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吃生煎喜歡配一碗咖喱牛肉湯。這個邏輯很難想像，咖喱牛肉湯基本上是西餐，生煎饅頭是實實足足的中國土產，為什麼兩個東西放在一起給人更多的幸福，我想是因為豬肉香終究蓋不過牛肉香的緣故。牛油的濃鬱，咖喱的強烈，互為表裡，而且他們相加的濃香是粗曠性的，和生煎饅頭的麵皮香是十分相配，特別是生煎吃到底下的焦皮，有煙火氣，喝一口咖喱牛肉湯就好像吃火燒配上驢肉湯，純粹帶著北方的氣概。中西結合的美食非常難做到「相得益彰」四個字，而生煎饅頭配咖喱牛肉湯是全上海不可爭議的合作，群眾的眼睛畢竟是雪亮的！上海人一般牛肉吃的很少，多數是供應回民的，菜市場即使有牛肉，也不像今天可以大吃牛排，多數只是炒炒芹菜牛肉絲，用邊角料燉一個咖喱牛肉湯，如此而已。當年牛肉的珍惜，是今天不能相信的。記得老人當中有十分迷戀凱南京路凱司令樓上或淮海路紅房子西餐廳裡紅燜牛肉的， 現在想來一定是因為那道菜都是牛肉，讓人有大塊吃肉的快感。
上海人版本的咖喱牛肉湯，用的叫油咖喱，來了美國才知道和印度店裡面真正的咖喱是不太一樣的。咖喱是印度的專利，是多種香料配成，各地各家不同。一直到十七世紀英國人才跌破眼鏡看到吃到，把這種刺激帶到歐洲，至今在倫敦找好吃的，一定不要放過咖喱。日本明治維新學習西方，把咖喱當西方大圓滿產物，結果變成他們今天街頭美食的主流之一，要是日本人當年搞清楚是印度落後於時代文明的東西，即使吃生魚片吃得嘴裡淡出鳥也不會吃蠟黃的咖喱。上海的咖喱，自有其特殊而淡化了的配方，大概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拉門的紅頭阿三們帶來的異國風味。我至今搞不清牛肉和咖喱是怎麼具體變成上海的一碗湯，要知道印度教人是不吃他們滿街跑的聖神，煮牛肉咖喱大概只能是印度的伊斯蘭教人幹的。最靠譜的猜測是當年印度阿三多數是錫克教的，他們是允許吃牛肉，估計上海的咖喱牛肉是錫克族的配方，但裡面還有加粉絲和油豆腐的改良就太江南了。上海的咖喱牛肉湯裡咖喱也不是那麼重，只是漂著顯眼的咖喱黃油花。畢竟南方人在以往是吃不了重口味，很多上海人連大蒜都不碰，不要說咖喱這種比冠狀病毒還難從手上洗掉的東西。
說起咖喱牛肉湯，我又想起我另一位恩師丁先生。他是我生命中第一個教我英文的人。他在我十六歲的時候走到了生命的終結，我在醫院裡面陪著他，他什麼食慾都沒有，我外婆跟我說問問他還想吃什麼。在他昏睡醒過來的時候我跟他說了，他點點頭，眼睛半開著說：「麻煩你外婆幫我做一碗咖喱牛肉湯。」 第二天外婆做好了，我用小熱水瓶裝了，騎了自行車趁熱趕著送到石門路公用醫院，倒在小碗裡在床邊餵他喝了，他跟我說要吃一塊牛肉，我夾了一塊帶筋的煮軟了的牛肉，他咀嚼了好半天，非常滿意地吞下去，說一句：「謝謝你外婆」，非常滿足地閉上了眼睛又睡了。之後，除了營養液，他再也沒有吃過人間的食物。那碗牛肉湯竟是他此生最後的美食。
我十二歲第一次見丁老師，叫他阿公，因為他是我外公同輩。那時候，他剛剛從勞改農場回到上海，二十幾年圇獄生涯，冤案還沒徹底平反，收入很少，我的舅舅和外公就藉口要他教我和我表弟學英文，每月補貼他十塊錢。每個禮拜天他來我家教我們一個小時的課，我的ABCD，我的文法基礎，我的語氣語調，我的Essential English都是他一個字一個字教的。他永遠和顏悅色，從來沒有說過我一句重話，也從來沒有抱怨過任何黨派任何人把他生命的精華都關在了牢籠裡。後來我去他家上課，每次上完課他太太會拿一碗白木耳給我吃。丁先生叫他太太「英」，像外國人一樣，也像民國的鴛鴦蝴蝶派一樣的作風，而阿婆反而每次叫他的字「祥遠」，非常傳統中國。丁師母年輕的時候是大煤礦主的小姐，不會做飯，只會小火燉一鍋白木耳，我從來沒有吃過阿婆做的飯，白木耳到真是吃了不少碗。阿公的父親是民國常州籍大資本家，可是他的媽媽是小太太，父親非常寵愛這個兒子，他十八歲的時候，就從美國定了全套的運動器械給他，家裡設有健身房。這個西式健身的愛好，阿公到病倒前都還有，我在他家上課的時候，天井裡還放有一對沉重的啞鈴，他偶爾把手臂彎曲起來讓我看他依然肌肉堅實，他還能連做40個伏地挺身。他父親給了他全部西式的教育，每個禮拜天必須到大公館吃兩頓飯，中午是中國廚師做的雞鴨魚肉，晚上是白俄羅斯廚師做的正式西餐，桌上蠟燭臺，白桌布，刀叉齊備。所以當先生跟我介紹西餐桌上各種刀叉的次序和用途時，我從未見識過聽得只有茫然，而他講得眼裡發光。阿公說他爸爸的白俄廚師總是先上一道湯，說上海的羅宋湯就是俄國人的傳承，和東歐Goulash一樣，是法國菜所沒有的，但阿公說他最喜歡的是白俄做的咖喱牛肉湯，碧清，是隔水燉出來的，牛肉切成拇指大，方的。阿公告訴我喝最後幾口湯，要從桌上離開身體遠的盆邊輕輕抬起湯盆，用湯勺從靠近身體的一邊往前舀，越到最後幾口越要儀態優雅，有沒有家教就在這幾勺。
丁先生後來非常優秀，在英租界工部局任高階主管。共產黨的地下黨不知道憑什麼說服他這個資產階級的子弟加入了為人民服務的行列，從此他利用職務之便，透露了很多不應該透露的消息。1949年，上海迎來了淮海戰役之後的勝利之師，他的地下黨領導也堂皇地進了上海。開國之初，外語人才稀缺，他接受任務被派在外洋輪船公司，專門負責接洽國外的貿易和航運夥伴。可惜好景不長，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最終把他打倒，因為他曾經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偉大的人民偉大的黨還是無情地把他送到了白茅嶺農場勞改。
風蕭蕭兮江水寒，文士一去兮難復返，二十多年的非人折磨，到頭來花甲之年只是允許他灰溜溜地回到上海，已算是皇恩浩蕩，法外施恩。勞改農場的惡劣和無人性連共產黨自己都知道，前幾年廢棄勞改制度，確實是司法改革的一大人性化文明成就，我在大洋此岸聽到消息後，特地點了一支香，默默告慰阿公在天之靈，真是有點「家祭無忘告乃翁」的悲涼。儒雅君子如他，把在勞改期間的苦難終於在他臨死前一個月，天天和我傾吐訴說，現只舉和食物有關的一例請各位自己想像勞改的黑暗。故事是有一年過年，說要給點好吃的幸福一下，結果是每個人手伸出來接下的是十幾粒醬油黃豆和幾塊指甲大的肥肉。
丁先生在勞改農場的最後幾年是可以每年休假回上海看望家人兩個禮拜。因為已經是刑滿留場工作，有一點點工資的。他捨不得花，除去極少的開銷，一角一角積起來，用布包了又包，貼身帶回上海。回到復興中路復興公園對面現在思南公館所在的房子，他和師母團聚的日子裡，他天天做飯給師母吃，每次總要買點爛牛肉燉一次咖喱牛肉湯，因為師母也說好吃。他們每次都是難捨難分，在要離開的前夜，他是最難的，因為要想盡辦法把包好的錢塞在家裡一個安全的地方，第二天若無其事地離開，等到了農場，馬上寫信告訴師母錢放在哪裡，叫她自己花。他知道不這樣，師母不會用他艱辛省下的錢。阿公在垂危的床上和我說：「我這輩子就是對不起她，讓她跟我受了這麼多苦。」
現在思南公館是上海最貴的消費場所之一，好在阿公的房子還在，只是裡面全新打造了，貼靠著當年天井的牆和木門木窗都還在，不過已經改成了酒吧。我第一次無意中走回這間無法忘記的房間，驚詫於故地猶在，叫了一杯Whisky，念著舊時的歲月，看著當年窗框外的樹葉，阿公就在眼前，好像他還說著英文講著希臘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