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東南亞研究》2003年第4期
主辦單位： 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本文作者：中山大學 梁碧瑩
手閱原創：紅色歷程 吳聃
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宣讀了一篇諮文，攻擊蘇聯是極權國家，要求國會批准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4億美元的緊急援助，以抵制極權政體強加於它們的種種侵犯行動。
杜魯門提出的這項政策後來被稱為「杜魯門主義」。它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大轉折點。過去美國把蘇聯稱為盟國，只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攻擊蘇聯。現在，杜魯門公開宣布蘇聯是美國的主要敵人。「杜魯門主義」是美蘇「冷戰」正式開始的重要標誌。
杜魯門
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向國會發表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演說，演說的內容強調希、土兩國正受國內「少數武裝分子」或「外來壓力」的威脅，請求國會給予4億美元的援助及派遣美國公務及軍事人員前赴希、土二國監督貸款用途。這個措辭強硬的演說引起了舉世的震動，他的觀點被稱之為「杜魯門主義」，具有劃時代的政策抉擇的意義。
太平洋彼岸的演說很快就產生了東方效應。中國輿論界關注杜魯門演說帶來的嚴重性。
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顧維鈞從國際關係變化的角度分析杜魯門政府為什麼要採取這一行動。他認為，第一，「因為蘇俄已經崛起於世界政治舞臺，成為一個強大因素，而美國的一些戰時盟國則已江河日下。」因此，美國必須採取行動對付蘇俄;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已意識到自己力量和地位的重要。二戰後的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美國已經上升到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華盛頓的領袖們也一定為美國上升到這種舉世無雙的地位而洋洋得意」。杜魯門的演說實質上表明美國「要填補英國從希臘和土耳其撤出全部軍隊和影響後留下的空白」。
談起杜魯門主義，一些學者很自然把它與羅斯福對外政策作一比較，一致認為，杜魯門的政策與羅斯福的政策截然不同。《風下》周刊的創辦人胡愈之指出，「有兩個美國，一個是羅斯福的美國，另一個是杜魯門的美國，這兩個美國有天淵之別。」羅斯福去世以後，杜魯門總統反其道而行之。杜魯門的美國已經「成為最露骨的帝國主義者」，他所走的錯路不但使中國人民反對，全世界愛和平的人民也反對。羅斯福主張建立聯合國機構，以中英美蘇法五強的合作為基礎，而杜魯門卻「利用聯合國大會中一些美國的附庸國家，對蘇聯採取宜傳攻勢。而最後的目的，則是要改變聯合國組織，取消五強否決權制，使聯合國變成美國所操縱把持的工具。」亦有文章指出「杜魯門主義和羅斯福新政之間，任誰也看不出有絲毫共同之點的。」
那麼，中國人對兩個美國總統的對外政策又持何種態度？胡愈之曾對美國《生活》雜誌的經理說：「海外華僑一向對美國沒有惡感。特別在戰爭結束以前，由於羅斯福總統採取民主外交，同情援助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被壓迫的民族，所以對於合眾國，都有好感。但是不幸得很，一年以來，這種感覺完全變了。現在除了從中國一黨政府手中領美金津貼的那些人以外，對美國的感情可以說都十分壞。」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在為民主建國會撰寫的函文中，一再表明，「我們一向讚美美國的民主政治，我們曾經為羅斯福的死亡而流淚，我們更曾經歡迎馬歇爾上將來華調處國共糾紛。但是，我們……卻絕對不能同意於美國的現行政策。」這裡指的是杜魯門的政策。他說：「這是一種多麼惋惜的事！美國放棄了羅斯福的極其偉大的領導國際合作保證世界和平的路線，而採取了庸俗不堪短見可憐的左手拿著原子彈向全世界示威，右手拿著金圓向全世界誇翅的領導國際戰爭的路線！」
與民間的輿論不同，國民黨政府卻歡迎杜魯門主義的發表，希望把杜魯門主義應用到中國來，以便清除中國共產黨的勢力。杜魯門演說發表的幾天後，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發表社論《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捩》，稱杜魯門的演說是一次歷史性的演說，它「開闢了美國外交的一個新時期」。該文根據杜魯門的調子說，「現在世界局勢有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而且衝突相當激烈，大有釀成又一次戰爭浩劫的可能。」美國援希、土的「動機就是要加強民主世界的力量，來撲滅可能引起世界大戰的火星」。演說標誌美國外交新時期的到來，「這一新時期，或者可以說是採取行動來遏制共產黨武裝暴動瘟疫之蔓延的時期」，這是對把若干國家關進「鐵幕」的共產黨當頭一棒。顧維鈞讚賞杜魯門主義是「美國一項英明決策」，它「確實是美國外交政策史上一次劃時代的大事。我記得，美國主動對希臘和土耳其承擔義務這種高瞻遠矚的新政策，其眼界之廣闊，著實使我深受感動。雖然這項新政策的直接要求是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但它的基本原則看來不僅適用於這兩個國家，而且是適用於全世界的。」
可見，除了國民黨政府出於爭取美援、清除共產黨的動機而歡迎杜魯門主義外，民間輿論則稱，杜魯門主義的問世標誌著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美國外交是權力政策與金元政策相結合，它以原子彈和美元作為擴張的工具，打著反共反蘇的旗號，目標是建立世界霸權。
中國人關注杜魯門主義主要是因為它對中國的影響。報刊雜誌的文章，涉及美國外交政策、美蘇冷戰和美國對華政策的多，涉及美國對希、土援助的文章就顯得較少。的確，杜魯門演說在當時中國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有人看到美國對希土的「仗義」姿態而沾然暗喜，也有人為美國的「厚彼薄此」而表示「遺憾」。國民黨政府官方的反應與民間的反應顯然有很大距離。杜魯門演說發表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曾解釋說中國和希土不同。馬歇爾也在國會裡指出過，中國在軍事上的價值沒有希臘重要，同時中國太大，要像援助希臘一般援助中國，美國沒有力量。然而，中國官方人士受到杜魯門援希土、反蘇演說的鼓勵，希望杜魯門的演說能引起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正如當時有評論所說，「美國拼命表示中國局勢不能與希臘相提並論，中國外交官卻拼命地自甘與希臘為伍，以爭美元，而利內戰。」在國民黨政府的官方的講話及其報刊喉舌的宜傳中，一直都在散布「杜魯門主義適用於中國」的論調。
就當時民眾對杜魯門對華政策的輿論而言，批評者眾多。激進者一針見血指出，美國援華是幫助國民黨打內戰，溫和者也批評美國援華偏祖和不得力以及不顧及中國的國情。儘管中國人對美國對華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此時大多數的中國人對美國的幻想已經破滅了。正如馬敘倫指出，美國對華政策使中國人民的「美國是中國的好友」的觀念，「完全打破了」。他一再強調，「在戰火連天饑民遍地的中國，美國如果不變更他片面支援國民黨的政策，使中國內戰還加擴大，我們不但主張不向他購買他的生產剩餘」，還應該溫前清末年「抵制美貨」的歷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齊起心來，大家不用美國貨」。中國人的所言所行，正是「美國對華政策招致」的。
今天的歷史，正是過去發生過的新聞，它記錄了時代的足音，映照著過去社會的側影，人們從中讀出歷史的世變風雲。我們透過1947年前後的新聞，認識到冷戰是一場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的全面較量。美蘇兩國爭相擴張其勢力範圍，使冷戰成為一個全球性、全方位的鬥爭，而杜魯門的演說，則是美國冷戰外交的總綱領，它對人類的影響是持久的。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重溫這一段歷史也能從中受到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