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梳女」興起背景探析

珠江三角洲「自梳女」興起背景探析

來源：《雲南社會科學》

作者：李寧利，周玉蓉

19世紀中葉以後，在珠江三角洲地區興起了一種女子群體相約不嫁的風俗，她們通過一定的儀式，自己把頭髮盤成髮髻，宣布獨身終老，這一群體被稱為「自梳女」。據番禺縣人鄔慶時記載：「光緒、宣統年間（1875～1911），南村人口多達數千人，一年之中，女子出嫁者不過數人。至1905年甚至無一人出嫁。」直至今天，在珠三角一帶還有為數不少的自梳女健在，均已年過花甲。

「自梳女」群體倍受關注，學者們主要探討這種習俗的起源。代表者是託普萊和蕭鳳霞，託氏認為自梳女興盛於19世紀末，隨著繅絲業的高度發展，需要大量女工，婦女取得獨立的經濟地位，從而促使女性覺醒，逐漸擺脫封建婚姻的束縛，這種觀點以後被多位學者認可，包括斯多卡和蘇耀昌。但也遭到蕭鳳霞等學者的質疑，蕭氏認為單純經濟原因難以解釋為何自梳風俗在財富殷實的大戶人家也比較流行，這些家庭並不用女兒作為勞動力以幫補家用？她進一步認為，自梳女習俗可能與華南地區歷史上的少數民族集團有一定的淵源關係，由此推測該習俗可能在19世紀前半葉就已經存在。香港學者葉漢明認為：「『自梳』，是女子本身自由、主動和有意識的決定」，它產生於「中國華南社會父權文化與自梳女及姊妹群次文化的互動關係中」，並且，他認為「個人價值（自由、貞潔）和群體文化是自梳女的力量之源」

以上研究還存在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第一，如果單從經濟方面解釋自梳女產生的根源，難以讓人信服，那是什麼原因導致女子群體相約不嫁？第二，如果說自梳是女子的主動選擇，為什麼只有珠三角地區的女子具有這種反抗行為？為什麼只有她們具有追求自由、保持貞潔的價值觀念？第三，到目前為止，關於自梳女興起時間的爭論一直沒有讓人信服的結論。本文將從珠江三角洲地區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入手，回顧19世紀珠三角經濟發展、社會變革對女性勞動者的影響，以尋求對上述問題的解決，使有關自梳女起源的研究取得一定的進展。。

「不落夫家」是嶺南地區古越人的婚俗殘餘。這種風俗在古越人後裔壯、侗、水、苗、瑤和黎等少數民族中普遍存在，稱為「坐家」或「不落家」，是指女子婚後仍居住在娘家，不住夫家，等懷孕後才正式到夫家過夫妻生活。宋代《太平寰宇記》載:「古黨洞（廢黨州）夷人索婦，必令媒人引，女家自送相見後，復即放女歸家，任其野合，胎後方還，前生之子例非己有。」明代《赤雅》載:「娶日，其女即還其母家，與鄰女作處，間與其夫野合，有身乃潛告其夫，作欄以待生子，始稱為婦也。」《粵西叢載》卷二十四載:「南丹溪峒苟人呼為僮……婚不避姓，時上元中元春秋社日。男女答歌苟合，至有妊娠始歸夫家。」

在古越人居住過的漢族地區：珠三角、福建惠東地區、海南儋縣等同樣存在「不落夫家」風俗。這種風俗之所以能夠保留下來，主要原因是歷史上這一地區遠離中原政治中心，封建王朝鞭長莫及，形成它政治上的相對獨立性和穩定性。因此，在古代嶺南形成「土著者居於鄉，率皆桀黠傲慢，不畏官府」的局面。清初王士禎的《池北偶談》中說：「粵（廣）東人才最盛，正以僻處嶺海，不為中原江左習氣薰染，古尚存古風耳。」其次，珠三角又是嶺南地區的中心，開發早，程度高，中原王朝常在該地實行特殊政策與措施，既利於土著文化的保留，又利於外來移民休養生息，外來文化深受當地文化的影響，而很難取代當地文化，保留更多古越人遺風。如廣府系居民使用的粵方言主要是漢語與壯語相結合的產物，而壯族是已被公認的古越人的後裔。另外，二次葬、迷信、嗜食蛇等這些現今仍存在的風俗，均可以說明古越人文化在這裡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林語堂說廣東人的文化是「在表面中國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傳統」

有關珠三角地區「不落夫家」的記載有如下幾則：乾隆《順德縣誌》云：「舊習女子未嫁與鄰姊妹處，謂之金蘭。嫁則視夫如仇敵，率數日返，歲以時節至，必食母之食，強之則以死誓，非嫁三四年或孕，不守婦道也。父母畏其輕生，貽訟累，亦即聽之」；《順德縣誌·清鹹豐三年刊本》（1853年）記載：「鄉中處女，每與裡女結為姊妹，相為依戀，不肯適人。強之適人，歸寧，久羈不肯歸夫家，甚或自縊、自溺。」清同治十年（1872年）刊刻的《番禺縣誌》載：「粵中士大夫家壺教最修⋯.然其俗尚氣矜，往往厲其節至於過中。國朝百年來，番禺一邑，其所稱貞女者，志不絕書，而其甚者相約不嫁，聯袂而死。」

珠江三角洲一帶盛行的「不落夫家」婚俗，與少數民族地區的有明顯不同。首先，前者受傳統禮教的約束較嚴，終生恪守「守貞」、「從一而終」的信條，婚後在娘家居住時，既沒有和其他異性交往的自由，農忙節慶回夫家時也不能和丈夫同房，很難懷孕，所以，大部分人錯過生育的年齡，終生不返夫家，直到臨終前到夫家謝世，只有她們存在「不落夫家」之實。而少數民族地區「不落家」的已婚婦女，在娘家期間仍有與其他異性交往的自由。直至解放前，在黎族的「放寮」、布依族的「趕表」、壯族的「歌圩」和侗族的「行歌坐月」等等活動中，「不落夫家」的婦女都可以參加，而且可以和丈夫以外的男子發生性關係。相對而言比漢族地區不落夫家婦女返夫家的機會更多，住娘家的時間縮短。其次，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不落夫家」女子具有群體結拜行為，她們拜結「金蘭姊妹」，互相監督，互相研究不到丈夫家生活的策略。為了避免懷孕，在新婚之日，新娘在金蘭姊妹的幫助下，穿上特製的衣服，上下密不透風；還有人攜帶剪刀、繩子等工具，以防丈夫迫近自己的身體。這種特殊的「不落夫家」婚俗的存在給後來的女子「聯袂不嫁」——「自梳女」的出現提供了生存土壤。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珠三角地區的「不落夫家」是真正的終生不和丈夫一起生活。但她們和稍後產生的「自梳女」獨身群體並不完全相同，前者有名義上的丈夫，而後者沒有。有學者把「不落夫家」興起的時間完全等同於自梳女興起的時間，從而認定自梳女也興起於19世紀前期。實際上「自梳女」這一專有名詞的產生以及它的特定含義的推廣，據筆者估計應在20世紀20年代以後，因為成書於民國時期（1922年）的《中華全國風俗志》僅提到有女子結拜金蘭、相約不嫁的現象，但並沒有給這種現象一個準確的命名，也就是說還沒有出現「自梳女」一詞。因此，自梳女興起於20世紀，「不落夫家」為自梳女的產生提供了歷史基礎，興起的原因與珠三角繅絲業的發展密切相關。

二、經濟背景：桑基魚塘的農業生產方式以及珠三角繅絲業的發展

1.男少女多與女性生存壓力

珠江三角洲地區具備良好的水土光熱資源，農作物生長周期短，產量高；河汊密布，大片的水域為人們提供豐富的水生食物來源，既利於水產捕撈和養殖業，又利於農耕，必然吸引更多的人到這裡生息繁衍，人口自然增長率高。同時這裡水網密布，人多借舟楫之利，更方便貿易，「人多務賈以時逐」，商業發達，流動人口較多。唐宋以來的幾次移民更加速了該地人口的增長。但是，珠江三角洲衝積平原上分布著高低不一的山丘，土壤肥沃的平原主要靠河流淤積和人工圍墾而成，並不是所有的灘涂都具備圍墾條件，因此這裡向來土地珍貴，地狹人稠，生存壓力較大（見下表）。

檔案館的原統計表中人口密度超過250人/平方公裡的縣市共有16個，70％位於珠江三角洲地區。而且從上表中可看出該地人口非常密集，遠遠超過三角洲以外的其他各縣。

並且，宋代以後，嶺南地區一直存在著男少女多、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狀況，又由於生存壓力巨大，婦女需要和男子一樣去承擔生活的重擔。宋周去非《嶺外代答》指出：「南方盛熱，不宜男子，特宜婦人。蓋陽與陽俱則相害，陽與陰相求而相養也。餘觀深廣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人則黑裡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虛（圩）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同書「惰農」條記載：「深廣，曠土彌望，田之所耕，百之一爾⋯.既獲，則束手坐食以卒歲。其妻乃負販以贍之，己則抱子嬉遊，慵惰莫甚焉。」明代王濟《君子堂日詢手鏡》：「餘初到橫，入南郭門，適成市，荷擔貿易，百貨賽途，悉皆婦女，男子不十一。」明董傳策《渡左江諸瀧記》（載《古今遊記叢鈔》第8冊）：「村墟市果菜及擔負行者，皆婦人，蓋其俗如此。」以上幾則記載都顯示婦女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這可能與男少女多的人口自然狀況有關。

珠江三角洲地區是古代嶺南人聚居地之一，同樣存在男少女多的狀況。辛亥革命以前，或許重男輕女思想，使得史籍中對女性的記載較少。由於人口的性別比在較長時間內一般相對穩定，所以以南海和番禺民國時期和建國以後的人口數據為例，同樣可以說明一些問題。南海縣建國後的1953～1990年37年間，全部年份人口性別比例均是女多於男，僅1953～1966年這13年間，每年統計的資料均顯示女性總人口比男性多3～4萬人。根據《番禺縣誌》第三編記載：「全縣人口，男女性別比例，多數年份，男性比女性少⋯.建國後，根據四次人口普查，人口的男女性別比例女均多於男。」又據《番禺縣鎮村志》，建國後4次人口普查，各鎮人口全部是女多於男，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狀況。另外，建國後高明、肇慶、中山、三水等地幾次人口普查男女兩性比例均為女多於男，「三水縣男少女多狀況一直維持到建國以後」

女多男少的人口狀況，導致女性減弱對於男性的依賴，自食其力。《順德縣誌》中還記載很多家庭均是由女性組成，孤兒寡母，甚至「一門三孀」，男性要麼死亡，要麼遠渡重洋，這就使得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女性非常能幹，成為家庭的主要勞動力、社會的主要勞動者。

2．桑基魚塘農業生產方式與女性經濟角色

珠江三角洲位於南亞熱帶，瀕臨南海，其氣候特徵為高溫多雨，熱量充足，土壤肥沃，適宜種桑養蠶。並且，從明清時期開始，隨著三角洲人口大增，對土地開發和利用率提高的要求更為迫切，為了解決洪澇水患與生產發展的矛盾，人們發明了桑基魚塘的農業生產方式。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桑葉飼蠶，蠶矢飼魚，兩利俱全，十倍禾稼。」桑基魚塘主要分布在順德、南海、番禺、香山等縣，尤其是順德境內，堤圍密布，約佔三角洲堤圍半數。據明萬曆九年（1581年）統計，南海、順德、番禺、三水、高明等縣共有納稅魚塘16萬畝，約合基塘40萬畝，其中南海、順德各約10萬畝。清末，南海「境內桑田以江浦、黃鼎、主薄為多，.十畝桑田，濃蔭綠縟，且各處均有桑市。即此數處而論，桑田不下數千頃」；「縣屬養蠶之家，以西樵各鄉為最盛，約有萬餘家，其餘所在皆有，實在數目一時未詳」。順德龍山鄉「鹹豐前尚有禾田，後悉數變為桑基魚塘」，全縣種桑面積達30萬畝以上，而稻田面積不及總耕地面的1/10。

在基塘農業生產中，婦女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很多活計如採桑、養蠶、養魚等並不需要比拼體力，正所謂「老弱婦孺均可參加」。因此，該地的婦女是田間地頭耕作的主力軍，正如文獻記載「（南海）九江地狹小而魚佔其半，池塘以養魚，堤以樹桑，男販魚花，婦女餵蠶，其土無餘壤，人無敖民。與長江三角洲下遊地區相比，珠三角地區蠶桑生長期短，成熟快，勞動強度大，需要更多的勞動力。而未婚女子大多是家庭的主要勞力，女兒出嫁會對娘家造成損失，「不落夫家」和「自梳」可以得到娘家的默許。

桑基魚塘的農業生產方式，對女性勞動力的大量需求，使得珠三角地區的女性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婦女的經濟角色，這為自梳女的產生提供經濟基礎。自梳女產生於珠三角地區，而以順德的均安和大良、南海的西樵和簡村分布最為集中。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南海縣民族資本家陳啟源在他的家鄉簡村創辦全國第一家用機器繅絲的工廠——繼昌隆繅絲廠，接著，龍江、龍山和順德各地相繼仿效，直至順德成為全省蠶絲業中心，經濟盛極一時。在南海縣，「當時官山有繅絲廠約七間，每廠約有女工五百人⋯.光緒年間，丹灶塱心縐紗織造是鼎盛時期，村民約有七千人，從事此項生產的就有五、六千人，..以婦女為主負擔此項工作，有一些男子也參與這項勞動」。1887年南海縣機器繅絲廠有68家，絲車34600臺，由於蠶絲業發達，就業機會多，幾乎所有的女子都在絲廠工作，經濟獨立，又想擺脫家庭的束縛，直接導致「自梳」風氣的產生。

3.20世紀繅絲業的發展與自梳女的興盛

自梳女興起與珠三角繅絲業的發展關係密切，她們出現的兩次高峰均與絲織業的興衰有關。「自梳」的第一次高潮出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絲價暴漲（1915年，每擔生絲約為港幣600元，到1921年，已漲至2400元），極大推動了蠶桑業的發展。1925年，順德縣大型繅絲廠已發展到135間，佔全省總數的80.8％；在1928～1937年間，順德、西樵兩地有織機近萬臺，形成順德蠶桑業的全盛時期。在絲廠做工的幾乎都是未婚女子，自梳風氣出現第一次高潮。「民國22年（1933年）《番禺人口調查報告書》載：『全縣自梳女共7011人。』其中一區1055人，二區4908人。」南海某鄉，「該鄉抗戰前連續八年，沒有出嫁過一個女子，通通都『自梳』起來。又據解放初在與簡村為鄰的杏頭鄉調查說明，該鄉1523個女人中，就有200多個『自梳女』」

自梳女興起的第二次高潮是在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後，由於絲織品銷量銳減，加上日本生絲和人造絲的傾銷，我國生絲出口貿易在國際市場受到嚴重打擊，價格暴跌。至1934年的下半年，生絲價格跌到每擔302元港幣，為最高價的1/7，外銷量壓縮到只剩原來的1/5，大量絲廠倒閉，整個蠶桑業瀕臨崩潰。由於絲業衰落，婦女在家鄉謀生艱難，聽說國外賺錢容易，便滿懷希望遠涉重洋，去新加坡等地作女傭，這些女傭中90％都是自梳女。筆者2003年8月1日在順德均安鎮沙頭村調查，當地黃姑太說直至解放前3年，很多女的出去新加坡做工「搵錢」，在當地已形成一種風氣，同村姊妹互相幫忙，先出去的通過「水客」捎信、物品給家人，然後「水客」再在當地招募12歲左右的女孩帶出去，在最高峰時期女子10個中有9個不嫁。無獨有偶，現在均安鎮沙頭村成為健在自梳女最集中的地區，幾乎所有的姑婆都有出洋的經歷。

自梳女興起的另一重要的原因是19世紀中葉以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社會變革，使生活在該地的人接受更多新觀念、新思想。19世紀時期，珠三角地區社會發生劇烈動蕩：首先是禁菸運動，隨之而來就是鴉片戰爭，隨後又有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珠江三角洲地區一直是反抗侵略的前沿陣地，同時也是最早主張向西方學習、變革社會的發源地。這種相對寬鬆、活躍的社會政治環境為自梳女的產生奠定了社會基礎。

社會的變革必然引起觀念的改變，相對而言，珠三角地區觀念較開放、自由。以反纏足為例，早在1883年，維新派的代表康有為，就在老家廣州南海，聯合一些開明鄉紳，創立不纏足會。1896年，康有為、康廣仁又在廣州成立粵中不纏足會，提倡婦女不纏足。與康有為齊名的另一位著名維新派領袖梁啓超，也積極從事反對纏足的活動。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申明禁止婦女纏足。辛亥革命以後，婦女們除了在衣服鞋帽和髮型上追求新穎外，也將纏過的小腳放大，以配合新的鞋。這種情形最先開始於珠江三角洲地區，該地的女子最早接受「天足」觀念，而且積極響應，充分說明這裡社會環境較為開放。

從宋代開始，隨著中原移民大規模南下，儒家文化在珠三角地區傳播更為迅速。中原地區士大夫們大力褒獎「貞節烈婦」，尤其是程朱理學的信條「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他們過分強調貞節，致使婦女把貞節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縣誌中經常可見類似如下的記載：「康氏，龍山萬祥女，許聘龍江教諭肖嘉元子夢全。年十九，夢全卒，聞訃吐血數升，囑婢勿告父母，旋奔喪撫棺大慟數絕。翁任乳源家儒，素紡織養姑，以侄齊錫嗣，婢桂彩亦感之，終身不嫁。」僅據《順德縣誌（清鹹豐和民國合訂本）·列傳·烈女》記載，清朝康熙年間「未嫁而夫死守節者」，受到旌表的共有9人，其中6人有傳；雍正朝的「聘妻」（未過門的媳婦），丈夫死後，「奔喪守節」者，受旌表的共有61人，其中20人有傳；乾隆朝「聘妻」奔喪守節的共有42人，都有傳；道光朝的「聘妻」奔喪守節者，向朝廷請旌的就有2000多人，同時還出現不嫁的養親孝女10人，均有傳。與上述資料類似的「貞潔烈婦」真是舉不勝舉，「貞潔」成為評判婦女的價值標準，並且，還有為數不少的「養親不字」的孝女。在這種文化環境中，守貞行為為自梳女提供了社會的合法地位，她們的「冰清玉潔」的處女之身使她們被社會所認可。

其次，自梳女們也在利用自己的經濟地位，依靠姊妹群和姊妹伴群體組織，極力爭取擺脫婚姻家庭的束縛。由於她們多數人對男人有偏見，害怕過夫妻生活，害怕生孩子，害怕受公婆的氣，獨身不嫁成為青年婦女追求自由的一種生活方式。這種自由、自食其力的價值觀成為當時最有感染力的價值觀，使她們引以為榮，並成為她們獨居生活的精神支柱，這是促使自梳女興起的最直接的原因。

第三，鴉片戰爭以後，澳門、香港分別被葡萄牙和英國佔領，西方文化首先在這裡立足、滲入各個文化層面，其中開放、自由的價值觀念，對於女性地位等問題的看法隨之傳入珠江三角洲地區，某些觀念逐漸被接納、效仿，這為自梳女的興起提供了寬鬆的生存環境。西方國家歷來有尊重女性的習俗。近代英國尊重女性成為紳士風度的一種象徵。晚清時訪問英國的劉錫鴻說：「英人無事不與中國人相反。論國政則由民以及君，論家規則尊妻而卑夫（家事皆妻唱夫隨，坐位皆妻上夫下，出外赴宴亦然。平時，夫事其妻如中國孝子之事父母，否則眾訾之），論生育則重女而輕男。」一位彬彬有禮的紳士在交際場合應當隨時以其行動表明對女子的尊重，「LadyFirst」，為女性讓路，去朋友家做客，非常尊重家庭主婦。比較而言，西方國家對女性的約束較少，觀念較為開放。這種開放、自由、尊重女性的價值觀念的傳入，為自梳女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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