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書學界通常將隸書劃分為「古隸」和「八分」兩種。「古隸」一般指秦隸，而「八分」則多指漢隸。而「古隸」和「八分」不僅是以演變歷史的先後來區別的，更重要的標誌是來自書體形態。就筆畫而言，「八分」是帶有波碟的隸書，正所謂「兇險可畏如八分，……鬱拔縱橫如古隸」。
關於隸書，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云：
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西晉衛恆《四體書勢》云：
或曰下杜人程邀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雲陽十年，從獄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邀所定乃隸字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
從以上文字來看，隸書形成於秦代。至於「程邀造隸」,就像「倉領造字」「蒙恬造筆」一樣，或許只是傳說。北魏哪道元根據出土的先秦墓中書跡，「證知隸自古出，非始於秦。」當代沙孟海先生認為「草篆」就是「隸書」。書學界亦將戰國末期雲夢睡虎地竹簡上的書跡視為古隸標本之一。我們從春秋戰國墨跡中大篆的草化現象已可見隸變的發展。由此可知隸書的出現當在秦「書同文」前。
「篆字難成」,故有「隸人佐書」,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亦云「左書，其法便捷，可以佐助篆所不逮。」隸法的「便捷」從筆法來看，主要表現為對「中鋒」用筆—「篆引」筆法的突破。「篆用圓筆，隸用方筆，破圓為方，而為隸書。」元劉有定《論書》云：
篆直，分側，直筆圓，側筆方用法有異，而執筆初無異也，其所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之差變耳。蓋用筆直下則鋒常在中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方矣。若夫執筆不可不放也。古人學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造八分，始有側法。
可見，「圓筆」即是中鋒用筆，而「方筆」則是典型的側鋒用筆。至於「王次仲等造八分，始有側法」之說，未必客觀。西漢初馬王堆《老子》乙本帛書的發現，已見帶「波碟」的隸書。從居延西漢陽朔元年簡前年以及敦煌西漢始建國天鳳元年犢年上的墨跡看，其與漢碑上的典型「八分書」體徵基本一致，己屬成熟的「八分書」。至於「始有側法」,側鋒用筆現象，先秦亦是濫筋。不過，「側鋒」作為筆法定則，若以「八分」書為其確立的標誌，符合書體演變與筆法發展的實際。
從出土秦簡上的古隸看，「側鋒」、「方筆」的特點已很明顯，較之先秦墨跡，秦隸的側鋒發力點已由筆畫的起筆處擴展到整個筆畫。當然秦隸還未完全擺脫「篆引」筆法的影響，如筆畫多見圓勢，且筆畫輪廓起伏小，風格尚且含蓄、渾融。而從出土的西漢竹簡來看，「篆引」筆法幾乎脫盡，以方折取代圓轉，以「闊筆」打破等粗線，形成了漢隸豐富的筆畫形態。起筆，多見逆勢藏鋒行筆，短畫側鋒直過，長畫多作抵押收筆蓄勢或抵筆出鋒。尤為重要的是側鋒用筆在漢隸中己形成「豎畫須橫入筆鋒，橫畫須直入筆鋒」的「側法」定式，如橫向筆畫筆鋒多指向上豎向筆畫筆鋒多指向左斜向筆畫筆鋒多指向傾斜一方；而弧向筆畫筆鋒則指向內弧，多見斜側筆鋒的痕跡。尤其是以側鋒對波碟的誇張，明顯己與中鋒篆引筆法分道揚鐮。
西漢簡犢中的以上漢隸筆法特徵，直到東漢的碑刻中才得以普遍體現，由此也說明了石刻書法滯後於墨跡的特殊現象。不過，東漢碑刻上的隸書多是「有為」而作的正體書，故較之西漢簡犢上的隸書，其更具「八分」書體之典型。然而出於刻鑄本是對墨跡本再次加工的原因，故而筆者此處不將碑刻作為筆法討論的重點對象。
清劉熙載指出「波勢與篆筆，兩意難合。……故篆取力奔氣長，隸取勢險節短，蓋運筆與奮筆之辯也。」如前所述，篆、隸當然是兩種不同的筆法，此處「運筆」當是中鋒引書。而「奮筆」即為側鋒抵押。「運筆」緩慢，貴在「婉而通」。而「奮筆」疾速，旨在「勢」與「力」。比較兩詞義，己見側鋒用筆是對筆法的解放。除「波碟」之外，漢簡中常見的長豎「闊筆」以及漢隸碑刻中的橫向舒展的字勢，都向我們展示了筆法解放後毛筆揮灑的酣暢淋漓。周汝昌先生也指出：
一到漢隸八分書，書寫的智慧忽然達到一個「突破性」的進展，不但字形由圓而改為方體，同時筆鋒也不再「限制」「管束」在畫之正當中，而改在畫的側邊而運行。
由篆到古隸的演變是書體草化的必然，而由古隸到八分的發展是楷化的結果。如果說草化的隸變是出於書寫時的自發，那麼，當古隸的基本形態形成後，再飾之以「波碟」為「八分」,就是書寫時筆法意識的自覺。「八分」成熟並在漢代取代篆書，作為正體銘石，廣及漢碑，標誌著「側鋒」用筆作為筆法形式的正式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