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一個大家庭。猶記得小時候一大家子人聚居的那種帶天井的土坯屋。堂屋寬敞，靠裡正中一條長長高高的供桌，擺放著先祖的相片。中間一張方桌，列著幾張條凳，大一點的家庭聚會在這裡進行。出來是一個幾尺見方的天井，晴好的天氣，抬頭可見幽遠的藍天。再出來是前廳，堆放著農具雜物。這是房子中軸的空間，沿著這條中軸線，兩邊大大小小有將近七八間臥室，廚房，雜物等房間。這便是我們一家大小，將近十幾口人的天地。每到歲末，一家人聚齊。女人們忙前忙後，偶爾在男人們推杯換盞的聲浪裡插科打諢幾句，氣氛在酒酣耳熱裡漸至一年的高潮。收成，學業，積怨——好與不好，都在這嘈雜的喧鬧裡，似天井裡不經意飄落的雪花，漸漸消溶，沉醉。
晚間的時候，堂屋裡燃起柴火，門外大地白茫茫，夜空裡閃爍著幾點紅燈籠的微光，噼啪的爆竹聲追逐著孩子們嘻鬧的腳步，閒適而滿足。這便是鄉野的年夜。
這幅鄉村年節的畫卷，幾近勾勒出中國人精神依歸的樂園。故土，家園，宗族傳承；團圓，安康，心意相通的喜樂。除去物質的清苦，這種喜樂和諧的境界，其實是一切人類共通的理想。中國人早早地在親情，人倫的磁力場裡，找到了克服人世虛無的藥方，從此便遠離了一切抽象思維的煩惱。當希臘人尚在爭辯理念世界和現象世界的差異時，中國人已悄然結束了儒，墨，道等流派的思想辯論，開啟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中央集權模式。自此君臣，父子，家國天下———，我們稱之為三綱五常的價值觀，便主導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一路延續近二千年。他們一頭扎進儒家思想的綱常人倫裡，力圖磨平個性以適應家族，社群的需要；他們在人心的脈脈溫情裡找到了心意的滿足，因而擺脫了西方人不斷追尋的神學與思辨哲學的煩擾。所以傅斯年說：「中國嚴格說來沒有哲學。」 他甚至說， 」這是健康的一路。」
《莊子-齊物論》說：「六合之外，存而不論。」 意思是說天地之外的事物，我們知道它的存在，但不要去討論。莊子意識到了現象世界之外的超越世界，他似乎很早就知道了其不可言說的屬性，因此主張「存而不論」。這種超然物外的態度，代表了中國人無可無不可的模糊世界觀。西方人的態度卻迥然不同，他們自始便要在這裡打破沙鍋問到底。柏拉圖試圖探求這個體現價值之源的超越世界，他舉了一個例子。有一群囚犯在一個洞穴中，他們手腳都被捆綁，身體也無法轉身，只能背對著洞口，面前有一堵白牆，他們身後燃燒著一堆火。在那面白牆上他們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後到火堆之間事物的影子，由於他們看不到任何其他東西，這群囚犯會以為影子就是真實的東西。最後，一個人掙脫了枷鎖，並且摸索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實的事物。他返回洞穴並試圖向其他人解釋，那些影子其實只是虛幻的事物，並向他們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對於那些囚犯來說，那個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並向他宣稱，除了牆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沒有其他東西了。柏拉圖試圖告訴我們，一定存在一個永恆不變，完美無缺的真實世界，而我們感官所觸及的則是有種種缺陷的現象世界。人類就像那群被困在山洞裡的囚犯，被眼前感知的世界所迷惑，而觸摸不到真實世界的完美。儘管柏拉圖也知道這個真實世界無法言說，但這並沒有阻止他一探究竟的熱情。
這種對超越世界的想像，自柏拉圖之後，成為西方思想界一以貫之的主題，以致最終逼出了一個絕對的「真理」———上帝。耶和華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通過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在東方人的觀念裡，這真是自大至極的妄言。但如果結合西方人對超越世界的追問，這種斷言便再合理不過。因為上帝是神，不是凡人，他代表了西方人對超越世界的完美想像。他的真，善，它的力量與無限，必須是絕對而無可置疑的，否則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它是如此的擲地有聲，以致讓自詡博學的人瞬間無言以對。上帝的出現，解決了西方人苦求超越界的真相而不得的困擾；回答了人從哪裡來，幹什麼，到哪裡去的終極問題。另一方面，神絕對的「善」又不斷反照和推動「罪」的人間世界。這實在是一個高妙的頓悟。基督教的出現，將西方人的思緒帶到了令康德震顫的遙遠星空，開啟了他們從神權中心的方向尋找自然啟示的道路，進而遠離了中國人從人心尋求歸宿的探索。這一進程的分野，是造成黑格爾所謂「靜止的中國歷史」與「動態的歐洲歷史」的原因，也是今天東西方意識形態分歧的深層動因。
今天的大眾，甚至許多專家都認為中美對抗是集權和民主的戰爭，是金融霸權之爭，是國家利益之爭。西方人認為現代文明發源於歐洲的事實已經確實地證明了他們所掌握的真理，這種文明終結論主導了他們的思維，沒有妥協的餘地。而中國人的中庸觀念則認為，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但我有判斷是非的底線，那就是你的動機，手段是否純正；而在這一點上似乎又戳中了西方人的痛點。這類雞同鴨講，對牛彈琴的對話常常充盈於中外人士，左派與右派之間，造成普遍的對立情緒。這兩種看待分歧的角度，恰好反映了東西方人性格深處的價值觀差異。追求自然法則的美國人在堅持他所認為的真理，而手段服務於真理，本身不存在對錯之分。追求仁者無敵的中國人則在揣摩彼此的心意，如果自己的心意到了，而對方毫無善意的反應，中國人則失望至極，因而判定對方「非我族內，其心必異」，再無交心的必要。
美籍華裔人類學家許琅光將美中兩國人的文化和行為方式歸納為「個人中心」和「情境中心」：以個人為中心的美國人更重視個人偏好；以情境為中心的中國人強調個人在群體中恰當的地位及行為。另一位歷史學家孫隆基則將西方文化定義為弒父的文化，意即個人在成長期力圖擺脫父母的控制，實現個體人格獨立；而中國人則不僅不會弒父，反而要承接上一代的意志，達致父慈子孝的境界。 這兩種說法都如出一撤，從不同的側面概括了兩種文化的差異。
儒家不斷強調人要回到當有的位置，如何做君，臣，父，子，以及如何仁，義，禮地待人。她的價值核心都在講如何修身，為人，如何在與他人的關係中謀得平衡。中國人在「仁者二人」的關係裡求得充分的心靈滿足，他們似乎在人心的深處找到了人世價值的真諦。於是宗教，哲學的地位便大打折扣，不再有無可替代的位置。中國人的信仰鬆散而帶有功利性質，道觀和寺廟可以比鄰而居，葬禮的法事上常常能同時看到和尚與道士的身影；而觀音，財神，媽祖———，各路神仙都在盡顯神通，以他們五花八門的法力與信眾做著現實的交易———賜子，賜財，賜平安。這在信基督的西方人眼裡，幾乎是不可原諒的重罪。在他們看來，這樣的信仰，即是耶穌極為唾棄的拜偶像行為，是在與全能的上帝做交易，它至多是人在無助時的即興表演，沒有內心真實恆定的信靠，因而不可能獲得終極的平安和喜樂。而哲學，則在先秦之後便對中國人關上了大門。後續的各類思想流派，雖名目繁多，但多有狡辯的道德說教，沒有真正意義的形而上的思索。
然而，弔詭的是，西方人雖堅稱平安和喜樂存於對耶穌基督的信靠。假設他們是一群誠心信靠耶穌的人，這種境界理當是普遍的存在。但無論從歷史到今天，他們卻很難給世界以這樣的觀感。殖民史，戰爭史，奴隸貿易，到今天西方社會高企的離婚率，青少年犯罪，種族問題，層出不窮的暴力濫觴，以及老年人的孤獨，似乎都與高度的物質文明形成對比。社會學家窮盡力氣想從法律，道德或信仰的角度去解開癥結，但這種思路已經搞錯了方向。許琅光先生在《美國人與中國人》一書中說：「美國人內心的不安定，主要源於家庭和社群生活的碎片化以及因過度強調自我依賴而造成的個體孤立。脫離家庭，又很難與同伴建立親密關係，西方人不得不在徵服物質世界，追尋終極真理的過程中尋找歸屬感與安全感。這一傾向表現為迥然不同的多種方式，譬如對烏託邦的想像及論述，科學探索，開發地球和太空上的未知領地，建立商業與殖民帝國，十字軍東徵及類似拯救人類靈魂的舉動。可是，上述種種努力既不能滿足個人內心深處對親密關係的渴望，也不能幫助個人發現在親密關係中才找得到的人生意義。」 這種「弒父」的文化切斷了個體與原初家庭社群的紐帶而帶來情感上的不安全感，而新的社群關係又常常是短暫而不穩固的。許先生在談到美國的種族問題時又說：「美國的種族衝突不是有某種壓力，恐懼或挫折導致的暫時性的社會現象，而是由於人際關係不能持久而缺失安全感的後果。不安全感最極致的表現與其說是展示優越，不如說是對不如他人的恐懼。」 這種不安全感在放大黑人暴力的同時，也增加了白人優越感的累積。而宗教和法律卻幫了倒忙，它們不斷在勸誡和壓制人們在公開場合表達類似的情緒。但情緒不會因為外力的壓制而減少，反而累積到一定程度就轉而以暴力的形式釋放出來。頻繁的種族暴力似乎成為西方社會無解的頑疾，而最近的弗洛伊德事件也一定不會是最後一次。
中國人似乎不存在這種脫離原初社群的不安全感。他們以四世同堂，兒孫繞膝為人生至福。這種幾代人同居一個屋簷下的家庭模式，消磨掉個體的隱私，人與人的界限，使自由一說成為中國人千年來不可知的名詞。但它卻建立了一種貫穿一生的人際情境模式，使個體的安全感得以保障。哲學家馮友蘭說：「人只有在人倫即人與人的關係中，才得到充分的實現和發展。」 中國人很好地貫徹了這一人生哲學。《紅樓夢》裡寶玉初入學堂，襲人一早起來把書本文物包好，叮囑道：「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著書，不念的時節想著家些。別和他們一處玩鬧，碰見老爺不是玩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歹想著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腳爐手爐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著他們添。」 中國人的成長過程常常伴隨著這類讓人淚目的情感記憶。它不如西方人的情感奔放外露，但卻有著更為深沉持久的韻味。寶黛二人的愛情也是如此，兜兜轉轉，喈怨嗔痴，情義在煙火氣息中綿綿流淌。是以胡蘭成說：「世上惟中國文明，恩是知己怨是親。小弁之怨，親親也，而男女之際稱冤家，其實是心裡親得無比。」
西方人將我愛你掛在嘴邊，看重各種紀念日，追求熾熱的情感綻放，種種儀式化的行為恰好反映了他們內心深處渴望探求理想世界而輕慢人倫情感的心態。摩西因為一次野外的異像，便深信神對他有徵召的使命，於是拋妻棄子，遠赴埃及拯救受苦的猶太人。這是真實發生的歷史，可在中國人看來，他是先有拋妻棄子的想法，還是先有拯救同胞的理想，卻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張愛玲說：「西洋人有一種阻隔， 像月亮下一隻蝴蝶停在帶有白手套的手背上， 真是隔得叫人難受。」 他們對人的關係設置界限，尤其對人情的羈絆持有天然的警覺。他們的成長曆程，是在不斷打破原初社群的紐帶而建立新的社群關係，而新的社群關係又很不穩定，導致他們一生都在經歷這種破立的循環。我們常常看到許多西方的老年人為了證明自己不老而去從事飛行，探險等活動。這更像是一個找不到媽媽的嬰孩，不停擺弄手上漂亮的玩具，其實是為了掩飾內心年老無依的失落與恐懼。這與中國老人兒孫繞膝，在穩固的原初社群中享有的安全感有不小的落差。
中國人無論走多遠，都被一根無形的線牽引著。他們遠遊的目的都是為了有朝一日回到故鄉與親人同享天倫之樂。今天散落在廣大鄉村裡幾乎無人居住的漂亮民宅，便是對這種文化最精確的註解。至於西方人探索世界的欲望，尋求真理的理想，改造社會的願景，都是那些走投無路，內心不得清安的人才做的事。
中國人早早地在人心的深處找到了心靈依歸的鑰匙，卻也因此關閉了另一扇通往科學與自然世界的大門；而西方人發現了自然法則與神權中心的奧秘，卻忽略了通往人心深處的通道。慶幸的是，今天這兩種文明都還在，沒有讓一種文明徹底的毀滅另一種文明；但不幸的是，今天的世界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種文化差異的重要影響。他們仍舊在各說各話，甚至不惜一戰來強行推行各自並不完美的價值觀。
馮友蘭說：「無論如何，中國的人生觀也許錯了，但是中國的經驗不會是一種失敗。如果人類將來日益聰明，想到他們需要內心的和平和幸福，他們就會轉過來注意中國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如果他們將來並不這樣想，中國人四千年的心力也不會白費。這種失敗的本身會警告我們的子孫不要在人心的荒原上再尋求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