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新冠疫情與世界格局 |德國科學與政治基金會執行主席佩爾特斯：中美對抗成國際關係一種新範式
參考消息網7月20日報導（文/任珂）德國科學與政治基金會（SWP）執行主席、德國國際政治與安全事務研究所所長福爾克爾·佩爾特斯，近日接受《參考消息》記者電話專訪時說，中美對抗已成為國際關係中一種新範式，影響了整個國際格局。而歐洲不會像美國那樣尋求「脫鉤」，而是視中國為重要合作夥伴，但由於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導致歐洲對中國技術的不信任，是當前歐中關係中一個主要問題。
2020年4月，在佩爾特斯的主持下，SWP發布研究報告《美中戰略對抗》，在學術圈引起了廣泛關注。SWP成立於1962年，經費由德國聯邦議院批准，並由總理府劃撥，同時總理府也參與基金會的管理。基金會的主旨是為聯邦議院和聯邦政府就外交和安全政策提供諮詢，同時也為歐盟、北約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提供政策參考，可以說是一家非常接近德國決策層的智庫，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德國對外政策的制定。
福爾克爾·佩爾特斯（資料圖片）
技術競爭越來越被政治化
《參考消息》：您怎麼看現在的中美關係？
佩爾特斯：中美戰略對抗在過去兩年裡已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一種新範式，塑造了國際討論話題、現實政治以及經濟和軍事領域的發展變化，而且很可能會繼續下去。對美國來說，這種對華戰略對抗已經讓2001年以來的反恐戰爭邊緣化。
此次新冠疫情過後，國際社會很可能會加強在衛生等領域國際治理的合作。但即便大國間加強合作，中美對抗仍將是國際關係領域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新冠疫情可能會在一些領域加劇這種對抗和競爭。
從美國政界不同黨派，到經濟界甚至美國社會，都形成了一種共識，即中國的長期目標是取得全球優勢地位。這就造成了一種經典的安全困境。
這種對抗不只存在於安全領域，包括貿易和財政政策在內的經濟競爭，也是中美戰略對抗的表現。即便中美在美國選舉前就貿易問題達成協議，中美的戰略對抗也會繼續進行下去。與1990到2015年間相比，中美從經濟合作中的受益正在下降，雙邊貿易再也不是中美關係的穩定因素，貿易問題也越來越被政治化。
中美競爭態勢也開始體現在技術領域，而技術競爭往往又與安全息息相關。中美競爭正在形成各自的「技術勢力範圍」，限制雙方在技術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建立在數字產品和服務基礎上的「技術勢力範圍」，讓大國能投送自己的地緣政治力量，並讓其他國家形成對自己的依賴。技術競爭也成了系統競爭的一部分。
中美對抗的意義和後果是全球性的，影響了雙方與其他大國的關係和國際組織的運作，甚至歐盟內部不同區域的關係也受到影響。與美國退出國際多邊機構不同，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顯著提高。中國也在建立新的國際機構。
歐洲仍視中國為合作夥伴
歐盟及其成員國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中美對抗的影響。歐盟不再只把中國看作有共同利益和相互競爭的談判夥伴，也視中國為推廣不同治理模式的系統競爭對手。但歐洲仍視中國為解決全球挑戰的關鍵合作夥伴。
《參考消息》：您提到，對於中美，歐洲除了建立以真實的相互依賴和共同的規則為基礎、可持續的長期關係之外，歐洲沒有別的選擇。能否詳細解釋？
佩爾特斯：一個碎片化的世界，不符合德國和歐盟各成員國的利益。我們不希望看到「脫鉤」或全球化的倒退。我們都受益於全球化和國際合作。其次，在新冠疫情中我們發現，在醫療器械、藥物及其原材料等密切關係到我們健康的領域，歐洲依賴著其他國家。我們希望避免這樣的依賴，這關係到安全等領域更加獨立。同時，國家間建立起相互依賴的關係，將是世界的穩定因素。如果我們確保相互依賴的國家以共同的規則為基礎開展合作，那麼雙方都能從中獲益，也為世界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
《參考消息》：歐盟會在中美間選邊站隊嗎？
佩爾特斯：和中國相比，歐盟及其成員國當然感覺和美國更親近。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雖然我們跟華盛頓在一些政策上存在差異，但這種共同的價值觀基礎沒有改變。當然我們跟中國也有一些相同的價值觀，例如人道主義，我們之間也有許多共同利益。但同時歐洲把中國視為制度競爭者，雙方在比拼究竟是誰的制度更好、更有效。因此，歐洲一直認為美國更親近，至少現在。
在歐洲內部的討論中，一些人建議歐洲應該對中美保持同等距離，但顯然這是不可能的。然而，這並不會阻礙歐中雙方在我們有共同利益的所有領域進行的合作。
《參考消息》：中國一直倡導多邊主義。您說歐洲仍然視中國為一個解決全球挑戰的合作夥伴。雙方合作能共同應對哪些挑戰？
佩爾特斯：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環境，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我們星球的可持續發展，是最基礎的一個挑戰。過去幾個月裡，我們看到全球衛生領域也成為一個主要挑戰，歐中合作可以應對。在國際安全領域，尤其是一些國際熱點問題，歐中都能展開合作。全球治理體系也是重要領域，歐中在國際機構中的合作，包括加強聯合國體系，使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更高效等等，這些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方面。
對於多邊主義，歐中雙方的看法並不是完全相同，歐中各自有不同的概念和理解，但雙方仍然有足夠的合作空間。
《參考消息》：中歐之間目前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佩爾特斯：我認為目前最大的挑戰是，雙方政治體制不同導致的歐洲對中國技術的不信任。例如，歐洲許多國家在討論是否允許中國高科技企業無限制地參與歐洲電信網絡建設。歐洲認為，技術不是中立的，技術一直都有政治和社會語境。無論是數據獲取和處理、人工智慧或生物技術等，技術發展如果越來越觸及政治和社會秩序，技術競爭將越來越多地關係到意識形態領域的戰略敵對。
疫情促使歐盟一體化加深
《參考消息》：疫情給歐盟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什麼？德國現在是歐盟輪值主席國，將面臨哪些困難？
佩爾特斯：疫情最初給歐盟造成了一些壓力，但歐洲人很快認識到需要密切合作走出危機。為應對疫情，歐盟向更深度的一體化邁出了重大步伐，尤其是在金融領域，歐盟正在討論一個高達7500億歐元的經濟恢復基金。這個計劃一旦得到通過，也將是歐盟團結一致的重大進步。
德國現在是歐盟輪值主席國，幫助各成員國就經濟恢復基金等重要事項達成妥協，勢必是德國在任期內的重要挑戰。德國也面臨其他挑戰，例如與英國的脫歐談判年底之前必須完成，否則就將面臨無協議脫歐的危險。另外，共同的移民政策和歐盟多年度財政框架也是今年下半年的重點工作。
德國的輪值主席國任期也將是默克爾總理的機會。德國通過推動歐盟財政、金融和經濟領域的融合，從而推動歐洲一體化發展，將成為默克爾的政治遺產。
《參考消息》：什麼是歐盟的超國家戰略？
佩爾特斯：就是歐盟統一的對外和安全政策。我們認為，如果歐盟希望顯示並發揮其力量的話，必須要用一個聲音說話。歐盟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地緣戰略不能被分割為法國的、德國的或比利時的等等，而是應該有一個超國家的地緣戰略，歐盟國家應該在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領域一些重要問題上達成一致。歐盟應該努力實現戰略自主，這種超國家戰略並不是針對中國，而是歐盟對所有國家的戰略，以及對自己在全球格局中的定位。
如今，歐盟已經開始為這一目標實施一些措施，包括對外來投資的評估等，旨在增強歐盟社會和技術的韌性。歐盟國家也在更多地參與聯合國等多邊國際組織和論壇，不得不填補當前美國政府退出國際事務而留下的空間。這也給歐盟國家提供了機會，展示自己對多邊主義和國際秩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