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Giphy
截止12月22日，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導致的全球累計死亡人數已經接近170萬人。
當全世界大部分的注意力，都聚焦於對抗這場歷史性的災難時，有無數女性還承受著疫情帶來的嚴重「次生災害」：失業、貧困、無償勞動、家庭暴力……
而這些災害，正在產生難以挽回的後果：
最近，日韓媒體接連報導，疫情時代，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了自殺。
「我看不到隧道盡頭的光亮」
病毒對人的攻擊或許不分性別，但苦難選擇的對象從來不是性別中立的。
根據CNN報導，在2020年10月，日本女性自殺率比去年同期增長了近83%，而與此同時，男性自殺率增長了近22%，是前者的四分之一。
圖/CNN
韓國女性也面臨著相似的境遇：根據《韓國先驅報》報導，2020年上半年，韓國女性自殺率較去年同期有7.1%的增長，在疫情最嚴重的3-4月，增長率甚至分別達到了17.3%及17.9%。
在高速增長的數據背後，可能是一位因性別歧視無法找到全職工作，只好長期在便利店兼職打工的單身母親，在隔離政策執行後由於沒有收入來源而自殺；
或許是一位白領女性，在遠程工作的同時還需要兼顧洗衣做飯帶孩子，因長期的高度壓抑而選擇一了百了；
也可能是一位困於家庭暴力的女性，由於居家隔離被迫與施暴者朝夕相處，得不到有效救助而選擇結束生命……
日韓媒體及專家學者分析，日韓女性自殺率的激增，與疫情下女性面臨的更為嚴重的失業、貧困等問題息息相關。
「我聽說公司為女性提供的就業機會本就很少，我經常問自己，在疫情影響下，本就縮水的就業市場還能給女性留下多少蛋糕？」這是《韓民族日報》的記者在採訪一位95年出生的應屆女畢業生小J（化名）時，受訪者提出的無解難題。
由於畢業就遭遇失業困境，面對未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和就業歧視帶來的極度有限的發展空間，小J已被確診抑鬱症。每晚睡覺前她都需要服下一把藥片，每兩周都需要去醫院複診。
圖/getty
「毫無希望」——小J對生活進行了這樣真實而痛苦的評價。為了維持生計，她只能找一個工資很低的兼職工作。
而曾因貧困試圖自殺的日本女性Eriko Kobayashi，在接受採訪時說， 「我看不到隧道盡頭的光亮。」
這是在疫情放大了幾乎所有的女性困境後，她們對自己的無助與所面對的黑暗的形象比喻。
對女性的全方位圍剿
不僅僅是日韓，全球女性地位遭遇的打擊，都與疫情有著深刻的相關性。
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的報告《從洞見到行動：2019冠狀病毒病背景下的性別平等》分析，疫情對女性進行了幾乎全方位的圍剿：
1.就業困境加深、女性貧困加劇
根據聯合國婦女署數據，在亞太地區，疫情導致了50%的女性收入下降，這一數據在男性群體中只有35%。就業困境的加深更加劇了女性貧困。
聯合國預測，在2021年，將有2.47億15歲以上女性每天生活費低於1.9美元（對比男性，這一數據為2.36億）。
圖/UN women
此外，疫情還將持續不斷地拉大男女貧困差距，女性在社會階層中將不斷向下滑落。
就業困境的背後，是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
以日本為例，在日本社會中，大量女性承擔著酒店、零售等行業的兼職勞動，在疫情來臨時，這類兼職勞動者往往是首先被解僱的對象。
圖/BBC
而在全球更為共通的問題是，原本就因為可能的生育負擔、刻板印象而在就業市場處於不利地位的女性，在經濟衰退時，也很容易成為首先被甩掉的「負擔」。
上文提到的日本女性Eriko Kobayashi就表示：「日本一直忽視女性。這是一個當發生不好的事情時，最弱的人會首先被淘汰的社會。」
2.女性無償勞動的負擔顯著增加
聯合國在疫情前的數據表明，在全世界範圍內，女性負擔了無償勞動的約75%，是男性的3倍。而聯合國婦女署副總幹事安妮塔·巴蒂亞（Anita Bhatia）稱，在疫情之後，這一數字「至少翻倍」。
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的最新調研結果顯示，在疫情期間，女性在清潔、育兒、烹飪、購物等每一項家務勞動指標中的承擔比例都比男性高。
聯合國婦女署《從洞見到行動：2019冠狀病毒病背景下的性別平等》
圖/UN women
女性承擔過高的無償勞動，折射出了不平等的性別分工。
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無論在哪個大洲，女性都被認為應當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哪怕在當下世界，女性對經濟的直接貢獻已經達到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水平，但她們仍被大量的隱形勞動——無償勞動（大部分為家務勞動）所束縛。
疫情期間，由於各國封鎖政策的實施，學校假期延長、隔離辦公等都大幅增加了家務勞動量，這些增加量，大部分又理所當然地落到了女性的肩膀上。
3.性別暴力更為頻繁
早在今年4月，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就發布報告預測，新冠疫情及各國對應的封鎖措施將加劇家暴等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隨後，無論是歐美還是亞非國家，均有政府數據顯示，家暴案件確實有不同程度的同比增加。
「經專家估計，在新冠疫情期間，家暴案件率上升了百分之二十。」
圖/IBM
性別暴力，是性別權力結構的不平等的綜合體現。
當女性被視為家庭統治者的附屬物，便有了滋長暴力行為的土壤；當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體系（如報警後未及時獲得處理）、安全庇護（尤其在疫情封鎖中，對遭遇家暴的女性而言，可供選擇的庇護場所更少）並被削減了經濟能力（長期處於無償勞動中或者在勞動力市場中同工低酬），逃離暴力便成為了難度係數極高的挑戰。
不平等的競爭機會、不平等的勞動分工、不平等的權力結構……這些所有的結構性不平等，都可能外化為遮蔽隧道出口光線的那雙手掌，以及壓垮女性的最後一根稻草。
安妮塔·巴蒂亞甚至預言：「我們在過去25年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一年之內失去。」
「我希望我們一起活下去」
在日韓媒體的報導中，包括小J在內，數位被採訪的年輕女性都表示，即使面臨如此困境，她們當下的渴求仍然是「活下去」。
在女性處境進一步惡化的巨大寒流中仍然選擇活下去，這已經是一種珍貴的力量。
但「活下去」，不應當只是一個個體的選擇，更應當是社會的責任。東京早稻田大學副教授、自殺問題專家Michiko Ueda說，「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受新冠的影響非常小。但我們仍然看到自殺人數的大幅增加。這說明其他國家未來可能會出現類似、甚至更大的自殺人數增長。」
圖/Vox
冷冰冰的自殺率數字背後都是一條條曾經鮮活的生命。女性這一群體自殺率的整體攀升，已經足以說明，這不只關乎個體是否脆弱，更是揭開了社會結構內核的不公正。
在2006年以前，我國的女性自殺率也一度居高不下，但之後開始出現總體的下降趨勢，並開始低於男性。
這一變化由何而來？
2006年以前，女性的高自殺率是一曲農村女性的悲歌。性侵、家暴、無經濟獨立能力、基於性別的凌辱、缺乏求助途徑……讓她們無路可走。
改革開放以來，激蕩的市場經濟創造了高速增長的財富，也使得具備一定文化水平和經濟能力的城市女性獲得了解放，但在仍然封閉的農村裡，底層女性還在為父權結構獻祭與犧牲。
隨著農村外出務工人口的上升，農村自殺率在逐漸下降。
圖/澎湃新聞
直到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農村女性獲得了進城務工、經濟獨立和擺脫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因此，自殺率以令人震驚也令人欣喜的速度陡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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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國距離性別平等仍有漫漫長路，但自殺率數據的變化，仍是一個重要的提示和啟發：性別平等水平的提升，與女性自殺率的下降有著密切的相關性。
而當下東亞女性共同體力量的壯大，也在為挽救女性的生命積累寶貴的經驗。
最近也有媒體報導，在韓國年輕女性中，已經逐漸形成了互相體察、互相鼓勵的女性共同體力量，如在有人出現較為嚴重的焦慮情緒時，其他女性會鼓勵其及時就診、及時解決，這也將成為康復過程珍貴的社會支持系統。
此外，無論是日本伊藤詩織勝訴性騷擾案，還是韓國《82年生的金智英》熱潮、米兔運動一次次在社交網絡掀起公共討論，隨著「我們」共同的努力，構築東亞社會性別壓迫的那些頑石也逐漸開始鬆動。
圖/the economist
對女性自殺率增長的事實，韓國有網友評論：
「 I want us to survive together rather than dying.」
我希望我們一起活下去，而非一起死去。
是的，不能讓她們的遭遇，只成為個人的悲歌。
我們得一起活下去，帶著反思、共同扶持地活下去，以期爬出隧道，讓陽光公平公正地照耀在每一個女性身上。
P.S. 本文觀點僅代表特約作者個人觀點，部分圖片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