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的豪邁疏狂，是基於對現實社會的感悟與國情對精神的滋潤，而對於大唐的國情與社會現狀，可稱之為「大國崛起」。
公元639年，唐太宗貞觀十三年，正月。長安城內，太極宮中，唐太宗李世民端坐龍椅，接受跪拜。宮內服色各異、樣貌不一的一批異域人士，正在向大唐皇帝、天可汗李世民朝拜。這些人便是各國國君、使節，而這一幕，史稱「萬國來朝」，而當時高昌國王未曾前來，大唐討伐高昌國的旨意，隨即下發。
《舊唐書》記載：高昌數年來，朝貢脫略，無籓臣禮，國中署置官號，準我百僚，稱臣於人，豈得如此！今茲歲首，萬國來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塹，預備討伐！
從這件事不難看出，大唐王朝是何等的豪邁，且貞觀之治國富民強，萬國來朝盛世高歌，這些都是大唐景象，是真真切切的大國崛起，這種現狀，正是滋潤唐代詩人飲酒著歌的關鍵。
「千官望長安，萬國拜含元」，這種盛世場景下，詩人們不顛飲狂歌，又豈能淺斟低唱？而顛飲狂歌的背後，就是真真切切的盛世強國，家國情懷也可見一斑。
遼、宋、夏、金、元，這是對兩宋時期的政權總稱和某種意義上的發展趨勢，很明顯宋朝並非一家獨大，而兩宋更是長期處在遼、金、元三國的威懾之下，還有一個是不是出河套搗亂的西夏。宋太宗北伐失敗，燕雲十六州徹底走出宋代版圖，這奠定了兩宋的國情基調。
割地賠款成為了常態，無論是遼還是金，只要能求得安穩，宋廷都能豁得出去，即便是皇帝親自前去求和甚至被扣，都「在所不惜」。
山河破碎是必然，因為好不容易打贏了宋廷仍然想著求和，檀淵之盟就是典例。而伴隨著山河破碎、廟堂傾覆的，便是民間百姓的身世浮沉。大唐王朝是萬國來朝的豪邁，後繼的大宋居然是個瀕危王朝，這種現狀但凡是個有學識的就受不了。一方面是瀕危的王朝現狀，另一方面是頹敗羸弱的朝廷，在外敵的施壓下，這就奠定了整個社會的悲情色彩。
但同時，兩宋時期還有另外一番景象。
宋代，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釀酒業也得到了空前發展，工序進步、流程優化，酒類繁多、用途寬廣。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黃酒生產可謂是異軍突起，且成為了中國古代釀酒史上的鼎盛時期。此外，酒的用途之寬泛也前所未有，上至廟堂盛會，下至親友相逢，無不飲酒，且飲酒人群囊括了帝王將相、臣工官吏、遊人士子、農夫走卒、囚徒妓姬等眾多群體 形成了社會上上下下無人不飲酒、無時不飲酒的新風尚。
加之，宋代形成了開放型市場，由於市坊制度的瓦解，勾欄瓦舍遍布，酒肆樓閣長青，社會生活津津有味。社會現狀薰陶人的精神境界，影響人的社會體悟，進而影響文人的藝術創作和價值取捨。
一方面是山河破碎的壓抑，另一方面是社會生活的安逸，何去何從只在一念之間。
在這種社會現狀下，酒更加成為了文人墨客的摯愛，一方面是酒與文人的命運交融，另一方面則是酒的特有屬性。
酒能讓人超越功利，就當時而言，飲酒能讓他們獲得精神上的超脫，讓他們澄明心胸，不失為一種浪漫。飲酒而醉，醉之後便能以一種自然之心投入藝術創作，這種創作會拋卻雜念進而做到「法無定法」，是一種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