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分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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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21世紀中美俄戰略關係出現了新態勢、新特點、新走向，它集中體現了世界最具實質性的結構變化。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一戰略大三角關係隨戰略威脅的變化而轉移，一直具有不平衡性；從發展趨勢來看，有利於王道，不利於霸道；從自身發展、實力消長及力量組合來看，顯然不利於孤獨的一方；從博弈方式來看，經典零和博弈讓位於對衝而複雜的博弈；從戰略設定來看，性質將決定成敗，主動性抑或被動性各異；從實際走勢來看，競爭、衝突、合作三者並存，目前以帶有衝突性的戰略競爭為主，但不會墜入「修昔底德陷阱
21世紀的世界正經歷著趨勢性變化。西方世界趨於下降，新興世界趨於上升，是最具實質性的結構變化，其中最具指標性意義的是大國興衰及其戰略組合。當代有實力或潛力成為超強國家的有三個：中美俄。
美國是現實中的超強國家，雖呈下行走勢，仍念念不忘世界領導力；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是，現正將潛力轉化為實力，崛起指日可待；俄羅斯的前身蘇聯曾經是超級大國，目前正進入艱難的復興準備期，前景尚不明朗。
隨著三大國實力興衰蛻變，戰略意識相映成趣，相互關係跌宕起伏，戰略大三角變幻出新的圖形，一幅全球戰略形勢新動態畫卷展現在世人面前。
當代中美俄(蘇)戰略大三角關係的演進有跡可循，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態勢、特點和走向。首先，從歷史角度來看，戰略大三角關係隨戰略威脅的變化而轉移。
冷戰伊始，美蘇走向對抗，在兩大陣營尖銳對立尤其是爆發韓戰的背景下，中國作為相對弱小的一方與蘇聯結盟，
戰略大三角關係出現了中蘇對抗美國的態勢，美國處於下風，在朝鮮、越南等地連遭挫敗，及至中蘇矛盾大爆發蘇聯成為中國最大的安全威脅，中美蘇戰略關係大逆轉，中美聯合抗蘇，內外夾攻，蘇聯解體。接著，中美俄戰略關係進入盤整時期。
從1990年代至2000年代，美國企圖用融人戰略收服中國、用欺騙戰略懾服俄羅斯均告失敗，中俄迅速走近。
隨著中國崛起和烏克蘭危機爆發，中俄相繼被美國視為戰略威脅，中國成為美國戰略焦慮的頭號對象國，俄羅斯則與美國發生了激烈的地緣政治衝突，
三國戰略關係迅即重組，中俄快速靠近，形成對美不利的戰略對接態勢，聯合抗衡美國的戰略壓力，這種態勢將延續數十年，美國憂慮中俄打造戰略軸心，視之為美國最大的夢魘。
米爾斯海默指出，將俄羅斯推人中國的懷抱，是最最愚蠢的戰略行為。這是歐巴馬在國內遭到戰略性批評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只會加劇中美俄戰略競爭。
從這一歷史進程中可以發現，這個戰略大三角具有不平衡性。它從來就不是一個等邊三角形，而近似於一個等腰三角形，二長一短或日二大一小，就像過去美蘇+中國，現在中美+俄羅斯，戰略走勢似乎總是對孤立的「一長」或「一大」不利，促使它走向衰敗，就像過去的蘇聯和現在的美國。
這也許是歷史的趨勢或宿命。其次，從發展趨勢來看，有利於王道，不利於霸道。就綜合運用軟硬實力的領導力而言，歷史上最好的是中國，現實中曾經是美國，而今美國越來越缺乏強力領導世界的公共精神，美國模式不再具有吸引力，世界警察自我膨脹，獨斷專行侵蝕了它的領導威信，霸道路徑越走越窄，越來越與時代精神背道而馳。
相反，中國崛起及其發展模式和國家治理能力石破天驚，創造了歷史奇蹟，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依存越來越密切，上升中的中國順應歷史大趨勢，積極進取，顯示出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而貢獻的強烈意願，選擇了引領、貢獻和合作共贏的王道路徑，道路越走越寬。歷史大趨勢將決定未來的成敗。
第三，從自身發展、實力消長及力量組合看，顯然不利於孤獨的一方。美國走上國力相對衰落的不歸路，對全球事務的影響力明顯下降，可以藉助的西方整體力量也在下跌之中，甚至出現英國「轉向中國」這樣的事，尤其是掌控國際制度和國際規則的能力下降
卻極力排斥中國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結果英國、法國、德國等主要西方金融大國不顧華盛頓的不悅，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現任IMF副總裁、原美國資深財政官員戴維·利普頓罕見地承諾說：「我們的管理體制必須全面改革，以便更好地反映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
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世界式微，是歷史趨勢逆轉中最具本質性的結構變化之一，西方應對的關鍵在於其選擇。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樣，「導致國際秩序危機的第二個原因是，事實證明它不能適應權力關係發生的重大變化。」
針對2015年G7峰會，東道國德國媒體尖銳地問道：「一個沒有中國和俄羅斯參與的峰會，能找到政治和經濟領域的答案嗎?」
與此相反，中國在新興大國群體力量及其國際影響快速上升的背景下迅速崛起，走合作共贏之路。
俄羅斯雖然目前只在地緣政治上排在前列，但終將開始步人復興進程，中俄戰略協作1+1>2，金磚五國也已搭建了合作平臺，進一步增進新興大國之間的金融和開發合作，共同形成了一股上升力量，為改善和完善國際制度和國際規則採取了重大行動，並且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
第四，從博弈方式來看，經典零和博弈讓位於對衝而複雜的博弈。中美蘇戰略大三角關係是一種經典的零和博弈，具有你死我活的對抗性，而今中美俄戰略大三角關係則有所不同，中俄戰略協作是新興大國間的合作，並非傳統結盟，
美國施壓只是中俄戰略聯合的外部動因，中俄接近具有內在驅動力，雙方需要走出一條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新型國際關係創新路徑，改善世界秩序。
雖然中美俄戰略關係在某種意義上也存在著零和博弈的因素，但一定程度上的競爭、衝突、合作共存，形成一種對衝而複雜的博弈。
從現象上來看，美俄博弈依然在地緣政治搏擊的歷史怪圈中打轉，不斷向對方「秀軍事肌肉」，這已經成為美國與俄羅斯的政治、經濟和外交較量之所需，但毫無疑問雙方都不是熱戰的狂熱支持者，發生實質性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極小。
儘管美國傳統的同盟戰略對中俄構成戰略威脅，但它並不想真的開戰，而中俄也只是實現有限的戰略協作，顯示出高度的靈活性和優越性，避免把美國轉變成真正的敵人，以至於發生直接軍事衝突。
中美博弈正在進入新常態，主要轉向國際制度和國際規則的競爭。歐巴馬公開表示，如果美國不牽頭制定新的貿易規則，中國就將成為亞太貿易規則制定者。TPP成為美國的撒手鐧。
中國是最大的崛起中的新興大國，它必然要在未來國際制度與國際規則的改革、制定以及議程設置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中國除了持續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還提出「一帶一路」構想，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等，反映了新興國家對現有國際金融機構改革進展緩慢的失望，以建立新型國際金融機構加以彌補、互補和完善，這遭到美國的強力反對，亞投行成了象徵規則制定權之爭的集中表現
前世行行長佐利克等人明確指出，美國迴避或反對亞投行是個戰略錯誤。這種最為典型的表現迥異於過去大國之間正面的權力衝撞。這種博弈在某種程度上是「良性的」，比直接的權力對決甚至軍事對決要好。況且，無論中美，還是美俄，並未停止接觸和合作。
最後，從中美俄戰略設定來看，性質將決定成敗，主動性抑或被動性各異；從實際走勢來看，競爭、衝突、合作三者並存，目前以帶有衝突性的戰略競爭為主，但不會墜人「修昔底德陷阱」。
美國政治體制失靈造成國家由盛轉衰的頹勢，美國模式失去了基本動力。美國前總統卡特認為，美國不再是民主國家，美國只有寡頭政治。我們的政治體系已經遭到顛覆，它只是用來為主要的獻金者提供回報。
美國進入了權貴統治的新時代。歐巴馬總統上任以來，國內矛盾重重，兩黨持續惡鬥，政府屢次關門，經濟復甦乏力，經濟和社會改革受到嚴重製約，歐巴馬政府「內向」趨勢明顯；
國外危機重重，中東空前大混亂，「伊斯蘭國」異軍突起，地緣政治重新回歸亞歐，蛻變的西方式民主自由和「華盛頓共識」成為世界動蕩的根源，美國已經沒有能力大量提供國際秩序這類公共產品。
美國領導角色的合法性、有效性和持久性越來越受到全世界質疑。儘管現存國際秩序為美國所確立，但美國已經很難主導這個國際體系，更多地只是被動地應付世界日新月異的變化，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來建構一個世界新秩序。
雖然歐巴馬政府鑑於前10年間美國外交政策脫軌的深刻教訓，相對「克制」和「收縮」，奉行「不幹蠢事」的原則，提高出兵門檻，避免魯莽地進行軍事冒險，尤其要避免一場成本高昂且風險巨大的新戰爭，但是仍然難以擺脫這樣的「魔咒」：美國面臨的真正挑戰是「其他國家的崛起」，從而在亞洲或歐洲出現一個潛在霸權。
因此，推行「低成本」的維持霸權戰略，遏制作為戰略對手的中俄發展，並阻止兩國戰略聯合挑戰美國締造和主導的世界秩序，便成為美國的戰略選擇。
美國強化以它為中心的大西洋／西太平洋同盟體系，構建以TTIP／TPP為核心的新全球經濟體系，力圖把東亞、太平洋沿岸地區和歐洲重新整合在美國麾下，重塑霸權，鉗制中俄。
美國把亞太作為戰略重心，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這一方面是由於世界經濟的重心移到了亞洲，它的地緣政治必然會隨著地緣經濟而轉向，另一方面是出於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焦慮，重點防止中國在亞洲「稱霸」。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史蒂芬·奧林斯指出，美國重返亞太的政策也是一個失敗，一點好處都沒有得到。
在亞洲美國並未採納布熱津斯基的戰略遠見：「在亞洲，美國要合作性地參與到一個多邊體系之中，謹慎地支持印度的發展，穩固地與日本和韓國聯繫在一起，耐心地與中國擴大雙邊和全球合作，這樣美國就會變成最好的平衡支點，從而維護新亞洲在崛起過程中的穩定。」
美國並未成為平衡支點，反而成為地緣政治天平一端的砝碼，對中俄採取戰略「平衡」和戰略「威懾」，挑起並直接介入衝突，濫施政治、經濟、軍事壓力，甚至力圖重新確立軍事技術上的壓倒性優勢，其目標雖然宏大，無奈軍費不足、技術不足、能力不足、倫理不足，不僅難以重建對中俄的絕對優勢，反而暴露了美國軍力的危險性和脆弱性。
由美國引發的三國競相研製高超音速飛行器就是一個縮影，美國想以此壟斷常規戰略威懾能力，卻不料被中俄突破，達成了新的戰略平衡。
目前，美國已將TPP作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核心支柱，國防部長卡特甚至將其戰略重要性比作「航空母艦」，其戰略性質不僅是全球經濟的，也是地緣政治的，用TPP一位官員的話說，「TPP是一個只禁止中國入內的俱樂部。」
2015年10月5日TPP談判達成基本協議，同意進行自由貿易，並在投資、服務、電子商務、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環境、勞工等廣泛領域統一規範，其顯著特點是全覆蓋、高標準，這個「超級 A」囊括全球經濟總量的40％，將重塑和主導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進程，並對全球貿易規則產生深遠影響。
TPP達成協議後，歐巴馬隨即在聲明中說，我們不能讓中國這樣的國家書寫全球經濟規則，應當由我們書寫這些規則。他稱TPP是應對中國在亞洲日益增強的影響力的一個手段。
美國政府明裡暗裡一直將TPP的矛頭指向並未參加談判的中國，企圖阻止中國成為亞洲經濟的核心，但西方媒體指出為時已晚，TPP排除中國是大錯。
中國已經成為TPP多數成員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並與主要亞太經濟體籤署了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也取得了重要進展，中美經濟依存度高企，中國對TPP、TTIP採取開放態度，並建立了雙邊信息溝通機制。
一個TPP不足以撼動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實力和超群地位。實際上，TPP未來發展前景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參與。
此外，TPP是否一定能成為美國對付中國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新工具也在未定之天，亞太國家對此並不熱衷，不願選邊站，而是兩面下注，對任何可能得到的利益來者不拒，都不想把亞太的重大問題地緣政治化，這是大家最普遍的心態，出現這些現象是世界大趨勢使然。
美國候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約瑟夫·鄧福德2015年7月9日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舉行的提名聽證會上點名稱，俄羅斯、中國、朝鮮和「伊斯蘭國」是美國面臨的四大威脅。
對於美國政府而言，公開樹敵過多是非常不明智、不必要的，因而白宮、國務院和五角大樓對此不表贊同。克裡國務卿否認中俄對美構成現實威脅，國務院稱俄中是美國在若干問題上與之交往合作的大國。
負責政策的國防部副部長克裡斯蒂娜·沃穆思稱美中關係有很多方面「極具合作性」和「有競爭性」。
但這並不能掩蓋美國面臨的以中俄為核心的幾大戰略性問題。美國的戰略主攻方向顯然是中國，美國需要中國，更要防備中國，從本質上看美國對華戰略的力度最大。鄧福德對中國的判斷深刻反映了美國對華極度失望和戰略焦慮。
自美國稱霸以來，中國是實力最逼近美國、差距迅速縮小、博弈幾乎覆蓋所有領域的崛起大國。「事實上，與其說中國在挑戰一個衰落的美國，倒不如說一個衰落的美國正在恐懼一個崛起的中國。」
布熱津斯基尖銳地指出，「中國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力和地位都在上升，這已經是現實，未來美國需要去適應這個現實。否則，美國只好去妖魔化中國，或者異想天開地幻想中國要破產。」
2014年下半年以來，美國學界、戰略界對華認知出現惡化。先是白邦瑞指稱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的「百年馬拉松」秘密戰略，而美國過去40年一直被愚弄，愚蠢地幫助中國崛起。接著是沈大偉的「崩潰論」。他指出，美國對中國的認識正在發生質變。中國的經濟現代化並未帶來政治自由化。
中國雖然沒有在地區和全球制度架構方面正面挑戰美國，卻正在建設一系列替代國際制度，這明顯說明中國不滿由美國領導的戰後秩序，而尋求建立另一種國際秩序。美國對中國這種幻想的破滅也許更多地反映出美國而不是中國的問題。美國想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中國的「傳教士衝動」往往結果令人失望。
他斷定，美中關係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不僅是戰略競爭，事實上它是一種全面競爭，摩擦是美中關係的「新現狀」，美中關係從根本上陷入困境已有多年，將美中聯繫在一起的「膠水」就是對美中關係破裂的擔憂。
然後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發布《修訂美國對華大戰略》特別報告，宣稱美國將中國融人國際體系的戰略破產，中美戰略競爭遠超合作的局面已成「新常態」，應採取全面措施制衡中國。蘭普頓則強調美中關係逼近臨界點。
美國《布法羅新聞報》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應丟棄認為能抗衡、遏制或駕馭中國的過時想法，轉而推行一種積極主動的策略。」為了集中精力對付這個首要的戰略對手，美國力圖從全球熱點地區進行戰略收縮，改善與傳統宿敵的關係，拉攏亞太盟友和夥伴，為亞太再平衡戰略尋找更多支點，日本和澳大利亞成為美國亞太戰略「南北之錨」。
五角大樓重新評估中國在亞太地區對美國的潛在威脅後，已經將「新型軍事關係」這個詞從國防部關於美中軍事接觸的言論中清除，給兩軍交流設置了更多禁區。
美國在戰術上選擇中國南海島礁建設為攻擊點，在南海方向連續採取攻勢，深化介入，頻繁舉行聯合軍演，從海底的潛艇攻防戰，到水面的軍艦巡邏，再到空中的戰機巡航，還把日本拉進來，增強對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的制約。
繼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斯威夫特乘巡邏機偵察南海7小時之後，助理國務卿拉塞爾聲稱在南海「不中立」，儘管拉塞爾承認這些海事和領土爭端本質上不應該是美中關係的問題。
2015年10月美國又頻頻放風，要派軍艦駛人中國南海島礁12海裡以內巡航，試圖帶頭挑釁中國，試探中國底線，但其盟友卻不敢貿然表態。
2015年10月27日美國海軍「拉森」號驅逐艦放著寬闊的航道不走，專門繞道進入我南沙群島有關島礁近岸海域進行嚴重挑釁，炫耀武力，我海軍艦機依法進行跟蹤、監視和警告，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召見美國駐華大使博卡斯，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強調指出，美方作為域外國家派軍艦進入南海挑釁中國國家安全，嚴重破壞了地區的和平穩定，是意圖製造南海地區軍事化的脅迫行動。他表示，此次美方軍艦的挑釁行為嚴重損害雙方互信，與中美雙方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和兩軍關係的努力背道而馳。
這似乎是美國在敘利亞輸給普京一局之後，又想從中國身上賺回一分，並以施壓中國防止中俄相互支持，進一步深化戰略合作。西方輿論認為，美國在南海挑釁中國很不明智，把南海問題帶入「安全困境」，對美國有百害而無一利。
它的嚴重戰略後果是，破壞了中國與亞洲相關國家的相互調適進程，使得衝突激化，還使得中美南海衝突超過了聲索國之間的衝突，擴大為兩國戰略上的衝突，構成南海問題的核心。
南海是中國的生命線，中國成為海洋強國的希望主要在於南海，中國退讓和妥協的餘地十分有限，況且中國在南海具有較大的優勢，能夠管控衝突，掌控周邊形勢的主流。美國在被俄拖入敘利亞困境之際去激化南海衝突，是極其愚蠢的戰略招數。這一切使得兩國間的潛在危機和戰略風險不斷上升。
如果美國選擇在所有問題上反制中國，它就會成為敵對而顯性的麻煩製造者，雙方就會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但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主觀因素多於客觀因素，潛在衝突因素多於現實衝突因素，第三方因素也較為突出，中美必須對自身、現實、潛在和第三方衝突因素同時進行有效管控，使業已進人新常態的摩擦成為「可控摩擦」，共同守住「不衝突、不對抗」的底線。
隨著中美力量對比的快速轉化，兩國關係進入了不確定的過渡時期，互動方式正在發生深刻轉變，日益增多的戰略競爭性因素往往左右主體氣氛。因此，加強戰略互信和危機管理已成為中美關係的當務之急，危機穩定是中美戰略穩定的重要內容，而主要責任在美方。
中美危機管理的可行性在於，新歷史條件下的中美關係與當年美蘇關係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中美不是零和博弈的關係，兩國是全球經濟夥伴，並貢獻全球經濟增長的40％。美國對華實施對衝戰略說明其存在兩重性，
「一是要防止中國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二是要中國承擔國際責任。」這一互相矛盾的戰略任務，必然會反映到政策層面。美國激化東海南海衝突，既想制約中國，從中漁利，又怕被盟友綁架，被迫捲入與中國的戰爭，這種內在的矛盾性會迫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自己的戰略。
這種戰略上的糾結也會在戰術上表現出來。例如，美國想報復中國所謂的「網絡襲擊」，但竭力尋求採取不至於使兩國衝突升級的行動。
總之，中美雙方並不是全球爭霸的對手，連布熱津斯基都認為，爭奪全球霸權的戰爭威脅已不復存在。中國不做挑戰者，只堅守自己的底線，倡導中美建立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
兩國既有重大分歧，又有重大利益，經濟上高度相互依存性在世界經濟史上堪稱奇蹟，在很多國際安全問題以及全球問題上也進行積極合作，即使中美因南海問題關係緊張，兩國軍隊高級別的軍事交流和訓練一直在持續，加強互信，防止誤判。這就使得美國要把中國當作敵人十分困難。
雖然這次美國國內圍繞30年來的對華政策的大辯論可能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但不會根本顛覆對衝戰略的框架。美國在繼續保持對華接觸、塑造中國選擇、讓中國「守規矩」的同時，將不斷加強遏制的力度，不過，無論力度多大，美國總體上也將避免發生重大衝突。
中美關係的氛圍似乎離「十字路口」越來越近，但遠未到達「攤牌」時刻。況且，美國當年戰勝蘇聯的歷史條件已經不復存在，美國不可能將搞垮蘇聯的做法用來對付中國。
在中美競爭中，經濟色彩大於軍事色彩。中國強調經濟，美國也在改變過分偏重軍事和戰略的思路，開始轉向經濟。經濟競爭會降低衝突的烈度，對相關國家也最為理想。2015年6月底在新美國安全中心舉行的以中國為主題的年度會議上，與會者就中美關係在亞洲的走向進行投票，結果佔壓倒性的79％的人選擇了「競爭加劇」而不是「武裝衝突」。
這說明在美國國內有一批清醒而明智的人士。資深中國問題專家貝德批駁調整對華政策建議，認為這麼做只會毀掉苦心經營的中美關係與亞洲和平。他認為，焦慮是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過激反應，美國對華戰略存在全面對抗與全面後撤兩個極端，選擇全面對抗是一種惰性思維，而現實是美國只能走中間道路
美國媒體稱，以前從未有一個世界超級大國的崛起，像21世紀中國的崛起這樣和平，而且，中國的成功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國家戰爭學院教授萊爾·格爾茨坦在其新書《與中國半路匯合：如何化解美中新對抗》中，承認中國想要在國際上發揮更大作用的合理性，並提出兩國合作的戰略。
「金融大鱷」索羅斯強調，美國需要與中國交好，否則地獄之門即將開啟。億萬富翁紹羅什意識到，中國與俄羅斯，而不是美國，彼此之間的共同之處更多。首先，俄中都視自己為美國追求全球霸權行為的犧牲品。
他觀點鮮明：美國亟須與中國構建夥伴關係，不僅是為了讓北京與俄羅斯分道揚鑣，也是為了防止世界大戰爆發。
俄羅斯被鄧福德視為美國最嚴重的「短期威脅」。8月20日卡特國防部長聲稱，俄羅斯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威脅」。五角大樓正考慮根據「新的地緣政治現實」修改對俄軍事計劃，包括北約框架內的行動和美國的獨自行動，要以「強大而平衡的策略」對抗莫斯科。
美國成功地阻止俄以融人西方大家庭作為復興途徑，進而全面蠶食其戰略緩衝地帶，製造烏克蘭危機給予沉重一擊，通過制裁慢慢窒息俄羅斯，同時激活北約，加強軍事壓力，頻繁地進行軍事演習，加快在東歐軍事部署，視俄羅斯為美國和北約的巨大威脅。
烏克蘭危機發生以來，北約和俄羅斯都加強了大規模軍演頻率，其中66次險些「擦槍走火」。就美國而言，烏克蘭危機的戰略後果雖有控歐壓俄的作用，也有出乎其意料之處，一是危機成為俄羅斯在歐洲長期博弈的主要手段；
二是俄羅斯被逼向東走，作為弱勢一方只能主要聯合中國，在中美俄戰略大三角中加速形成2：1的態勢，歐巴馬的戰略失誤被米爾斯海默稱之為「愚蠢政策」
三是美國戰略重點轉移承受更大阻力，歐盟仍然只願充當美國的低級地緣政治夥伴，將代價高昂的維持全球安全的任務留給美國，美國不得不加強其在歐洲的軍事政治存在，
為歐洲一大西洋世界不穩定的東部邊境提供支持，這已經導致「重啟美俄關係」政策徹底失敗，對抗成為美俄關係的主軸，美國越來越擔心如何對抗俄新型「混合戰爭」。
在戰略大三角關係中出現這種情景的根源何在?關鍵是美國執政者的身子進入了21世紀，頭腦還留在過去，並未認識到如布熱津斯基之所言，我們必須習慣，美國在過去50年間，在軍事、金融上統領世界的階段結束了。
況且美國的力量太有限太分散，可用於戰略重點或中俄的資源和政策能量不足。他們的思維仍然停留在過去戰略對抗世紀的地緣政治生死大博弈之中，崇拜麥金德的「陸心說」，相信要控制世界必先控制歐亞大陸，根本沒有意識到世界以及歐亞大陸已經發生重大變化。
中俄是如同美國那樣的巨型國家，有自己的獨特文化、歷史傳統、民族特性、特大體量，包括巨大市場和規模、人才儲備和資源，且能建成完整工業體系，而且，它們還坐落於地緣政治的核心區——歐亞心臟地區
在歷史上都曾經有過長期輝煌的過去，現有後發優勢，美國害怕中俄再度復興成為可怕的戰略競爭對手，哪怕是想通過西方化途徑崛起也不行，定會千方百計加以阻遏、圍堵甚至裂變，從而迫使中俄聯手以對。
這是中美俄大三角戰略關係在目前形態下必然會出現中俄戰略組合的深刻根源
美國所犯的戰略錯誤，直接導致中俄在戰略上的合作，相互間在對方的戰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兩國各自及聯合行動，構成對美三線並進，優化了兩國的戰略態勢，平衡了美國，陷美國於相對不利的狀態。
中國在外交、經濟、軍事諸領域全方位主動塑造戰略態勢，實行積極防禦戰略，實質上是一種攻勢防禦戰略，在戰略上總體積極防禦，努力推進中俄戰略協作關係，在戰術上積極進取，步步推進，最重要的是王道貫徹始終。
第一，中國順應歷史潮流，大力倡導合作共贏以及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並且身體力行建構共生體系，願意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從國際體系的參與者轉向倡導者、引領者，推進公正合理而又高水平的國際制度與規則，對現有體系加以補充、完善，而不是替代或顛覆，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適應時代潮流進行深刻變革，從而開啟了一個中長期的歷史進程。它意味著國際體系在21世紀的重大歷史變遷，這裡面既有中國與世界的磨合，也必然會有與俄美的磨合。
中國以自身的和平崛起打破「國強必霸」和「大國政治悲劇」的舊邏輯，開創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新格局，共享安全，共享發展。美國專家認為，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領導作用會繼續增強。隨著中國經濟走出去，必然導致戰略走出去，佔盡戰略優勢。
第二，中國以亞洲為重點，以周邊外交為主驅動輪，把主要資源投入「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及絲路基金，它以國際貿易和經濟合作為核心，引領並主導亞洲經濟圈和金融圈建設，使之成為世界三大經濟圈之一，進而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進一步拓展亞歐經濟圈，在全球三大經濟圈中率先形成亞歐兩大經濟圈合作共贏的戰略優勢，從而充分展示「一帶一路」的時代性和戰略性。
「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無疑與21世紀世界形勢變化密切相關。合作共贏大勢，亞歐經濟發展需求，美國戰略逼近西太，中俄戰略聯合，構成了「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背景，而中國綜合國力的大提升無疑是首要因素。
中國不僅有意願、也有能力為區域或跨區域發展提出新型倡議、提供公共產品中國進行了近期和遠期的戰略謀劃和布局，實現全方位對外開放，促進中國和亞歐兩大市場聯動發展，充分發揮金融和基礎設施建設兩大優勢，以點帶面，點面結合，支點撬動，重點突破，從線到片，循序推進，重啟亞歐大陸聯繫，
一個超越洲際的快速貿易通道、一個橫跨亞歐大陸的巨大經濟新世界將會形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稱讚中國通過投資和貿易展開全球交往以及制定法律進行經濟改革的努力，這「對中國有利，也對世界有利——兩者的命運因此結合在了一起」。
「一帶一路」聚焦一個更具全球政治意義的問題。如果中國的亞歐轉向取得成功，中俄合作實現一個無強手的亞歐腹地，無疑是對美國亞洲轉向或亞太再平衡的戰略的平衡，避開了中美間的零和博弈，增加了兩國合作的潛能。
第三，高標準、跨亞太地區的TPP對中國發展帶來潛在壓力，尤其是會給中國的對外貿易帶來較大的短期衝擊，這是中國必須面對的新挑戰。
中國持開放態度沉穩應對TPP，以全面深化改革來挖掘rrPP的新機遇，加速形成深層次、高水平、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為經濟發展重塑新的增長動力。
中國一方面儘快通過自貿試驗區建設產生可複製的經驗，對市場準入、服務貿易、投資等相關標準加大開放力度，增強日後談判的基礎和實力；
另一方面加快地區貿易協議談判，尤其是RCEP的實質性談判。正如中澳自由貿易協定是中國在加快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進程中邁出的重要而堅實的一步，已為亞太地區發展高水平的經貿安排產生示範效應，
有利於加快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與亞太自貿區為目標的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確立亞太自由貿易整體架構，促進與TPP的協調和互動，儘早形成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和高度相互依存的區域經濟板塊，實現RCEP、FrAAP與TPP、TTIP之間存在的亞洲與西方問的相互促進和再平衡，以及中美之間的戰略再平衡。
第四，中國外交以主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為另一個驅動輪，旨在走出歷史上「大國爭霸」的窠臼，讓大國合作帶來巨大價值，這是中國崛起的重要一環。基辛格也認為，「美中兩國(21世紀的主要競爭者)首腦承諾通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避免歐洲悲劇的重演。」
「這是避免重蹈昔日歷史悲劇覆轍的唯一出路。」中國倡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首要對象自然是美國。對美國而言，關鍵問題一直在於如何重新界定和運作這一新模式，最近美國政府似乎決定不提這一概念，但中國要堅持這一對美外交的主導框架，牢牢佔據話語權和道德高地，進行不懈努力。
從「韜光養晦」、「和平崛起」到「新型大國關係」一脈相承，中國不斷地及時調整政策目標，始終堅持不衝突不對抗的底線，這是處理與美國關係的最低目標。
中國堅持國家核心利益，必要時在南海等地或特定問題上充分展示自己的立場、力量和決心，2015年7月底南海大軍演和8月底艦隊遠航阿拉斯加海域的白令海峽，釋放了明確信息。
中方盡力防止中美關係進人「漂流」狀態，努力追求中美合作共贏、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最高目標，盡力擴大中美合作新領域，包括圍繞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建設開展戰略協調，使之成為良性互動的新空間。
2015年8月5日王毅外長在吉隆坡坦誠地告訴克裡國務卿，中國無意把美排擠出亞洲，本地區很多問題沒有中美的合作都無法解決。
他表示，中方願與美方推進在雙邊投資協定、兩軍信任措施、應對氣候變化、金融、經貿、能源、追逃追贓、司法、公共衛生以及發展領域的互利合作，也願加強在朝核、伊核、中東、反恐、阿富汗等國際地區問題上的協調配合。
中美交往中仍有可以加以創造性利用的、合理的戰略和政策空間，在一些長期性棘手問題上也存在著利益交換和妥協的可能性。過度聚焦對方戰略意圖會重啟冷戰式的雙極思維。
這裡也要打破一種迷思，即「把美國的存在視為是負面的因素，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如果換一種思維，情況就可能很不一樣。中國能否可以利用美國的存在這一事實把自己的國家利益最大化呢?」
中美共處需要建設性現實主義。中美關係在最高層面仍然是合作的，兩國元首經常以友好、私密的方式見面和交談，這對於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意義重大。
中美需要在戰略競爭領域建立約束雙方行動的機制，以戰略妥協尋求戰略突破，並在合作共贏基礎上達成戰略性諒解，中國承認並支持美國發揮積極的領導力，中國願意在國際體系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美國也必須承認中國的核心利益，給予中國足夠的成長空間。
2015年8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訪華，習近平主席強調以建設性方式管控敏感問題，中美雙方強調的是「複雜雙邊關係中的積極因素」。這為習近平主席9月底的訪美定了基調。
儘管「習奧會」並末就「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發表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共同文件，但同意繼續努力構建基於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歐巴馬表示不認同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必將發生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
這是此訪取得的首項成果。訪問的核心議題仍是「增信釋疑」，兩國元首同意正確看待彼此戰略意圖，不斷增進戰略互信，避免戰略誤解誤判。
雙方坦率地討論了網絡安全和南海等問題，並在網絡安全、亞投行和SDR以及金融合作等方面達成49項重要共識、妥協和成果。
中國既充分顯示了合作誠意和妥協意願，又強力展示了自己的力量、自信和堅定立場，並爭取到經濟、軍事轉型的戰略機遇期。既然美國平衡中國，美國也需要被平衡，但是，對抗性的平衡和反制只能作為威懾而存在，建設性的平衡和反制才是正道，尋求戰略平衡即可。
中國要把重點放在自身力量和「一帶一路」建設上，軍事現代化立足於戰略防禦和戰略威懾，絕不與美國軍備競賽，還應超越亞洲，走向全球，中美全球性接觸、全球性互動可成為一項有效的政策。這應是中國對美主戰略。
當前處於中美權力轉移的初始階段，距離風險最大的權力接近階段尚存時日，這是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最後一個戰略機遇。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僅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而且關涉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因為中美關係涉及整個新型大國關係是在大國互動進程中建立起來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除了持續推動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之外，
中國還要著力構建以中俄為標杆、與新興大國的新型大國關係，以中德、中英為標杆、與傳統大國的新型大國關係，逐漸形成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網，倒逼美國。
第五，俄羅斯是中美俄大三角戰略關係中極其重要的一方，中俄戰略合作在全球政治中具有巨大意義，在中國的大戰略中，俄羅斯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英國《衛報》認為，中俄有能力改變世界圖景。中俄兩國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同屬APEC、G20等重要國際組織，還是金磚國家和上合組織重要成員國，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將兩國戰略目標結合起來會產生巨大的全球性影響。
中俄成了戰略夥伴，增強了彼此安全感，中國解除了北方威脅，確保西北部安全，可以大膽走向海洋，建設海洋強國，化解海洋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面臨的前所未有挑戰，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和全球拓展也有了保障。
一個被圍攻的俄羅斯只會加深與北約長期對抗的態勢，中國卻得到了一個能夠穩定亞歐地區並使該地區現代化的戰略夥伴，從而獲得了一份寶貴的戰略資產和全力戰略西進的絕佳機會，西進的中國與東進的俄羅斯在此交匯，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將使陸路暢通，強化了中國對陸地地緣政治原本就有的較大操控權
新絲路既可與歐亞經濟聯盟、上海合作組織對接，也有利於推動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還能穿越中亞和亞歐大陸進入歐盟腹地，兼顧經濟與安全，有利於中國在亞太達到陸地地緣政治與海洋地緣政治之間的平衡，進而達到兩者的統一
第六，世界的重心從西方向東方的動態轉移，新興大國群體崛起和南北力量趨於平衡，必然帶來這一群體的政治覺醒和行動能力，這是中國大戰略的宏大背景，對於中國有著無可比擬的戰略意義。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磚國家是中俄戰略合作的延伸和擴大，是一個重要的新興大國平等合作平臺，也是平等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重置國際制度和國際規則的戰略平臺，新興大國不僅是新形勢下合作共贏的踐行者，而且是全球管理革新發展的開創者，與發達國家進行包容性競爭，包括提供合適的國際公共產品的競爭。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對全球金融界來講都是創新之舉，將向「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便於發展中國家搭上中國發展的快車金磚國家這一平臺的共同構建和快速運作，無疑是對中國大戰略的充分肯定。
它提供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經濟圈，在其中可以開始新開發銀行、投資與貿易便利、人民幣國際化的實驗，在烏法已經播下了金磚國家自由貿易區的種子，還提供了進入發展中世界各地區的重要切人點，中國的「朋友圈」越來越大，已經成為全球三分之二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
第七，美歐在相關區域進行戰略性撤退，目前尚未從危機中復甦，形成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中國應抓緊時機在全球主動拓展，充分發揮自己融資和基礎設施建設兩大優勢，積極推進經濟外交，「一帶一路」是重頭戲，這也是應對經濟新常態的國家發展戰略。
中國在非洲的競爭中已經明顯領先，在拉美的競爭已經拉開序幕，而亞洲則是主戰場。中國已經轉變為具有全球性海外利益的開放大國，走向全球是必然趨勢。中國推進全球經濟發展和安全穩定，也可反制美國在亞洲對中國的制約，從而在全球範圍內達到戰略平衡。
普京肩負治理一個幾近被摧毀國家的重任，以俄羅斯復興、重新成為世界強國為己任，在國際舞臺上獨立或聯合新興大國應對重大國際問題，反對單極世界
首先，由於被西方封堵，又遭到烏克蘭危機的沉重打擊，俄羅斯更重視獨立性，強化其外交戰略中的現代斯拉夫主義的元素，以歐亞經濟聯盟為依託，加快以俄為中心的斯拉夫國家一體化聯盟建設，力圖構建東西方之間的全方位平衡力量。
儘管歐亞經濟聯盟的一體化總體上具有積極意義，但它不可能充分補償俄羅斯與美歐關係惡化的消極影響，想成為全球平衡中完全獨立的第三「足」似乎也難以實現，唯有中俄戰略合作才是出路。
這樣的話，中亞就會從競爭之地變成合作之地。其次，隨著西方對它關上大門，俄羅斯全球活動能量衰減，它十分看重新興大國的支持，盼望借力於以中國為領頭羊的新興大國的政治聚合，藉此削弱西方國家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並打破俄羅斯的孤立，對將俄逐出八國集團以及歐盟與北約事實上凍結與俄關係做出有力回應。
金磚國家作為一個新興的合法化平臺對莫斯科來說變得日益重要，金磚國家峰會已經從「論壇時代」成長為一個在國際經濟和政治中「具有行動能力的巨人」。俄副外長裡亞布科夫用「多極世界新的中心和更加民主的國際關係新體系」解釋金磚國家的定位。
德新社稱，在俄羅斯烏法召開的金磚國家峰會開始打造一個新世界秩序的夢想。上海合作組織也同樣如此，可以成為俄羅斯抗衡大西洋聯盟東擴的穩定力量。由此，「非西方」成為俄羅斯新的國際定位和新外交落腳點。為在新的世界舞臺取得成功，俄羅斯不僅要向新夥伴提出有吸引力的議程，還要認真研究新夥伴的需求。
第三，俄羅斯戰略重心轉向亞洲，開始實施東進戰略，提升開放程度，向東方尋找新合作夥伴，開拓新市場，參與各種一體化項目，為發展經濟、吸引投資提供良好環境。俄媒體認為，在烏法舉行金磚和上合雙峰會能很好體現出俄羅斯更多「向東看」。
普京已經把重心轉移到中國和亞洲國家身上。俄羅斯廣交亞洲朋友，爭取實現與亞太經濟一體化的戰略部署，優先深化與中國的戰略合作，俄羅斯單獨無法撼動美國，而加上中國，力量便漸漸傾向中俄。
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將是對俄最重要的國家，制定對華戰略也將是俄最重要的任務，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將首先取決於這一戰略的成敗，而非其與美歐的關係。
為此，俄羅斯為中國打開本國和中亞大門，積極推動上合組織經濟一體化建設和支持設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讓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對接以促進該聯盟一體化，這是普京的重大戰略決策。
俄力推六大政策實質性地開發遠東則是普京下的另一盤大棋，它標誌著東進戰略的深化，發展遠東是俄「極其重要的地緣政治任務」，使遠東成為俄「走向世界」的前哨。
歷史證明，東進戰略曾使處於激變甚至衰敗進程中的俄羅斯「中興」。中俄戰略合作是普京盤活俄羅斯戰略資產的關鍵。普京在制定東進戰略時，中國一直是舉足輕重的因素。他在決策過程中，適逢國內外形勢突變，尤其是隨著烏克蘭危機的深化，美歐不斷強化對俄羅斯的制裁，中國因素的分量越來越重、越來越關鍵。
他現在最迫切需要一條通往太平洋的戰略通道，避開被美歐封死的西向之路，而能協助他打開這條通道的中國是最可靠的戰略夥伴，來自中國的投資和人力資源是俄最緊缺的資源，可以增援俄羅斯急劇下滑的國力，為俄經濟提供生命線，削弱西方制裁的衝擊，中俄經濟合作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戰略互信深化了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指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同歐亞經濟聯盟發展戰略的對接對中國和俄羅斯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有助於加強雙方在高科技、交通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特別是推動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發展，這也是在促進歐亞地區一體化方面邁出的關鍵步伐。
這兩大發展戰略的對接同時還將給亞洲、歐亞地區乃至歐洲帶來發展機遇。他指出，俄中秉持開放的夥伴關係，但美歐在討論TTIP和TPP時排除了中俄。
正是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獨特結合，為亞歐從歷史沉睡中覺醒創造了一個機遇；正是中俄的戰略結合，讓絲綢之路的歷史遺產迎來契機獲得新生。
俄羅斯期待著「讓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互相滲透並整合」成為「大歐亞」，使之承載起一個「穩定、發展、安全的俄羅斯和中國的周邊地區」，一個巨大的自由貿易區。俄羅斯認為，他們頂住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壓力，為中國頂出國際空間，中國也應頂住美國壓力，為俄爭取更多時間。
俄羅斯擔心中國在美俄之間玩平衡。俄羅斯也不會把全部希望都押在中國身上，遠東的商機不只是面向中國的，普京想與所有國家——美國、歐洲國家、亞洲國家進行合作，首先是那些「想和我們合作的國家」。他任命內務軍司令擔任遠東的全權代表，加強該地區的安全保衛並不是無的放矢。
但我們必須看到，中國作為主力參與遠東開發，將會帶動東北亞格局的變化，進而對太平洋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戰略態勢產生深刻影響。最後，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不斷升級對抗態勢，俄羅斯毫不示弱。
俄視北約為主要威脅，明確了西方煽動俄內部勢力的新型對抗方式，俄羅斯要以更具進攻性的軍事手段來應對威脅，包括「核威懾戰略」與「非核遏制」新概念，增加軍費，抵近偵察，大規模軍演，
研製最新的可戰勝任何反導系統的「薩爾馬特」重型洲際飛彈，年內新增40枚洲際彈道飛彈，並將在克裡米亞部署核轟炸機，組建空天軍，著手建設新一代特種地面太空監視系統，應對美國太空威脅和全球快速打擊。俄新版海洋學說與新版軍事學說一樣，充分體現了俄面臨的現實威脅和挑戰。
它警告北約擴張，決心加快重構黑海部署，重點強化大西洋和北極戰力，俄將推進與中國在太平洋的合作列為俄海洋政策的首要任務。
中俄作為安全夥伴展開了密切合作，繼地中海聯合軍演之後，兩國又於8月20日至28日在日本海等海空域舉行代號為「海上聯合-2015」聯合軍演，演習科目除了聯合防空、聯合反潛、聯合反艦、聯合防禦之外，還包括聯合登陸演練。俄國防部副部長安東諾夫近期宣稱，俄中計劃「明年在南海舉行海上聯合演習」。這是對美日的牽制和反制。
2015年10月初普京看準時機，組成俄羅斯、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四國反恐聯盟，在中東戰略方向開闢俄美角力新戰場，把俄美較量延伸和轉移到敘利亞，用俄式「混合戰爭」組合拳打翻了美國苦心經營的多米諾骨牌。
有效的軍事打擊既打擊了恐怖主義的命門，又困住了美國的手腳，令美式反恐陷入尷尬境地，26枚俄巡航飛彈是在與美特殊對話，向華盛頓傳遞強烈信號，同時又不斷拋出公正合理的建議，令美國難以招架。俄用軍事實力和謀略換取外交和政治優勢，塑造主動戰略態勢和大國地位，陷美國中東戰略於進退兩難之中，中東格局或面臨重新洗牌。
俄羅斯專家認為，美國將普京推向中國懷抱也就意味著美國地緣政治家噩夢的開始。日本媒體也認為，自從烏克蘭危機開始以來，全球地緣政治版圖就發生了清晰的轉變。但俄羅斯並未改變防禦為主的軍事思想內核，與美國的經濟、安全、軍事合作甚至高層交往也並沒有完全中斷。
2015年7月15日歐巴馬在與普京通電話時讚揚普京在達成伊朗核協議方面發揮的作用，並表示，美俄關係自冷戰以來經歷的最嚴重危機現在可能有了進一步緩和的「開端」。兩人在聯合國會談中同意通過政治途徑解決敘利亞危機，承諾共同打擊「伊斯蘭國」。
俄羅斯以攻為守，在敘利亞動武，也有從烏克蘭危機及制裁中突圍之意。克裡姆林宮認為，儘管俄美兩國存在分歧，但俄美關係仍是國際穩定和安全事務中最關鍵的因素。普京聲明願與西方在反恐、烏克蘭局勢和經濟問題上展開對話，俄不尋求與他國對抗，但會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
雖然雙方戰略對峙的氛圍已經形成，軍事較量的色彩漸濃，不過西方對俄也主要是經濟制裁和外交博弈，雙方都無意動武。
俄羅斯學者和媒體對於中美俄戰略關係的基本判斷是，中美關係相當複雜，看不到出現改善的苗頭，美國的兩國集團(G2)概念遭拒絕，走上了遏制的老路，歐巴馬重啟美俄關係想把俄羅斯納入反華陣營，因此，「美拉中國御俄」不現實。中俄積極合作，但也不會打造反西方的軍事聯盟。
目前，無論美國、中國還是俄羅斯，似乎都沒有做好構建新世界秩序的準備，所有三方事實上皆處於觀望狀態。
總之，從中美俄(蘇)大三角戰略關係的發展演變來看，歷史常常形似而實不同。在冷戰時期的戰略大三角關係中，美蘇爭霸，蘇聯具有結構性劣勢，且在戰略大三角關係中鑄成大錯，對中國先拉後推，而美國充分發揮其獨特優勢，
並做出正確戰略判斷，形成中美1+1的戰略優勢，中國是小而獨立的力量，在戰略大三角關係中有一定主動性，抓住戰略機遇，及時調整戰略，集中力量對付主要戰略威脅，中美取得成功。
在目前的戰略大三角關係中，美國視中俄為戰略威脅，把中俄推到一起。在俄美地緣政治博弈中，俄羅斯在歐洲的戰略空間被大大壓縮，被迫西抗東聯，與美國博弈、對抗而不失控，聯合中國、借力中國而不失獨立性，俄美關係中短期內難以實現重大突破。
中美關係並非爭霸關係，是順潮流之王道與逆潮流之霸道的競爭關係，博弈主要轉向國際規則、制度和秩序的競爭，中國具有本質性優勢以及中俄1+1的戰略優勢。美國要不落下風，繼續扮演全球領導角色，唯有走出大國零和博弈的歷史誤區，培育與中俄的建設性合作，推進平衡的大三角戰略合作關係，聚焦全球及區域治理，將其領導力轉化為持續吸引力。
按照布熱津斯基的看法，美國「若能及時堅決推行國家改革並調整戰略遠景，那麼美國仍然可以在很長的時期裡保持全球領導地位。」但更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是，「不論國內不景氣還是國外持續失敗，都將逐漸消耗美國的活力」，「美國繼續擔任全球領導者的能力都會逐步地甚至終結性地衰落」。
從歷史大趨勢及戰略力量對比走勢來看，優勢自然不在美國一邊。從戰略走向上看同樣如此，中美俄正在走向不同的戰略時刻，靈活性大相逕庭：
中國正走向西進時刻，或亞歐時刻，呈主動性，美俄都企圖尋求中國支持來打破平衡；美國正走向亞洲時刻，或焦慮時刻，呈被動性，陷入系統性戰略競爭；俄羅斯正走向東進時刻，或被逼迫時刻，呈主動、被動雙重性，但戰略指向是單向性的。
美國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凱南俄國問題高級研究所所長馬修·羅詹斯基指出，中美俄關係有三個基本走向：達成某種程度的相互和解、不信任的壁壘依然很高、「新冷戰」。
他認為，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既有全球混亂又有新的分界線，至少持續到不斷升級的挑戰和危機迫使這些大國找到更具合作性的道路為止。上述戰略態勢的發展不僅將決定中美俄大三角戰略關係的走向，還將決定三大國的歷史歸宿（注釋略）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臺觀點
文章來源: 《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5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