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短篇小說集《三言二拍》裡,一樁常叫當代「創業者」們倍感勵志的「財富故事」,就是凌濛初的《轉運漢巧遇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黿龍殼》。
這個故事,講了明朝成化年間,蘇州一個叫文若虛的「倒黴蛋」。這位坐吃山空的破落子弟,多年來幹啥啥不行,人送綽號「倒運漢」。後來賠得心灰意懶了,乾脆跟著幾個海商一道搭船出海,原本只是想「看看海外風光」,卻不料誤打誤撞,在在外洋一座島上撿了個大龜殼,誰知這麼個看上去不值錢的龜殼,卻是價值連城的海外奇寶,轉頭賣給了福建一位專收奇寶的「波斯胡」,一口氣賣了五萬兩白銀,就此一夜暴富。
但比起這無比玄幻的故事結局來,小說裡「文若虛撿龜殼」前的一段情節,才更值得看官們玩味:當他乘的船在「吉零國」停泊時,船上的商旅們都跑去做生意了。唯獨窮得叮噹的文若虛留在船上,身邊只有他花一兩銀子買的「百斤紅橘」。他怕橘子壞了,就拿出來曬,擺在甲板上紅彤彤的,結果岸上過往行人以為他在擺攤,紛紛上來圍觀。他們沒見過橘子,一嘗又挺好吃,不一會兒就搶光了。就這麼一兜在中國本土普普通通的橘子,一下子賣了五百兩銀子,獲利幾百倍。
如此一幕,叫隨行的好友們都連呼不可思議:「造化!造化!我們同來,到是你沒本錢的先得了手也!」
和後面「撿龜殼賣五萬兩白銀」的神奇一幕比起來。前面這「賣橘子賺五百兩」的情節,或許才更有「接地氣」的道理:想要擺攤發財,「帶對貨」才更重要。
那麼,這樁「文若虛轉運」的故事,放在明代真實的歷史上,究竟靠譜嗎?故事的作者凌濛初,就生活在明代萬曆至崇禎年間,這恰是明代海外貿易最為火熱,沿海商民掀起「出洋熱」的時代。他筆下這個發生在「明朝成化年間」的故事,卻正是晚明的真實寫照。
其實,早在明朝「海禁」森嚴的明朝成化年間時,東南沿海就「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16世紀下半葉「隆慶開關」後,明王朝「準販東西二洋」。出海商船由海防官發給證明,只要按照律法繳納一定的關稅,便可自由往來貿易。
「出洋」這事兒,也一度成了沿海的「時尚」。以西班牙的史料記載,僅僅是馬尼拉一地,萬曆初年時到訪的中國船舶,每年不過二十來艘,到萬曆二十五年時,就漲到每年一百二十七艘。可想而知,有多少人像文若虛一樣,滿懷著對資本與財富的嚮往,踏上出海之路。
那麼問題來了,對於這些「文若虛」們來說,出國「擺攤」,賣什麼東西最賺錢呢?
當時在國際市場上最享有盛譽的商品是中國著名的江南絲綢,上文提到的「二拍」這則故事中寫道「那久慣漂洋的帶去多是綾羅緞匹」,說明絲綢廣受歡迎。1636年一艘開往馬尼拉的中國商船,登記載運的絲織品可多達1000餘箱,利潤可達十倍之高。瓷器是另一大出口商品,由於適合船運,於海路十分暢銷,受歡迎程度僅次於絲綢。
不過這類「寶貨」,價格都是不菲,運輸途中的儲存保管,那更是一大筆不小的成本。這一類大買賣,也多是那些「富商」「豪商」們才消費得起。倘若「穿越」到明朝,成了「文若虛」這般的「倒運漢」,手裡頭沒多少錢當本錢,置辦不起昂貴的絲綢瓷器,甚至只能去「擺個小攤」。那究竟還有沒有發財機會呢?難道真像「文若虛」一樣賣橘子?
當然不是,作為小本經營的明朝擺攤者來說,想帶「便宜且利潤高」的好貨出國?首先一種很重要的貨物,就是棉布。
棉花本來不是中國原產,明朝以前更是價格高昂。一直到宋元年間時,中國本土的棉花種植量依然有限。唐宋年間被稱為「白疊布」「木棉裘」的棉布,那是公認有錢人才穿得起的奢侈品。直到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後,採取「粗暴」手段推廣種棉,全國凡是有五畝以上土地的自耕農,必須種半畝棉花,種的好還免租免稅。中國的本土棉花產量,才從此「井噴」般發展。以15世紀明朝大學士邱浚的感慨,此時在明朝,棉花已是「地無南北皆宜之」,幾乎隨處可見。
又由於元代時,江南有個叫黃道婆的人改進了紡織術,一時之間,中國棉紡技術突飛猛進,更隨著棉花的普遍種植,一代代技術升級。到了明朝中後期,僅松江府一地,每年的棉布產量就在2000萬匹以上。棉布,這個宋元年間標誌「有錢人」身份的奢侈品,明朝時卻「人無貧富皆賴之」。成了老百姓家的日常消費品。「帶棉布」出國?收購價真心不貴。
如此景象,也叫好些「弄潮兒」看到了商機,中國的棉布出口,也隨著「隆慶開關」後海外貿易的繁榮,迅速火熱起來,優質的中國棉布,源源不斷輸往日本朝鮮東南亞等國。
明朝中後期時,中國每年僅向菲律賓一地,就出口棉布一萬多匹,甚至精明的中國商人,還開發出了新「運營模式」——從菲律賓收購棉花,運回本土加工生產,再回菲律賓擺攤賣給當地老百姓。這一來一往,血賺,還很受當地人歡迎。棉布成為中國貨在菲律賓銷路最大的商品。
而比起這暢銷的棉布來,另一件「不貴」的寶貨,明代時同樣有著無限的「國際貿易商機」——書籍。
明代城市經濟火熱,圖書業也空前火爆。特別是通俗小說,在明朝「圖書市場」上如雨後春筍。各大城市書坊林立,甚至還有專門販運圖書的商幫,江南地區的河道裡,隨處可見「書船」。而且由於印刷與造紙的進步,圖書的成本也不斷降低,普通的一本圖書,便宜的也就賣一錢銀子。比如《三言二拍》裡的文若虛,如果沒嘴饞買橘子,憑他手裡的一兩銀子本錢,也能帶個十來本圖書出去。
但帶到外國,大明朝的圖書,可就不是這個錢了。
在東亞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化圈內,對漢語書籍的需求量相當之大。自隋唐以來,日本、朝鮮來華學者、商人的目的之一就是求取書籍,明代商業興起,寧波港甚至有專門面向日本市場的書商和書肆,到現在有一些古籍在中國本土失傳,反而在日本發現,就得益於當時對日本的書籍貿易。
在越南,中國書籍也是暢銷貨,繁榮程度不亞於日本。有記載說「土人嗜書,每重貲以購焉」,當地老百姓喜歡看書,還捨得花大價錢買書。一些華僑是中國書籍的重要讀者群體。試想,如果我們生活在明代,去東南亞擺地攤,帶些當地人感興趣的好書,也能賣個好價錢。
當然,如果遇上喜歡收藏的洋買家,也可以囤積居奇,賣點孤本善本,運氣好的話,遇到圖書館收藏,不愁銷量。1604年,牛津大學博德林圖書館便開始收藏中國書籍,捐贈人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牛津大學校長還可以發展為潛在買家。
棉紡織業的發展,代表了手工業的進步,書籍的暢銷,證明了中國文化的力量,技術發展和文化競爭力,給明朝人出國「擺攤」提供了大量商機。於是明朝的最後半個多世紀,也成了各個階層的中國商人,風光在「國際市場」賺錢的時代。17世紀上半葉,單是每年造訪菲律賓的明朝船隻,就賺走至少100萬比索的白銀。《白銀資本》作者弗蘭克甚至認為,16世紀至17世紀中葉(明末),「中國佔有了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至三分之一」。火熱的貿易背後,有多少值得深思的發展真理。
參考資料:
春霞《試論明代圖書刊刻發行銷售情況》
劉軍《明代海上貿易的出口商品》
王守稼《明代海外貿易政策研究》
卞洪登《絲綢之路考》
杜車別《明冤》
謝彥卯《明代圖書市場初探》
王信《明清外貿順差、白銀流入及對經濟的影響》
樊樹志《晚明大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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