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侵略戰爭歷史的研究中，對於日本發動戰爭的精神支柱——「國家神道」這一宗教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國家神道」統治之下的日本佛教等宗教在侵華期間發生了什麼變化，做了哪些事情，即便到了今天，依舊是對日本宗教進行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江戶幕府時代終結之後，明治維新使日本開始了近代國民國家的建設，但是由於日本曾經有過一段殘酷鎮壓基督教的血腥歷史，因此西方各國普遍懷疑日本是否能夠奉行自身所標榜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則」。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天皇利用宗教這一統治工具，通過強制學習《教育敕語》，將日本國民思想統歸在「國家神道」之下。但是又顧慮到近代國民國家中「信教自由與政教分離」的準則，因此拋出了「國家神道並非宗教」的詭辯之談。於是，天皇以神的身份自居，「國家神道」掩蓋了其宗教的本質，成為了日本國民道德標準，並凌駕於包括佛教在內的其他所有宗教之上。
本文通過對天皇法西斯制度時期日本佛教，特別是擁有眾多門徒的東本願寺、西本願寺活動的分析，重點研究日軍攻擊南京期間日本從軍僧侶在軍隊中的傳教、慰問、超度等助紂為虐的行為。
淨土真宗是日本佛教界一個代表性的派系，鎌倉幕府時期由親鸞祖師開創，現在分為10多個分支派系。其中，總寺院設在京都的真宗大谷派東本願寺，以及淨土真宗本願寺派西本願寺這兩個寺院各自擁有近1萬所的寺廟和1000萬人的門徒，屬於日本佛教中相當大的一個團體。下文就這兩個寺院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所作所為進行研究。
1937年12月，日軍在南京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大屠殺，而蒙在鼓裡的日本國內卻陷入了慶祝活動的狂熱之中，日本佛教界為此也特意舉行了「勝利慶祝會」、「感謝皇軍法會」等活動，高調「慶祝」侵華日軍攻陷中國首都一事。
其中，西本願寺12月11日在兩堂前樹立了一根高高的杆子，上面懸掛了太陽旗和「慶祝攻陷南京」的大旗。正午時分，由其總負責人千葉康之招集職員舉行「攻陷南京慶祝會」，三呼天皇陛下萬歲。此外，西本願寺駐東京辦事處的藤音輪番住持還親自前往日軍大本營祝賀。
東本願寺則在山門前掛起了「慶祝攻陷南京」、「慶祝皇軍大捷」的橫幅與太陽旗。並分別給松井石根與長谷川清發出了一份電報，裡面這樣說道：「我軍在天皇武威的指引與眾將士忠勇戰鬥之下，攻克了敵國首都，以此空前的戰果向世界宣揚了天皇武威。吾等皆感激不盡，謹代表全體門徒致以最誠摯的祝賀。」東本願寺還在議事堂舉行了慶祝攻陷南京的儀式，遙拜皇宮、三呼萬歲，以此向皇軍示好。①
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知恩院、東寺、大德寺、妙心寺等各個宗派的寺院、佛教學校之內。②
佔領南京之後，日本國內對戰爭的支持度越發高漲，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掩蓋侵略戰爭的真實目的，煽動日本國內「懲罰中國」的情緒，更加推進了戰爭的步伐，而此時的佛教更是帶頭成為了日軍侵華的幫兇。
東西兩本願寺隨著日軍侵華戰爭的擴大，逐步強化了戰時奉公體系。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的7月17日，東本願寺宗教總長關根仁應向門徒發出了以下內容的公告：
「確保東洋地區永久和平是明治天皇所確立的百年國家大政方針，乃我帝國之責任所在，秉承大乘佛教教旨的淨土真宗完全支持這一政策。明治維新以來數次的戰爭與眼下對滿洲國的扶持，無不體現出了日本帝國的精神。我帝國始終如一尋求與中國4億民眾增進友誼的渠道，一刻未曾忘記肩負的振興東亞之責任。然而鄰邦之國民惡意曲解我帝國的真心，故意製造事端，導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吾等憤恨之心難以壓抑。鄰邦暴虐行徑已危及我帝國生命線，吾等國民必須立即醒悟，彰顯國際正義，粉碎鄰邦國民的邪惡之舉，為天皇武運而奉獻。此時此刻，吾等淨土真宗的信奉之人須遵循國家教義，以王法為本，盡奉公之道。」③由此可見，此文將毫無道義可言的侵略戰爭理由解釋為「確保東洋永久的和平」，把「九一八」事變說成是「危及生命線的暴虐行為」，以此將戰爭責任推脫給中國方面，並製造日本國民的「危機感」，虛構出侵華戰爭的正當性。
同時，西本願寺千葉康之貼出了「盡國民之本分，作為遵循王法為本準則的同門僧眾需眾人一心報答皇恩，粉身碎骨在所不辭」的通告。④
1937年9月9日，近衛文麿內閣通過了《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實施規定》，第二天公布了運動細節。接到通知後的兩寺院無一例外都積極響應軍國主義政府的號召，東本願寺立刻起草《同信報國運動委員會規定》，開始了所謂的「同信報國運動」。西本願寺則起草《本願寺派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綱要》，開始了「立信報國」的運動。⑤
在這一情況之下，西本願寺與7月23日臨時設立了「事變問題奉公事務所」，統籌管理後方支援、戰時奉公事務。此類事務所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出兵西伯利亞的時候都有設立，其中的慰問課第一分課的工作內容如下所示：
「1.前線軍隊的傳教慰問；
2.僑民、難民的慰問救護；
3.戰死、病死者的現場追悼法會；
4.前線傷病員的慰問；
5.特派慰問傳教；
6.日本國內的救援傳教；
7.其他與前線慰問傳教相關的所有工作。」⑥
簡單地說，慰問第一課的工作就是對前線日本軍民的傳教和慰問。
東本願寺則在7月22日設立了獎義事務局，與西本願寺一樣從事軍隊慰問、從軍傳教、前線慰問聯絡、物資供給等工作。並且分別在天津、大連、長春設立了前線事務處理本部、慰問本部、人事會計本部。⑦
東西兩寺院通過在中國設立事務所，積極地派員前往中國戰場從事軍隊慰問傳教活動。
盧溝橋事變之後，西本願寺立刻向駐偽滿洲、朝鮮、中國的僧侶發出了動員令。隨著侵華日軍司令部1937年7月17日開始允許從軍僧前往前線部隊進行傳教慰問之後，華北地區的從軍僧活動日益活躍。上海方面則是在同年8月14日開始由駐上海的日軍海軍武官向僧侶頒發從軍許可證。
東本願寺不僅向中國華北派出了32名從軍僧，還在8月11日向上海派出了特別慰問隊。對於當時從軍僧的表現，有評價說：「從軍僧在前線與軍隊共進退，不惜自身性命地從事著鼓舞皇軍士氣、超度忠勇的戰死士兵、為日軍擔當中文翻譯等工作。」⑧
後來伴隨著戰線的延長與日軍兵力的增強，從軍僧的數量也增加了不少，不過其中的大多數都經歷了「八一三」事變至攻佔南京這一段時間內的戰鬥，並與日軍一同進入了南京城。
進入南京後的12月8日，就在中山路上的國民政府中央醫院三樓，各宗派的從軍僧侶舉行了「南京戰役茶話座談會」。⑨
座談會的出席者有日蓮宗結城瑞光、西本願寺橫湯通之、上山顯次、東本願寺小出唯信、田山忠雄、淨土宗村田顯承、曹洞宗中泉智法、藤原哲應、臨濟宗南禪寺派前山義補、臨濟宗妙心寺派小田雪窗、從軍記者坪天吾一等11人。
此外，返回日本京都的一部分僧侶在1月15日召開了「從軍僧座談會」，出席者有大谷派上海分院高西賢正、大谷派從軍僧真島如龜雄、田山忠雄、妙心寺派從軍僧淺井紹德、淨土宗從軍僧中野隆雄等人。⑩
這些座談會的記錄成為分析從軍僧進入南京前後以及在前線從事工作具體內容的重要資料。根據對資料的分析，從軍僧的任務主要分為以下幾類：
1.埋葬戰死者、將遺骨先送到上海別院，再送回日本；
2.對士兵進行傳教；
3.慰問受傷者；
4.參加戰鬥；
5.名號、佛珠、教義的分發；
6.提供慰問品、物資；
7.撫慰中國民眾；
8.向本部匯報戰況、活動情況；
9.傳教所的開設準備工作；
10.翻譯、其他(聯絡戰死者家屬、樹立供奉塔等)。
有關第一項埋葬戰死者一事，真宗大谷派從軍傳教僧真島如龜雄說道：「我經常在前線與士兵們共進退，在槍林彈雨之中超度倒下的士兵能夠使活著的士兵安心投入戰鬥，不管怎樣，與士兵共甘苦的非戰鬥人員只有我們從軍僧而已，士兵們也因此感到高興。從軍僧不僅僅是在軍隊中傳教而已，而且還要超度戰死的士兵，做一些雜事。」(11)
淨土宗從軍傳教僧中野隆雄說道：「稱之為從軍僧美談也不為過之，因為這是我在前線親耳聽說的事情。當時我軍數十人乘火車進軍之際遭到400多敵軍的襲擊，帶著全軍覆滅的覺悟，我軍投入了防衛戰。當時這支部隊的從軍僧來自東本願寺真言宗，他在彈雨之中為倒下的士兵念經超度。部隊長看到這一幕後頗受感動，對士兵們鼓勵說『看到那個勇敢的僧人了嗎，鼓起勇氣絕對不能輸，絕不能把陣地讓給敵軍。』經過一晝夜的激戰，車站被守住了。可以說，正因為有從軍僧佇立在最前線才守住了陣地。」(12)
戰地的埋葬與遺骨送還工作是從軍僧的一個重要任務，如同以上言談所述，在槍林彈雨中的「野葬」儀式使得與死亡為伴的士兵們能夠緩解對戰死的不安，提升他們的士氣。
有關第二項的傳教工作，東本願寺從軍傳教僧田山忠雄說道：「對於是否在戰場傳教一事雖然也有爭論，不過不同場合下情況也有所不同。我曾經被部隊長囑託在超度戰死者的同時對活著的人傳授教義，其實我認為軍人的敕語就已經是宗教的教義了。」(13)
淨土宗從軍僧村田顯承這樣說道：「我在進入南京之後的幾天內，每天都要向士兵誦讀天皇敕語，然後是精神講話，向士兵傳授精神力量。」(14)
從軍僧傳教的內容主要是明治天皇的《賜給軍人的敕語》、《軍人敕語5條》，其中教育士兵要有「義比山嶽重、死比鴻毛輕」、「軍人必須武勇」的覺悟。從東本願寺田山從軍僧的記錄可以看到，為了減輕激戰之後士兵由於疲勞、戰友死亡而產生的厭戰情緒，有時甚至還需要用「怒斥」來教育士兵，使他們繼續走向戰場。
接下來的第四項「參加戰鬥」指的是從軍僧與日軍一同投入戰鬥，與日軍士兵爭先攻入南京以及周邊其他城市。
西本願寺雜賀從軍僧曾與日軍田代部隊共同行動，在攻擊江陰的時候一同衝入了南門。而就在前一日的凌晨4點，他與《河北新報》記者小野寺為了第一時間看到太陽旗在城內樹立的模樣，而順著民房房頂爬進了城牆，衝入了還未打開的城門，不經意的取得了第一名的功勳。(15)
東本願寺從軍僧諏訪部憲人則說道：「各部隊向南京市中心猛烈開炮，隆隆的炮聲中，通過電話得知『某某部隊終於逼近西華門』的快報，繼續前進到一個山丘後，已可以一眼望到陷入火海的南京市區。在接近城門的時候看到後方過來的坦克隊，於是邊喊著『讓我也第一個衝進去』邊強行登上坦克，前進了2公裡多。抵達三丈之高的城牆後，城牆上已經垂下了梯子，敢死隊員正在登城。仔細一看，城門上方已經高懸太陽旗，士兵們三呼萬歲的聲音使筆者充滿了感激之情，向我忠勇無雙的士兵們致敬。」(16)
從中可以了解到，從軍僧除了自己的本職工作之外，還趁著戰場混亂之勢，「興奮」地與士兵爭奪第一個入城的「榮譽」。
東本願寺從軍僧大谷堯雄、長野至念當得知其「光榮」地獲許列隊歡迎松井石根入城式的時候，立刻向本部發出了「淚光閃閃的第一報」。其中這樣寫道：「雖然12日已經佔領光華門，但是附近的戰鬥依舊非常艱苦，敵人的死屍堆積如山，在此為皇軍的英靈超度。15日在前線聽取了某某部隊的報告會，無論是說的人還是聽的人都熱淚盈眶。」(17)
從軍僧流的眼淚並非是為了光華門附近中國士兵堆積成山的屍體，那只是對日本侵略軍、對「榮幸」參加松井石根入城式的「感激之淚」。
從軍僧發回的報導立刻被宗教的機關報刊載，可以說，從軍僧也起到了現場採訪報導的作用。
以上描述中，可以一窺日軍從軍僧的工作內容。從軍傳教活動是一個直接協助日本侵略戰爭的例子，而且其對外彰顯佛教集團對國家的忠誠心、有用性，對內促使僧侶門徒們愛國熱情高漲。
可以說，從軍僧是日軍侵華戰爭中直接的加害者。
東西兩本願寺在盧溝橋事變之後，加快了向中國戰場派遣慰問團的活動。
西本願寺首先在1937年7月19日派遣了大谷照承連枝前往華北慰問日軍，之後，大谷光照法主於同年8月19日親自前往偽滿洲國慰問日軍。
法主是凌駕於一萬多寺院、1000多萬信徒之上的佛教集團最高指導者，與天皇制度一樣採用世襲制。
大谷光照法主於1937年11月29日至12月25日的近一個月時間內，打著「慰問華中皇軍」的旗號，隨日軍從上海前往南京，就在南京淪陷的第二天12月14日，其抵達了南京光華門外。
法主以「代表一門所有門徒」為名，慰問了當地的日本軍隊和僑民，並且就日本的現狀說道：「吾等要以始終不變的信念為保證世界人類和平這一遠大理想而不斷邁進。」並要求日本僑民要「為了實現這一光榮任務而更加緊張努力。」希望軍隊「給予宗門更多的監督鼓勵，克服眼下的困難，一心一意為國捐軀。」(18)
作為宗教領袖，居然如此無原則的支持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更不用想像其他下層的宗教人士會是怎樣。
12月15日開始，法主開始對南京城內外的軍隊進行慰問，至19日離開南京為止，所作所為如下所示：
12月15日，前往光華門慰問日軍第9師團。(至18日為止每天往返於光華門)
12月16日，前往國民政府所在地慰問第16師團，南京市政府所在地慰問第11師團，基督教青年會館慰問第6師團。
12月17日，前往挹江門、中山碼頭、中山門、紫金山慰問城內各部隊及參謀本部、副官部。
12月18日，前往土水鎮故宮飛機場參加日軍主辦的慰靈祭。
12月19日，從中山碼頭乘船前往長江下遊。
此時的南京城內，正是屠殺、強姦、掠奪等暴行最為猖狂的時期，法主在沿途曾經看到了什麼，可以通過很多他人的證言、資料得以論證。
首先，法主15日前往的光華門的情況根據《東京日日新聞》記者鈴木二郎在關於13-15日光華門一帶的證言中所述：「光華門道路兩側的壕溝被屍體所掩埋」，「被炸斷的肢體散亂一地，這一幕讓我想到了地獄。日本的坦克肆無忌憚的從屍體上碾過，死屍、硝煙的臭味混雜在一起，如同地獄中的焦炎地獄、血池地獄，而站在地獄中的我仿佛是一個地獄中的獄卒。」(19)
另外，法主17日前往的中山碼頭的情況又是如何呢？根據上海派遣軍司令部野戰郵局長佐佐木元勝在日記中記錄的長江沿岸慘狀所述：「經過野戰郵局前方的道路，到達長江岸邊後，看到了一場人類史上最大的悲劇。昨天俘獲的2000多中國俘虜被綁縛後4人一組趕到江邊，隨後日軍用中國的槍枝對其射擊，發現有逃跑的人就用機槍掃射，江面上的驅逐艦則用探照燈配合照明。兩個地點發生了大屠殺，最後日軍在屍體上澆上汽油焚燒，屍體被燒得漆黑，鮮血流入長江，四處都是屍體。」(20)
法主18日下午2點參加了南京明故宮機場內由日軍方組織的慰靈祭。大谷法主身著黑色僧服，隨行的後藤、小笠原等人也一同出席。慰靈祭按照神式舉行，日軍陸海軍司令松井石根、長谷川清等都有參加。
宗教權威的法主參加慰靈祭是對日軍士氣的極大鼓舞，日本的新聞報紙也將慰靈祭的情況傳遞給了日軍死者的家屬。(21)
後藤澄心在隨行日記中寫道：「12月1日從上海一路走來都是好天氣，我們慰問了陸海軍及相關機構，並且一路經過了曾經發生過戰鬥的戰場，特別是能夠儘早進入南京城使我們看到了城內尚未熄滅的戰火。參加入城式、慰靈祭讓我感到無比光榮。」(22)
從軍僧的慰問傳教活動觸及了日本官民軍的各個機構，慰問了幾乎所有的日軍侵華部隊，還水陸結合造訪了各個戰場遺址，不用說，其活動受到了日本軍方的大力支持。這種名義上的慰問，實質上助漲了日本天皇法西斯國家侵略的氣焰，而且還極力掩蓋了南京大屠殺的真相。
法主的慰問活動雖然未直接參與軍事暴行，但其行為激勵了士氣，協助了侵華日軍，成為了實質上的幫兇。
大谷法主12月25日返回日本後召開了記者見面會，他說道：「進入南京是此行中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幕，我看到了在華北戰場沒有看到過的景象，深刻地感受到了戰爭的氣息。在丹陽宿營的時候還一度聽說中國軍隊的3000多殘兵向我們營地發動攻擊，著實緊張了一番。」
「非常感謝第一個攻入南京中華門的日軍士兵告訴我戰鬥的經歷，當時他滿身是血。」(23)與記者們談笑風生的法主絲毫沒有談及日軍屠殺、強姦、掠奪、放火的暴行，絲毫沒有表達出任何對中國死難者的同情之心。
法主的慰問活動說到底就是鼓勵士兵參加戰鬥，而這些士兵的暴行造成了中國民眾的大量死亡、毀壞了中國無數個家庭，對此其負有不可推卸的戰爭責任。
另一方面，法主還要求門徒忠誠於國家與宗教。
佛教第一條戒律就是「不殺生」(不殺人、不被殺、不讓殺)，以佛陀之名發動的所謂的「聖戰」實為罪孽深重。
日本戰敗後，根據新的宗教法，大谷「法主」更名為「門主」，至1977年3月退休為止，都處於宗派指導者的地位。
阿羅健一在《南京事件見聞》(24)中收錄了大谷門主的採訪，這也成為其唯一一次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記述。
「完全佔領南京的第二天，也就是14日的傍晚，我抵達了南京，在城內的宿營地停留了4天，期間在城內尋訪過很多地方，既沒有看到屠殺，也沒有聽到傳聞。當時已經戰事完全平息，市內非常平靜，基本上看不到市民的身影，不是一個能夠發生屠殺的環境。日軍則在城內外合適的地方宿營，悠閒地進行著休整。」(25)法主所述「戰事完全平息，市內非常安靜」之言的真偽如何，只要看一下東史郎等人的從軍日記就可以辨別。當時正處於日軍掃蕩作戰期間，做出「沒有看到屠殺」的證言只能認為是掩蓋南京大屠殺的行徑，這也說明了日本佛教界存在的不願正視歷史的詬病。以上簡單地歸納了南京大屠殺期間日本東西兩本願寺的從軍慰問活動情況。雖然研究獲得了一些進展，但是就目前來看，日本宗教界並沒有認真地對戰爭責任進行反省，宗教戰爭責任的全貌也還需要更為深入徹底的研究。(26)
①②《教學新聞》1937年12月14日，第1590號。
③《真宗》第431號，1937年7月。
④《教海一瀾》第846號，1937年8月。
⑤山內小夜子：《中日全面戰爭開始階段真宗大谷派的活動》，《教化研究》109號。
⑥《教海一瀾》第846號，臨時事務所出版，1937年8月。
⑦《真宗》第432號，《現場獎義事務》，1937年8月。
⑧《真宗》第437號，1938年1月。
⑨《文化時報》，1937年1月5日-11日連載。
⑩《文化時報》，1938年1月18日-23日連載。
(11)(12)《文化時報》，1938年1月20日。
(13)《文化時報》，1938年1月21日。
(14)《文化時報》，1938年1月11日。
(15)《文化時報》第3855號，1937年12月17日。
(16)《文化時報》，1938年1月18日。
(17)《文化時報》，1937年12月28日。
(18)《教海一瀾》第850號，1937年12月。
(19)《丸》第24卷11號，1971年11月，第99頁。
(20)吉田裕，《天皇的軍隊與南京事件》，第119-120頁。
(21)(22)《教海一瀾》第851號，1938年1月。
(23)《中外日報》1937年12月27日。
(24)阿羅健一：南京大屠殺否定派的一員，曾在東史郎案件中支持原告橋本光治。
(25)阿羅健一，《南京事件見聞》，圖書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95-296頁。
(26)本文參考其他文獻：野世英水《戰爭中的真宗從軍慰問僧》、《真宗與靖國》、《中日十五年戰爭中的真宗》、孟國祥《論日本利用宗教對中國進行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