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戰略博弈新觀察
——赴美訪學見聞與思考
2014年2月至5月，我在全球安全類排名第一的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下屬的太平洋論壇（Pacforum）做了3個月的訪問學者。期間按美方要求，以獨立學者身份參加其所組織的各類座談、對話和研討，通過與美、日、澳等國的政客、軍人、防務學者直接交流和直面交鋒，得以深入美國社會、智庫和軍隊，對中美戰略博弈問題進行了近距離、新視角的觀察，簡述三點見聞與思考。
這個問題講的其實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目的是為考察中美戰略博弈提供一個大的時代和地緣政治背景。
「恐華症」的英文說法是sinophobia，按照維氏百科詞典的解釋，特指「厭惡或者恐懼中國、中國人、海外華人和中國文化的情緒」[1]。在美工作不到兩周，我就深切感受到各處瀰漫的這種「恐華」情緒，它不時自動尋找中國話題，且一經點燃，驅之不散,成為各種涉中國表達的內在驅動。以前在國內時，我只知有「中國威脅論」，不知有「恐華症」，是在美訪學的經歷，讓我加深了對這種社會心理的認識。我覺得，「中國威脅論」強調客觀現象，「恐華症」則關注主觀感受，二者從不同角度反映中國與世界關係，都是我們自處和與他國相處不可不察的重要領域。
（一）症狀如果用病症來比喻「恐華症」，我認為，它集中了流行病（集體情緒）、慢性病（長期存在）、傳染病（擴散效應）三者的特徵，雖不至立時致命，但危害深廣，決不可小覷。這種長期存在的全球現象，古有西方人談虎色變的「蒙古黃禍」，今有越南五月份發動的暴力反華遊行，商業上有西班牙人焚燒中國鞋店，安全上有日本炒作中國東海強硬舉動。2002年後，全球恐華症掀起一波新的發病高潮。惡果可從2013年BBC全球服務機構在25國進行的一次「各國好惡大排名」中窺得。依照這份調查表，法德美日等發達國家國民厭惡中國崛起者高達64～68%，其他國家的表現也不容樂觀。如果說這些問卷有其客觀性和真實性的話，我們必須正視這一現實，並盡力避免「恐華症」演變成國際仇華反華勢力，陷我於可能的「寡助」境地。
應該說，不同國家「恐華」的理由是不盡相同的。在美國，「恐華症」以前主要源於制度差異、龐大人口、人權狀況等傳統涉華問題，近幾年則集中表現為對中國崛起不適應不滿意帶來的全面牴觸情緒，這種情緒被「屠龍手」（drangon slayer）們包裝傳播後，迅速擴散成集體病症。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美國不僅無心治癒自身疾患，反而處心積慮，企圖通過策動、利用和操控他國的「恐華症」，達到在戰略博弈中謀勢控局的目的。由此可見，恐華症表面看是個中國與世界的問題，但很多時候，其背後影影綽綽潛伏著的，仍是中美戰略博弈問題。
一些我在美的見聞經歷或許可以說明美國與全球性「恐華症」的關係：
4月4日，新加坡駐美大使AshokKumar Mirpuri來到我所在的智庫調研，與副總裁會談時問道：「日本人最近慌亂什麼？」這位副總裁馬上用手一指我，半開玩笑地說，「你問問她吧，都是中國的錯。」這個玩笑其實真實反映出一部分美國人的心理：亞太有矛盾，中國之過，世界不太平，還是中國的問題。
5月初，克裡米亞危機爆發時，我的一個同事發文《克裡米亞對美國和亞洲的啟示》，開篇指出：「莫斯科吞併克裡米亞可能是北京攫取尖閣列島的前奏」。「美國必須強硬起來，否則，就會在大戰略博弈中被那些冷酷擴張自身利益和影響力的國家所打敗。」根據上下文，這個國家無疑是「周邊到處都是潛在熱點的中國」。
此類例子不勝枚舉，最後都在「恐華症」心理作祟下演變成了對華偏見和武斷置評。
（二）解藥不難理解，美國罹患「恐華症」並利用或操縱他國「恐華症」漁利，其實是中美戰略博弈及戰略互疑的共同產物。
現階段，崛起的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具有實現這種目標的能力和信心」，令一心維持全球領導地位的美國無法接受，埋下了中美當前戰略博弈的根子。夏威夷東西方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丹尼·羅伊（《紅龍崛起》作者）認為，「中國崛起難免會對西方國家所構建的、自然也反映並支持西方利益和價值觀的現行國際體系帶來挑戰」。《大國政治的悲劇》作者米爾斯海默也認為：「如果中國繼續保持強勁發展勢頭，美中激烈衝突在所難免。」由此可見，中美戰略博弈短期內難以消除，構築互信隨之也就成了難題。
那麼，在博弈不可迴避，互信嚴重缺失的現實情況下，如何應對「恐華症」及其帶來的危害呢？個人認為，中西醫結合標本兼治的療法或許可以一試。西醫治標，主要針對恐華症的「易感人群」，通過積極擴大外宣，採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及可接受的解說方式，用足用好「增信釋疑」手段，駁斥歪嘴和尚念的歪經。中醫治本，主要針對那些惡意歪曲事實的知華派患者，強調未雨綢繆，綜合調理。一方面，要看到治療的難度，著眼長遠糾治內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國社會自身的免疫力，看到屠龍手附近不乏「熊貓客」（panda hugger，直譯為「擁抱熊貓的人」），看到美政府既有打壓中國的需要，也有與華合作的需要（hedge，對衝戰略，兩面下注），要善於借力打力、靈活處置；第三，還要勉力阻斷病毒變異升級，通過做好第三方工作，切實打亂美國策動、利用和操控他國恐華心理為己方造勢牟利的如意盤算。
最後，借用丹尼·羅伊跟我聊天時的感慨：「眼下，美中這對天生的冤家和潛在對手，既不可能互信，就不必強求互信，重點是找準方向，審慎理智地合作」。是的，審慎理智，鬥爭合作，這才是破解「恐華症」的應有之策。為此，我們非常需要多一點「戰略耐心」，多一點「戰略定力」。
二、「亞太再平衡」：臺前與幕後這裡想談的其實是中美戰略博弈中的美方政策選擇，目的是為我認識美國美軍提供理論靶標。
「亞太再平衡」（Rebalance）是歐巴馬政府當前推行的國家戰略，也是現階段中美戰略博弈火力最集中的領域。在美期間，我主持過一次以「亞太再平衡」為主題的研討會，並在檀香山國際論壇上就歐巴馬的「亞洲四國行」做了專門評述發言，期間，我還多次與相關國家的軍政和智庫人員就再平衡問題進行過雙邊或多邊交流，得以從臺前和幕後對該戰略進行較為全面的審視。
亞太再平衡2009年醞釀，2011年秋啟動，2012年春正式由「向亞太轉移」（Pivot to Asia）更名為「亞太再平衡」，儘管最早由美前國防部長帕內塔在香格裡拉對話會上正式提出，但它實際上是一個「集外交、經濟、發展、人際交往和安全紐帶於一體的一攬子戰略」，只是五角大樓態度積極了些，步子邁得大了些，「忘記等其他領域的兄弟姐妹了」。美現任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柯特·坎貝爾表示，「美國的未來在亞太，這是兩黨共識。亞太再平衡戰略有助於美在亞太站穩腳跟，繼續領跑世界，成為21世紀的領導者」。
本人認為，中美戰略博弈以亞太為舞臺展開，已經成為冷戰後全球力量運籌的戰略最前沿，是「中國崛起」、美國「再平衡」、日本「爭做正常大國」三臺大戲之中共有和最關鍵的一幕。儘管美國始終堅持：再平衡戰略源於其自身需要，無意於遏制中國，因為「當今時代，想遏制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既不可能也沒必要」，但再平衡從本質上講無疑是美國為抵消中國崛起變量、主導亞太事務、維護全球領導地位做出的強勢戰略選擇，主觀上有威懾和遏制中國的目的，客觀上有攪局亞太漁翁得利的效果。遺憾的是，國內竟有學者公然支持美國的自辯，認為兩國經濟深度交融，年經貿額已超過5200億，人員來往綿密，僅2013年就達400萬人次，美國是不可能遏制中國的。本人認為，對此必須持批判分析觀點。
在「亞太再平衡」討論會上，美方代表當時特別強調，再平衡的目的只有兩個：一是通過塑造亞太規則和規範拓展美國利益；二是確保「國際法和國際規則受到尊重，自由通行和自由貿易不受損害，崛起國家與鄰國相互信任，不威脅使用武力和平解決爭端」。其政策重點計有六個：1.聯盟；2.改善與新興大國關係；3.經濟發展；4.與多邊組織交往；5.支持普世價值，6.增強美軍事存在。總之，再平衡是美國在評估亞太戰略地位與自身利益需要後作出的決策，並不特別針對中國。但這套說辭不能解釋美軍亞太部署的調整，估計連他們自己心裡也不相信，然而，美國的再平衡戰略迎合了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自身利益需要，成了大受歡迎的「好政策」。比如說我前面提到的新加坡駐美大使就曾公開表示，「東協歡迎亞太再平衡，如果中國感到自己被遏制了，就該改變自己的做法和看法」。
2012年，迎著美國「亞太再平衡」的咄咄逼人攻勢，中國正式提出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次年，習主席親自用「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合作共贏」三句話概括其內涵，並利用各種國際場合向美國喊話。這種以德報怨、以合作姿態探索突破中美關係發展障礙所做的新努力，有助於破除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只有對抗的「魔咒」，實現共同發展、互利共贏。可惜的是，從我在美訪學期間的觀察看，這一努力目前遠未達到理想效果。在我訪學的三個月內，中國外交部派出了兩個訪美團，一個解釋「新型大國關係」，一個討論海上安全問題，我作為美方代表參加了兩次會議，發現美國代表普遍不買「新興大國關係」的帳。有人認為它是政治宣傳，迷魂大法；也有人認為它粉飾現實，是美麗泡沫。即便後來兩國政府表態「同意共建新型大國關係」，但表述上仍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一詞各表」，我們要求美方放棄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美國要求我們停止對鄰國「示強」（beingassertive）。顯然，大家都還在老路上。
個人認為，美國的「亞太再平衡」由很多實際舉措構成和驅動，是攻勢戰略；我們的「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更多還是理念上的東西，取守勢姿態。現時看，要達到符合我國利益的守勢平衡，還需要長時間不懈的努力。
（二）走勢：臺前支持聲大，幕後批評者多，「再平衡」潛藏對華強硬可能「再平衡」戰略推行兩年有餘，臺前看，是一眾支持者的搖旗吶喊，幕後聽，批評之聲從來就沒有停。而正是這些批評的聲響，影響了再平衡的走勢。只是這種批評並不像我們希望的那樣，譴責「再平衡」造成地區局勢緊張關係複雜，反而是批評歐巴馬政府對華軟弱，根本「平衡不住」日益強硬的中國。我了解到，政客批評最多的是美不敢在國際場合指名道姓批評中國；軍方抱怨最多的是政府持續削減軍費。有位五角大樓的官員私下跟我說，「很難相信美國在向亞太轉移。中國2014年的國防費還是以兩位數增長，比上年增長12.2%，我們卻一再縮減經費、裁撤人員，現在連盟友都覺得『再平衡』不過是美國人自己玩兒的遊戲了。」
這種批評顯然已經產生了作用。5月初，華盛頓派了一名參議員來夏威夷公布歐巴馬政府兩年來推進再平衡的成績單，其中最突出的五點：1.夥伴關係得到拓展，已獲準向澳大利亞派駐駐2500名海軍陸戰隊員，在新加坡停駐濱海戰鬥艦，重獲菲律賓更多基地的使用權；2.軍事存在進一步加強，60%的兵力將派駐亞太，日美軍事同盟更趨牢固，美軍變得「分布更廣、更加靈活，政治上也更可靠」；3.發布了新的防務計劃，強調美推行亞太再平衡與重視中東並行不悖；4.2011年成功擠進亞太地區頂級多邊組織東亞峰會，成為正式成員；5.2008年加入並迅速主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TPP）自由貿易協定，以更多分享亞洲經濟成就，抑制中國經濟崛起。
另一個明顯作用，就是美對華政策開始變得強硬。這一點不少同志是從5月31日的香會上感受到的。當時，美防長哈格爾公開指責中國「破壞南海地區穩定」，並警告說如果國際秩序受到威脅，華盛頓不會無動於衷。其實，今年初美已開始傳遞對華示強信號，只是大家渾然不覺而已：3月份，美派軍機為菲律賓助威，鼓勵其「不要怕南海出事」，4月份，歐巴馬總統訪日時公開支持日修改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此外，美還多次慫恿越南在南海對華強硬；自東海防空識別區設立以來，頻頻派軍機前來偵察、試探。這種突然強硬，傳遞出兩個強烈信號，一是敲打中國，強調美不會對華示弱，一是安撫盟友，表明美會信守安全承諾。
本人認為，面對「亞太再平衡」中美對華示強一面上揚的現狀，外交學術圈的專家們可以從國家大戰略需求出發強調中美關係中的「正能量」，通過積極對話謀求管控中美關係「震蕩期」中的各種摩擦，但作為國家實力後盾的軍隊，決不能與外交系統一種思路想事兒一套語彙說話。歷史經驗一再證明，弱國無外交，「戰場上拿不到的東西，談判桌上也別想得到」。中國要崛起，軍隊必須強大，而強大的解放軍必須學會同世界打交道。同美國人打交道，只有坦率真誠、敢於也善於鬥爭，才能贏得對方的尊重。遮遮掩掩不行，隔靴搔癢也不行。在一次討論「美國新幹涉主義」利弊的會議上，我以伊拉克戰爭為例，通過講故事打比方的方式，辛辣諷刺了美國武力幹涉他國內政的荒謬性和兩面性，沒想到會上便得到了兩位美國學者的支持，其中一人更是接著我的話說，「你還需要炮彈嗎？我可以再提供一枚。美國海軍四處宣揚說：US navy，for the good of the world，但它其實根本說不清楚什麼是good。」
事實證明，與外軍交流講政治、有實力、靠得住非常重要；講策略、善溝通、不添亂也很重要。軍隊既要瞄準強軍目標鑄造打贏能力，出色履職盡責，有力支撐國家利益需要；也要重視軍政協調，堅持內外有別靈活反應，有效服務國家內政外交。近年來，隨著我軍「走出去」步子的加大，越來越多軍政素質俱佳且善於與外軍打交道的中國軍人湧現出來，他們在軍事外交鬥爭前沿出色履職盡責，有理有利有節，能夠不辱使命，的確值得我們為之喝彩和驕傲。
三、智庫與智囊：先為不可勝這裡想談的其實是以智庫為鬥爭前沿的思想交鋒，目的是在中美戰略博弈中聚焦戰略思維、謀求思想致勝。
我所在的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成立於1962年，是現在美國國內規模最大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像多數美國智庫一樣，CSIS也是一個非盈利、無黨派、非官方機構，全球智庫綜合排名第三、安全類排名第一，保守色彩濃厚，有「強硬派之家」和「冷戰思想庫」聲名，素與石油財團關係密切，近年來加強了對亞太和中國問題的研究，對共和黨影響很大，前些年美國的反恐政策和思想，不少都出自這一機構。我對CSIS代表的美國智庫的運作有如下三點感悟。
美國智庫獨樹一幟，世稱智庫的「美國模式」，其主要特點是獨立性、非營利性和特色化。特別是獨立性，堪稱美國智庫的本質特徵。為了保持政見和思想獨立，不因資金來源問題受制於某一利益群體，美知名獨立智庫大都會限制股東持股比例，不讓那部分人成為絕對主體。例如，CSIS2012年的運營總收入是3320萬美元，其中27%來自企業，27%來自基金，21%來自政府，個人投資佔11%，捐贈佔4%，其他如出版物銷售等佔10%。所以，從投資總量看，美聯邦政府大概算得上是美智庫的最大客戶，年諮詢費達15億美元，形成的「總統-內閣-智庫」三位一體國家決策模式也廣為人知，但從智庫層次看，聯邦政府也不過是眾多投資者之一，無權幹涉也沒有能力獨立操縱智庫的運作。
我剛到CSIS太平洋論壇不久，就趕上了一年一度的股東籌款晚會，總裁要求每個研究員到會與股東交談，介紹機構研究成果，以使股東們更加了解他們投資的價值。作為唯一中國代表，CSIS把我當主打牌用，而這一招也的確好使，不少股東圍著我問這問那，表現出對中國的濃厚興趣。籌款晚會結束後，總裁親自向我道謝，感謝我為機構做出的傑出貢獻。
（二）推行「旋轉門」機制的人才蓄用方略眾所周知，美國的智庫是軍政高官及其思想的發源地，也是高官們退職後的重要去處，在學界和政界之間，美國的精英們自由切換著身份，就像進入一扇「旋轉門」。通過旋轉門機制，美國智庫在政策分析師和決策制定者之間建起密切的關聯，也為國家儲存、培養、輸送了一批批棟梁。作為美國最優秀也最具影響力的智庫之一，CSIS的旋轉門作用發揮突出。前國防部長阿米蒂奇，著名學者布熱津斯基、約瑟夫·奈等一大批在決策崗位位高權重的能人，都是該機構的理事或顧問。一些在該中心工作著和工作過的能人和強人，也在不同崗位上發揮著各自作用。例如歐巴馬政府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庫特·坎貝爾，履職前就是CSIS的工作人員；在我國名頭很響的中國問題專家葛萊儀，也是CSIS的在職研究員。太平洋論壇的創始人喬·維西將軍是位二戰英雄，曾任第七艦隊司令、太總戰略規劃和政策官。在美工作期間的美國同事中，還有些來自美空軍、海軍和陸戰隊的退役軍官。他們任職經歷豐富、學識淵博、政策敏感性強，富於使命感和責任感，是不可多得的防務專家，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例如團隊精神。4月下旬，美方安排我在檀香山國際論壇上做半小時大會發言，之後有一小時答問，來賓四五十人，都是各界精英，還有《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我感到很大壓力。這時，同辦公室的前空軍軍官貝克、法國籍高級研究員戴維和五角大樓來的彼得，都主動找我詢問是否需要幫助。後來，他們分別應我要求扮演「壞人」與我模擬問答，陪我演練了三次，確保了實際演講時問答環節的圓滿完成。
培養人才方面，還有一點值得我們關注。我覺得與國內的學術機構相比，美國的智庫更會花錢。從CSIS2012年的財務支出情況看，很大一筆款項用於邀請高官政要來講學和派遣本機構研究人員參加國際學術交流，如2013年支出的3310萬美元中，77%用於項目發展，17%用於行政支出，6%用於業務拓展。我在美的生活費就是美方提供的。去年下半年，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國務卿和國防部長鮑威爾、英國首相布萊爾等都參加了太平洋論壇的學術活動，我國駐美大使，前軍委領導也曾在CSIS發表過演講。我的感受是，為提升研究人員能力素質投資，這筆錢花得值！
（三）貫徹「經世致用、先為不可勝」的建用指導思想「經世致用」語出明清思想家顧炎武，指學問必須有益於國事，強調務實、急用，以及智囊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先為不可勝」是孫子思想，指的是創造條件使敵人不能戰勝自己。我認為，美國智庫從百多年前誕生至今，崛起的軌跡與美走向全球霸權同步，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經世致用，先為不可勝」的指導思想。二戰前，美國的智庫還只有20家，2014年這一數字已刷新到1828家（全球智庫現共有6826家，我國有425家），無論從數量還是影響力看，美國智庫都無愧於世界第一。在美智庫工作三個月的經歷使我深切感受到，作為彌合思想與行動缺口，填補學界與權力機構真空的思想庫，秉持「經世致用，先為不可勝」指導思想的美國智庫，是名副其實的國家戰略資產，也是美國得以取得並保持全球優勢的思想引擎。
雖然美國的智庫風格各異，優長不同，但「經世致用，先為不可勝」指導思想卻一以貫之。例如，同在夏威夷，CSIS太平洋論壇與美國國會的東西方研究中心就走得不是一個路子，前者緊跟形勢，貼近政府，熱衷解決重大現實問題；後者因為與夏威夷大學國政系教授一同工作，思想比較自由，喜歡引經據典，基礎理論紮實。他們在會議上常常觀點相左，論辯互不相讓，我遇到過幾次，感覺場面挺震撼。從個人角度講，我比較喜歡CSIS始終與現實對接，勇於攻堅克難的學術精神，但也敬佩東西方研究中心的專家們醉心基礎理論，厚植學術素養的堅守。我認為，正是有了這些雖然風格迥異但都以「經世致用，先為不可勝」為指導思想的智庫存在，美國智庫才能兼具前瞻性、系統性、基礎性和實用性，成為決策諮詢界的翹楚。
綜上所述，現階段的中美戰略博弈是盤大棋局，事關我戰略機遇期存續、國家崛起、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不能靠賭國運或拼實力來謀得一時一域的優勢。在這個戰爭日益空天化、空天日益網絡化的資訊時代，軍隊，特別是空軍，必須站在時代前沿和國家全局高度，著眼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巧妙利用內外和軍民兩組力量，右手和平、左手武力，以底線思維超前謀劃發展道路，以戰役決心支撐戰略目標，為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的國家和平發展戰略目標提供強大、精確、高效的力量支撐。
[1]Sinophobia is also known as anti-Chinese sentiment,that is the fear of or dislike of China, its people, overseas Chinese, or Chinese culture.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nophobia
作者簡介:楊宇傑，女，空軍大校,空軍指揮學院科研部戰略與發展規劃研究室研究員，作戰指揮學博士，空軍高層次人才，研究領域為空軍戰略、世界軍事。
本文已取得作者授權，圖片來源於網絡。轉載請註明來源：中國空軍網
中國空軍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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