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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巳之役，元朝調發了新徵服的江南地區近10萬士兵，遺民詩人鄭思肖說他們「此番去者皆銜怨」。聽到戰敗消息，他「鼓掌一笑」，賦《元韃攻日本敗北歌》表示歡迎。……作為遺民，他之肯定敗戰，或許還懷著新朝滅其故國的家國之恨，但對不義之戰的批判精神卻值得肯定。
據日本學者木宮泰彥說，日本鎌倉時代，「食物的烹調方面也時興宋朝的做法，這可以從（鎌倉）圓覺寺開堂齋中用了饅頭一事看出一斑」（《日中文化交流史》）。從這兩方碑石看，福岡竟是宋朝麵食烹調法的傳入窗口。
年節剛過，去了趟日本九州。最後兩天沒血拼任務，便與大學舊友作訪古遊。福岡是距中國最近的港口之一，留下了中日關係的許多遺蹟，自然是尋訪的重頭戲。
聽說志賀島是中日交往發軔的勝地，先去一探究竟。島原在海中，現與陸地有長堤連接。乘船過博多灣，到西戶崎，打個出租，轉眼就到金印公園。矗立的石碑上以漢隸鐫刻著：「漢委奴國王金印發光之處。」儘管《史記》說徐福率數千童男女入海，卻未明言去日本，只能是傳說。我國正史首載兩國來往，在東漢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帝「賜以印綬」。有意思的是，1784年，這裡農民修渠時掘出了這方金印，坐實了《後漢書》記載。金印長2.3釐米見方，高2.2釐米，重108.7克，近乎純金打造，上鏤「漢委奴國王」五字（「委」「倭」相通）。這枚日中交流的最早證物，作為日本重要文化財產，在福岡博物館常年展出。
金印公園「漢委奴國王」印模型圖
1975年，兩國正處在復交蜜月期內，當地闢為金印公園。還有兩塊石碑，一塊是1980年楊尚昆題詞：「帶水橫陳，兩市相望，友誼永恆」，這年福岡與廣州結為友好城市，他正主政廣州。另一塊是郭沫若詩碑，詩作於1955年訪日期間，書跡乃1974年專為建碑揮毫的，末聯說：「此來收穫將何有，永不願操同室戈。」福岡是其留學客居地，博多灣邊留下過他的足跡與詩歌，立詩碑也是相宜的。
公園平臺上雕嵌著兩國隔海相望圖，標明從福岡到中國主要城市的公裡數。介紹銘牌或是當年行文：「由此遙望美麗平靜的景致，令人感受到與大陸文化進行的越海交流。如今，極目遠眺博多灣對岸的海濱與福岡市，矗立著福岡電視塔與收藏金印的福岡博物館，在暮色時分尤有韻致。」但來遊當日，寒雨霏霏，對岸海濱恍惚依稀，陰霾之中幾無韻致可言。
歷史風雲也真是陰晴無憑。從公園北行千米左右，就是「蒙古來襲古戰場」，一眼瞥見「元寇史跡蒙古冢」的石碑。日本史也將「蒙古來襲」稱作「元寇來襲」，並以天皇年號將兩次攻防戰分稱為「文永之役（1274）與「弘安之役」（1281）。我們不妨以幹支紀年，稱之為「甲戌之役」與「辛巳之役」。兩次戰役都是元朝發動的，最終也都以颶風驟至而宣告失敗，日人視為有「神風」護佑（太平洋戰爭末期，日寇作最後掙扎，組建「神風特攻隊」，命名即緣於此）。「蒙古冢」就是溺死或斃命博多灣上的元軍斂葬處，當地舊稱「斬首冢」。進入20世紀，這些遺冢大多湮沒。1927年，福岡日蓮宗僧人高鍋日統倡建「蒙古軍供養塔」，塔碑上端特鐫「南無妙法蓮華經」字樣，表明立塔之際曾誦念《妙法蓮華經》超度亡靈。
供養塔建成後，1938年，偽蒙古德王來參拜過；1941年，偽蒙疆政權興安南省東科後旗長包尼雅巴斯爾一行也來過，參拜石柱迄今猶在。尤其令人關注的是，一方銅碑上鐫鑄著《大日本志賀島蒙古軍供養塔贊》，落款竟是「中華民國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作霖」。供養塔落成在1927年9月，次年6月，張作霖就殞命皇姑屯，這篇《塔贊》應立在這幾個月內。對皇姑屯事件前夜的中日關係，這篇五言贊文似有特殊的價值。贊文回顧了歷史：「何意忽必烈，淚海興雄師。被馘諸健兒，荒原血長碧。博多大海灣，往往骷髏哭。迄今六百載，遺冢多湮沒。」還算說在理上，儘管鎌倉幕府拒絕通好擅殺使者在先，但元朝調發蒙漢、高麗與江南諸軍，致使中華健兒殞命異國，畢竟是悲劇。但接下來，贊文卻揄揚所謂「大東亞」論，鼓吹「中日同種族，文教通沆瀣」，「俾亞細亞洲，蒸為大和宇」。在張作霖，也許還幻想與甚囂塵上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虛與委蛇，指望他們「推此悲愍心，普及於東亞」，保護自己在東北的權益，卻渾然不知，日本關東軍早將其視為獨佔東北而必欲除去的對手。至於從冢中「枯骴亦虛空」出發，張作霖提倡「敵我何畦畛」，「無我無敵人」，卻是戰爭無是非論，客觀上助長了日本軍方的狼子野心。
既然「元寇來襲」是日本史的重頭話題，次日，便繼續尋訪相關史跡。甲戌之役後，為預防元軍再次來襲，鎌倉幕府下令博多灣沿岸趕築工事。從1276年3月起的半年間，西起今津、東至香椎的岸線上，砌起了日人稱作「元寇防壘」的石築工事。這條高約2.5至3米，綿延長約20公裡的防線，在辛巳之役中有效阻止了元軍上岸。好不容易，我在福岡西南學院大學附近找到了一段防壘遺址。早在1931年10月，日本文部省就將其列入「史跡名勝天然保護物」，定為國家史跡，還建起了「元寇神社」。其時，正當「九一八事件」不久，日本從元朝的受侵者搖身一變為中國的入侵者，全然忘卻了元軍來襲時的民族感受。
面對防壘遺址，聯想到蒙古冢，我不禁一度陷入沉思。昨天打的去志賀島時，日本司機問，「去那裡看什麼」，我那同窗用日語答道，「參觀蒙古冢」。司機隨口道，「蒙古來襲好厲害啊」，同學當即打趣說：「是啊，如果沒有颱風，日本已成蒙元的屬地，那咱們現在就該蒙古話交談啦！」這日本老頭倒也不以為忤，說了聲「是啊」。我卻想起戰後一部日本電影裡一句雷同臺詞，名導小津安二郎讓日本主人公感慨道：「戰勝的話，現在你和我就都在紐約。」這種論調奉行的是「歷史不責備勝利者」的價值觀，以這種觀念來討論戰爭，實際上抹殺了具體戰爭的是非對錯，正義與非正義。就中日兩國而言，無論古代，還是近現代，都曾兵戎相見。我們反對戰爭，祈求和平，也不主張永遠背負著戰爭引起的仇恨，以致影響未來的和平進程，但決不是說，就同意這種戰爭無是非論與勝者無罪論。只有堅持歷史事實，分清楚具體戰爭的正義方與非正義方，才能真正理性地反思戰爭，面向未來，迎接和平。
即如辛巳之役，元朝調發了新徵服的江南地區近10萬士兵，遺民詩人鄭思肖說他們「此番去者皆銜怨」。聽到戰敗消息，他「鼓掌一笑」，賦《元韃攻日本敗北歌》表示歡迎。鄭思肖不但在詩裡揭露了東徵強加給人民的苦難：「已刳江南民髓幹，又行並戶抽丁語，兇焰燒眼口竟啞，志士悶悶病如蠱。」還在序裡抨擊元朝「竭此土民力，辦舟艦往攻焉，欲空其國所有而歸」，斥其發動的是不義之戰。作為遺民，他之肯定敗戰，或許還懷著新朝滅其故國的家國之恨，但對不義之戰的批判精神卻值得肯定。宋元之際，類似的反戰詩人不止其一人，汪元量在《燕歌行》裡也控訴過徵東之役：「豈知沙場雨溼悲風急，冤魂戰鬼成行泣！」如果說，七百多年前的元日之戰，雖說鎌倉幕府無理在前，但日本民眾畢竟是元軍東徵的受害方，而兩次戰役也讓蒙漢、高麗與江南的參戰士兵遭遇了滅頂之災；那麼，七十年前那場戰爭，日本是侵略者，是非正義方，中國是受害者，是正義方，早是蓋棺論定的歷史公論。當年，鄭思肖、汪元量們能區分戰爭的正義與否，這種理性認識與悲憫情懷，對當下雙方來說都不失為一帖清醒劑。今人的價值觀總不至於比古人還倒退吧！
離開「元寇防壘」，踏訪了福岡城遺址，再乘地鐵至祗園站，出站不遠就是名剎東長寺。山門前立著一尊石碑，上款是「弘法大師開基」，正中大書「密教東漸日本最初靈場」，落款為「西安青龍寺住持寬旭」，碑額鐫刻著「南嶽山東長密寺開創千貳百年紀念」。這位弘法大師，便是鼎鼎大名的日僧空海。804年，他隨遣唐使抵達長安，問學於青龍寺僧惠果，獲受密教嫡傳。次年，惠果圓寂，他受千餘會葬弟子公推，為先師撰寫碑文。在日中文化交流上，空海的佳話或許堪與鑑真媲美：作為文論家，他的《文鏡秘府論》至今受到中日文學史界的推重；作為書法家，他據漢字草書創製了沿用至今的日語平假名。806年，他自浙江泛海歸國，在博多灣一登陸，就營建了這座寺院，作為弘揚密教的最初道場。眼下，山門與五輪塔整飾一新，應該連同山門前那方追溯空海佛緣來自的紀念碑，都是2006年這座密寺創立1200年時的留痕吧！
踏出東長寺，天色尚早，踅向幾百米外的承天寺。這座敕賜禪寺是1242年由太宰府貴族捐地營建的，迎請剛從南宋歸國的聖一國師圓爾辨圓為開山祖。寺院當年佔地數萬坪，現存殿院仍然不少。有日式庭園以白碎石波濤狀瀉地，牆角虯曲一椏白梅，大有文人禪趣。一個院落裡豎著三方石碑，兩方與開山祖圓爾有關：居中碑上鐫刻著「御饅頭所」，靠左那方上刻「饂飩蕎麥發祥之地」。圓爾在1235年遠赴南宋，居留六年之久，歷訪天童、淨慈、靈隱等名剎，後入徑山寺師從無準，得其心傳，繼其法統。取道博多灣歸國時，他不僅禪學名播遐邇，還帶來了麵食製作法。據說，日式饅頭（まんじゅう）就是他最早帶到這裡的，那碑上「御」字是表敬前綴詞，「所」字表示供奉的「處所」。而「蕎麥」（そば）與「饂飩」（うどん）這些風行日本的麵食，也是他從宋朝首傳當地的，故而才立「發祥之地」碑。據日本學者木宮泰彥說，日本鎌倉時代，「食物的烹調方面也時興宋朝的做法，這可以從（鎌倉）圓覺寺開堂齋中用了饅頭一事看出一斑」（《日中文化交流史》）。從這兩方碑石看，福岡竟是宋朝麵食烹調法的傳入窗口。
承天寺的兩方碑石顯示，福岡竟是宋朝麵食烹調法的傳入窗口
旁邊庭院還有「茶筅供養塔」碑，不能確證與聖一國師是否有關。但日本茶筅（ちゃせん）也從宋朝傳入，福岡作為首傳之地，似乎沒有疑問。茶筅是衝抹茶時攪動茶塊的茶具，朱熹《家禮》一再提及，《大觀茶論》有具體描寫：「茶筅以觔竹老者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勁，本欲壯而末必眇，當如劍瘠之狀。蓋身厚重，則操之有力而易於運用，筅疏勁如劍瘠，則擊拂雖過而浮沫不生。」這是因「宋時用茶餅，將此攪之」，而日本茶道保存的正是宋人飲茶法，故茶具中必備茶筅。入明以後，我國飲茶改用片茶衝泡法，以致清代有家禮研究者對茶筅已不甚瞭然，令人有「禮失求諸野」之慨。
踏出承天寺山門，落日已經蒼茫。兩天福岡訪古，倭奴國金印、蒙古冢、元寇防壘、密教東漸第一寺、宋朝麵食輸入地、茶筅供養塔……諸多片斷蒙太奇式交相疊印，大有剪不斷理還亂之感。而這，也許就是中日關係史的某種縮影：兩國之間，既有揮之不去的宿怨新痛，也有一衣帶水的文化往來。基於這一縮影，在紀念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今天，自然應有充分理性的深入思考。
當下，無論世界政治版圖，還是亞太政治版圖，中日兩國都是舉足輕重的大國；兩國既是隔海相望的鄰國，自近代以來又有著太多的宿怨舊仇。更為棘手的現狀是，作為侵略方與加害方，日本右翼並未像德國那樣完成了全民反思，擁抱戰敗；而中國作為被侵略方與受害方，也還有人未脫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時有「中日必有一戰」的網論。確實，就像兩家鄰居在利益交集處會有糾紛一樣，中日作為鄰國，無論島嶼主權的確認，還是海洋權益的劃分，也必然會引起摩擦與紛爭。毫無疑問，在原則問題上，堅持歷史事實，明確是非對錯，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在解決爭端時，有理方就可以輕率訴諸所謂「必有一戰」。
正如今年5月23日習近平在中日友好大會上指出：「鄰居可以選擇，鄰國不能選擇。」這句話意味深長。鄰居之間有糾葛，即便鬧得不可開交，乃至打得人命關天，最後還留有遷居搬家一走了之這一招，而鄰國則必須世代相處下去。因此，對兩國政治家與老百姓來說，關鍵是否願意承認：雙方和平共處，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構成亞太穩定的基本保證，如此雙方都是贏家；而倘若為了眼前權益而動輒訴諸兵戎，對兩國民眾都將是一場災難，對兩國前途都將是一次厄運。只要這一前提能達成共識，餘下的任務便很明確：雙方政治家運用政治智慧，兩國老百姓保持理性認知，真正做到相向而行，竭儘可能去爭取和平相處。
（本文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