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從一所古老的、地方性的宗教學院蛻變成為全國性現代研究型大學，得益於老校長查爾斯·艾略特一系列的改革。讓學生可以自由選擇所學內容，將全人類的知識注入哈佛大學的課堂中。這種教育的「寬度」打破了學科之間的壁壘，但學生真正能從中獲得什麼呢？
在哈佛學什麼
從價值觀到方法論：尋找共同的知識核心
德雷克·博克，哈佛大學前任校長在他的《回歸大學之道》一書中回憶了這樣一件往事：20世紀70年代，在哈佛課程改革期間的一次教師會議上，有人尖銳地質問他：在哈佛新的核心課程中，通過兩學年自然科學課程的學習，學生能夠達到怎樣的水平？他鎮定地回答：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培養學生一定程度的科學素養，使所有畢業生能夠閱讀並理解發表在《科學美國人》或者《科學》上的論文。會議結束後，慈祥可敬的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康拉德·布洛赫找到他。「德雷克，」他帶著德語口音說道，「連我都沒法看懂在《科學》或《科學美國人》上發表的所有論文。」
這個故事很能說明當下大學教育的困境：現代大學是按照專業分工的原則組織起來的，專業化帶來科學的進步與知識總量的增長，但也導致學科之間的壁壘重重，不可溝通。一兩個世紀前，也許還有科學家期望掌握所有領域的知識，比如威廉·詹姆斯，他可以在藝術、醫學、法學、心理學、哲學之間遊刃有餘，多有建樹，但現在已經沒人奢望如此了。但是，對一所真正的大學而言，為學生尋找一個共同的知識核心，在他們各自的天賦與興趣之外，發展他們的綜合知識能力與教養，又是不可推卸的責任。
「通識教育」就是作為一種與「專業化」「職業化」「功利化」相抗衡的力量，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美國現代研究型大學的崛起而成為一種教育潮流的。
很多人將通識教育視為對知識之「寬度」的追求，相對於專業化對知識之「深度」的追求。就像哈佛另一位老校長阿伯特·勞倫斯·洛厄爾所說的，「在複雜的現代社會，最理想的自由教育是，廣泛涉獵、學有專攻」。洛厄爾是艾略特（小編注）的繼任者。他對艾略特的改革很不滿，認為選修制雖然給了學生自由，卻也導致他們知識結構的支離破碎。他不能理解「那些研究古生代蟑螂的左後腿」的學生，更公開瞧不起實用性的教育，認為哈佛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讓年輕人把思考當成「獲得麵包的一種手段」。他在任期間，重新制定了本科生的課程計劃，實行「集中—分配」制度，要求四年16門全課程中有6門集中在一個專業，另外6門分散在專業以外的三大學科領域內（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還有4門課程可以自由選修，這種結構一直延續至今。
查爾斯·威廉·艾略特
（Charles William Eliot，圖片來自網絡）
【艾略特】著名教育家查爾斯·威廉·艾略特，1869年上任哈佛大學校長推行大學改革，推行自由教育，將所有的課程向所有的學生開放，取消一切必修課程，讓學生完全根據興趣選擇學習內容。哈佛大學從原來的70多門課程增加到400多門。艾略特在哈佛的改革被評價為不僅是哈佛大學，更是整個美國高等教育關鍵的轉折點。
具備寬廣的視野當然是好事，但「寬度」是否足以成為一種目的？艾倫·布盧姆就曾經諷刺通識教育中所謂「寬泛」的主導思想，就像過去品行放縱的時代裡「開放」一樣。他認為，讓學生隨意挑選一系列不同的專業，鼓勵他們四處看看，在那些從未涉足的專業裡看看是否能發現一些過人之處，這或許是有益的，但根本不是真正的通識教育。「如果我們對於人類共同面臨的那些重大問題沒有真正的認識和了解，就不可能有鄭重嚴肅的通識教育。」在《美國精神的封閉》中，他這樣寫道。
關於美國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起點，一般會追溯到1917年至1919年的哥倫比亞大學。當時很多美國公民不明白為什麼美國要捲入歐洲事務，美國政府於是認為很有必要對美國公民進行西方文明史教育，讓他們明白美國與歐洲文明的關係，以及美國參與歐洲戰事的必要性。聯邦政府向各個大學撥款，希望建立有關課程對學生進行公民教育。哥倫比亞大學是第一個開設這類課程的學校，課程名字最初就叫「戰爭目的」（War Aims），由哲學教授弗雷德裡克·伍德布裡奇（Frederik Woodbridge）教授。戰後，這門課程逐漸發展成了較系統的「當代文明」課程，規定全校一年級必修，當時是每周上課5天，每天3課時。從此「當代文明」年年教授，從未間斷過。
1943年，同樣在戰爭最激烈的歲月裡，哈佛大學的12位教授與校外專家每周聚會一次，反覆商討「通識教育」的問題。兩年後，一份被稱為「哈佛紅皮書」（以下簡稱「紅皮書」）的報告正式出臺，名為《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
「紅皮書」一開始就對「通識教育」做了明確的定義：它並不是關於「一般」知識的空泛的教育，也不是普及教育意義上的針對所有人的教育。它指學生整個教育中的一部分，該部分旨在培養學生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和公民。
當時的校長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Conant）說：「無論在資訊時代可以獲取多少信息，無論在技術時代發展多少專業技術，無論數學、物理、生物、科學如何發達，無論可以掌握多少門外國語言，所有這些都加起來仍然不足以提供一個真正充分的教育基礎。因為這樣的教育計劃既缺乏與作為個體人的情感經歷的聯繫，又缺乏與作為一個社會人的實際經歷的接觸。」它沒有觸及最基本的問題——「什麼是美國的文化模式」，或什麼是在古老的「傳統中形成的智慧」。
科南特曾經任駐德國大使，十分崇拜德國的高等教育，認為德國的大學才是真正自由研究的天堂，而就在這樣一個高等教育如此發達的國家，究竟是什麼產生了集權統治的溫床？是什麼原因導致自由德國的滅亡？大學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科南特（前排左四）同愛因斯坦（前排左三）等12名哈佛大學榮譽博士合影
事實上，自美國建國以來，大學一直自覺承擔著某種程度的國家使命。它們不是國家機器，不是政府附屬機構，卻作為相對獨立的思想智庫，為國家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資源。當整個西方世界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時，大學又決定承擔起美國作為一個自由和民主社會的價值的守護者角色，而把自己的學生培養成一名負責任的公民，為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和公共事務做好準備，則是最基本的目標——「美國教育的要務不是使少數幸運的年輕紳士學會欣賞『美好生活』……我們的目的是培養最大量的未來公民，理解自己的責任與利益，因為他們是美國人，是自由的人。」
「紅皮書」被奉為美國通識教育的「聖經」，但它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哈佛學院或者高等教育設計通識教育課程計劃，而是為美國社會草擬一份完整的教育哲學。科南特要尋找的「共同知識核心」，不僅是一所大學的共同文化基礎，也是整個美國現代社會的共同文化基礎。
根據「紅皮書」的建議，完整的大學教育必須包括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兩個部分，前者旨在培養學生將來從事某種職業所需能力——畢竟，現代社會絕大多數年輕人都必須為謀生做準備，而他們的成功之路往往在於選擇一種專門化程度較高的職業，比如化學家、工程師、醫生、商人等；後者則從「人的完整性」的角度，而非從狹義上「個人能力」的角度，探討教育如何為人生做準備，旨在培養學生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和公民。
無論作為一個「整全的人」，還是一個「負責任的公民」，他們需要具備4種品質或能力：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做出恰當判斷的能力、辨別價值的能力。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判斷力，因為在專業化時代，沒有人能成為所有領域的專家，每個人都必須信任絕大多數領域裡造詣更深的其他人的意見，因此特別需要具有一種智慧，藉以判斷：誰是專家，誰是冒牌貨；誰是水平較高的專家，誰是水平較低的專家。
哈佛學生正在上一堂天文課
桑德斯劇場旁的安納伯格餐廳
擁有9000平方英尺的就餐大廳
哈佛中心校園
哈佛大學與康奈爾大學的學生正在進行一場長曲棍球比賽
哈佛大學校園內的牆上張貼著各種學術講座的廣告
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的畢業生參加畢業典禮
掃碼加友，以備時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