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官場，歸入隱居的原因顯示了各自時代社會的黑暗
陶淵明與崔致遠雖然都是各自時代封建統治集團的一員，但是由於他們身為文人，有對於遠大和單純政治理想的抱負，因此始終與當時黑暗官場的風氣格格不入。
這使得二人最終都不得已，且懷著充滿了無奈和憤懣的心情結束了自己的仕途，不過關於陶淵明和崔致遠退出官場之後，選擇隱居的原因不同，卻也展現出了他們身處時代的不同。
我們先來看陶淵明，他是東晉時期地方上的一個縣令，準確來說是彭澤縣令。作為一方的父母官，按理說陶淵明雖然沒有足夠大的權力，但是也能夠將一縣作為自己施展抱負的舞臺。
而且陶淵明一生為官十三載，從政治經驗來說，陶淵明也是官場老將了，可是即便如此長期的官場生活，卻依然沒有能夠改變陶淵明本人最初的文人志向。
《陶淵明集》載："相將以道，忽忘饑寒。餘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置彼眾意。與汝偕行，舫舟同濟。"
也許在我們今天看來，或者在當時就有人認為這是窮酸書生的窮志向，或許你我都沒有能夠達到陶淵明那種，世人皆醉我獨醒的認知，因此才會出現這樣的感覺。
而當自己的妹妹去世之後，陶淵明認為，自己解脫十多載無奈官場生活的時機終於到來，他毅然決然辭去縣令，以奔喪為由歸隱田居，從此一去不復返。
而崔致遠雖然也選擇在仕途巔峰之時，選擇歸隱，重要原因便是當時的新羅，正處於非常黑暗的時期。
當時的新羅奸臣當道，崔致遠的政治構想一直得不到支持，因此在實現政治抱負無望之後，他選擇了歸隱。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陶淵明的歸隱是跟隨著自己的志向和心願，而崔致遠的歸隱，則更多是顯示了其對於政治的絕對失望，最終選擇無奈退出。
歸隱後生活的不同表明二人對時代的看法不同
陶淵明的歸隱倉促而且充滿了決絕，由此可以看出陶淵明那種，深受儒家思想治國平天下的薰陶，這也使得其在歸隱之後，能夠寫出"不為五鬥米折腰"的千載名句。
陶淵明在辭官歸隱一事上，將那種文人的性格發揮的淋漓盡致，既然這個官場容不下我，那麼倒不如說，我的心裡容不下這個官場，這就是那個時代書生獨有的性格特徵。
《陶淵明集》載："歸去來兮，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且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餘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亦崎嶇而經丘。"
而崔致遠面對新羅政局的黑暗，面對自己孤獨戰爭的局面，他的內心波瀾起伏，他想要通過自己的知識和政治思想，來為新羅謀劃一個美好的未來。
可惜現實情況，將其政治抱負壓抑的死死的，這就讓崔致遠對於官場生活，產生了極度悲觀的看法。
與陶淵明的豁達和決絕相比，崔致遠則顯得有點放不開，似乎對於自己的官場生活有些依依不捨，但是又被文人書生的那種，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性格所牽絆，這就造就了崔致遠本人的矛盾性格。
而這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直接造就了二人在告別仕途，步入隱居生活中的不同經歷。
陶淵明在歸隱鄉下之後，儼然與大自然與百姓融為一體，這一點從他的日常生活，即朝五晚九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能夠看出來，同時陶淵明在歸隱之後，也創作出了大量的田園風格詩，贏得了田園詩人的美譽。
而崔致遠在遠離仕途之後，他並沒有選擇定居生活，而是通過遊歷名山大川，遍覽風土人情，來將自己的抑鬱全部釋放。
既然官場上得不到才華和志向的施展，那麼以大山大河，以民眾百姓作為舞臺豈不是更好？
二人隱居後創作風格的不同
陶淵明是生活在東晉時代的知識分子，而東晉所處於當時中國的整個歷史局面，確實一個大分裂、大變革的關鍵時期。
此時的北方正處於一片混亂當中，諸多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紛紛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政權，並且在與漢族文明的交流和吸收中，不斷走向封建化。
雖然北方一片混亂，可是偏安一隅的東晉，卻憑藉著那時還難以逾越的長江天險，過著有滋有味的生活，這也造就了東晉統治集團不思進取的性格。
這也使得東晉政權內部形成黨派傾軋的局面，再加上當時屬於門閥士族的時代，因此陶淵明這種高傲知識分子，必然沒有出頭之日。
為此，他選擇退隱過起了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而當她真正接近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之時，他才真正解放了自己的身心。
由此，陶淵明在隱居後的創作之風格開始不斷接地氣，每天過著耕種、自由飲酒之生活，他的詩歌大部分都是在描繪田園樂趣和生活。
而崔致遠則是備受其他官員排擠，而最終不得不退隱的，他心中對於美好政治抱負的憧憬和不舍，其實還是存在的。
但是他為了堅持知識分子的那份傲氣，選擇了歸隱，隨後在遊歷祖國名山大川、風土人情之時，進入了文學創作的黃金時期。
崔致遠的文學內容和題材主要來源於自然風景，這表現了他雖然被迫歸隱，但是依然對美好山河充滿了敬佩，不過這或許也是他轉移自己注意力的一種方式。
而後又開始針對新羅人民，進行的詩歌謳歌和美贊，對於新羅後來抵禦強敵入侵，起到了重要鼓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