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配圖選自網絡）
世界近代史上，很少有一個事件像南京大屠殺這樣，事發當時舉世震驚、卻在此後的歲月裡長時間湮沒無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都曾就南京大屠殺一案進行嚴肅的審判，從法律層面確定了南京大屠殺的基本事實。但其學術研究起步甚晚，1962 年，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日本史小組寫作了《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以油印本刊刻了內部資料；日本學者洞富雄 1968 年發表了全世界第一篇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專題學術論文。在此前後的很長時間裡，南京大屠殺史研究處於空白、停滯狀態。
上世紀 80 年代以後，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逐步興起。這其中，日本右翼不斷否認、歪曲侵略歷史成為重要的催化劑；而中國內部對近代歷史認知的不斷深化和愛國主義潮流的升華，促使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在深廣兩個維度上不斷推進。目前，中國學界對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已經走到了世界前列。歷史研究的進展，為通過特定儀式、將歷史事實轉化為共同的歷史記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侵華期間遭到殺戮的死難者，2014年2月27日，中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將每年的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本文之宗旨，在於大尺度梳理南京大屠殺歷史的幾個基本面，探討其構建為中華民族共同歷史記憶和人類共同記憶的邏輯路徑。
一、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不僅僅是南京人
南京大屠殺發生在南京及其周邊地區，南京市民首當其衝，遭受了重大的生命財產損失。比如，夏淑琴一家的悲慘遭遇，不僅見於其本人證言，也見於美國傳教士文獻和德國文獻。其殘酷程度，正如時人曾指出，如果日本人知道了引起和進行戰爭的真相，他們中的很多人會為這可怕的事實而嚇得顫抖吧：
12 月 13 日，約有 30 個日本士兵出現在門東新路口5號房子前並想入內。姓哈的房主人是教徒，他剛打開房門，立即就被左輪手槍打死。一位姓夏的先生在哈死後跪在士兵們面前，懇求他們不要殺害其他居民，但他也遭到同樣的命運，哈太太質問日本士兵為什麼殺害他的丈夫，也同樣被槍殺。先前抱著1歲的嬰兒逃到客廳一張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從桌子下拖了出來，她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她的衣服被搶走，一個或幾個士兵強姦了她，然後在她的陰道裡塞進一隻瓶子。後來幾個士兵走進隔壁房間，那裡有夏太太的 76 歲的父親和 74 歲的母親及16歲和14歲的兩個女兒。他們要強姦兩個女孩時，祖母試圖保護他們，立刻被左輪手槍打死了。祖父去扶祖母，也遭殺害。他們撕下了兩個女孩的衣服。她們分別被兩三個日本士兵輪姦。後來大女孩被匕首刺死，而且他們還用一根木棍插進了她的陰道。小女孩也被刺死，只是沒有像她母親和姐姐那樣遭受到用東西插進陰道那麼殘暴的惡行。後來，士兵們又用刺刀刺傷了也躲在房間的夏太太的另一個七八歲的女兒。最後還殺死了房間裡哈先生的4歲和2歲的兩個孩子，4歲孩子被刺刀刺死，2歲孩子的腦殼被軍刀劈開。那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受傷後爬進隔壁房間，那裡躺著她母親的屍體。她在那裡同沒有受傷的 4歲妹妹待了14天。兩個孩子靠著炒米和她們在一隻鍋裡找到的剩飯活命。
夏淑琴家的悲慘遭遇已經固化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裡，成為南京大屠殺期間南京人作為受害者的一個典型縮影。與此同時，全世界範圍內相關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出版，讓歷史的細節層層疊疊地重現；每年 12 月 13 日的南京全城鳴笛誌哀和遇難同胞紀念館經常舉行的紀念儀式，反覆喚起南京人內心的傷痛和記憶；南京倖存者帶著身心傷害的訴說，時時提醒著人們，大屠殺的陰影並未消逝；世界各地的媒體報導南京大屠殺，多到南京採訪，使得南京不斷成為中國近代屈辱歷史的顯性代名詞；日本右翼每次妄言否定南京大屠殺，都會讓南京重回過去……長時間的積累，讓南京這座城市成為南京大屠殺具象的載體。
然而，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不僅僅是南京人。
就南京大屠殺中主要受害群體之一——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而言。南京衛戍軍由第二軍團、第60軍、第71軍、第72軍、第74軍、第78軍、第83軍、教導總隊、憲兵部隊、江寧要塞部隊等組成，其成員來自全國各地，南京籍子弟佔絕對少數。由於突圍處置不當，大多數退往下關碼頭到燕子磯的十裡江濱一帶，長江對面的浦口曾為胡宗南部把守，有較為寬闊的廣場和多處碼頭，守備南京之官兵如獲有序的指揮和適當的交通工具，應能挽救數以萬計的生命。例如「教導總隊工兵團裝備中，本有24隻大型橡皮舟……可是當我們趕到隱藏的倉庫時，已被別的部隊放火燒掉了，說是為了堅壁清野。僅有一隻漏網之魚……藉此，桂永清將軍總算得以渡過長江。」另有一隻小火輪，在送唐生智等過江後，往返浦口和下關之間，因指揮失當，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只運送了少量官兵。一些官兵自行設法，或抱木頭、木板，或抱房梁，或劃澡盆、馬桶，泅渡長江，「淹斃者甚多，情形悽慘」。數萬放下武器的官兵群龍無首，盲目徘徊，終於被日海陸軍追擊部隊包圍、俘虜，加以殺害。即使受害的平民，也不都是南京人。當時南京的難民中，尚有從上海、無錫和其他地方來的。
1937年9月，魏特琳估計，每天經過南京的難民「以一千多人的速度遞增」。雖然到底有多少外地難民滯留南京，兵荒馬亂時代無從精確統計，但爬梳殘缺不全的史料，仍可略觀其規模：偽南京自治委員會 1938 年初曾疏散京滬線沿線難民，僅 2 月 27日就遣送難民800餘名，2月28日又遣送300名，而日軍特務機關原定27日遣送1600名，28日遣送800名。3月5日，偽南京自治委員會報告，2月12日，僅在和平門一處，他們就發給外來留京難民回籍證199張、安居證5854張。這些旁證材料，可以說明南京外來難民頗眾，其中必有相當數量被日軍屠殺。
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也不僅是中國人。1937年12月16日，日軍在難民營裡搜尋中國士兵，住房委員會副主任裡格斯（美國人，中文名林查理）一再對日軍進行解釋，以免其把平民作為軍人抓走，結果被日軍軍官三次用刺刀威脅，遭到其毆打。12月25日，林查理解救了一名中國婦女，結果再次遭遇日本官兵的攻擊：「這名軍官抓住由日本大使館發給裡格斯的袖章，將他的雙手從口袋裡拉出來。……他猛擊裡格斯的胸部。……當他解釋說他是在陪同這名婦女回家時，他遭到了這名軍官的反覆毆打。裡格斯想看一下這名軍官的袖章，馬上他的臉上被擊中了一拳。……見裡格斯拒絕了，軍官朝他臉上又打了一拳。」後來，掌管鼓樓醫院的美國人麥克倫被日本士兵刺傷脖子，險些喪命。德國外交官羅森等其他西方國家在寧人士也曾遭遇生命威脅。
跟中國受害者一樣，西方人士不惟遭受顯性的傷害。創傷後應激反應障礙（PTSD）症候群體現了一些西方人士目睹南京大屠殺慘狀後產生的「軟性」、隱性傷害。費吳生離開南京到美國宣講南京大屠殺事實時，不斷遭受失憶等症狀的困擾。他說：「在南京的每天的可怕記憶也許同我這神經性疲勞有些關係。」嚴重的，甚至對生活失去信心而自殺，如美國女教師魏特琳。慘劇發生幾十年後，仍有倖存者無法擺脫傷痛記憶而痛苦不堪，另有研究者因為受到大屠殺噩夢的影響而主動結束生命，像張純如。綜上可見，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包括當時到今天的大批中外人士，國家公祭將祭奠對象設定為所有日本侵華的受難者，正是這一思路的體現。
二、南京大屠殺是世界各國人士的共同記憶
南京大屠殺發生時，有不同身份的外國僑民身處南京。具體來說有下列三個主要的群體。
一是外國記者。目擊南京大屠殺的外國記者共有五人，其中四位是美國記者，他們是美聯社記者葉茲·麥克丹尼爾、《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特洛簡·斯提爾、《紐約時報》記者提爾曼·杜丁（或譯蒂爾曼·德丁）、派拉蒙新聞攝影社記者阿瑟·孟肯（或譯門肯）。另一位為路透社英國記者史密斯。南京淪陷時，他們都在南京。《芝加哥每日新聞報》《紐約時報》《讀者文摘》《華盛頓郵報》《生活》等美國報刊的新聞報導，多數由前述西方記者撰寫。
二是英美德三國的外交官。美國方面，大使館二等秘書愛利生（或譯阿利森）、副領事詹姆斯·埃斯皮、工作人員麥克法恩1938年1月6日作為第一批西方外交官從上海返回南京。他們一方面親自記錄、報告南京大屠殺的現狀，另一方面接受南京外國僑民的匯報。同時，美國駐華大使詹森、駐日大使格魯、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高斯因為工作關係，接觸到較多相關資料。國務卿赫爾和總統羅斯福作為決策者，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有原則性的宣示。另有美國駐日本大使館武官卡伯特·科維爾曾在大屠殺之後到南京實地考察。美國海軍亞洲艦隊司令哈利·雅納爾（或譯為亞奈爾、亞內爾）等，對南京形勢亦十分關注。德國方面，德國駐華大使館辦事處外交官羅森、沙爾芬貝格和許爾特爾1938年 1 月 9 日回到南京。除他們之外，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駐上海總領事菲舍爾、駐華使館參贊勞騰施拉格爾、駐日使館參贊奈貝爾、駐日大使馮·迪克森、外交部副部長魏茨澤克、駐華使館參贊畢達等，因為工作關係，不同程度地接觸到南京大屠殺的實況，並各自留下了篇幅不等的記錄。英國外交官普裡多-布龍、洛維特·弗雷澤、沃爾澤與德國外交官一起抵達南京，其繼任者傑弗裡、威廉斯，則在1938年1月底抵達，均對南京大屠殺及其影響有所記錄。
三是列名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西方僑民。他們是拉貝（德，中文名艾拉培）、史邁士（美）、馬吉（美）、黑姆佩爾（德）、曹迪希（德）、施佩林（德）、貝德士（美，中文名貝茨）、米爾士（美）、特裡默（美）、裡格斯、福斯特（美）、克勒格爾（德）、魏特琳（美，中文名華群）、威爾遜（美）、麥卡倫（美，中文名麥克倫）、鮑爾（美，中文名鮑恩典）、海因茲（美）、索恩（美，中文名宋煦伯）、菲奇（美，中文名費吳生）、哈茨（奧）等。另有丹麥人辛德貝格和德國人京特在南京郊外運作江南水泥廠難民營。這些人士在記者們被迫撤離、外交官遲遲未獲日軍批准返回，南京被日軍與世隔絕的情況下，與日方直接交涉，拯救中國難民，留下了大量的檔案、日記、書信、報告等。
南京大屠殺期間的西方在寧人士多受過良好的教育，事發當時，即已意識到自己正在經歷一段必將記入人類歷史的重大事件，所以，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加以記錄，形成了龐大的證據鏈。即以美國人士而言，除新聞報導外，其記錄就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安全區檔案。「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在報告、制止日軍暴行，救助中國民眾的過程中，即時做了大量的記錄，這些文字結集為《南京安全區檔案（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ty Zone）》，1939年由燕京大學教授徐淑希編譯出版。該書收錄 69 個文件，其中包括安全區委員會與日本使領館人員，英、美、德等國外交官，偽南京自治委員會等交涉的信件、報告、文書，安全區委員會管理的難民所狀況備忘錄，並記錄了1937年12月15日到1938年2月7日發生在安全區和附近地區的444個日軍暴行案例。
2.「 耶 魯 文 獻 」（Documents and Photographs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非常委員會主席貝德士先後在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學習，後在耶魯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曾兩次因在大屠殺期間為南京市民服務被國民政府授勳。他認為，全世界人民「有權知道我們時代經歷的有意義的篇章」。他保留的文獻，現與其他相關文獻一起，藏於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筆者統稱其為「耶魯文獻」。「耶魯文獻」同時收集了貝德士為中外多家媒體所寫的報導，《南京安全區檔案》《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的主要或全部內容，傳教士和家人及其他人士的書信，福斯特等人所攝照片，以及美國駐南京外交機構和人員的往返電文，美國差會基於傳教士報告形成的文件，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人士與日方的來往電文。貝德士戰前就中日關係發展趨勢做了大量分析，他不僅關注大屠殺發生時的強姦、殺人、搶劫、縱火案例，還秘密調查了日軍佔領南京後有組織、有系統的販毒活動，日本對南京的經濟獨佔，中國民眾對日軍佔領的反應，淪陷後南京的市民生活，國際救濟委員會的活動,等等，是一份百科全書式的典藏。
3.美國外交文件。南京淪陷之前，留守南京的美國外交人員向詹森大使和國務院遞交了很多報告。返回南京後，他們又撰寫了許多目擊證詞和分析報告。同時，其他西方人士在與日方函電往來時，多向美國大使館備份，很多文件有赫爾國務卿等人的批示，成為美國政府對日交涉的依據。
4.其他。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H.J. Timperley)1938 年 在 紐 約 、倫 敦 出 版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中文名為《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同年出版），國際影響很大。貝德士為此書的寫作牽頭奔走，提供一手現場目擊記錄，並就書稿提出 18 個方面的具體修改意見。馬吉在南京秘密拍攝的電影，是迄今為止所知的唯一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活動影像，由費吳生帶出南京，在中國、美國各地放映，並被輾轉送到德國。史邁士 1938 年春帶領學生對南京周邊地區進行田野調查，並出版「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December,1937 to March, 1938」（中文譯名為《南京戰禍寫真》）一書，彌足珍貴。另外，鮑威爾的回憶、費吳生的回憶和卡伯特·科維爾的南京視察報告也是有價值的資料。
其他西方人士的記錄也極具價值，比如德國當時是日本的盟國，但目擊南京大屠殺的德國人士的記錄，卻證明日軍有組織犯罪證據確鑿。1990年代發現的「羅森檔案」後來擴充至德國外交部存檔案，全方位揭示南京淪陷前後日軍進行屠殺、搶劫、強姦和環境破壞等各方面情況。至於眾所周知的《拉貝日記》，日本學者橫山宏章稱其「對南京大屠殺的論爭方向具有絕大影響力」，是「超一級資料」，因為如此，德方材料是日本右翼最感痛苦的證詞之一，反覆攻擊其證明力而無法得逞。另外，已經在英國、丹麥、俄羅斯、義大利、西班牙等國發現了規模不等的南京大屠殺的史料，收入72卷《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中。
第三方人士的現場存在和記錄，使得南京大屠殺不同於日本侵華期間發生的眾多暴行，從一開始，它就不僅僅是中國人所獨自承受的遭遇，而是世界人民關於戰爭的苦難記憶的一部分。國家公祭日的設立，喚醒的不僅僅是中國人民關於自身歷史的記憶，也是全世界人民關於戰爭的跨越國境的歷史記憶。
三、南京大屠殺記憶事關當今東亞乃至世界的秩序
跟日軍在中國境內製造的大量慘劇不同的是，南京大屠殺經過兩場審判。一是 1946 年 2 月 15 日成立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審判軍事法庭」（後改為「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組織的審判，法庭根據中國刑法和國際法，先後判處與南京大屠殺案有關的谷壽夫、向井敏明、野田毅和田中軍吉等死刑。南京審判的證據收集、檢舉過程，有社會各界的參與，審判以公審方式進行，傷痛的記憶被反覆激發，而正義尤被期待。新媒體技術介入了審判進程，南京市社會局製作了與案件有關的幻燈兩種共七套，要求各大影院在正片放映前放映。戰犯的處決，在當時那個時代，於眾目睽睽之下進行，「人山人海，萬頭攢動」。岡村寧次就認為，南京審判「考慮到對民眾和國際的影響，是一次大型公開展覽」。
二是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聯合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組織的審判，法庭對 28 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了審判，通常稱為「東京審判」。由於南京大屠殺案情特別重大，法庭當時將其單獨列為一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基本上是按美國法庭的形式組織的，每名被告均有日本籍、美國籍辯護律師各 1 人，控、辯雙方須各自提出自己的證人、證據，並對對方證人、證據進行質證，控辯雙方在法庭上的權利義務完全平等。據日本右翼統計，從 1947年2月24日開始，到1948年1月12日，辯護方面進行了 187 天的辯護論證，其中用了 45%的時間為被告個人進行辯護。
最終，法庭就南京大屠殺案認定松井石根有罪，並指出：
……日本士兵犯下了集體屠殺、個人謀殺、強姦、搶劫和縱火等罪行。雖然日本目擊者否認暴行的規模，但是來自不同國籍的中立目擊者提供的相反的證據與不容置疑的誰應當承擔責任的證據卻是壓倒性的。……根據他自己（筆者按：指松井石根）的觀察和屬下的報告，他一定意識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他承認他曾從憲兵和領事官員那裡聽說了他的軍隊的某種程度的非法行為。……法庭認為有充分證據顯示松井石根知道正在發生的事情。他沒有採取措施，那些能抑制這些暴行的措施。在佔領南京城前，他確實曾發布命令吩咐他的軍隊要檢點自己的行為，而且後來出於同樣的目的進一步發布了命令。但是眾所周知這些命令沒有起到任何效果，他自己一定也知道這一點。辯護方為其辯護說，那時他正在生病。但是在這些暴行發生的時候，他的疾病沒有阻止他履行軍事指揮權，也沒有妨礙他在城內發生這些暴行時訪問該市達數天之久。他指揮著那支應對所發生事件負責的軍隊。況且他知道這些暴行，他既有權力，也有義務控制住他的軍隊和保護不幸的南京市民。他必須為他的瀆職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對松井石根個人的判決，和對南京大屠殺全案的判決，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整個判決的有機組成部分。後來，日本政府在《舊金山和約》中承認了東京審判和包括南京審判在內的各戰勝國在其境內組織的審判的結果。
如果說對納粹的紐倫堡審判奠定了今天歐洲基本國際秩序的話，東京審判和其他一系列審判對日本侵略歷史責任的釐清與判明，是今天全世界關於近代東亞歷史認知的基石，也是東亞乃至整個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礎，是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付出重大犧牲、進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的重大歷史、政治和法律成果。正因為如此，日本右翼一直企圖通過否定南京大屠殺來實現對於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的雪崩式修正，否定東京審判和其他審判確定的東亞國際秩序，從而達到成為「正常國家」的戰略目的。
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思路看上去複雜多樣，實際上主要是沿襲當年東京審判期間松井石根的自辯、日方證人的偽證及其他幾個被告的辯護律師的觀點，並在此基礎上不斷「創新」。其論點主要有以下幾點：
1.松井石根熱愛和平，他不斷要求嚴明軍紀，得到嚴格遵守。田中正明曾是侵華日軍的一分子，後追隨松井在「大亞細亞協會」工作。他引用日高信六郎的證詞，說松井命令善待俘虜和平民，就地「徵發」要給錢，甚至為保護文物古蹟而禁止開炮。他還引用侵佔南京時日軍裝甲車隊小隊長畝本正己的話說，「部分官兵也許有過激行為，但整個軍隊的情況是好的，是軍紀嚴明的精銳部隊」。東中野修道同樣不厭其煩地重複了日軍進城前嚴肅軍紀、保護外國利益的命令，並引用中山寧人的證詞，說明當初規定少數部隊進城而實際上日軍幾乎全部蜂擁進入的原因，是為了掃蕩城內抵抗勢力，城外因中國軍民破壞不能宿營，也沒有飲用水，實在是不得已。
2.東京審判前沒有聽說南京大屠殺。吉本榮說：「這個『南京大屠殺事件』在日本最早說及是昭和 20 年（1945 年）12 月 8 日。那一日，由美軍司令部提供的特別記事在《朝日新聞》刊出，題目是『太平洋戰爭史——不實的軍國日本的崩壞』，下署『同盟軍司令部提供』……對當時的日本人來說，其震驚猶如晴天霹靂。」鈴木明說，「正是這個『東京審判』，『南京大屠殺』的存在為世人所知了」。
3.不存在有計劃的奉令屠殺。田中正明說，第13 師團山田旅團決定將 14000 多俘虜送到江北釋放，但俘虜們在夜裡發生了暴動，結果，混亂中日軍開槍，雙方均有傷亡，中國戰俘大部分逃亡，絕非單方面的屠殺。在三汊河，俘虜的一部被釋放，其餘交給了警備司令部。仙鶴門和堯化門的俘虜也同樣辦理。「總之，一萬餘名俘虜分別關在南京城內的三座監獄和兩個收容所裡。」田中還引用資料，說中國俘虜和看押日軍相處融洽。田中在這裡為了說明日軍沒有屠殺戰俘，很「坦率」地指出：「他（按：指旅團長山田）在此之前剛接到長勇參謀長（按：長勇系華中方面軍司令部參謀）關於『殺掉俘虜』的命令」。
松村俊夫通過不同時期證詞文字上的些微差異，否定了有大量文字、影像等檔案證據證實的倖存者李秀英和夏淑琴的存在。他也確認日軍 1937年 12 月 12 日在城牆邊屠殺 1200 戰俘，但他認為應作為「特例」看待，而在下關地區，日軍釋放了5500名戰俘。他說，「難民區在陷落後僅過了兩周，就如此擁擠不堪，這種情況完全否定了被認為至少持續了三個月的日本軍的屠殺、搶劫和強姦。」並認為，「從當時南京的人口支那軍兵力的總數來看，在南京市內外屠殺了30萬是不可能的」。
4.佔領之下的南京生活如常；沒有強姦，倒是中國婦女主動挑逗日軍。東中野修道引用當時《朝日新聞》等日本媒體的報導，描述了日軍佔領下南京的「祥和」情形，「過去市民一見到日本人就要扭過頭去藏起來，而現在全變了，同日本兵交上了朋友，笑嘻嘻地接近他們；物價雖是戰前的 10 倍，但賣火柴、蠟燭、鹽和茶葉的貨攤生意興隆……在日本大使館後面的廣場上，看見日本兵在發給居民點心、香菸，給抱著嬰兒的老太太送奶粉，場面非常熱鬧」。他還引用曾擔任南京城主攻任務的日軍第36聯隊聯隊長脅坂次郎的宣誓證詞，說一個日軍中尉撿到一隻中國婦女的繡花鞋，都被起訴，可見日軍軍紀嚴到何等程度；並引用第 10 軍法務部長小川關次郎的話，說「當時中國婦女眼睛盯著金錢，主動調情者並不罕見」。
5.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西方證人的證詞不可靠或做偽證，法庭不公正。大屠殺發生時，處於中立狀態的歐美各國的「壓倒性」證據，在判決中是重要支撐。日本右翼深知他們證言的作用，因而不遺餘力地加以持續攻擊和詆毀。例如貝德士，他的證詞經被告辯護律師三文字正平質證過，無法否認。但田中正明卻引用了 1937 年 12 月 16 日《東京日日新聞》的報導說，12 月 15 日，貝德士一見到日本記者，就說，「秩序井然的日軍一進城，南京就很快了和平，這比什麼都好。」然後用這篇報導為證據，說貝德士在東京審判中說謊。
不但那些當時出庭的西方人遭受誹謗，凡是與東京審判有關的外國人都被右翼抹黑。田伯烈（H.J.Timperly）的《戰爭意味著什麼：日軍在華暴行》是起訴方的重要證據。北村稔說，據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回憶，其曾與田伯烈密晤漢口，商定國際宣傳處海外宣傳計劃，形成不宜由中國人出面、而由國際友人擔任代言人的共識，由政府出資，田伯烈、史邁士出面，著南京大屠殺目擊記錄 2 冊，後來田伯烈照辦。本來，在當時西方各國政府對日本侵華袖手「中立」的情況下，請有良知的國際友人向世界宣布日軍暴行的真相，是正當的做法，並不影響證據本身的效力，但北村稔卻以此來說明田伯烈立場有疑問，他編輯的證據因此有問題。北村稔還說，安全區官員費吳生攜馬吉所攝16卷記錄日軍在寧暴行的膠捲經香港飛美國，廣泛宣傳日軍暴行、遊說美國各界援華抗日，其經費顯系國民黨國際宣傳處提供。以此來說明費吳生和馬吉並不中立，證詞不可信。
國際安全區主席拉貝並未出庭，他的一封信被陶德曼作為附件收在德國外交部檔案中，信中揭露日軍暴行，當年被起訴方找到並提交法庭。《拉貝日記》1996年公布後，右翼掀起對日記的詆毀狂潮。東中野修道用「過渡潤色」「露骨篡改」等詞形容了日記，認為拉貝「把流言蜚語當作事實」，甚至把拉貝記載的日軍強姦活動想像成潛伏在拉貝家的中國軍官「自編自演的強姦劇」。曾為侵佔南京日軍一員的畝本正己出專書批評《拉貝日記》「受作者信仰、立場、歷史觀、戰爭觀的影響」而造成「誇張、傳聞、臆測」，存在「明顯的編造、前後矛盾、不自然、不合理」。
6.以無知作證據。自從東京審判時被告辯護律師岡本正一冒充專家、與證人威爾遜醫生糾纏梅毒問題以來，不斷有右派以極其無恥的心態討論南京女性受害者的生理問題。東中野修道說：「據歐盟統計，在波士尼亞戰爭中遭強姦的女性達2萬人之多。因此，出現了受害者的生育高潮和棄嬰的慘劇。在非洲的盧安達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但在南京，《南京安全地帶紀錄》（按：應譯為《南京安全區檔案》）中並無受害者生育高潮的紀錄。這不正說明所謂2萬人遭強姦的事是不存在的嗎？」事實上，貝德士 1938 年 2 月記述道：「現在，預料之中的事情發生了。今天一名婦女帶著她的女兒來到金大，要求為由於日本人強姦而懷孕的女兒做流產手術」。而金陵大學美籍教授史德蔚（Albert N Steward）1938年12月記述道：「最近幾個月，有許多不幸的婦女前來大學醫院求助……大夫為他們卸掉了不受歡迎的『包袱』，儘管對這種做法是否正確，醫生們持有不同的意見。我明白在遭強暴而懷孕的情況下墮胎為合法行為。……大夫稱自己為南京的第一號消滅日本人的人。」
一一例舉日本右翼的各種謬論為本文篇幅所限。其手法，俗稱「切香腸」，不斷製造新話題，試探各國政府、人民的反應和強度。其邏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通過質疑個別遭到誤用的史料，來否定整個證據鏈。其用意，在於突破南京大屠殺這一在日本近代軍國主義歷史中和東亞各國人民歷史認知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事件，為修正所謂的「自虐史觀」創造條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各界維護南京大屠殺史實的努力，也是為了捍衛二戰中聯手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
餘論
中國擁有漫長的文明史，中國人始終為自己創造的獨特文明而自豪。進入近代以後，卻屢遭屈辱。侵華日軍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是其中登峰造極的事件之一，中國人有理由牢記歷史。「落後就要挨打」「沒有國權就沒有人權」等等，本身就是「從中國發現歷史」的題中應有之義。也可以說，把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抽象為民族共同記憶，化為促進中國國家整合的社會資源，對構建「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
悲情，是記憶那段歷史自會產生的難抑的人之常情。然而，把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構建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記憶，卻不是為了煽起悲情。放下武器，也會被殺戮，南京大屠殺激勵了當時的國人韌強抵抗到底。《大公報》曾就南京大屠殺發表社評痛切指出：「它普遍的告訴中國人，國萬萬不可亡，亡了國便休想做人！他告訴中國戰士，抗戰殺敵是衛國保種的唯一手段。假使我們拿著武器向後退，失土中的男女老幼同胞的命運便絕對絕對的漆黑了！」
事實上，當時的西方觀察者同樣從南京大屠殺中看到中國必將持久抗戰的原因和機制。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提出：「戰爭給中國帶來了道義上的好處。中國覺醒了。日軍使埋藏在中國人民心中的、之前沒有發覺的愛國主義萌芽了。」他頗有遠見地提出：「中國的未來將表明中國是否從這場「炮火的洗禮」中找到了通往民族最後復興的力量。這取決於年輕的一代人能否用道義上的國家感情來克服個人的利己主義。」
中國的戰鬥，不僅為了自己的未來，對於日本同樣具有重大的意義。皮特·尼爾森說：「上月中旬的南京佔領前後，軍國法西斯、日本皇軍的屠殺和野蠻行徑等大規模殺戮，在亞洲歷史上曾經記載的有計劃的屠殺和掠奪事件中，都可以說是最殘忍的罪行。」「中國同日本軍國法西斯英勇作戰，不僅是為了贏得中國的獨立和自由，而且也幫助了為自由和民主日本戰鬥的日本人民。」
南京大屠殺之後的歷史表明，日本之所以能在戰敗後擺脫軍國主義的控制，走上和平的道路。其前提，正是中國軍民和世界人民一起，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上進行了不妥協的抗爭，並通過澄清歷史，確立是非。從南京大屠殺這樣反人類的慘劇中吸取教訓，不僅對中日兩國具有重要借鑑意義，它同樣也提示所有曾遭受軍國主義日本侵略的國家，必須防微杜漸。一戰後形成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之所以迅速崩潰，列強對納粹德國、軍國日本一再破壞和平的行為持姑息、綏靖態度是重要原因。費吳生曾就南京大屠殺評論道：「日本軍隊現在已變成一支殘暴的、破壞性的力量。它不僅威脅著東方，而且將來某一天終究會威脅到西方。」此後的歷史證明了他的遠見。「沒有歷史的民族沒有未來」，此話也同樣適用於全世界所有珍惜和平的人們。
（文章來源：《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南京大屠殺研究」專欄。作者為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系主任。參考文獻未註明，如需查看，請與編輯部聯繫；文章內容以最終紙質出版物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