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一個以文為生者，都有著自己隱秘的欲望：只消手中筆桿一搖，那些活靈活現的文學人物就像被符籙招攝一般，群聚而來，附於筆端，隨著作者的心意，在紙上幻化出種種引人入勝的精妙故事。倘使有一位文人能擁有如此令人豔羨的法力，恐怕非狄更斯莫屬。
這位舉世聞名的19世紀文豪下筆如神的玄機妙法，在他辭世43年後，被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一位叫孫毓修的中國人洞察玄機，他在1913年4月的《小說月報》（第4卷第3號）發表的評論文章，對狄更斯駕馭小說人物的神妙手腕稱頌不置：
「迭更司每一搖筆，則一時社會上之人物之魂魄，自奔赴腕下，如符籙之役使鬼物焉。嘗有畫師，寫迭更司著書之畫，於其背面，作雲煙蓊尉之狀，中有種種之男女，老者少者，俊者醜者，容則醉飽者饑寒者，冠則大冠者小冠者，衣則新者舊者，其憂則各憂其所憂，喜其所喜，得意其所得意，失望其所失望，是皆迭更司小說中之主人也。是即世界眾生之行樂圖，無古無今，悉為此老寫盡矣。嗚呼！」
孫毓修所描繪的那位畫師的畫作，很可能指的是英國畫家巴斯（Robert William Buss）那幅家喻戶曉的名畫《狄更斯之夢境》（Dickens'Dream），也可能是J·R·布朗（J R Brown）的《被他的小說人物環繞的狄更斯》（Dickens Surrounded by his Characters），這兩幅畫的共同點，都是狄更斯正安坐椅子上昏昏欲睡，而他小說中的人物便藉此機會紛紛出場，圍攏在他們的造物主身邊，進入角色，賣力表演——無論孫毓修看到的哪一幅畫作，在這雙來自東方古國的黑色眸子的注視下，這些狄更斯筆下活靈活現的928個小說人物，正從紙上紛然躍出，簇擁著他們已經身處天堂的主人，摩拳擦掌，去俘獲他們的中國讀者。
英國畫家巴斯那幅家喻戶曉的名畫《狄更斯之夢境》，很可能是孫毓修在狄更斯評論文章中提到的那幅畫，就是這一幅。
1
興奮的介紹人和不情不願的訪客
狄更斯9歲時與家人一道離開查塔姆來到都市倫敦，11歲時他的父親因負債被關進馬夏西債務人監獄。為節省開支，母親和弟妹都搬進監獄和父親住在一起。狄更斯被迫到泰晤士河濱的華倫黑鞋油作坊當童工，他幹的活兒是蓋鞋油瓶並在瓶子上貼標籤。由於狄更斯相貌英俊，技術又十分嫻熟，便被工頭安排在窗前當眾幹活兼做示範表演。
狄更斯初次「登陸」中國的時間，是1907年，確切的日期是8月15日，或者按照東道主中國的計時方法，是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此時距離狄更斯的肉身安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詩人角潮溼的泥土下，已經過去了足足37年。就在這一天，他的《尼古拉斯·尼克爾貝》（Nicholas Nickleby）被移譯為六卷本的中文，由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出版公司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恰如狄更斯時代的英國批評家對這部小說的評價，「英語世界裡最滑稽的小說」，本書的譯者林紓也一定深深嗅到了原著中嗆人的荒誕幽默感，因而捨棄了這本書讓國人一望不知所云的原名，而冠之以一個既切合主旨，又足以吸引同胞眼球的開門見山的書名《滑稽外史》。
「迭更司，古之傷心人也」，在卷首作為譯序的長篇短評中，林紓對狄更斯一錘定音，這似乎意味著這部名為「滑稽」的小說又將會是一本像他翻譯的第一本西洋著作，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樣「斷盡支那蕩子魂」的悲情故事。然而接下來，他又寫道：「按其本傳，蓋出身貧賤，故能於下流社會之人品，刻畫無復遺漏，筆舌所及，情罪皆真，爰書既成，聲影莫遁，而亦不傷於刻毒者。」於是這本書又成了一本狀述下層疾苦的底層小說。「以此等人既有此等人，則亦不能不揭此等事示之於世，令人人有所警醒，有所備豫，亦禹鼎鑄奸，令人不逢不若之一佐也」這段描述，又給讀者一種警世小說的觀感。
以一部小說，兼具滑稽、悲情之感，既深入底層，又警醒世人，在林紓看來，狄更斯的作品如一座巨輪，滿載著太多的情感和意旨，如今既然在中國港口靠岸，當然應將船上琳琅滿目的貨物一一卸下，交由中國讀者點數查看。作為查驗貨物的第一人，林紓認為這艘「滑稽外史」號上對國人來說最珍貴的貨物，應該是狄更斯的筆法，特別是他描寫尼古拉斯母親「醜狀」的那一節：「淫耶？穢耶？蠢而多言耶？愚而飾智耶？乃一無所類。」——林紓發現自己所掌握的傳統中國的修飾辭藻中，竟找不出一個合適的詞語，來恰當地狀摹狄更斯筆下的這個人物（實際上，英國的評論家也一致認為尼古拉斯太太是這部小說中最討喜的滑稽丑角），在狄更斯強大文字功力碾壓下，林紓不由讚嘆道：「左、馬、班、韓，能寫莊容，不能描蠢狀，迭更司蓋於此四子外別開生面矣！」
J·R·布朗的《被他的小說人物環繞的狄更斯》，這幅畫符合孫毓修所述的「於其背面」，但是無「雲煙蓊尉之狀」，孫毓修很可能是將它與巴斯的《狄更斯之夢境》搞混了。
狄更斯倘使能聽到這位中國譯者這番真心讚譽，想必內心定然十分受用，尤其是他這個西洋作家竟然以一己之力技壓被中國文人奉為文宗的左丘明、司馬遷、班固和韓愈四大文豪，更會讓他甘之如飴——在喜愛奉承這方面，狄更斯與他的維多利亞同胞一樣對讚美和掌聲有著無與倫比的欲望。更何況林紓的這段以抑己揚人為代價的讚譽，還滿足了狄更斯內心中暗藏的一個偏見：他對林紓的祖國中國的看法。
用「不友好」這個詞來形容狄更斯彼時的中國觀可謂輕描淡寫。如果將狄更斯厭惡的事物列成一張單子，中國的排名應該相當靠前。即使他的房子外面就掛著一串（所謂的）中國燈籠裝飾這一點，也拯救不了他對中國的刻板偏見。「可能有一個野蠻怪異之國，在地球上的某個地方，它總是對自由意志說不，把自己和世界其他地方隔絕開來，決心不隨大家一同向前」，1851年，在參觀了大英萬國博覽會後，狄更斯如是寫道。這個自我隔絕、拒絕進步的「野蠻怪異之國」正是他在參觀了中國展品後對這個國家的看法。
十九世紀中國最醜陋的一面，也恰好被狄更斯敏銳地捕捉到了，那就是對鴉片病態的沉溺，以及因此導致的無可救藥的墮落。在狄更斯最後一部未完成的小說《德魯德之謎》（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的開篇，他就描寫了倫敦東區一個專為中國人和印度人開設的大煙館裡齷齪汙穢的情景。
狄更斯《德魯德之謎》中的插圖，描繪倫敦東區煙館裡的情景，注意圖中那個目光迷離、口角呆笑、正沉溺於鴉片煙中的中國人，這也代表了狄更斯對這個老大帝國的個人印象。
可以想見，如果讓狄更斯和林紓坐在一起商討譯介問題，兩人最後一定會鬧得不歡而散。一方帶著19世紀大英帝國如日中天的高傲氣焰，視昔日的天朝上國墮落為夜壺屎尿之邦；而另一方儘管深感內外交困、國運蜩螗，對時弊國病也並不掩飾，但出於樸素的愛國心理，也難以接受對方頤指氣使地直戳痛處——狄更斯自然不願踏足這個他心中瀰漫著鴉片煙愚昧桎梏的落日帝國，林紓也不會喜歡一位惡意的諷刺者帶著驕矜的嗤笑撕開祖國的傷疤。
更何況林紓還觸碰了狄更斯一個最敏感的禁忌：版權問題。作為從社會底層胼手胝足的知名作家，版稅佔據了狄更斯日常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儘管一本書被盜版肯定是出於讀者對它的真心喜愛，但這些名聲在狄更斯眼中肯定抵不上實實在在的金錢。在1844年1月的那場指控出版商侵犯其《聖誕歡歌》的官司中，他將那些盜版書商罵作「海盜」，得意洋洋地聲稱「這些海盜被修理得很慘，鼻青臉腫，遍體鱗傷，倒地不起」，這場官司一連打了五個月，直到那家出版商關張倒閉為止。倘使狄更斯仍然在世，他一定會對林紓不加告知便私下翻譯其著作的行為窮追猛打，哪怕林紓為他說再多的好話，給他的名聲開闢了再廣大的海外市場，也難以抵擋這位小說家接連射出的憤怒之火。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狄更斯沒有在他生前最輝煌燦爛的時刻登陸中國，乃是一樁幸事。他不必為是否要履足這片土地而疑慮重重，也不需要捲入一場很可能會曠日持久的跨國版權官司，而他的死亡也恰到好處地使他不必面對歐亞大陸另一端中國讀者的指點批評——無論這批評是好是壞。而作為中國一方，沒有原著者的聒噪嘮叨，沒有日後令人煩憂的版權問題，有的卻是西洋新式印刷術的引進和推廣，以及一批渴望呼吸新鮮空氣的讀者，此時正是西洋小說大舉登陸的第一個黃金時代，自然也是翻譯家大顯身手的時代。只不過作為狄更斯的譯者的林紓，也有他自己的問題。
2
林紓的翻譯
狄更斯的中國外套
「予不審西文，其勉強廁身於譯界者，恃二三君子口述其詞，餘耳受而手追之，聲已筆止，日區四小時，得文字六千言。」
在狄更斯的第一部中譯小說《滑稽外史》出版一個月後，林紓在他新譯的狄更斯另一部小說《孝女耐兒傳》（今譯《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的序言中如此寫道。作為20世紀初中國最著名也最具個性的翻譯家，林紓誠實地承認他其實對任何一門中文之外的語言都一無所知。但他又舉例證明，自己儘管不通英文，卻可以與作者心心相印，一如身處靜室中聆聽室外腳步聲一樣，時間既久，「戶外家人足音，頗能辨之了了，而餘目固未之接也」。正是由於這種自信，使林紓在移譯狄更斯的小說時，可以放心大膽地加以點評。
必須承認，從《滑稽外史》到《孝女耐兒傳》，到被他許為「近年譯書四十餘種，此為第一」的《塊肉餘生述》（今譯《大衛·科波菲爾》，David Copperfield），到《賊史》（今譯《奧立弗·退斯特》或《霧都孤兒》，Oliver Twist），再到《冰雪因緣》（今譯《董貝父子》，Dombey and Son），林紓在譯序中的點評都切中剴要，他一而再、再而三稱讚的狄更斯描摹人物的精細筆法、善於設伏埋線的巧妙構思，以及對底層社會的深切關照，不僅與狄更斯同時代批評家的觀點東西相合，直到今天，狄更斯的讀者仍會承認，林紓的這些點評仍可謂不易之論。他在《塊肉餘生述》譯序中將狄更斯結構筆法喻之為「鎖骨觀音」，誠可謂曠古絕今的生動妙論：
「古所謂鎖骨觀音者，以古皮鉤聯，皮膚腐化，揭而舉之，則全具鏗然，無一屑落者；方之是書，則固赫然為鎖骨也。大抵文章開闔之法，全講骨力氣勢；縱筆至於灝瀚，則往往遺落其細事繁節，無復檢舉，遂令觀者得罅而攻。此固不能為文者之病，而精神終患弗周。迭更司他著，每到山窮水盡，輒發其思，如孤峰突起，見者聳目，終不如此書伏脈至細，一語必寓微旨，一事必種遠因，手寫是間，而全局應有之人，逐處湧現，隨地關合；雖偶而一見，觀者幾復忘懷，而閒閒著筆間，已俯拾皆是，讀之令人鬥然記憶，循編逐節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蹤，得是事之來源；綜言之，如善奕之著子然，偶然一下，不知後來鹹得其用，此所以稱為國手也！」
經營結構，設伏埋線確實是狄更斯的擅長之處，畢竟他的這些長篇小說在開始時都是雜誌上的連載故事，在以讀者口味為市場導向的寫作環境下，作家如果謀篇不周，寫後忘前，就不能怪讀者們始讀終棄，另覓新歡。林紓自然對這一背景毫無知曉，他的參照物是中國傳統的章回小說。章回小說的特點是開花散葉，各表一枝，每一回即是一個獨立故事，回與回之間未必需要前後呼應，「且聽下回分解」所設下的伏線不會綿延數裡，它所預期的讀者群不是在等待下一期連載時焦灼度日的訂戶，而是一群聽完即走的散客。西洋長篇小說與中國章回小說是兩種不同社會文化下生發出的迥異的文學形式，當林紓手持中式規尺，丈量堪稱西洋小說典範的狄更斯作品時，自然會對其累累如貫珠的綿密結構驚為天人妙筆，而視《水滸傳》之類的章回小說為粗糙之作。
林紓譯狄更斯小說《滑稽外史》與《塊肉餘生述前編》封面，均為1914年商務印書館版，是商務印書館常年暢銷書之一。
狄更斯書中所描寫的種種19世紀英國社會之醜惡、法制之弊端、商賈之貪婪與士紳之偽善，在林紓看來，也當成為一面來自西方的鏡子，用來徹照彼時中國的醜陋現實。恰如他在《塊肉餘生述》譯序的最末所殷殷期望的那樣：「英倫半開化時民間弊俗，亦皎然揭諸眉睫之下，使吾中國人觀之，但實力加以教育，則社會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風，謂歐人盡勝於亞，似皆知良能之彥，則鄙人之譯是書，為不負矣。」
這段評述赤裸裸地彰顯了林紓為何如此熱衷翻譯推崇狄更斯作品的原因，這既包括他個人的愛好，同時也是社會的需要。晚清以改良革新自命的文士有種特殊觀念，認為小說具有改天換地的偉力，攸關社會進退與國運隆衰。在今天看來，這種觀念與相信一部電視劇可以左右國策制定一樣幼稚單純，然而晚清時人卻近乎固執地認定此說為社會革新的終南捷徑。這一方面很可能是古代中國「文以載道」思想在晚清的進化變種，另一方面則是中國文士對他們的西洋同行在國家裡扮演的顯要角色豔羨與認同。
最早發現小說巨大作用的人是大名鼎鼎的梁啓超，1902年11月14日，他發表那篇引爆後世稱為「小說界革命」的宣言《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時，他尚因四年前那場失敗的政變而流亡海外。在這篇文章中，梁啓超歷數中國國民迷信愚昧、趨炎附勢、奴顏婢膝、寡廉鮮恥、輕棄信義、權謀詭詐、苛刻涼薄、輕薄無行、沉溺聲色，最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啟召外戎」，種種落後劣跡，罪魁只有一個：「惟小說之故」，因此「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他在四年前發表的《譯印政治小說序》裡，又將歐洲變革的原因，指為小說的巨大力量：「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
儘管仔細查考各國政治史，很少有哪些實例證明小說在政治變革中起到了何種作用，與其說是小說促成時勢，倒毋寧說是時勢造就小說。以狄更斯為例，他的小說儘管揭穿了英國社會制度中黑暗醜陋的一面，但這些揭黑影射其實對英國的改革政策影響蓋寡。譬如他在《小杜麗》（Little Dorrit，最早的中譯本為1910年薛一諤、陳家麟合譯的《亞媚女士別傳》）對英國的官僚制度大張撻伐之前，著名的《諾斯科特-特裡維廉報告》已經提出英國公務人員辦法的革新措施；英國的獄政改革也早在《塊肉餘生述》之前，就已展開。很多狄更斯取材現實並運於小說中的黑材料，恰恰是改革過程中將過去的問題曝露出來的結果，然而狄更斯為了達到自己的藝術效果，寧肯將這些過時的材料當作社會的真實寫照加以誇張譏諷。
從這個角度上講，當林紓在《塊肉餘生述》譯序將這一時期稱為「英倫半開化時」，也可以說是大錯特錯。就在《塊肉餘生述》連載完的次年，大英萬國博覽會舉行，整個英國都沐浴在進步時代的榮光之下，當然，那個被狄更斯譏諷為拒絕進步的「野蠻怪異之國」的中國人對此一無所知。
因此，林紓心心念念的譯西洋小說以救中國弊端的願景，可以說是本末倒置。然而這並不妨礙他手持中國規尺，按照中國方式為狄更斯裁剪一身中國外套。為了讓他親手為狄更斯裁剪的中國外套更加合身，林紓甚至還替狄更斯改動思想。
電影《大衛·科波菲爾》（又名《塊肉餘生記》，1999年）。
在《滑稽外史》的譯序中，林紓指責狄更斯全書的關鍵人物，那位以虐待學童為能事的多斯博伊斯學堂（Dotheboys Hall，意譯為「坑人子弟學堂」）的教習史奎爾斯「其事大悖常理」原因是「為中國所無」，所以「可以不論」。林紓辯稱，在中國，教習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恰好顛倒過來「中國今日之教習，正患不能得生徒之歡，又何敢施其威福？中國學生之語教習曰：『汝奴隸，待飼於我，我不特意，汝立行，汝妻子亦立餒！』而教習又多寒士，一見學生，已膽懾不敢出，其正直之言，講堂之上，一聽之學生，而教習特同木偶，即間有匡正，已譁然散學，必屏逐此教習然後已」。
在抱怨完一通中國學生如何作威作福欺侮老師的惡劣行徑後，林紓慨嘆「惜中國別無迭更司，別著一書，為學生正其謬戾」。
考慮到此時林紓正在京師大學堂執掌教鞭，而就在他為這本書寫譯序的一個多月前，無法無天的學生們，剛剛以暑氣天熱為由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罷考運動，據北京大學所藏檔案記述，這群沸反盈天的學生「連日聚眾禮堂，登臺演說，喧囂哄亂，並逼令監督撤去考試之諭，以至暑假，亦竟不考而即散學」，因此不難理解林紓站在老師一方義憤填膺為之辯白的原因，然而這種以己之意點評批判原著作者意旨的行為，很難說不是一種有意的冒褻。
3
狄更斯的中國種子
儘管林紓給狄更斯強套上一件中國外套的行為對原著是一種捆綁和束縛，但他起碼給那時的中國讀者提供了一個不那麼礙眼的閱讀對象。他們大可以將狄更斯想像為西洋的司馬遷和曹雪芹，畢竟從林紓的譯著上來看，那些生活在倫敦的士紳淑女們口中吐出的，都與中國文士習慣的孟夫子和蒲留仙的語言所差無幾，只不過名字冗長一些罷了。
從林紓翻譯的《滑稽外史》開始，到《孝女耐兒傳》《塊肉餘生述》《賊史》《冰雪因緣》等五部林譯小說，再到1910年薛一諤、陳家麟合譯的《亞媚女士別傳》，1913年到1914年，狄更斯另一部最著名的長篇小說《雙城記》也被林紓的合作者魏易翻譯出來，並連載在發起「小說界革命」的改良家梁啓超主辦的《庸言》上，題為《二城故事》，1918年，狄更斯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傳》（The Pickwick Papers）也以《旅行笑史》之名與中國讀者見面，這樣，除了《巴納比·拉奇》《馬丁·朱述爾維特》《荒涼山莊》《艱難時世》《遠大前程》和《我們共同的朋友》外，狄更斯的長篇小說中的代表作幾乎被一網打盡。而狄更斯最受歡迎的短篇小說《聖誕歡歌》在1910年代有了四個譯本：《鬼語》（《小說月報》，1912年3卷2號）、《錢虜懺悔錄》（《墨海》，1913年12月1期）、《慳人夢》（《小說時報》，1914年1月21期）、《耶穌誕日賦》（《小說月報》，1915年5卷10號）——狄更斯的種子已經在中國播下長成，是等待讀者摘果品嘗的時候了。
作者丨李夏恩
編輯丨徐學勤、楊司奇
校對丨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