它是在異性戀婚姻話題中，各方就婚戀價值和情感話題而引出的一套互相指責的帽子。
從左翼立場來說，異性戀婚姻是一個集中了多種矛盾為一體的異化產物，除了常見的階級矛盾和性別關係矛盾之外，還有未加言明的經濟剝削關係、晚期父權社會資源分配矛盾、所有制矛盾以及公共政治矛盾等矛盾（不是說其它類型的戀愛萌生的經濟契約形式就一定不符合這些東西，只是異性戀最為主流）。
因此，在這種異化關係中，一系列試圖佔據合理性制高點的行為，演化成為雙方試圖利用情感共鳴製造出一個臨時的性別共同體，並藉由這個共同體進行一系列性別利己主義的行為。
本世紀初，BBS文化初起時，異性戀情感話題就一直是這個尿性，雙標和性別利己一直是家常便飯。網齡稍微較長的老網蟲，對此應該有經驗。
而雙方互相指責對方的方式也確實如同男權社會中規訓的性別角色關係一樣：
佔據公共話語權優勢的雄性人類樂於對女性施加一系列公共倫理審判，在情感話題中佔據優勢（「幹什麼什麼事情的雌性是XX雌性，呵呵」）；
雌性人類則是佔據著性篩選權力的優勢方，在話語爭端上，她們試圖用集體排他和性篩選貶抑來取得話語優勢（「某個階級，家庭背景，國家，文化認同等的雄性是sb和low貨」）。
當然，雙方的利益互攻，最後總是會回到指責對方不符合父權社會的男女角色法則上去。
而女權話題的置入，暫時還沒有改變這層父權社會的權力關係，因為女權還構不成一個完整的政治實踐。
在原有的異性戀異化關係中，女權目前僅僅置入了一系列關於平權的公共話題、啟蒙和積極女性認同，對常態化的男權機制進行破壞，儘可能地暴露出男權權力機制的不合理之處，這算是一個進步的成果。但是，這種「砸坑」行為不等於消弭了原有的權力關係。
於是，掌握性篩選權的雌性人類和掌握公共話語權的雄性人類繼續延續開頭所提到的那一類權力關係，只不過雙方的爭奪點轉移到了「女權」在公共性話題的定義權上罷了（比如熱衷於鑑定真假女權的行為就是在爭奪「女權」的定義權）。
但是，這本就不是女權的全部。而且父權關系所誘發的兩性博弈實質上更像是分贓，而不是探討。
在《女權主義的未來》一書中，西爾維亞•沃爾拜討論了一個話題，即作為政治實踐的女權似乎在當代陷入了低潮期，「女權主義時代已經終結」。
沃爾拜不同意「女權已經終結」的看法，正好相反，在她看來，看似陷入低潮的女權實踐，實際上已經將女權議程(agenda)作為一個常規化的機制嵌入到社會公共政治機器中，公共話題中的性別話題都會受到女權議程的考量。
作為女性，你積極參與到後工業的分工體系和公共政治實踐，本身就是在實踐女權，女權因此從一個綱領性政治變成了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
或者說，按照沃爾拜這一派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女權來說，公共政治成了資本主義晚期內部，通過衝擊傳統權威進行民主實踐和政治補充的一種方式。
《女權主義的未來》裡提到了一個有趣的爭端，當然這個觀點激進女權很早就提出過了，那就是激進女權陣營的弗雷澤所提出的新自由主義和女權主義的合流——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作為新型的統治技藝，實際上使得第二波浪潮中由中產階級代表的女權產生了妥協性。
這個妥協性在於公共政治的能動性過高，以至於我們認為只需在公共話語中推行平權議程，就可以對抗由消費主義，父權，資本主義晚期剝削關係（商品性的擴大）三位一體的現有政治關係。
於是政治平權，變成了一種布爾喬亞的價值平權，似乎我們只要在輿論上把有意無意的性別歧視者罵死，以及消除這種歧視聲音，就可以瓦解這種關係了。
我們高估了當代媒體的發展所展開的公共政治場域的能動性，以至於認為我們似乎可以避開資本主義和父權合流的經濟基礎來反抗父權，這種現階段的維護「中立性」的議程並沒有觸及實質，與之相反，而是斯泰克戴克吐槽的「虛妄中立」。
於是，列寧當年吐槽的「小資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又回來了。
瑪麗·沃夫斯通克拉夫特，她在 1792 年發表了著名的《女權辯護》, 對盧梭的女性觀和教育觀進行了集中的批判
而以上兩個爭端，無論立場如何，都說明了女權本身在立論之初，最終都會導向一個「普遍政治」的政治目標，這也是女權作為消除性別剝削關係的政治合法性所在。
女權主義從沃夫斯通克拉夫特開始就是普遍政治哲學，當時的女權是從古典共和主義立場的權利觀出發的。
在第二波女權浪潮中，則有激進女權對於父權社會的性剝削和階級性的揭示，黑人女權對後殖民現狀的白人文化中心主義進行批判。
而第三波女權和第四波女權裡，南希弗雷澤等社會主義女權對新自由主義治理術把父權問題脫離社會關係的批判，新自由主義女權的沃爾拜試圖把女權建立的公共性別議程當做當今社會中針對父權問題的否定性常規議程，來改造和滲入社交文化和經濟關係，這個議程還包括一些諸如美國Roe v. Wad案子的成文成果。
好玩的地方在於，新媒體出現後，女權這個普遍政治問題居然脫離社會關係革命，被翻譯成了各種類型的「男人——女人」問題，並以忽視政治現實的方式，將一切放入這個框架中。
這種做法的最大危害在於，父權社會的實質似乎被翻譯成了有一堆各類出身的男權low逼在阻礙社會進步，仿佛我們只要把他們罵死這世界就清淨了。然後，16年川普這個罵不死的「野蠻人」跳出來後，你就只能淚奔了。
媒介學派的萊文森當年意識到了這種機制，但是他對此保持樂觀態度，認為媒介技術對於政治事件的二階觀念生產，依然會遵循著某種技術進化論，即哪怕是翻譯的政治，最後也會留下適宜的討論方式，然而如今看來未必如此。
那麼，所謂「田園化」的實質又是什麼？
「田園化」跟田園女權這類指責沒什麼關係，「田園化」幾乎發生在所有政治立場和陣營，除了「田園女權」之外，還有「田園自由主義」，「田園奧地利學派」，「田園馬克思主義」，「田園保守主義」，「田園施特勞斯派」等等，不一而足。
在1979年首次出版的《後現代狀況》裡，利奧塔曾論述過，後現代的公共話語和知識生產最大的特點是摒棄「元敘事」（metanarration）或「宏大敘事」，即傳統權威被新型的平民話語所替代。
利奧塔把後現代定義為「不相信元敘事」，認為後現代通過質疑現代性的宏大敘事(進步、啟蒙解放運動、馬克思主義等)，來對現代性進行「清算」。後現代主義者企圖以具體的事件和人類的多樣化經歷等「小敘事」來代替宏大敘事。
在傳播學的媒介環境學派（Media Ecology）中，在麥克盧漢之後，萊文森和梅洛維茨借用了利奧塔的後現代討論，並將其推廣到政治傳播領域。
波茲曼提到了政治選舉這類傳統的嚴肅話題如何在傳播媒介中進行娛樂化的內容生產；萊文森引入了媒介進化論，即生成——批評——傳播的三階段論；而梅洛維茨受了公共符號學的影響，乾脆用了一個「場景結構」的中間概念。
在論述政治傳播的立場上，這幾位都假設了一個二元分割——「感受到的真實傳播內容」和「被認為是真實的那些傳播內容」中間永遠存在一個媒介翻譯過程。這個媒介由媒體技術本身，媒體的資本傾向和公眾自發形成的一套話題議程組成。
媒介對於政治議程的設置和公共治理框架所提供的是一類「被翻譯的政治」，或者說是政治的二階釋義。
於是，大部分人談論的政治就是「被翻譯過」的政治，這在中間階級崛起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會形成這種格局——右翼自由主義被簡化為某種生活方式（甚至是歲月靜好的雞湯），國家主義被變成情感化和人格化認同，社會主義被翻譯成「某個好時代」，保守主義被翻譯成「熟悉的社會和秩序感」，左翼自由主義被翻譯成「價值情感和某種道德感」。於是，在這種政治語境下，女權主義被單純翻譯成「姐們好」和「男女問題」也就不奇怪了。
貝維斯在《現代性與犬儒主義》以及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裡都提到過這種「感覺的政治」和「去政治化的政治」，只不過，貝維斯甩鍋的對象是現代性的文化認同消除了政治意識，而汪暉則將其甩鍋給晚期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在過度擴張。
相比之下，我上面從政治傳播學提到的這類解釋似乎比這兩位更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