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宜傑:論述立憲運動的進步作用

2021-03-05 歷史學考研和就業

立憲運動的進步作用

立憲運動沒有完全達到目的,也可以說沒有成功。然而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社會前進,具有不容否認的歷史功績。

立憲運動的進步作用在於:

第一,宣傳了愛國主義,激發了人民的愛國熱情。

立憲運動自始至終都充滿著愛國激情。它勃發的最大動因就是「起於圖救危亡之問題」[319],「救國為前提,立憲為目的」[320]。立憲派認為,列強俱都實行了立憲、民主制度,互相勾結,共同侵略中國,中國在世界上極其孤立,同時又是專制政體,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擁護,因此屢屢被列強挫敗,喪權失地,已成未亡將亡之國。「欲於處必死之地而求其生,是則必須明定憲法,上下相維,以吾通國之財之力結合為一,以御外侮。」[321]「若講御外,必從政治上為根本之解決」,「質言之,所謂立憲是已」[322]。「振興中國,變專制為立憲,實為當務之急焉」[323]。立憲派與革命派都是真誠的愛國主義者,政見雖不同,謀國之心則一,方法雖殊,救國前提則一。實行立憲就是立憲派認為的非常正確的救國救民道路。正因立憲的首要目的在於抵禦外侮,所以他們在鼓吹立憲運動時,總是首先指出民族危機的嚴重性和緊迫性,號召人民趕快團結起來,一致為改造不足依恃的專制政體、振興中國而奮爭。每當新的民族危機出現的時候,他們總是悲憤欲絕,無情地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大聲疾呼,力圖挽救,並掀起立憲運動的高潮,以實際行動爭取縮短預備立憲的進程,加速國家改革的步伐,以便有朝一日同列強一較雌雄。一旦政府經受不起帝國主義的壓力與之籤訂了不平等條約,喪失了利權,他們總是勇敢地站出來帶頭進行抵制。他們領導的收回利權和保路運動都是順乎時代潮流、應乎人民心理的愛國義舉,具有鮮明的反帝性質。他們的思想和行動與中國近代人民堅持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大方向是一致的。他們的宣傳鼓動激發了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特別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整日為救亡圖存而奔走呼號,有的為了激勵別人,竟不惜斷指、刺臂、割股,甚至獻出了寶貴生命,使更多的群眾投入到挽回利權和保路運動的洪流中。

第二,大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和民主主義覺悟。

立憲運動可以說是戊戌維新運動的繼續和發展,而其規模之宏大、理論之精闢、成效之顯著、影響之廣泛,又遠非維新運動所可比擬。如果說維新運動是中國近代思想解放開端的話,立憲運動就應當稱之為20世紀初葉的思想大解放時代。

戊戌變法時期,維新志士在政治理論上所澄清的主要是「君權神授」的謬論,提出了制定憲法、召開國會、三權分立等主張,但缺乏具體闡述,尤不敢涉及君權這個最敏感而重要的問題。依照變法總設計師康有為所描繪的藍圖,成功後充其量也不過實行日本的君主大權政治而已。維新派辦的期刊很少,發行量極其有限,壽命又短,一些主張僅僅見之於奏摺條陳,翻譯的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少得可憐,影響基本限於少數官員和士大夫。

立憲運動時期完全不一樣了。立憲派懂得,立憲不能單純依賴政府,必須立足於國民自身,而一般國民缺少普通的憲政知識和參政能力,對立憲很為不利;政府也動輒以民智未開為藉口,阻撓破壞立憲運動。因此,他們一直把啟迪民智當作立憲運動最迫切的一環來抓,想盡一切辦法搞好。

除原有的《東方雜誌》、《新民叢報》,立憲派還創辦了許多新的期刊,如《中國新報》、《大同報》、《政論》、《國風報》、《自治學社雜誌》、《預備立憲公會報》、《憲報》、《牖報》、《廣東地方自治研究錄》、《蜀報》、《憲政新志》、《法政新報》、《法政淺說》、《憲政旬報》、《憲政述聞報》、《自治公報》等。日報則有《時報》、《大公報》、《國民公報》、《憲志日刊》、《憲政日報》、《黔報》、《西南日報》、《中央日報》等。這些報刊都以鼓吹立憲,普及憲政知識,開啟民智為宗旨。如《時報》「著論恆斤斤然以專制立憲政治之得失為比較,蓋欲摧挫專制之末運,獎翼憲制之新機,不厭反覆詳言之,使政府與國民鹹洞悉其所以然之故,灼然而無所疑,而一般之心理皆趨向於立憲政治之途,以輿論而造成事實」[324]。《國民公報》意在「監察憲政之進行,鼓吹國會之速開,培植政黨之基礎,鞏固各省諮議局之實力,輸入世界之常識」[325]。《國風報》「以忠告政府,指導國民,灌輸世界之常識,造成健全之輿論為宗旨」[326]。

立憲派就是以這些報刊為陣地,本著這樣的宗旨,大張旗鼓地宣傳資產階級政治學說,政治制度,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立憲的目的、意義和進行方法,國民的權利和義務,等等。他們根據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盧梭等人的理論強調指出:專制國家與立憲國家決然不同,前者為「君主私有之國家」,後者為「君主與人民公共之國家」[327];「專制家天下,立憲公天下」[328];專制國純為人治,立憲國崇尚法治。「國家由民約而成立」,「君主為客體,人民為主體」[329]。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幹涉國家之政治」,「為人類固有的自然之權利」[330];人民既然為國家承擔納稅、當兵等義務,就理應享受參與政治,管理國家的權利,選舉自己的代表組織議會,討論決定國家和地方大政;理應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國民鹹得發表其政見,以判論國政之得失」[331];理應享有監督行政、財政和外交諸權利。君主「與人民同為國家一分子」[332],彼此平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守法為本」[333],誰也不能越出憲法和法律範圍之外。過去由於國民放棄責任,致使君主專制,國衰民貧,政治黑暗腐敗;現在每一個國民都必須要有國家觀念,恢復天賦人權,關心政治,提高能力,積極參政,剷除專制制度,削奪君權,擴張民權。只有如此,才能民富國強,杜絕外患。

立憲成為既定的國策之後,國內每一種報刊都成為宣傳立憲的工具,其中有許多是為了適應宣講和勞動群眾聽懂而用通俗語言編寫的。這些報刊都跟著立憲派的主調唱和,全國的輿論完全為民主政治所主宰,連商人刊登廣告都以「立憲」相標榜,如上海的中法大藥房即用「立憲國民預備之資料」、「胸部立憲之重劑」之類加以渲染,招徠顧客,兜售藥品。

與創辦報刊相結合,經立憲派提倡,全國各地大中小城市和州縣城鎮鄉村成立了各種各樣的閱報館、閱報所、演報社、閱報公會、講報處、藏書閱報室、女閱書報社,購訂多種書報,任人閱覽,不收分文,以便知識分子增長新的知識。有些書報社所每日向群眾宣講,有些每周至各地演說重要時事新聞,有些在通衢隨讀隨講,有些請人在集市演說,啟迪民智,開通社會風氣,使勞動群眾了解國家大事和憲政常識,養成立憲國家的國民資格,具有愛國保種的熱忱。在此風氣帶動下,有些地方官吏也出資倡辦,甚至免費將書報分送鄉下的知識分子閱讀,親自向群眾宣講。

立憲派還大力提倡設立法政講習所、法政學堂和各類普通學堂,向青年和成人進行憲政知識教育。

為了開啟民智,立憲派翻譯編輯出版了上百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學、行政、財政、政黨、歷史、教育著作,其中重要的有:《民約論》、《政治學》、《憲法精理》、《代議政體》、《國家學綱領》、《政治原論》、《萬國憲法志》、《萬國官制志》、《英國憲法史》、《英國制度沿革史》、《共和政體論》、《政治學新論》、《四大家政治學說》、《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萬國憲法比較》、《憲法研究書》、《憲政論》、《日本憲法義解》、《日本預備立憲過去史實》、《日本議會法規》、《議會政黨論》、《十六國議院典例》、《議院法提要》、《選舉法要論》、《自治論》、《歐洲大陸市政論》、《地方自治要鑑》、《地方自治規範》、《立憲國法制述要》、《法學通論》、《明治政黨小史》、《泰西政治學者列傳》、《現今世界大勢論》等。這些著作一出版,就風行海內,銷售一空。他們自己也編寫了多種闡釋資政院、諮議局和地方自治的通俗讀物,廣為宣傳。

在大造輿論的同時,立憲派領導了幾次全國性的國會請願運動,利用各種方式進行了相當廣泛的動員宣傳,有些地方已經深入到農村。

經過立憲派的努力,人民的「國家思想日盛」[334],昔日不為廣大群眾所知的東西,如今已成為口頭禪了。有個思想開明的士大夫在1907年深有感慨地說:「風氣至今,可謂大轉移,立憲也,議院也,公然不諱,昌言無忌,且屢見諸詔旨,幾等口頭禪,視為絕不奇異之一名詞,誠數年前餘等居海上時,所夢想不及者也。」[335]「中國今日知與不知者,固無不有一立憲之問題,影響於心目中也。」[336]關於速開國會,「三五年前,國人之繫念者誰?而今則販夫豎子皆知是事之不可緩。」[337]「愚民樂聞君民平權,見能與官吏相抗,惟恐立憲之不速」[338]。人民的參政意識、自由民權觀念大大增強,改革政治、爭取民主、反對專制的政治熱情非常高昂,他們說:「要打算實行立憲,非紳民向官爭權不可。」[339]遇有政府損失利權,人民便舉派代表進京與政府大開談判,據理力爭;百餘萬各階層群眾參加了國會請願籤名運動和集會遊行,數千萬群眾投入了保路運動,頑強地為捍衛已經取得的政治權利,爭取更多的民主自由而鬥爭。立憲派不無誇張地說:「民氣日益發舒」,「政府舉措有不當於民意者,輿論得挾其所見,起而與之抗爭。雖以政府之腐敗,官吏之專橫,亦且懾於眾議,不能不屈己以從眾。」[340]封建官僚趙爾豐承認:「自宣布立憲以來,外間官勢日縮,民權日張,每議一事,權利之間,絲毫不肯退讓,由來已非一日。此次川人皆以立憲國民,但能根據法律,不妨竭力以爭。」[341]又說:「自立憲之說鼓吹,人人有自由觀念。」[342]頑固官僚陳夔龍也哀嘆說:「溯自歐風東漸,異說爭鳴,一時士流喜其新奇,樂其簡易,始以見異思遷之過,馴至顯違禮法之憂,唾拾空言,抨彈實事,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喧呶不已,風氣澆漓。」[343]有個御史詛咒要求立憲的人們說:「明託君主立憲之名,陰行民主立憲之實」。「學堂停課,商會罷市,議員開會演說,且以不納稅不當兵為正當辦法;更有喪心病狂主張合邦者,有明目張胆提倡民主者。犯上作亂之事昔出於密謀,今見於公議;無父無君之論昔起於匪類,今創於縉紳。世變之奇,至此已極。」[344]這些惡毒的言辭從反面證明了人民民主覺悟的提高。社會在前進,人民在前進,談憲政成為社會上時尚的話題和顯示文明的尺度,某些自覺跟不上時代步伐的士大夫和舊官僚只好自慚形穢、羞於出門了。葉昌熾在1911年舊曆元旦的日記中寫道:「歐風浸灌,新國民、新少年如飲狂藥,吾輩如陳人宿物,舊時所學,盡成土苴。過新年後只可蟄居不出,即以此日為始。」[345]

清末人民民主覺悟的提高主要是立憲派的功勞。因為他們有宣傳自己政治主張和領導、發動、組織群眾的自由,有可供利用的眾多合法陣地和講壇,此正表明了合法鬥爭的長處。革命派在海外創辦的報刊遭到禁運,在國內的亦受限制,不能暢所欲言,為了免於封禁,還需經常以立憲裝潢點綴,缺少立憲派得天獨厚的客觀條件,雖也起了一些作用,但不如立憲派大。

人民民主覺悟的提高,主要表現在民族資產階級、廣大知識分子群體、青年學生、開明官員和地主,部分市民、工人和農民身上,並不包括絕大多數下層勞動群眾,即便如此,也是十分了不起的變化與進步了。

第三,推動了清政府預備立憲,促進了國家政治制度開始近代化。

立憲運動推動著清政府進行預備立憲,而預備立憲就標誌著清政府承認了封建專制制度業已破產,著手改革,逐步向君主立憲制過渡。不論統治者多麼想多保留君權,也不論其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存在多麼嚴重的錯誤,最後失敗,以致不能使人看到正式立憲後的憲法和國會是什麼樣子。但不可否認的是,清末的政治制度確實發生了明顯的重大變化,是中國政治制度近代化的開端。

首先,制定憲法,否定了封建的無限君權制,確立了資產階級的有限君權制。封建君主權力無限,至高無上。1908年的《憲法大綱》儘管賦予君主很大權力,但卻做了限制,君主必須遵守《憲法大綱》,不能逾越;行使權力要受到其他機關制約,不能再憑個人意志為所欲為;不經議院議決,不能頒布新的法律和更改、廢止已經公布執行的法律。1911年11月公布的《十九信條》尤其徹底,採取虛君共和的政體形式,取消了君主一切實際權力。

其次,推翻了封建的集權制,確立了資產階級的分權制。過去,君主就是國家的最高機關,一切權力集中於其手。地方長官亦然。這種各項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人的體制正是專制政治的主要特徵和萬惡之源。預備立憲時期確定國家體制實行三權分立的原則,將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分別交付不同的機關掌管,各自獨立行使,相互制衡。同時初步改革了政治體制,在中央建立了資政院、責任內閣和大理院,地方也建立了相應的機構。這種體制可以防止集權制下官員的專制與暴虐。

再次,人民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爭得了一定的民主自由權利。中央的資政院、地方的諮議局儘管沒取得如同西方議會那樣完全的立法權,帶有過渡臨時性質,但畢竟是初級形態的代議機關,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不經其議決,中央和地方政府不能頒布法律;國家與地方的預算、決算、稅法、借貸外債、增加人民負擔,都要經其通過認可;並有權糾舉彈劾各級行政官員。府廳州縣和城鎮鄉正在實行和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實行的區域,城鎮鄉人民選舉代表直接管理公共事務,府廳州縣人民選舉代表議決公共事務。人民已經在選舉代表參與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十九信條》大大前進一步,規定實行議會政治,把一切大權賦予了議會。人民已爭得了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報刊「對於政治之得失,內外大員之善惡,皆可盡情指責;人民之冤抑隱疾,更可盡情登載」[346]。往昔聖旨一下,誰也不敢妄議,否則便以「大不敬」或「大逆不道」論罪。預備立憲以後,報刊上以「恭注」、「謹注」或「感言」等形式著論進行批駁的屢見不鮮,立憲派的請願書更是針鋒相對。「國中言論實較已往數年為自由。」[347]嚴禁黨團活動的封建禁網也被打破,只要是不以推翻清王朝為目的和秘密組織,一切公開的政黨和團體(康、梁系特殊情況)均取得了合法存在的權利,資政院還可以堂而皇之地上奏赦免包括革命黨人在內的議案,政治性的集會、遊行、請願、罷課、罷市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昔日被斥為邪說的自由平等,「今實行於政事矣」[348]。

最後,初步制定並實行了一些資本主義性質的法律。以前中國只有一部以刑法為主體的封建成文法典。預備立憲以後,除了資政院、諮議局、地方自治等章制外,還初步制定了刑法、民法、訴訟法、商法、法院編制法、集會結社律、報律諸方面的法律。這些法律只有個別系臨時應用、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絕大多數都屬於資本主義性質,雖然有些由於立憲進程被革命打斷未能實施,但中國封建法律的根本改革和資本主義法律的制定以預備立憲時期為嚆矢則是無疑的。

以上說明,清末最後幾年國家不僅在政體上採用了資本主義的形式,在國體上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民族資產階級已經開始取得一些議政參政權,單純的封建專政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關法律有些在試行,有些在準備和確立之中,整個政治制度正在向資本主義近代化演變邁進。

第四,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和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立憲運動一方面無情鞭撻了封建專制的黑暗,揭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和守舊;一方面廣泛地宣傳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和自由民主思想,啟發了人民的民主主義覺悟,使廣大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市民階層看到了清政府的不可救藥,統治階級內部也分崩離析,這就為辛亥革命的醞釀和爆發打下了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創造了有利形勢和客觀條件。立憲派領導的保路運動點燃了辛亥革命的導火索。立憲派轉向革命,積極響應武昌起義,紛紛謀取獨立,壯大了革命陣營,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潰和辛亥革命的勝利。

關於立憲運動的評價史學界的認識尚不一致,這裡談些淺見。

一種觀點認為,19世紀末,資產階級革命力量尚待形成,維新派是時代的先進者。此後尤其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後,革命已經成為時代的潮流,只有革命派才是時代的先進者,只有他們的鬥爭才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和發展方向。立憲運動對抗阻擋革命潮流,是反動的。

所謂「潮流」,是比喻時代或社會發展的趨勢。關於歷史「時代」,列寧在《打著別人的旗幟》[349]一文中作過精闢的闡述。對「資產階級的上升時期」,他是這樣說的:「是一般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特別是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的時代,是已經過時的封建專制制度迅速崩潰的時代。」「人民運動是一般民主運動,也就是說,就其經濟內容和階級內容來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慮具體時間、具體環境裡的歷史過程的客觀內容,以便首先了解,哪一個階級的運動是這個具體環境裡可能出現的進步的主要動力。」「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勢力的運動當時是主要的動力」。還指出:「我們能夠知道,而且確實知道,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

列寧的話十分明確:資產階級的上升時期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時代,資產階級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需要再強調一下的是,列寧講的這個時代是「民主運動」,而不僅僅是革命;時代的中心是「階級」,而不是某一階層或政治派別。事實上也是如此。「有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有德國式的、英國式的、奧國式的,也有美國和瑞士式的,應該看到「民主主義的這種程度上的差別」。同時也應看到「有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如俄國的君主立憲派,即「擁護上院、『請求』施行普選制、同時在暗地裡偷偷摸摸地就殘缺不全的憲法和沙皇政府搞交易的君主派地方自治人士,是資產階級民主派」[350]。因此,凡是反對封建專制、爭取民主政治的一切運動,不論採取什麼鬥爭手段,暴力的、和平的,合法的、非法的,也不論將來建立什麼政體形式,民主共和,或者君主立憲,都屬於「民主運動」;凡從事於這種鬥爭的階級,都是「民主派」、「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決不能認為只有武裝革命才叫民主運動,只有革命派才是民主派。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完全符合列寧的論述,其時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正是新生的上升的階級,中國人民所處的也恰恰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運動時代。在此時代中,革命派旗幟鮮明地推翻封建專制,要求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進行的是民主運動,固然是民主派。立憲派也反對封建專制,要求建立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制國家,搞的也是民主運動,同樣是民主派。所以說立憲運動非但不違背時代潮流,相反,正是時代潮流的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清末的民主運動潮流就是由革命運動和立憲運動兩大洪流匯合而成的。民主運動本身便體現了時代的主要內容和發展方向,怎能說立憲運動反動呢?

時代潮流是時代為人民規定的歷史任務,不以某一新的政治派別甚至階級的出現為轉移。在歐洲的民主運動時代,工人階級曾經追隨資產階級戰鬥。在清末,革命派主張用暴力推翻封建專制是一件大好事,然而並未改變民主運動的時代性質,換句話說,在反對封建專制、實行民主政治這個實質性問題上,革命派並未提出超越立憲派的政治主張,開闢另一新的時代。不要說革命派與立憲派同屬一個階級,就是比革命派先進得多的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以後,儘管此時的民主主義不再是舊的,而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新民主主義,但時代的性質也未因此而有所改變,中國人民依然要進行民主運動,為爭取獨立和民主而鬥爭。

立憲運動與革命運動所起歷史作用的大小、功過的多少,甚至誰是主流,誰是支流,都是可以討論的;但無論如何,這兩大洪流的流向是一致的,正如長江和黃河同發源於青藏高原、東流入海一樣,根本不存在立憲運動逆革命運動而行的問題。

另一種觀點認為,立憲運動引導一部分人走上歧路,抵制消除革命,還詆毀革命,爭奪搶佔輿論陣地,擾亂、破壞革命隊伍,因而是反動的。

詆毀革命,搶佔輿論陣地,擾亂、破壞革命隊伍的現象,在國內沒有出現過。海外的康、梁一派與革命派有些摩擦,可是這是由兩派爭奪地盤、群眾、募集捐款和民主運動領導權引起的宗派鬥爭,絕大多數由革命派挑起,而且擾亂、破壞是相互的,就此而指認立憲派反動說不過去。如眾所周知的政聞社召開成立大會,革命派無端跳到臺上痛打梁啓超,破壞大會進行一事,究竟怨政聞社,還是怨革命派?總得有個是非界限吧?只許革命派大打出手、謾罵誣衊,不許立憲派還口辯解,恐怕不能算作持平之論。雙方都搞民主運動,如說立憲派妨礙革命派是反動,反過來也有理由說革命派妨礙立憲派是反動,這在邏輯上和事實上都是站得住的。不過我們並不作如是觀,而是認為他們之間的摩擦是宗派鬥爭,根本談不上嚴肅的政治鬥爭和反動與否。

立憲運動的確有消除革命的意圖,然而也不能據此認為反動。因為在立憲派看來,如果立憲成功了,革命派建立民主政治的宗旨(不是排滿)也就實現了,革命就自然沒有必要、自行消失了。他們只是期待以自己認為可行的手段達到革命的目的,儘量使國家少受破壞,也就是說,他們要達到的是革命的目的,要消除的僅是革命手段。立憲與革命既同為民主運動,根本宗旨一致,這就決定了它的進步性。再者,立憲派不贊成使用革命手段僅僅束縛了自己的手腳,限制不住革命派,對革命運動不會造成危害,與協助政府鎮壓革命、維護封建統治是決然不同的。所以不能認為是反動的。

關於引導一部分人走上歧路,此論似是而非。在論者之意,是說因有立憲運動吸引了一些人,便使革命力量相對減少了一部分,換言之,沒有立憲運動,這些人就會加入革命。

毛澤東說:「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繫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351]這是絕對正確的。強調立憲運動吸引人們走上歧路,實際上是哲學上的外因論。

一個人選擇走什麼道路,無疑會受到各種外部因素諸如階級、家庭、教育、親友、環境的影響,但決定的因素則是個人的認識和決心。同樣都是地主家庭,黃興成為革命黨領袖,孫洪伊則成為立憲派的風雲人物。同在日本留學,有的回國後當了官僚,有的從事立憲運動,有的從事革命運動。單純強調外因的作用是不能說明問題的。

立憲派宣傳自己的主張,革命派也在宣傳自己的主張,雙方都期望第三者接受本派的主張,加入本派組織,但都無權強迫別人接受;作為第三者同時受到兩方面的影響,因此,他走什麼道路,完全出自個人的抉擇。當一個人下定了革命的決心,立憲派的宣傳便不會發生作用。同樣的,假若一個人認準了立憲道路,革命派想拉也拉不動的。如楊度,初「倡言排滿,與黃興、劉揆一齧血為盟,圖為刺客,將赫然革命之健者」[352]。到日本留學後轉到立憲立場。有次孫中山聽說留學生中楊度最為有名,極力想把他拉入革命陣營,與楊「聚議三晝夜不歇,滿漢中外,靡不備論;革保利弊,暢言無隱」,說得唇焦舌敝,也未把楊說服。[353]以孫中山革命領袖的威望親自做了三天的說服工作,而卒無效果,可見外因對人的影響是何等的微不足道。

革命不是好玩的事情,違犯清朝法律,屬於叛逆大罪,抓住要被判刑,甚至殺頭,參加起義很有可能犧牲,既關係到個人的前途和生命,又牽連到家庭,這是很實際的切身利害問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輕而易舉做到的,只有那些下定決心獻身國家和人民的人才能參加革命。一個人若沒有犧牲精神,即便沒有立憲派,也不會投入革命行列。把一部分人不能獻身革命歸罪於立憲派是不公允的。

對於世界觀尚未確立、思想搖擺不定的青年,立憲派可能會產生一定影響,但這不過是短暫的,一旦世界觀確立,影響便即消失。20世紀初年,先進的知識分子幾乎都受到《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的影響,曾幾何時,許多人又放棄了立憲主張轉向了革命。這說明立憲運動阻止不住人生道路的選擇,阻擋不了革命力量的發展。

事實上,只有海外的梁啓超等與革命派有過理論上的論爭,國內的立憲派與革命派非但沒有論爭,反而相處不錯,有些立憲派贊助革命派創辦報刊,有些掩護革命黨人活動,有些在經濟上給革命派支持。立憲派大肆鼓吹民主主義,揭露抨擊腐敗黑暗政治,適足以提高人民的覺悟,增長對政府的仇恨,使一部分人逐漸向革命轉化。立憲派通過和平鬥爭也受到現實的自我教育,日漸覺醒,不斷有人轉向革命陣營。由此看來,立憲運動不是阻止了革命運動,而是起到了橋梁作用,為革命輸送了新的力量。

社會是極其複雜的,每個階級、階層、集團乃至個人都在以自己的言行有意無意地影響著周圍的事物,企望只受好的不受壞的影響是不可能的。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所以一個政黨或派別能否獲得發展壯大,唯有從其內部尋找原因。立憲派與革命派同時在競爭民主運動的領導權,誰的政治主張更能吸引人,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言論行動為人所信仰,誰的力量就會有較快的增長,反之則發展緩慢。如果說立憲運動尚能把一部分人吸引過去,那只能說明革命運動對這部分人沒有吸引力。如徐佛蘇早先加入過華興會,蔣智由也「始倡革命」[354],「沉醉革命」[355],但後來又成為立憲運動的幹將。這種原就為革命吸引反而又被立憲吸引的現象,難道不值得反思嗎?為什麼不從革命派內部找找原因,一味責備立憲運動呢?

同革命派一樣,立憲派也是新生的上升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是推動當時社會前進的動力。衡量評判立憲派進步或反動,不能僅僅以其反對採取革命暴力為標準,而應看其根本宗旨是否與革命派一致,是否從事民主運動,反對封建專制,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其政策和實踐對社會有無貢獻新的東西,對生產力起了束縛作用還是解放作用,對人民和歷史的發展是有益還是有害。從階級、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諸方面全面分析考察,毫無疑義,立憲派和立憲運動不是反動的,而是進步的。

肯定立憲派和立憲運動,決不意味著否定貶低革命派和革命運動,或認為以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沒有必要。馬克思說:「普魯士的專制君主國也和從前英國和法國的一樣,是不願意自動變成資產階級君主國的。它是不會自動退位的。」[356]清王朝亦如此,即使在各種形勢逼迫下表示進行改革,向人民做出某種讓步,但為了維護自己和統治階級的私利,他們決不會把改革進行到底,把政權徹底交給人民。一旦人民的要求超過了其所能容忍的限度時,他們就會動用專政工具進行壓制。這時如果沒有武裝力量與之對峙,予以狠狠打擊,就不可能迫使統治者就範,達到目的。清末的立憲過程表明了這一點。和平的合法鬥爭難於奏效,革命暴力為民主運動增添了更有效更正確的鬥爭手段,大大增加了推翻封建統治的保險係數,革命派起到了立憲派所不能起的作用。革命與立憲是相輔相成的,沒有立憲運動就沒有1911年深刻的革命危機;沒有革命派的毅然舉義,也不可能把預備立憲推向頂峰,更不可能在當時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國。革命運動的歷史功勳將永遠彪炳史冊。

恩格斯在論述19世紀中葉德國的革命時曾對君主立憲及立憲派做過這樣的評價:「當黑格爾在他的《法哲學》一書中宣稱立憲君主制是最終的、最完善的政體時」,他便「宣布了德國中間階級取得政權的時刻即將到來」。資產階級進入反對專制政體的反對派隊伍的時刻,「是德國的真正革命運動的開始」[357]。又說:「當資產階級還沒有和專制君主政體徹底決裂的時候」,「自由主義的立憲君主政體是資產階級統治的適當形式」[358]。以立憲政體代替專制政體是否一定要「推翻人的力量和奪取經濟力量」?即「任命自己的人代替官吏」和「奪取國家的全部財政力量」?列寧說不需要:「推翻專制制度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沙皇放棄無限權力,人民有權選舉自己的代表來頒布法律,監督官吏的行為,監督國家資財的收支。這種由人民參與立法和管理的管理形式叫作立憲管理形式(憲法是人民代表參與立法和管理國家的法律)。總之,推翻專制制度就是用立憲管理形式來代替專制管理形式。由此可見,推翻專制制度根本不需要『推翻人的力量和奪取經濟力量』,而只需要迫使沙皇政府放棄自己的無限權力和召開國民代表會議來制定憲法。」[359]在專制政體下能否進行進步的合法的運動?列寧回答說:「我們絲毫不懷疑,即使在專制制度下,也是可以進行能夠推進俄國進步的合法活動的。」[360]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對待資產階級民主派反對封建專制的鬥爭和立憲運動?列寧認為:「象在世界各國一樣,我國覺悟的無產階級也必須支持資產階級民主派對農奴制殘餘和專制制度所持的反對派立場和同它們所進行的鬥爭」[361],「無產階級應當支持資產階級的立憲運動」[362]。這種思想,列寧曾不止一次地講到。不但如此,列寧和俄國社會民主黨還多次號召工人和全黨參加和平鬥爭。1895年,列寧在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的說明中寫道:「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和工人階級影響國家事務的首要任務,應該是爭得政治自由,即爭得以法律(憲法)保證全體公民直接參加國家的管理,保證全體公民享有自由集會、自由討論自己的事情和通過各種團體與報紙影響國家事務的權利。」「黨綱宣稱,首先,所有反對專制政府無限權力的社會階層都是工人的同盟者。」「它將支持資產階級中間所有反對不受限制政府的階層和部分。」[363]俄國社會民主黨提出的要求有:召開由全體公民的代表組成的國民代表會議來制定憲法;公民都有普遍的、直接的選舉權;集會、結社和罷工自由;出版自由;消滅等級,全體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公民有權控告任何官吏;居民移動和遷徙自由;從事職業和行業的自由。[364]1903年,為了回答沙皇頒布的詔書,俄國社會民主黨又提出了三項要求:立即無條件地頒布法律,承認集會自由,出版自由,大赦一切政治犯和宗教信徒;召開全民立憲會議,會議由全體公民選舉產生;立即無條件地頒布法律,承認農民同其他一切等級完全平等,消滅農奴制殘餘,改善農民處境。[365]還指出:「工人應當要求沙皇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國民代表會議。」「如果我們能使(我們一定能使)群眾都了解這種聯繫(本書作者按:指減少工作時間,實行計時工資制與憲法之間的聯繫),那麼『要憲法!』的呼聲就不會只是從一個人口中喊出來,而是從千百萬人的口中喊出來了,那時這個呼聲就不是可笑的,而是可畏的了。」[366]「現在,那種沒有受到已被削弱的政府追究的公開宣傳民主主義的思想和要求的工作,開展得十分廣泛,以至我們倒要去適應運動的嶄新規模了。」[367]雖然列寧也總是提醒全黨,無產階級進行這些鬥爭的目的是利用合法團體來加強和鞏固自己的工作,激發人民,擴大力量;要注意清除資產階級民主派對工人的影響;一刻也不容忘記自己的階級獨立性和推翻資產階級的目的。但從一系列論述中可以看出,列寧對資產階級民主派所從事的反對封建專制的合法鬥爭是肯定的、支持的。只有當資產階級民主派與封建專制妥協、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才揭露它的反動性。在清末的中國,工人階級還未成為自為的階級和獨立的政治力量,立憲派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如同國際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企圖用合法鬥爭欺騙工人階級,模糊其社會主義革命意識,使之忘記社會主義革命目的的問題,並不存在,因而也沒有俄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國際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那種反動性。再者,中國的立憲派主張合法鬥爭只是一時的,一旦經過事實的嚴酷教育,他們中間便有相當一部分覺醒了,放棄了合法手段,轉向了革命,武昌起義後更多的人投入了革命鬥爭。所以不應把立憲派與國際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等量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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