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五代《舊唐書》和北宋初年《新唐書》所著《李邕傳》，大致為我們勾勒了一個李邕的形象，擅文並因此走上仕途，但是未有提及與書法有關的內容。《唐會要》，大量記錄了兩唐書未錄入的唐代史實，歷來為研究唐史的學者所重，但在卷三十五書法一項中也沒有提及李邕。北宋初年官修著述《太平御覽》，作為「類書之冠」，共有七處提到李邕，卻依然沒有提及與書法有關的內容，其中有兩處分別在文部和工藝部中提到了文學方面的造詣，四處則在職官部中記錄。
同時期官修成書的《太平廣記》，雖然記錄以野史、道經、釋藏為主，但仍未提及書法，均記錄李邕為官之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書目或是專供帝王御覽，亦或是作為正史永存，嚴謹性是不容置疑的。由此可見，這些記錄唐代歷史的文獻中，無論官修正史還是民間野史均未有錄入與李邕書法有關的條目，並不是偶然，從中可以看出李邕書法在當時的境遇。由此我們可以推斷，李邕本人無意做一名書法家。
李邕把自己一生的精力放在了官場，然而他的仕途並不順利。
「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舊唐書》）
「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為戶部郎中…共援邕為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新唐書》）
「後從中人楊思勖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州刺史…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以讒媢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代宗時，贈秘書監。」（《新唐書》）
兩唐書記載，可知李邕最高做到了刺史，雖說是從三品，看似職位頗高，又為一方總領，實際上遠離廟堂，從兩唐書記載便可發現，這並非李邕所求。到去世，代宗才追贈其內廷執掌經籍圖書的從三品秘術監。其餘均在擔任品銜較低的京官或者是地方官員。而這個秘術監的職位才剛剛與舉薦他走向仕途的李嶠在官拜內史之前官職相同，巧的是恰恰因為李嶠任職秘術監時，李邕才借這個機會進入皇家秘閣取閱典籍，並被李嶠發現了李邕的才能，將其舉薦給了武后，進入廟堂任命為左拾遺。
唐代官員選拔基本分為科舉、流外入流、門蔭入仕，雖然在當時仍然是以門第為主要選官方式，但自科舉創立以來，歷代皇帝都力圖改變門第對選官制度的影響，所以對科舉選拔人才很重視。而武后之時，以這種特殊的推舉方式入朝，原因在於武則天為收買籠絡天下讀書人而採取了舉薦，使他們可以更快的走向仕途，於是設立了補闕、拾遺等官職，來安置大量讀書人，故而出現了「補缺連車載，拾遺平鬥量，杷推侍御史，椀脫校書」的說法，批評當時的冗員情況。《太平御覽》中記載：
「六典曰，拾遺，唐垂拱中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天授初左右各加二員，通前為十員。才可則登，不拘階敘。言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故以名官焉」
「又曰：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李邕雖身為左拾遺，有面諫皇帝之職，而「拾遺」實際上卻是武則天執政後為廣開言路籠絡人心，而開設的並反覆遞補人選的官職。目的是為了可以讓這些蒙受皇恩的學子，如其所設科舉殿試般成為天子門生，死心塌地為朝廷效力。這批人終究不是科舉入仕，從選賢舉能的角度來講，自然是無法與當時大開科舉取士之風而入職的官員相比。另外，李邕家族在當時已然沒落，更不存在門蔭入仕的可能，李邕若想融入當時受門蔭而居高位官員交往圈是有一定難度的，這些都註定了李邕仕途不會如同僚那樣順利。與此同時，李邕也深刻認識到這一點，在朝中雖然人微言輕，但敢言直諫，曰：「不願不狂，其名不彰」，得到了不少肱骨之臣的讚賞，更有許昌男子孔璋在李邕獲罪時，情願替死。可見他「行直」的個性，在當時已經有不小的盛譽。依據兩唐書記載，李邕官運不濟，多次左遷貶謫，一方面由於友人獲罪而受到牽連，使得他在官場數次遭貶。
但真正在官場中遇到生命威脅卻是自己性格方面的缺陷造成的，換句話說，李邕無法做一個如顏真卿一樣完美的士林楷模，也就意味著他不會在仕途上有所建樹，更不會在後世為人代代傳頌。當然所處時代亦有差別，也註定了李邕不會如顏真卿般轟轟烈烈。在朝為官，他先後得罪了姚崇、張說、李林甫三位朝廷重臣，拋開奸相李林甫不論，姚崇、張說都可謂是一代名相，二人素有不和，相互猜忌排擠，歷史上更有「死姚崇算計活張說」之事。
然而卻同蔑李邕，想必其為官必有朝廷大員厭惡之處。從兩唐書看，李邕行為很多方面，是與儒家倫理綱常相違背的，姚崇厭其「險躁」，張說惡其「矜炫」、「自雲當居相位」，「贓貸枉法」、「性豪侈，不拘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雖然孔璋以及邕妻均指出所得銀兩用於接濟一方百姓，但這種行為是不能被封建禮教所接受的，加之性情狂傲乖張，又不懂得從中周旋，過於耿直，見不平之事必諫之，更加得罪了不少人，自然成為了朝廷各個派系均排擠的對象。但他並沒有死心，從他在汴州拜見玄宗時「累獻詞賦」取悅皇帝便可看出他對做官的痴迷，只可惜這一系列的原因導致李邕註定無法在仕途上有所建樹。
翻閱書法史，仕途上有作為，同時又是一位書法大家者不在少數，二者實際上是互相影響推動的。《唐會要》中所提到的歷代書家，如鍾繇、王羲之、蕭子云、唐太宗、魏徵、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陸柬之、王方慶、柳公權等，均是身居要職，同時又是傑出的書法家。其中有些因書法彰顯而得到高位，在當時負有盛名，也有些又因為身居高位而得以書寫皇家碑版或整理、鑑定前朝真跡而流傳於世，不論後來官以掩書亦或是書以掩官，我們都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微妙關係。李邕的仕途坎坷和對名利的追逐，導致他沒有把更多精力放在書法之上。
李唐王朝立國以來普遍重視書法教育，貞觀時朝廷復置書學，科舉設立明字科，又以「身言書判」為標準選取官員，更有學子因此導致二十餘年不得官職。足見對書法的重視，經過層層選拔出的官員必然是百裡挑一的人才，而作為舉薦入朝的李邕來說在入仕之初，書法沒有經過官方考核認可，一紙「證書」的缺失，對李邕書法在當時的接受還是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再者，唐代書法以豐碑巨製為主，記事表功之外，藝術造詣並不低。
《唐會要》卷二十·陵議，提到太宗朝的昭陵陪葬事宜，並有專人執掌撰文修碑，而碑誌書人的請託者大多是以書名世的士大夫，無請託者則以館閣書家書碑為主。昭陵陪葬是對「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的一種恩賜，後來逐漸減少了大臣陪葬之事，但是，撰文修碑的制度還是被承襲下來。史書記載，李邕三十歲入朝，為官四十餘載，多數時間在地方為官，深得民心，然而卻不擅長官場周旋，一入京師即被貶，從書碑者地位看，與當時的官方碑制不盡相符，亦是造成李邕書法不彰顯的原因。
由此可見，李邕將一生精力放在官場之上，並未過多關注書法。同時，由於仕途不順也間接影響了書名在當時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