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之所以成為一部有名的禁書，就是因為它是「古今第一淫書」。它那赤裸而又放肆的對於男女性行為的大量描寫，實在是空前少見，驚世駭俗的。今天，人們要出版、閱讀、研究它時，誰也不能迴避這個問題。
本來，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古往今來，世界上哪間房屋裡不發生這等事情？因此，流傳至今的周代的鼎盤、漢朝的刻石、唐代的鑄錢，都有如此這般的造形。元代喇嘛教所鑄的歡喜佛之類的裸形交合的神像，今天仍可見之於北京的雍和宮。生民之初不明白生殖機能的科學意義，這就十分自然地對這一人類賴以生存、延續的行為感到既神聖又神秘。在先秦兩漢時代還有不少專著來加以研究，如《漢書·藝文志》中所列的《素女經》、《容成子》等就有好多種。但是，後來我國被以講究「禮義廉恥」的儒教所統治，這等事情也就慢慢地成為可做而不可說了。只偶爾在《漢書》、《晉書》、《唐書》之類的正史中略見幾筆，有《飛燕外傳》、《遊仙窟》、《迷樓記》等小說稍作鋪敘，以及零星的幾則筆記、有數的幾幅畫有所洩露之外，一般都避免提到它，更不去描摹形容它。假如一定要提及，也往往用「雲雨」、「敦倫」、「房事」、「人道」等字眼來加以取代。就是有關不正當的性行為也有代稱，如亂嫖稱之為「尋花問柳」，奸暴則曰「狂蜂採蕊」，諸如此類文雅又含蓄的名詞，使人讀了不至於臉紅。然而，《金瓶梅》卻一反常態，竟大寫特寫其男女苟合，乃至種種亂倫滅理的濫交。於是，有人對照現代西方的某種頗為時髦的風氣，禁不住驚嘆：《金瓶梅》宣揚的是「性解放」，而且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金瓶梅》真的是宣揚「性解放」嗎？在《金瓶梅》產生的年代裡，人們對於性與淫是有嚴格區別的。性指正當的夫婦生活；淫則指無度，亂合。《金瓶梅》的作者對於與「食」並列的「性」顯然不是簡單否定的。屠隆在《與李觀察》信中就談到自己的性慾「其根固也」，「若頓重兵堅城之下，雲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這是因為「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則其根也，根固難去也」。在《金瓶梅》中，對於符合名分的生理上的要求，往往並無非議，通常只是用「是夜在（其妻妾）房中歇了」之類一筆帶過，對於並不貪淫的吳月娘、孟玉樓等人也並不流露多少貶斥之意。因為這是「性」，不是「淫」。那麼作者對於在性的問題上「自由」、「解放」的態度如何呢？顯然，他認為這是淫，是必須否定的。
否定的表現之一，是在總體設計上把那些貪淫的主角置於批判的位置上，讓他們遭到報應，不得好死。淫棍西門慶，最後因亂服春藥下邊毒腫「遺精溺血」而亡；蕩婦潘金蓮因淫作孽，成了刀下之鬼；李瓶兒貪那「醫奴的藥」，結果被「精衝了血管」，死於「崩漏之疾」；春梅也「淫慾無度」，得了「骨蒸癆病」，暴死於「性解放」之時。讓這批追求「性自由」的角色遭到如此下場，豈不是最嚴厲的誅伐？同時，這些人「淫」字當頭，壞事做盡，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西門慶從誘姦潘金蓮開始，殺人奪妻，貪贓枉法，奸巧騙錢，無不與「淫」字相關。聰明能幹的潘金蓮先親手毒殺武大郎，後設計驚死小官哥，在西門家妒心大發，口角不斷，也不是「淫」字在作祟嗎？本來溫柔善良的李瓶兒，一變而為心狠手辣，活活氣死丈夫花子虛，接著又迫不及待地再嫁蔣竹山，然後又一腳將他踢開，死心塌地倒在西門慶懷裡，不也是因為貪求床間的「狂風驟雨」嗎？春梅由婢作夫人，也因為她「貪淫不已」，接連葬送了陳經濟、周勝、劉二、孫雪娥、周義等五條人命。《金瓶梅》就是這樣告訴人們：貪淫無好死，萬惡淫為首！
作者否定淫的表現之二，是在具體描繪那些細節時，往往與罪惡、貪慾緊密聯繫在一起，並不單純地為寫淫而寫淫。有人作過統計：全書描述男女同宿共一百零五處，其中大描繪者三十六處，小描者三十六處，根本未描者三十三處。可見「根本未描者」佔有相當比例，加上「小描者」一共約佔三分之二。有時即使寫西門慶與潘金蓮比較放縱地作樂，也只是用「是夜兩人淫樂無度」一句輕輕帶過。凡是「大描大繪」處，十九是作者加以巧妙地穿插，將其淫行與其他醜行交織在一起，以增強批判力量。例如最荒唐的「醉鬧葡萄架」一節，就是為了表現潘金蓮的嫉妒和西門慶因此而故意將她一再懲罰，以致搞得那「婦人」目瞑氣息，微有聲嘶，舌尖冰冷，四肢收嚲」，昏厥了過去，充分地暴露了這個性虐狂的嘴臉。與此有關的，緊接著秋菊被潘金蓮罰在三伏天烈日之下頭頂大石，跪在當院；小鐵棍被西門慶拳打腳踢，「死了半日」，進一步鞭撻了西門慶與潘金蓮白日宣淫的醜惡行徑。而當西門慶與宋惠蓮、王六兒、如意兒、賁四嫂等苟且時，大都寫財與色相互作交易，一邊說：「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揀！」一邊討：「你有銀子，與我些兒。」（第二十三回）這就使兩「貪」相映，倍增其醜。因此，《金瓶梅》的寫淫，總的來說不是出自欣賞，而是重在譴責。「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奉勸世人勿為西門之後車可也。」（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
作者既然把「淫」放在批判的位置上，那麼為什麼在「大描大繪」之中往往寫得那麼客觀細緻，甚至津津有味呢？這與作者對於用文學作品來表現性慾問題的特殊看法有關。屠隆認為，文學作品要達到「示勸懲，備觀省」的目的，就有必要「善惡並採，淫雅雜陳」（《鴻苞·詩選》），而不必對「淫」躲躲閃閃。更何況當時的社會在皇帝的帶動下，淫風充斥，不要說士大夫縱談房中之術習以為常，就是官宦人家的年輕媳婦，也居然「春宮尤精絕」（徐樹丕《識小錄》）。就文學作品而言，稍前的《如意君傳》、《金主亮荒淫》、《張於湖誤入女貞觀記》，以及同時代的《繡榻野史》、《弁而釵》、《宜春香質》等書，多少也有性行為的描寫。就是需要表演的戲曲作品，如屠隆的《修文記》以及徐渭的《四聲猿》、湯顯祖的《還魂記》、陸採的《南西廂》等，也免不了淫穢的筆墨。特別是那些市井間的戲謔文字，更有不少圍著「性」字轉。《金瓶梅》的作者耳聞目濡，也就往往不以為穢，只是把它當作人生現實中的一種客觀存在，像描寫其他現象一樣，隨筆寫來，細加描摹。殊不知這下闖了大禍，它因此而被加上了「淫書」的惡諡長期打入禁宮。
（摘自《黃霖說金瓶梅》，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