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二十四史屬於官方正史，所有史書都有自己的奸臣傳，奸臣傳記錄了將個人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上，貪汙腐敗橫徵暴行導致前朝滅亡的貪官佟臣，讓後世統治者吸取教訓，保持本朝的長治久安。
但是，在元朝人編撰的《宋史》中，看到宋神宗和宋哲宗時代支持變法的官員，如呂惠卿、章惇、蔡確等，被元朝史家列入《奸臣傳》。雖然王安石並沒有被列入《宋史奸臣傳》，但從南宋開始的歷代對王安石的評價也與奸臣匹敵，直到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社會各界才重新認識王安石變法的價值。
理所當然，王安石、章惇、呂惠卿、蔡確等人主持變法，富國強兵，在宋哲宗去世前將大宋帝國的國力推巔峰，為國家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但是，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的大臣大多被列入奸臣傳，王安石本人的負面評價也非常多。那麼，支持變法的王安石、章惇等官員為什麼會成為後世眼中的奸臣呢？這與參與王安石變法的投機者蔡京有關。
蔡京與王安石、章惇的合作蔡京是北宋後期的宰相，書法家。他是北宋滅亡的最大奸臣，也是王安石變法的參加者之一。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副總理，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第二年，蔡京從福建到開封考試，進士。這時候的王安石怎麼也想不到，蔡京站在自己的變法陣營裡，成為新黨的主力幹將。
新法推進期間，北宋矛盾得到緩解，軍隊戰鬥力穩步提高。但蔡京本人參與變法的動機也逐漸曝光。王安石和章惇變法是為了富國強兵，不是私心。蔡京參加變法完全是政治投機，利用王安石變法獲得政治資本。由於新法的漏洞有利於蔡京的個人晉升，蔡京拼命支持王安石變法。
參與變法期間，蔡京到處拉王安石。他的業務能力很強，處理新的法律。他的弟弟蔡總統是王安石的兒子。宋神宗去世後，高太后和司馬光一起大規模清洗新黨，蔡京被司馬光降級為外國官員，他的人生低潮了。
1094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親政，任命法派骨幹章惇為首相。章惇上臺後，恢復了王安石的新方法，對保守派進行了大規模的報復。章惇上臺後，蔡京回到開封擔任戶部尚書，繼續支持章惇的恢復新法，以新黨骨幹的面貌出現在宋哲宗和滿朝文武面前。宋哲宗和滿朝文武也沒想到蔡京支持章惇恢復新法律不是公心的。一旦獲得了政治資本，他的真面目就會出現。
公元1100年，宋哲宗去世，章惇因阻止宋惠宗登基而被宋惠宗罷免。蔡京看到機會，逐漸得到宋惠宗的信賴，成為宋惠宗時代隱藏的權利。擔任首相期間，蔡京傷害了忠良，使反對自己的官員(包括新黨官員)成為元祐黨人展開了瘋狂的迫害，他興起了花石綱，瘋狂地搜索民脂民膏，引起了基層人民的強烈反抗。
蔡京曾經支持變法，但他花光了宋神宗和宋哲宗兩代明君留下的財富家底。公元1125年，蔡京被宋欽宗罷工，但北宋帝國已經風雨飄搖。1126年，金軍克服開封，北宋滅亡。
王安石、章惇等官員背著蔡京的黑鍋。
事實上，早在1125年宋欽宗即位時，對王安石等新黨官的批評就開始了。宋欽宗即位後，一位官員公開說蔡京誤國的源頭是王安石。以程門立雪聞名的官員楊時也指出，蔡京禍國的災民令人討厭，但蔡京禍國主要負責的是王安石。誰讓蔡京在王安石下工作？
公元1126年，宋高宗趙構登基稱帝，南宋成立。當時，宋徽宗第九子趙構想盡一切辦法減輕父親對北宋滅亡的罪行，在這個政治風向的指導下，對王安石等新黨官員批判的聲音越來越高。
1134年，趙構讓編撰《宋神宗實錄》的範衝給王安石變成了法定調子，趙構和範衝等南宋官員認為，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是奸臣蔡京，而不是宋徽宗。但王安石等新黨官員也要對北宋滅亡負很大責任。這是因為蔡京是王安石變法的積極參與者，沒有王安石變法，蔡京沒有上升的政治空間，蔡京在宋惠宗時代欺騙皇帝，不會給國家帶來災難。
在趙構的支持下，南宋官方史書對王安石進行了反調，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中堅官章惇在去世多年後被趙構貶官。南宋朝廷還下令章惇後代永遠不能當官。宋孝宗即位後的1197年，王安石的兒子王培的品牌被趕出孔廟。1244年，宋理宗評價王安石為萬世罪人，將王安石的牌位移出孔廟。
當然，從今天的歷史觀角度來看，王安石、章惇、呂惠卿、蔡確等新黨官員不是奸臣，他們只是背著給國災民的蔡京黑鍋。但是，當時的人們不能認識到王安石變法的正面意義，也不能平反王安石、章惇等參加變法的官員。
南宋滅亡後，元朝成立。元朝史官照片全部收到南宋政界對王安石等新黨官員的評價，將章惇、呂惠卿、蔡確等官員列入《宋史奸臣傳》，雖然王安石沒有列入《宋史奸臣傳》，但元朝對王安石的評價是全面否定的評價，對王安石的變法平反是政治上的錯誤。此後，明朝和清朝的皇帝繼續堅持南宋政府對王安石、章惇等新黨官員的負面評價，將王安石、章惇等視為奸臣。
直到中國進入現代社會，迎來3000年沒有的大變局後，人們再次評價王安石變法的正面意義，對王安石、章惇、呂惠卿等新黨官員進行了全面客觀的評價。
今天我們來看看變化。到目前為止，史學界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甚至對王安石、章惇、呂惠卿、蔡確等新黨官員的評價有爭議。但是，今天的大部分史家已經站在歷史的高度，總體上看到王安石變法前北宋面臨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王安石變法對北宋富國強兵起著積極的推進作用。
王安石、章惇、呂惠卿、蔡確等官員也是希望國家強大的正面官員，他們與蔡京對政治投機參與變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將他們與蔡京並列，列為所謂的奸臣顯然是不公平的。
公允說，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北宋問題非常嚴重，慶曆新政突然停止。大宋帝國需要一場富國強兵的改革運動，而宋神宗、王安石、宋哲宗、章惇等為國家富強負責的君臣在這樣的背景下走上歷史舞臺，他們有著巨大的爭議，頒布了一系列法律，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增加了宋財政的收入，使宋軍在軍事上取得了一系列勝利。
直到宋哲宗執政後期，北宋國力蒸蒸日上，多次打敗西夏入侵，奪回天都山，西夏跪下求和，創造了北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即使王安石變法有問題，也只是執行中的問題和新法的脆弱性，我們不能因為這些問題和脆弱性而否定變法。否定王安石、章惇、呂惠卿、蔡確等官員的貢獻，不能把他們和姦臣蔡京等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