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突和博弈:美蘇「冷戰」歷史回跡

2021-02-07 超然

近年來,坊間有不少人將國際形勢稱之為「新冷戰」,借鑑了部分歷史上「冷戰」的概念。「新冷戰」一詞以描述當下的情況居多,其定義仍是局部的、不穩定的、且無一定共識。


二戰結束後,發生於美國與蘇聯兩個超級大國,以他們為首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全球性對抗。這種對抗並無發展成大國之間的熱戰,而是透過意識形態、經濟聯盟、軍事同盟、軍備競賽、地區性戰爭、宣傳戰等方式進行鬥爭。


二戰結束後,發生於美國與蘇聯兩個超級大國,以他們為首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全球性對抗。這種對抗並無發展成大國之間的熱戰,而是透過意識形態、經濟聯盟、軍事同盟、軍備競賽、地區性戰爭、宣傳戰等方式進行鬥爭。


杜魯門主義提出美蘇「冷戰」正式開始

「冷戰」在何時開始?有論者甚至將「冷戰」的起點追溯到十九世紀《共產黨宣言》的誕生,但冷戰史研究者沈志華並不認同這種說法。沈志華在接受《超訊》記者訪問時認為,「冷戰」是一系列概念的綜合體,並非單單只是大國與意識形態的對立。當中最關鍵的是雙方政策能夠形成對抗,以及在出現了熱核武器的情況下,大國之間沒有發生熱戰。


二戰期間的美蘇同盟,在戰後出現破裂,雙方對國際秩序的界定出現分歧。美蘇可以和諧共處的論調被打破,以作為國際調解機構的聯合國亦未能發揮期待作用。

一般認為,1946年2月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答覆國務院的長電報,以及3月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在美國發表的「鐵幕」演說,被視為「冷戰」的前奏。前者為美國對蘇聯行使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提供了理論基礎,後者則被解讀為聯合西方國家對抗蘇聯的公開號召。



沈志華認為「冷戰」於1947年發生,美蘇兩國政策形成對抗。當年,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國情諮文,在全國廣播中宣稱美國有領導「自由世界」的使命,以「防止共產主義的滲入」;同時渲染希臘、土耳其受到「共產主義的嚴重威脅」;宣稱世界已分為兩個敵對營壘,分別是「極權政體」與「自由國家」,「每一個民族都必須在兩種生活方式之中選擇其一」,其主張被稱為「杜魯門主義」。同年「馬歇爾計劃」誕生,美國在經濟上援助戰後西歐國家的復興,並排斥蘇聯。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國際冷戰問題專家沈志華

為了應對美國的圍堵政策,蘇聯成立共產黨情報局,宣稱世界分裂為「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與「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強調蘇聯是一切國家的自由和獨立的忠實捍衛者,是人民與種族壓迫以及任何形式的殖民地剝削的敵人。在經濟上,蘇聯亦以「莫洛託夫計劃」抗衡,援助東歐國家。


美蘇兩國各執一詞,互相猜忌,世界兩極格局逐步形成,雙方分別建立經濟和軍事組織(1949年北約和1955年華約)進行對抗。



「冷戰」被普遍認為是一種零和博弈,雙方互不合作,迫使其他國家站隊兩個大國,使世界多次遊走在戰爭邊緣。雖然兩個大國最終沒有發生全面的軍事衝突,但亦不可忽視軍備競賽和局部熱戰所造成的消耗與傷亡。


1948年的柏林危機,被視為「冷戰」的首個高潮。蘇聯以封鎖西柏林作為應對西方國家分裂德國的企圖,西方國家為突破封鎖,架設「空中橋梁」派遣飛機空投物資,共飛行了近28萬次,並對蘇佔德國實行反封鎖。次年,西方國家成功將德國一分為二。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了,結束了柏林被一分為二的歷史。(Getty Images)

美蘇兩國在冷戰期間共進行了近二千次核試驗,使世界籠罩在爆發全面核戰爭的陰霾之下,「末日鍾」隨之設立。為了鞏固陣營力量,雙方多次介入地區性戰爭。1950年韓戰爆發,美蘇兩國介入,中國亦受牽連。單是韓戰,據美國華盛頓的紀念碑上的數據,美國士兵陣亡了54246人,聯合國士兵則陣亡了628833人。1960年越南內戰爆發,美國在次年出兵支持南越政權,與支持北越政權的蘇聯對抗。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被視為「冷戰」中最危險的時刻,是美蘇雙方最接近爆發熱核戰爭的一次重大衝突。

其後,雙方有緩和跡象,如1963年美蘇對話熱線開通、籤訂限制核試驗條約;1969年籤訂《核不擴散條約》、限制戰略武器條約,但實際上依然是「口和心不和」。


八十年代初,「冷戰」再現高峰。因蘇聯出兵阿富汗,1980年西方國家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美國更指斥蘇聯為「邪惡帝國」;1983年美國提出「星戰計劃」,雙方在外層空間的對抗加劇。


八十年代後期,戈巴卓夫接任蘇聯總書記後,積極修補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主動裁減軍備,雙方關係緩和。隨後,蘇聯於1991年解體,標誌著「冷戰」的結束。



「冷戰」為什麼會發生?誰要負上主要責任?「冷戰」開始之初,美國官方觀點認為蘇聯需要負責,指史太林違反了雅爾達協議,企圖主宰東歐並擴張西進。其後亦有觀點認為美國應要負責,其本質上是為了保障自身利益,實行全球霸權戰略所導致。


「冷戰」後期,有觀點認為其實美蘇兩個大國對雙方的政策都存在誤解,在眾多因素影響下令兩國誤解加深、互相猜忌,進而導致過度反應,雙方都應對「冷戰」負責。


據《歷史研究》(2003)中的文章指出,對冷戰史的研究開始以美國學者為主,單方面採用美國方面的檔案材料,被詬病為「美國中心」,局限於「美國外交政策」研究,從美國政論家李普曼於1947年出版的《冷戰:美國外交政策研究》可見一斑。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國家的檔案解密開放,研究者也開始利用蘇聯的檔案進行研究。其後亦逐步納入更多中小國家的檔案,從多邊角度來分析當時的國際關係與形勢。受新思潮影響,冷戰史研究課題亦更為多元,包括注重考察下層民眾生活,以及話語與觀念的種種「軟權力」等。



時人認為世界局勢與「冷戰」有部分延續或相似之處,「新冷戰」的說法隨之出現。部分人用以模擬各國劍弩拔張的情況以及對外政策,亦有觀點認為,現今世界與「冷戰」的二元對立格局截然不同,國與國已經環環相扣,「新冷戰」屬於類別失真。


審思「冷戰」歷史,相信會對現今的問題有所啟發,包括如何解讀中國與美國、蘇聯、朝鮮等國的關係,中國能否與「冷戰」時期的蘇聯對比,現今世界是否會形成兩大陣營等。無論如何,我們都應以史為鑑,避免走向極端對抗,重韜美俄「冷戰」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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