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紀》是史學巨著《史記》的開篇，在開篇中，司馬遷用雄健有力的筆觸寫下：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斬釘截鐵的語氣，給人的感覺好像皇帝跟司馬遷是同時代人一般，其實所謂的黃帝時代距司馬遷已經有兩千年之久。
接著司馬遷又相同的筆調一一向我們介紹接下來的四帝，顓頊、帝嚳、堯、舜。結果顓頊是黃帝的孫子，帝嚳則是黃帝的曾孫，堯是又帝嚳的兒子，而舜也是顓頊的六世孫，所以傳說的五帝都是黃帝家的人。這還不算完，我們往下看看夏商周的祖先，夏朝的始祖是夏禹，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商朝的始祖是殷契，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周朝的始祖是周后稷，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繞了一圈，夏商周的先祖同樣追溯到了黃帝的身上。
《史記·五帝本紀》洋洋灑灑數萬字，其實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在編寫黃帝的家族譜系。家族譜系屬於最本溯源的東西，所以應該放在開篇。這個很好理解，但問題緊接著來了，司馬遷所編寫的這些東西靠譜嗎？畢竟黃帝時代距司馬遷已經過去二千多年，如果不靠譜的話，為什麼司馬遷要下這麼大的力氣，來編寫這個族譜呢？這牽扯就到了本文的重點了。
我的回答是，其實司馬遷編寫的古老家族譜系真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家族譜系讓後世的人產生了群體認同感，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英國作家約瑟夫·吉卜林寫過一首詩：
所有的好人都同意
所有的好人都這麼說
所有的好人都在我們這一邊
他們都是壞人
這明顯是毫無根據的偏見，但偏見又如何，因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用有根據，只要不是「我們」，那一定就是「他們」。有了我們和他們的區別，就有了基本的對立，既然有了對立，那「我們」這邊的人自然會齊心協力同仇敵愾，自然也就產生了群體認同感。
司馬遷的《史記》對中國人影響最深遠的，我覺得就是司馬遷編寫了家族譜系，他把各方勢力都編入了龐大的炎黃譜系裡，讓後世中國人產生了強烈的群體認同感。雖然春秋戰國禮崩樂壞，打來打去的，但大家起碼還是一家人，就算讓誰統一了，也沒什麼大不了，畢竟統治權並沒有離開這個家，這屬於肉爛在鍋裡。正是司馬遷編寫的家族譜系，讓後世帝王及百姓都有了最基本的思想基礎，使得後世的大一統變成可能，畢竟大家都是一家人，誰當家還不都是一樣？何況中國人講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說不定那天輪到我家統治也不是沒有可能。
歷代統治者大搞祭祀就是要加強集體認同，增強凝聚力。發動戰爭的理由也可以從認同感出發，因為「他們」是夷狄，是我們不認同的人，所以我們要消滅他們。正如《左傳》所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和打仗的根本目的都是要加強群體認同，如果有不認同的，「我們」就要把「他們」消滅掉，這是「我們」的責任，更是「我們」的義務。
對於消滅不掉的，「我們」也要和「他們」有區別，由此又引申出文化認同和各種能認同統治的思想觀念。於是少數民族建立政權後，例如遼、金、元、清，都要拼命的學習華夏文明，就是爭取廣大漢族人民認同。
當有人問孟子周武王推翻商紂王統治算不算造反時，孟子輕飄飄的回答：只聽說一個叫紂的大壞蛋被周武王殺掉了，沒聽說有弒君的事情發生。因為在孟子眼中不仁不義的商紂王哪有資格當國君，既然我對你不認同，那當然有資格和權利來殺死你。不光古往今來的各種宗教都是這個邏輯，就是想單純地殺死對方，減少負罪感，也可以用這個邏輯，歐洲當年的獵巫運動就是典型。
其實不光民族、國家需要群體認同，所有的集體組織都需要認同感來加強凝聚力。各種公司、企業創建文化，設立規章制度，本質上都是在做司馬遷編寫家族譜系的工作。其實不用制定過於複雜的制度，只要把人能聚攏到一起，再有一個受尊重的人來組織大家，大家能服從，就算沒制定任何的規則，只要能讓大家統一行動起來，哪怕是踢正步，也能產生群體認同。一旦有了基本的集體認同之後，剩下的就好辦了，畢竟規矩可以慢慢地想，還可以隨時補充。
為什麼黑社會要統一著裝？最好一水兒的黑西服黑褲子白襯衫，然後再成群結隊的去收保護費？要從氣場上震懾住對方是一方面原因，但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因為統一著裝可以增加集體認同感，有了統一的制服就可以把每個人編入了集體當中。人一旦成為集體的一員，就有了組織的保護和靠山，這樣天然的會增加人的勇氣，就算欺負起人來，也能減少許多的罪惡感。因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執行的是集體的命令，出了事也是集體的責任，跟個人沒有什麼關係。犯錯了，直接推給集體，總之個人不必也負責，當年納粹分子就是這樣為自己辯護。所以說群體認同感非常有力又非常可怕，他能組織人，也可以毀滅人。
話說回來，不論司馬遷根據什麼，或出於什麼目的創造了黃帝家族譜系，可以說我們今天之所以能成為炎黃子孫，有這麼強的民族凝聚力，跟司馬遷在《史記》中創建的家族譜系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