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住了整整40年的大院,是不是永遠的家心上的家魂牽夢縈的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即使後來搬離了她,她也永遠留在我的心上,融化在我的生命中,植根在我的記憶裡。
位於北京公主墳的空軍大院,就是這麼一個溫暖、親切而又可愛的地方。
空軍大院,我1974年搬入,2013年搬出。她見證了我的芳華、我的成長,我也見證了她的風採、她的變遷。
我由位於湖北隨縣擂鼓墩的武空雷達修理所調到空軍報社時,人們還習慣稱北京西郊空軍大院。名副其實的郊區啊,大院西門口,就是一片莊稼地,種著麥子、玉米。地裡有兩座低矮的平房,很扎眼,興許就是最早的「釘子戶」。不過,那時還沒有這個叫法。大院東南門口的南面,今天北京西客站北側,是一條廢棄的鐵路,種著玉米,胡亂拉著一道其實任人鑽出鑽入的鐵絲網。那時行人稀少,不像今天黑壓壓一片。周邊環境,也清淨許多。大院東邊的馬路,即京西賓館西門向南那條,今天名曰羊坊店西路,兩旁大樹參天,濃蔭蔽日,南北兩端豎著「軍事禁區,禁止通行」的牌子。我們報社單身漢住的筒子樓11號樓,就臨近這條馬路,卻日夜異常安靜。
大院周邊的交通,還是方便的。出東南門,路過鐵路醫院(今世紀壇醫院),是21路公共汽車終點站。出大院西門,往北不遠就是公主墳大轉盤,那裡有著名的大1路公交車,還有地鐵。大1路所以著名,是西起公主墳,東到八王墳,票價無論遠近,一律一毛錢。那時沒有城鄉貿易中心,也沒有翠微商廈,只有一個大平房的翠微商場,貨物比大院的服務社齊全得不是一星半點。大院的人們遇有重大採購,才去那裡光顧。
空軍大院是軍營,裡面的生活當然要緊張、嚴肅。但空軍大院畢竟是空軍高級領率機關,因此裡面的生活相對而言也豐富多彩、生動活潑。一個連家屬孩子總共住著近兩萬人的大院,毫無疑問是個小社會,其日常生活以及浸潤的軍營文化,獨具魅力,別具一格。
就我目力所及,在空軍大院上下班的必經之路上,出現過多位開國將軍的身影。中將有成鈞、曹裡懷、餘立金、譚家述、吳富善、曠伏兆等,少將有傅傳作、張廷發、高厚良、薛少卿、鄺任農、李世安、何廷一、葉松盛、王定烈、劉世昌等。空軍大院主樓那高高的臺階,也留下了多位戰鬥英雄、試飛英雄和著名作家、畫家、編輯、記者的足跡。有朝鮮戰場上多次擊落美機的戰鬥英雄王海、張積慧、林虎、李永泰等,有運八首席試飛員鄒延齡、殲十首席試飛員李中華等,有小說《苦菜花》的作者馮德英、電影《英雄虎膽》的編劇丁一三,當今大名鼎鼎的作家劉亞洲、韓靜霆、喬良等,有著名版畫家、油畫家宋彥聖、唐惟藻、裴長青、王金旭等,有著名記者林毅、劉昌東、蔡善武等。空軍大院藏龍臥虎、人才濟濟,是世所公認的。
空軍大院的整體布局,清晰而有序。北部是辦公區,由主樓和東、西辦公樓組成。南部是生活區,由若干棟家屬樓和食堂、門診部、學校、幼兒園、浴池、服務社等組成。中部是活動區,由禮堂、大操場、球場等組成。西區、東區,是首長住處。西區大樹參天,院落很大,住著職級最高、資歷最老的首長,如劉亞樓、吳法憲、譚家述、常乾坤、成鈞、曹裡懷等。東區相對院落小些,但也住過餘立金、王定烈等。不過,無論是西區還是東區,都不是高牆大院,戒備森嚴,而是由一堵矮矮的土牆將各家簡單隔開。有一年,小學低年級的孩子們淘氣,劉亞樓的外孫女帶一幫小同學爬過牆頭,到首長家偷吃不過雞蛋大的蘋果,結果因上面殘留農藥而中毒,一個個上吐下瀉,被緊急送往空軍總醫院傳染科,其中就有我兒子。那時的孩子們,無憂無慮,天真爛漫。
空軍大院的環境之美,是軍內外聞名的。據說「文革」前劉亞樓時期,空軍大院就以衛生紅旗而聞名全軍。後來,進一步建設為花園式營區,在北京市是掛了號的。當然,中間也幾經設計修葺。據我記憶,主樓前,開始是一片雜樹林,裡面長著松樹、棗樹、柿子樹、梨樹及其他灌木。後來,伐了雜樹、灌木,只留下低矮的蘋果樹、桃樹。再後來,進一步清理,中間修了帶假山的魚池,種了大片牡丹、芍藥、玫瑰,東西兩側各種了一棵鬱鬱蔥蔥樹冠龐大象徵萬古長青吉祥如意的馬尾松,其餘全部闢為草坪。一到春夏季節,鮮花盛開,蜂飛蝶舞,綠草如茵,曲徑通幽,溪流有聲,魚躍蛙鳴,人人嘆為仙境,是散步休閒的好去處。冬天雪後,駐足園中,正是領略陳毅著名詩篇「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意境的好時機。而人們一致認為更堪欣賞的,是主路兩側高大整齊的銀杏樹,春夏遮天蔽日,一片濃蔭,秋天如武士肅立,身披黃金甲,甚是威武,待到一夜西風緊,樹葉落滿地,就像用黃金鋪成了一條通衢大道,壯觀而瑰麗。這個時節,人們,從官兵到家屬孩子,再到來訪者,紛紛前來取景照相,這本身又成一景。
空軍大院是張拉滿了的弓,充滿生機與活力。每天,工作、生活節奏以軍號為令。清晨,一聽到嘹亮的起床號聲,我們便迅速起床,要麼出操,要麼打掃環境衛生,都是集體活動。上班、下班,以至熄燈,都整齊劃一。從周一到周六,連晚上都要上班,只有周日晚上才得以休息。對此,我們單身漢倒無所謂,有家、有孩子的幹部,就有意見啦。但這是空軍多年來的傳統,是要求嚴的表現,沒人敢破。還是粉碎「四人幫」後整黨中,才作為「不關心群眾生活」的問題嚴肅提了出來,於是空軍黨委經過慎重研究,開始有了一點鬆動:每周減半,即周二、四、六晚上可以不上班,美其名曰「在家教育子女」。後來,架不住幹部反映強烈,晚上上班才徹底取消。其實,只要工作需要,不要說晚上加班,就是幹通宵也不稀奇,星期天、節假日搭進去也無怨無悔——機關幹部這點覺悟,還是有的。而完全不必搞晚上有事無事都要上班的形式主義。
作為大院活力和美的象徵,每周露天電影場上此起彼伏的拉歌聲,每天晚飯後籃球場上龍騰虎躍的喊叫聲,天天走在大道上戰士們整齊的腳步聲、洪亮的口號聲,都烙印般打在記憶中。還有一道靚麗的風景線是女兵隊伍,空軍通信總站是女兵集中的地方,這些男兵心目中的「女神」,一個個要身材有身材,要模樣有模樣,要軍姿有軍姿。每當她們喊著清脆的口號,唱著激昂的軍歌,列隊從大路經過,總會吸引周圍的人們駐足觀看,嘖嘖稱讚,其中也包括我。
空軍大院有個很好的幼兒園,不說你也知道,就是當今名滿天下的藍天幼兒園。幹部子女只要夠年齡,至少兩歲半吧,不用費什麼勁兒,就可以入園。根本沒有什麼「託關係」「找門子」這一說,也根本沒有花錢這一說。孩子可以日託,也可以全託,全託居多。我的孩子入託時,雖然幼兒園也教唱歌跳舞,但在社會上名氣並不大。後來成立藍天幼兒藝術團,由空政文工團專業人員常駐輔導,每年必有節目上中央電視臺春晚,加之中央首長的下一代爭相進來,這才聲名遠播,如日中天。除了幼兒園,還有育鴻學校,從小學到高中,不出大院即可畢業,極為方便。但中學教育質量平平,因此學習好一點的孩子,一般更願意考到院外的初、高中就讀。當時還沒有劃片這一說,北大附、清華附、人大附、師院附、101等中學,都有大院子弟就讀。我的兒子,初中北大附、高中師院附,都是市重點,我也沒少往這兩處跑,無非是開家長會,和老師溝通,以及突襲檢查兒子住校、學習等情況。
空軍機關領導是很重視子女教育的,印象深的一件事是:空軍政治部辦起了兒童音樂班,每周有兩個晚上教孩子們拉手風琴。我也給七八歲的兒子報了名。你道這教師是誰?竟然是空政文工團手風琴首席演奏員、60年代初便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教授手風琴的任世榮!那麼大的名氣,那麼精湛的技藝,教的卻是一二年級的孩子,而且分文不取,完全是盡義務!這就是那個年代的世道人心和思想覺悟。
與幼兒園相連的,自然是大院子弟。從公主墳往西,是部隊大院聚集地,空軍大院是第一家,依次是海軍大院、總後大院、通信兵大院、裝甲兵大院、鐵道兵大院、政治學院大院等。今天的復興路,「文革」中曾一度改名為「八一路」。崔健、王朔、馬未都、鄭曉龍、陳紅、葉京、華誼兄弟王中軍王中磊、姜文等,都是大院子弟。或許是獨特的大院文化孕育了一代人。不過,這都是六七十年代的事了。
生活在大院那麼多年,記憶深處也留下了一些小插曲、碎浪花。晚上下班後,生活區服務社一帶,是最繁忙的小「鬧市」。幹部們從主樓下來,到這裡買上點蔬菜、主食,趕回家去做飯。順便說一句,那時沒有不回家在外面吃飯的概念。服務社有賣熱饅頭的,有一次,我本意是問「一斤幾個」,結果腦子走神,問成了「一斤幾兩」,賣饅頭的也不假思索,隨口答道:「一斤五兩」,我立馬決策:「來三兩」,隨後付錢,拿起三個饅頭就走。事後想想,才覺「可口可樂」。一段時間,實行「夏時制」,中午十二點下班,一點上班。一小時之內回家要做飯、吃飯、收拾,然後大人上班,孩子上學,緊張狀況不言而喻。那天,我回到家趕緊洗菜、炒菜,讓上小學的兒子端個小盆,去大院東南門口買張大餅。誰知菜炒好了,大餅卻左等不來,右等不來,眼看時間不多了,兒子空手回來了,問大餅呢?說賣光了,我厲聲問,賣光怎不早點回來?兒子這才紅著臉說實話:他下樓和同學拍畫片玩,把買餅的事給忘了,待到想起,大餅早已賣光了。我大火,不失時機地賞了他一記耳光。我這個做父親的其實很吝嗇,這是唯一一次出手。一位著名作家是我的棋友,課餘常殺上兩盤尋趣。每次,他都先拿張白紙,唰唰唰寫上兩人的名字,贏了,在名字下畫面紅旗,輸了則畫個豬頭。某次,他說中午到我家吃飯,於是通知夫人炒兩個菜,飯罷拱手而別,並不道謝。他,就是後來先後任空軍副政委、國防大學政委的上將劉亞洲。
空軍大院公認有一種深入骨髓的歡樂,它俗稱搬家,雅稱喬遷之喜。有個時期,大院住房的緊張已到極限,每個二級部,都有棲身辦公室的單身幹部和因無住房而配偶無法隨軍隨調的「牛郎」「織女」。那個時候,人們最盼望、最想聽到的消息,就是搬家。但房子可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只有出現重大人事變動時,加之空軍黨委迫於實情嚴肅提出「人走家搬」,這才有幾間房子騰出來,供幹部們享受喬遷之喜。就像擁擠的船鋪上有人起去解手,別人才可以翻個身舒坦一下。好在那時的人們特別容易滿足,餓慣了肚子給塊紅薯就歡天喜地,由無房到有房,由筒子樓到單元樓,由一間到一間半(另外半間兩家合用),由走廊做飯到三家共用廚房,都會高興得一個勁地感謝組織。可不是嘛,住房是組織分配的,搬家也是單位安排同事出公差幫忙——那時可沒有什麼「搬家公司」——,儘管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小件肩扛手提,大件喊著號子集體搬運,但組織的溫暖、同事的親密、生活的希望,盡可體現。我年輕時就曾多次出公差幫同事搬家,感覺身子是疲乏的,心情是舒暢的,因為看到了未來的曙光。說老實話,一次次的搬家,如小腳女人走路,步幅實在不大,但畢竟是改善啊,總算是芝麻開花節節高啊。故每次搬家,喬遷之喜的歡樂都在幹部臉上蕩漾一些時日。直到進入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大勢不可逆轉,新蓋了幾棟宿舍樓,空軍大院「長高了」,幹部住房的改善才真正駛入快車道。算了一下,20年間,我先後搬過六次家,與11號樓、6號樓、13號樓、14號樓、76號樓都有過親密接觸。也就是說,喬遷之喜的歡樂曾在我臉上反覆蕩漾過。
在我看來,空軍大院最堪回味、最值得懷念的,還是獨特的大院文化及和諧的人際關係。南腔北調的軍人來自四面八方,凡調到空軍機關工作的都非尋常之輩,人人都有故事,人人都有特長,人人都有功業,也人人都有後勁。我剛到機關那幾年,一些老紅軍、一些戰爭年代過來的人還在崗位上,前輩言傳身教,後輩耳濡目染,機關風氣是正的,人際關係是和諧的,大院氛圍是透明的。比如不興串門,西區、東區,不見車水馬龍「拜訪」「服務」的人流。路遇將軍,你行禮,他必還禮,絕不敷衍。首長面前開會,盡可暢所欲言,實話實說。首長辦公室,一般幹部自然不會隨便出入,但若有事實在要進,也絕無阻攔,不像後來,我曾見某空政副主任門口,還要安一戰士執勤盤問,首長不約,絕不許進,官兵、幹群之間的魚水關係早已無影無蹤,魚水關係變味成了油水關係。這裡忍不住告訴你我當時的心情:不是驚訝,也不是憤慨,而是鄙夷!
世風的變化,在於悄悄和暗暗之中。至今想起來不快的是,有那麼兩年,機關走隊列、背條令、打掃環境衛生成了第一要務,甚至走火入魔,無法理喻。機關工作那麼緊張,卻天天要在正課時間到操場踢正步。辦公次序,也要求苛刻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辦公桌玻璃板下,不準壓任何字條,包括電話號碼;筆筒裡究竟放幾隻筆,也有限制;連喝水杯子的把朝哪個方向,都有規定。形式主義登峰造極,人人敢怒而不敢言。這樣高的領率機關,一天到晚不去研究練兵打仗,卻搞這些不可思議的勞什子,豈非上層昏聵所致!後來揭出軍老虎郭、徐之流,回想一下,已經是早有端倪了。一般幹部嗅著不對味,說明早有腐敗了。唉,今天說這些陰暗面,影響心情,但也無損於空軍大院的聲譽和形象吧。就像即使發現了蜘蛛網、老鼠洞,家還是家呀。
當我滿滿地回憶空軍大院時,印象深、湧上心頭的,大多還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事,儘管今天的空軍大院,是越來越現代化,越來越美麗了。越舊越值得懷念,難道不是這樣嗎?
當年我進入空軍大院時,剛剛提幹,毛頭小夥一個,待到搬離空軍大院,已是名退出現役雙鬢染霜的軍休幹部了。可以說,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是在空軍大院度過的。空軍大院之於我,不獨有家的意義、港灣的意義,還有搖籃的意義、課堂的意義、賽道的意義、考場的意義。你說,整整40年的文化浸潤和深情陪伴,教我如何不想她?
無論如何,我愛空軍大院,懷念空軍大院。
(本文選自張聿溫《我與<空軍報>》,該書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