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創建歷程
一
宿白先生《中國石窟寺研究》一書，1996年8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研究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專著，它記錄了中國歷史考古學的一個分支——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創建歷程，是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中的一項豐碩學術成果，也是近年中國考古學的重要著作。
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
《中國石窟寺研究》共收論文23篇，是作者自1951年迄1996年間陸續寫作和發表的論文。據作者「前言」中所述，這23篇論文，除第一篇是概括性的《中國石窟寺考古》外，其它22篇依論文的內容，可分六組。
第一組兩篇：《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部分洞窟的類型與年代》（1982年撰文，1990年發表。以下凡列兩個年代的均同此例，只列一個年代的則是發表年代）和《涼州石窟與「涼州模式」》（1986年），探討我國現存兩處最早的石窟遺蹟問題。
第二組五篇：《〈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1、1956年）、《雲岡石窟分期試論》（1978年）、《〈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1982年）、《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1987、1991年）、《恆安鎮與恆安石窟》（1987、1994年），都是研究大同雲岡石窟的論文。對雲岡石窟的修建歷史、編年分期，以及雲岡石窟在中國石窟寺發展上的地位，都作了縝密的研究。
第三組兩篇：《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1990年）、《南朝龕像遺蹟初探》（1989年）。研討了雲岡以後的洛陽龍門和鞏縣等北魏石窟，以及江蘇南京棲霞山千佛巖和浙江新昌剡溪寶相寺龕像諸問題，特別是南朝石窟對北朝石窟影響的問題。
第四組九篇：《〈莫高窟記〉跋》（1955、1982年）、《參觀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札記》（1956年）、《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雜考》（1978年）、《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敦煌》（1982年）、《東陽王與建平公（二稿）》（1981、1988年）、《建平公於義續考》（1986年）、《〈武州聖歷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合校》（1990年）、《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年代問題》（1989年）、《敦煌莫高窟密教遺蹟札記》（1989年），主要研討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和晚期部分洞窟的問題。敦煌早期洞窟研究不只是編年的事，而且涉及佛教東傳中的若干問題；敦煌晚期密教窟的研究，也涉及了密教傳播的問題。
第五組兩篇：《記西藏拉薩札拉魯浦石窟寺》（1996年）、《元代杭州的藏傳密教及其有關遺蹟》（1990年），都是研討藏傳密教石窟的問題。
第六組是附錄，共收三篇文章：有《北朝造型藝術中人物形象的變化》（1989年）和《〈李君莫高窟佛龕碑〉三種拓本與兩種錄文合抄》（1996年）；另有劉慧達《北魏石窟與禪》（1962年）一文，當年劉撰此文是在湯用彤先生與宿白先生指導下完成的，因與北魏石窟研究有密切關係，故收入附錄，以備參考。
中國石窟寺的研究是從本世紀初開始的。當時中國的社會正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多半是從外國人開始的，石窟寺研究也不例外。
伊東忠太（1867—1954）
沙畹（Edouard Chavanne,1865—1918）
《北中國考古圖錄》書影
日本人伊東忠太在1902年調查了大同雲岡石窟；法國人沙畹在1907年調查了洛陽龍門石窟；德國人勒科克在1904和1913年從新疆拜城、庫車、吐魯番諸石窟中盜掘遺物，剝離壁畫；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先後在1907-1914年間，劫奪敦煌石窟經卷文書和工藝品，1933-1934年間日本人和美國人又對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和洛陽龍門石窟的造像進行肢解式的盜竊。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
大谷光瑞（1876-1948）
抗日戰爭時期，大同淪陷，日本京都大學在雲岡石窟強行調查、攝影、測繪長達六年之久，並於50年代陸續出版了《雲岡石窟》30冊。本世紀初期以來的外國人對中國石窟寺的調查研究是與掠奪中國石窟文物同時進行的。
中國人自己對中國石窟寺的調查研究開始於本世紀30年代。1930-1933年團西北科學考察調查新疆石窟；1935-1936年北平研究院和中國營造學社都對河北武安響堂山石窟作了記錄。40年代張大千、常書鴻調查敦煌石窟，並臨摹壁畫；馮國瑞調查甘肅麥積山和炳靈寺石窟；也有不少學者和學術機構調查了四川、雲南和新疆境內的其它石窟。
西北科學考察團
中科院前身，國立北平研究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石窟寺的保護得到了政府的重視，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後改為研究院），全國各地的重要石窟寺皆成立了保護研究機構，為中國石窟寺的學術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中國石窟寺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50年代以前為一個階段，50年代以後為另一個階段。這兩個階段的本質區別在於是否以考古學的方法來調查記錄和研究中國石窟寺遺蹟。
中國石窟寺是中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佛教遺蹟。對遺蹟的清理和研究必須按考古學的方法來進行，這是現代考古學誕生後發展起來的唯一科學方法。
20世紀50年代以前，中國石窟寺的研究，不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基本上都是從美術史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石窟寺遺蹟的，只能記錄（主要是照相和測量）現狀，臨摹壁畫。歷史遺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有變化的，這種變化是歷史發展實況的記錄，考古學便是研究和揭示這些歷史遺蹟變化的學科。因此，把中國石窟寺是否納入考古學的範疇，便成了現代中國石窟寺研究是否符合科學的唯一標準。
宿白先生在建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方面，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我認為，他對中國石窟寺的研究實際上是反映著中國考古學在石窟寺考古研究方面的全部歷程。我們在評論他的《中國石窟寺研究》這本學術論著時，必須從這個角度出發，否則便不能真正把握住這部著作的學術意義。我寫這篇文章便是要從闡明這部學術著作的意義上來作些評論，因為，它關係到中國歷史考古學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是中國考古學上的大事。
二
1950年宿白先生參加雁北文物考察團，曾到大同雲岡考察。其後，在主持考古訓練班和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實習時，幾乎每年都到雲岡。1951年宿白先生與清華大學建築系趙正之先生去敦煌勘察石窟。宿白先生的中國石窟寺研究是從雲岡和敦煌開始的。1957年宿白先生帶領北大考古專業學生在河北武安南北響堂山石窟實習，作了考古調查和勘測。
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52級同學在雲岡石窟實習
宿白先生（右四）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1953級同學在響堂山石窟（1957年）
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莫高窟
1961-1962年間，宿白先生帶領北大考古專業學生在敦煌實習，完全按照考古學的方法，選擇典型石窟進行實測、記錄，並舉辦了實習成果展覽，對這次實習，北大校方和考古學界都予以高度重視。響堂山石窟和敦煌石窟的兩次實習，實際上是中國石窟寺考古學方法的兩次實驗。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宿白先生1962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的《敦煌七講》學術專題講演，正式提出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問題。《敦煌七講》是宿白先生以敦煌為例，對中國石窟寺考古學比較全面的論述。這七講的題目是：
一、敦煌兩千年
二、石窟寺考古學簡介
三、石窟寺研究的業務基礎知識
四、有關敦煌石窟的幾個問題
1.索靖題壁問題
2.從樂僔、法良所聯想到的問題
3.試論敦煌魏隋窟的性質
4.唐窟性質的逐漸變化
5.密宗遺蹟及其它
五、敦煌研究簡介
六、石窟記錄與排年
七、佛像的實測和《造像量度經》
其中有些題目以後陸續寫成專文發表，如「敦煌兩千年」即《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敦煌》；「有關敦煌石窟的幾個問題」分別撰寫為《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雜考》、《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間題》和《敦煌莫高窟密教遺蹟札記》等文章。《敦煌七講》在當時作為講義曾有油印本，但未正式發表。今天，我評論宿白先生關於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研究時，一定要提到他的《敦煌七講》，這是他建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體系的開篇之講。
莫高窟285窟
什麼是石窟寺考古學？簡單地說便是用考古學的方法來研究石窟寺遺蹟。
考古學的方法最基本的是層位學（地層學）和類型學的方法。但是，石窟寺遺蹟屬歷史考古學的範疇，畢竟和史前考古學上的各類遺址不同，如何用考古學的方法來清理、記錄和研究石窟寺遺蹟，確實是一個新課題。
宿白先生從50年代以來便思考和探索這個既重要而又未被學者所突破的學術領域。根據《中國石窟寺研究》和《敦煌七講》所闡述的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內容和方法，有四個研究程序：考古學的清理和記錄，洞窟、造像、壁畫的類型組合與題材的研究，分期分區的研究，關於社會歷史的、佛教史的和藝術史的綜合研究。
下面我分別對宿白先生論述的這四個研究程序的內容作簡略的敘述。
1.考古學的清理和記錄
宿白先生認為：中國石窟寺考古學首先要對石窟寺遺蹟作忠實的、客觀的和科學的清理和記錄，也就是他所稱的考古學的記錄，不是一般的調查記錄，這種記錄相當於考古學的發掘記錄，它要達到一旦石窟寺全部毀廢后，能根據記錄恢復石窟寺之原貌。這個標準是相當嚴格的。所以，宿先生提出要對石窟測繪連續平、立、剖面圖，石窟內各壁立面和壁畫實測圖，窟頂實測仰視圖，窟前木結構和遺址圖，佛像實測和等高實測圖，石窟解剖圖或軸測投影圖等。
對佛教造像的記錄，宿白先生特別強調要包括正視，左右側視，後視和俯視圖的測繪。文字記錄要客觀翔實地描述，凡所觀察到的現象，事無巨細，全部記錄。拍攝照片和錄像尤其重要，它是記錄石窟現狀的唯一可靠的手段。
考古學的壁畫臨摹要求百分之百地忠實於現狀，包括殘毀狀況在內；藝術性的壁畫臨摹已摻入了臨摹者的藝術加工，是屬於藝術的再創作，別有它的價值，但不符合考古學的原則。石窟考古的清理和記錄，相當於一般考古的田野工作。要特別注意石窟寺院和單體石窟的自身變化，從留存遺蹟的疊壓層位上找出其變化的先後關係。
近年以來，在敦煌和大同雲岡都發掘了窟前遺蹟，為恢復石窟寺的外觀提供了依據。雲岡第3窟開窟遺蹟的發掘，揭示了造窟的工序，尤其重要。這都是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極其重要的內容。
2.洞窟、造像和壁畫的類型組合與題材的研究
在從事石窟寺考古學記錄的同時，特別是在完成以後，便要對石窟寺作類型學的研究。石窟寺考古類型學的研究包括：洞窟形制，造像壁畫的題材與組合布局，造像的風格技法和細部紋飾。這些內容組成了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類型學研究的主體。
洞窟性質決定洞窟的形制。有窟內立中心塔柱的塔廟窟，無中心塔柱的佛殿窟，主要為僧人生活起居和禪行的僧房窟，塔廟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佛殿窟內設壇置像的佛壇窟，僧房窟中專為禪行的小型禪窟（羅漢窟），以及小型禪窟成組的禪窟群等七類。窟內的布局和造像壁畫之題材組合皆因窟的形制而不同。因此，窟形在中國石窟寺考古類型學研究上是基礎。
當然，在後世對石窟的不斷改建中，也可能出現窟形與造像壁畫題材有不符之處，但這只是例外的情況，一般地說窟形是決定造像壁畫題材和布局的。造像和壁畫題材之間的組合，一般地說是統一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題材組合，題材與組合上的不協調反映著時代上的或教派（宗）上的變化。這對考古學家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他們將依據這些不同的變化來分析石窟在不同時代的營造歷史。
造像壁畫的風格和技法，最具時代特徵，是石窟寺考古類型學的重要部分。美術史家與考古學家對造像壁畫的研究角度是不同的，美術史家著重藝術的分析，考古學家除了注意佛像的外貌和技法之外，還要探求雕塑繪畫佛像時的模式和比例。模式是造像的人體體型依據，印度、中亞和中國都不同，中國各地區也有差異。比例則是造像時所規定的各部位的比例尺度，這是制度問題。
宿白先生指出，在敦煌唐以前的壁畫底面上畫有作比例用的橫豎線，唐以後廢除了這道工序，比例橫豎線的遺蹟不見了，到元代西藏又有了繪製喇嘛教佛像的圖樣。說明造佛像不是隨意為之的，佛、菩薩、弟子像各有一定的比例尺度，坐像和立像的比例尺度也不相同。但是這方面的記載沒有傳下來。密教重壇場，注意圖樣，在密教經典中有關於佛像的記錄，日本僧人曾纂輯過，如《阿婆縛抄》、《覺禪抄》、《別尊雜記》和《畫像要集》等（均見《大正藏·圖像部》），可為研究盛唐以後佛像的參考。
宿先生認為最重要的是元代幢吉祥藏譯《造像量度經》，清·工布查布有漢譯本，出自藏譯，並有附圖。此經是釋迦為舍利弗詳細解說自己的尺度的記錄，以指為比例的基本模數，以搩（拇指和中指相距之長度）為擴大模數。當然，它所記的比例尺度並不符合現存歷代石窟中的造像比例尺度，但可以參考它的比例尺度之規律，為我們從現存歷代石窟造像比例中找出不同造像不同時代的規律。
這項研究將使中國石窟寺造像研究走向科學化，而它的基礎便是要有精確的造像實測圖，也就是前面所說的石窟寺考古學記錄的內容，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細部的變化包括造像的雕刻技法，壁畫的渲染技術，服飾的變化，建築家具等事物的形式變化，以及裝飾花紋圖案和邊飾花紋的變化，等等。這些細部的變化對考古學家也是十分重要的。雲岡石窟造像在服飾上的變化，直接反映著北魏皇室推行「褒衣博帶」漢式衣冠的史實，這是太和十年（486年）以後的事情。漢式「褒衣博帶」服飾構成了雲岡第二期（孝文帝即位至遷洛，465-494年）後半段服飾上的新特點。事雖細微，關係卻重大。
類型學中的題材與組合的研究，與考古學記錄幾乎是同時進行的，在深入地分析研究中，肯定還要反覆對比核查，這兩個研究程序是要交叉進行的。
3.中國石窟寺分期分區的研究
分期是指對一個石窟群的若干洞窟進行排年，並區分這個石窟群在發展歷史上的階段性；擴而大之，還可對某一地區的石窟進行分期。分期的工作要建立在對每一座洞窟，或某一地區的石窟的類型學研究上。舍此而無他途。
分區是指對我國不同地區的石窟寺，根據其類型的特點，主要是洞窟形制和主體造像的差異來進行分區。宿先生將中國石窟寺分為四大區：新疆地區、中原北方地區、南方地區和西藏地區。新疆又可分為三區：古龜茲區（今庫車、拜城一帶），古焉耆區（今焉耆）和古高昌區（今吐魯番附近）。
中原北方區指新疆以東、淮河流域以北，以迄長城內外的廣大地區。石窟眾多，內容複雜，又可分為四區：河西區，甘寧黃河以東區，陝西區和晉豫及其以東區。宿先生還對中原北方區的石窟分了四期，第一期5至6世紀，第二期7至8世紀，第三期9至10世紀，第四期11世紀以後。
南方地區指淮河以南地區，石窟數量不多，分布較散，主要在江浙和四川。西藏地區以摩崖龕像為主，多為10世紀以後藏傳佛教後弘期所開鑿。
中國石窟寺分期分區的研究，既是具體細緻的微觀研究，又是綜覽全局的宏觀論述。宏觀是建立在微觀之上的，沒有微觀的研究，宏觀無從論述。
4.關於社會歷史的、佛教史的和藝術史的綜合研究
在以上三個研究程序之後，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研究必須升華到社會歷史、佛教史和藝術史的研究上，這是中國考古學學科發展的必然規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也不能例外。
宿白先生在《中國石窟寺研究》中作出了範例，他對雲岡、敦煌、新疆、龍門、鞏縣，以及中原北方地區的其它石窟，南方和西藏地區的石窟都作了社會歷史和佛教史的考察和研究，我將在下面分別介紹。
藝術史研究與考古學研究是兩個學科，但我覺得考古學家們從事的關於中國石窟寺的研究，是可以成為中國藝術史學家對中國石窟寺藝術研究的基礎的，有沒有這個基礎，對藝術史研究十分重要。但是，目前中國石窟寺考古學方興未艾，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尚遠遠不能滿足美術史學家的研究需要。
三
雲岡石窟是宿白先生研究中國石窟寺的第一處石窟。雲岡石窟在中國石窟寺研究上是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的。宿先生先後寫過五篇文章。
雲岡第11窟西壁佛像（圖片來源《中國石窟藝術：雲岡》）
第一篇文章是根據新發現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所記的十寺，考證雲岡石窟諸寺的歷史。宿先生特別注意雲岡窟前崖面上的木建築遺蹟，成組的石窟往往是一個木構外簷裝飾成的寺院，這些開窟以來的寺院是有繼承性的，《金碑》中所記的十寺，基本上是遼代以來雲岡諸窟的主要寺院。
《金碑》的發現在雲岡石窟歷史的研究上是極其重要的。宿先生對《金碑》的研究十分審慎，十寺之中宿先生只推測了五個寺院之所在，即護國寺為第7、8窟，崇教寺為第9、10窟，通樂寺約在曇曜五窟（16、17、18、19、20）附近，靈巖寺為第3窟，尼寺或在第20窟附近。
宿先生的第二篇文章是《雲岡石窟分期試論》。他運用石窟寺考古學的方法，科學地、綜合地考察雲岡石窟的內容，把雲岡石窟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曇曜五窟，自和平元年至六年（460-465年）；第二期自和平六年至太和十八年遷洛陽（465-494年）；第三期自太和十八年至正光五年（494-524年）。
其後，宿先生又對雲岡石窟分期的歷史依據，作了充分的論證，寫了《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一文，把根據考古學分析的雲岡石窟三期發展階段，與北魏社會歷史的發展密切地結合，證實雲岡石窟的分期是北魏歷史的具體反映。
宿先生提出了「雲岡模式」這一概念，他說：「雲岡石窟是新疆以東最早出現的大型石窟群，又是當時統治北中國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國技藝和人力、物力所興造，……它所創造和不斷發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為魏國領域內興造石窟所參考的典型。所以，東自遼寧義縣萬佛堂石窟，西迄陝、甘、寧各地的北魏石窟，無不有雲岡模式的蹤跡，甚至遠處河西走廊西端、開窟歷史早於雲岡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雲岡石窟影響範圍之廣和影響延續時間之長，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擬的。這種情況，恰好給我們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對我國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紀後半葉到7世紀前葉）進行排年分期的標準尺度。因此，雲岡石窟就在東方早期石窟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對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東方早期石窟的關鍵；對它研究的深入與否，直接影響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宿先生把雲岡石窟的研究價值，提到如此的高度，正是他全面考察研究中國石窟寺的精健所在。
敦煌石窟的重要性幾乎與雲岡石窟相等。宿先生從50年代中期開始研究敦煌石窟，他抓住了這兩處石窟的研究，可以說是抓住了中國石窟寺的主體，起到提綱摯領的作用。他仍然是從研究敦煌石窟的歷史入手，首先是關於敦煌開窟的年代，其次是確認現存教煌早期洞窟。
由於敦煌地處河西走廊西端，適當佛教東傳的要道上，它的最早洞窟對我國早期佛教石窟的編年分期具有重要意義。根據《莫高窟記》和《李君莫高窟佛龕碑》所記，敦煌開窟應在前秦建元元年至二年（365-366年）。敦煌第268（包括267、269、270、271四個禪窟）、272（包括273和另一個未編號的小龕）、275三窟是公認的現存最早的一組洞窟。但它們並不是敦煌開窟時所建，宿白先生認為它們是太和八年至太和十八年（484-494年）間所建。
此時「雲岡模式」已基本形成，敦煌早期洞窟顯然是受了當時北魏首都平城雲岡石窟的影響。政治因素影響著文化。北魏末年東陽王元榮出任瓜州刺史時（北魏孝昌元年至西魏大統八年，525-542年）和北周建平公於義出任瓜州刺史時（約在北周武帝保定至天和之際，561-574年間），敦煌再一次受到了東方北魏洛陽和北齊、北周石窟的影響。宿先生反覆論證敦煌石窟佛教文化的淵源，還直接牽涉到佛教文化自中亞、西域東傳的問題。
宿白先生敦煌石窟的研究第二個重點放在了密教遺蹟上。敦煌密教自盛唐開始，聯綿不斷，直至元代的藏傳密教，皆有遺蹟圖像。
宿先生指出：「密教傳承，特重身授，經法之外，多憑圖像。唐武、周宗和吐蕃達磨的廢佛，政權更替和教派互評之破壞，其最易毀滅者厥為圖像。因此，系統的密教形象傳世甚少。就漢地唐密系統言，現存最完整的遺蹟，首推敦煌莫高窟，舉凡玄宗以前的密教圖像，密教與佛教其他派別圖像長期並列的遺蹟，以及較系統的密教窟室的情況，皆以莫高窟所保存者最為豐富、完備；而且還有藏經洞所出大量與密教有關的漢藏文獻和各種絹、紙本圖像，可供參比研究。藏傳密跡，藏地現存多15世紀格魯教派興起以後的遺蹟，15世紀初期以前的遺蹟，特別是盛於蒙元迄於明中期較為確切的薩迦、噶舉兩派遺蹟，淺聞所及，似亦以敦煌、安西兩地石窟所遺存者最稱完整。因此，無論研討漢地唐密，抑或考察藏傳密教，皆應重視敦煌、安西兩地的遺蹟，尤其是莫高窟遺蹟。」
他在《敦煌莫高窟密教遺蹟札記》一文中搜集了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兩處的密教遺蹟圖像，並參考洛陽龍門的早期密教遺蹟，以及四川大足、廣元等地的密教遺蹟，作了綜合考察研究。這篇文章是迄今為止，對中國佛教密教遺蹟圖像最全面的論述。
宿白先生還對元代杭州的藏傳密教及其有關遺蹟作了調查和研究。宿先生1959年參加西藏文物調查，對西藏的佛教寺院作了考古調查，其研究成果皆已收入《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我將另有專文評論，此不贅述。
四
宿白先生對新疆和河西石窟的研究稍晚於雲岡和敦煌。新疆石窟他重點論述了屬於龜茲的克孜爾石窟，在《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部分洞窟的類型與年代》一文中，除排比石窟類型、確定年代之外，最重要的是論述克孜爾石窟在佛教東傳中的地位。
克孜爾第38窟壁畫
克孜爾石窟可早到公元4世紀初，「它正處在蔥嶺以西阿富汗巴米安石窟群和新疆以東諸石窟群之間。它所保存早期壁畫的洞窟數量，遠遠超過了巴米安，而其第一階段的洞窟的具體年代至少要早於新疆以東現存最早洞窟約一百年左右。因此，克孜爾石窟在中亞和東方的佛教石窟中，就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特別是開鑿大像窟和雕塑大立佛，是龜茲佛教藝術一個特點，它向東直接影響了雲岡石窟曇曜五窟中的第16和18窟，也對與它同時或晚於它的中亞阿富汗巴米安東、西大佛產生了影響。
宿白先生的這個論斷極其重要，它揭示了佛教自中亞東傳的過程中，並不是機械地按地理位置的遠近，逐次影響傳遞，政治經濟和當地的特殊的文化關係仍起著重要作用。龜茲佛教藝術中開雕大像窟和大立佛的特點，不但向東方傳播，也反饋回中亞；這與前述之敦煌石窟雖地處河西西端，卻更多地接受了中原北方平城、洛陽和西安的影響，都有著類似的文化傳播的曲折過程，這是歷史的真實。
我們一直認為，歷史的現象是複雜而曲折的，簡單地、草率地處理歷史現象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宿白先生正是用考古學的方法，才得出了在佛教東傳歷史中的科學結論。
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河西走廊，在4到5世紀涼州（今武威）是河西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同時也是早期佛教的譯經中心，名僧雲集，盛況空前。
涼州附近的石窟，現存者有武威天梯山1、4號兩窟、肅南金塔寺和酒泉文殊山前山石窟三處，包括河西附近的炳靈寺石窟第169窟龕和酒泉、敦煌、吐魯番所出北涼石塔，構成了宿白先生所稱的「涼州模式」，其內容特點是：窟形以平面方形或長方形有中心塔柱的塔廟窟為主，也有設置大像的佛殿窟；主像是釋迦、交腳彌勒和思維菩薩；窟壁主要畫千佛；邊飾畫兩方連續式的化生忍冬紋；佛和菩薩面相渾圓，深目高鼻，身軀健壯，生動多姿。
主要來源於新疆塔裡木盆地北沿的龜茲和南沿的于闐，既有小乘圖像，也有大乘圖像。靠近長安的炳靈寺石窟的大乘圖像或更多地接受了長安的影響。「涼州模式」是佛教自西域東傳中時代最早的石窟，它也表現出了佛教文化傳播中的曲折現象。
五
1986年宿白先生比較系統地考察了洛陽附近的北朝石窟，包括龍門北朝石窟、鞏縣石窟、澠池鴻慶寺石窟、偃師水泉石窟、新安西沃石窟、孟縣萬佛山石窟、孟津謝莊石窟、嵩縣鋪溝石窟和宜陽虎頭寺石窟。
在《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一文中，將洛陽地區的北朝石窟分為四個階段，即孝文宣武階段（太和十八年遷洛至延昌四年，494-515年）、胡太后執政階段即孝明時期（熙平元年至孝昌三年，516-527年）、孝昌以後的北魏末期（528-534年）和東西魏、北齊北周階段（534-581年）。指出北魏自遷洛以後，出現了以營造洛陽城內寺塔為主，開鑿石窟為輔的潮流，因此，石窟的興建皆受地上寺院建築之影響。
1979年春發掘的北魏洛陽城內永寧寺塔基及其出土的佛教遺物，對北魏遷洛後石窟寺遺蹟的研究，起到了極其重要的參考作用。永寧寺當時被視為國寺。永寧寺遺址所出的佛教雕塑遺物是當時佛教造像的模式，石窟寺的佛教雕刻皆應以永寧寺的佛教雕塑為標準。他在這篇文章中認為洛陽北朝時代爭造型藝術包括佛教造像在內，是受了南朝的影響，洛陽地區石窟窟龕造像變化的原因，也應考慮到南朝的因素。這篇論文使石窟寺的研究與整個歷史文化發展的大勢緊密相連，是石窟寺分期分區研究的典範。
宿白先生從80年代後期，注意中國南方的佛教遺蹟，對南朝龕像作了考察。南朝的佛教遺蹟現存最重要的有兩處：一是江蘇南京棲霞山千佛巖龕像（即攝山佛教石刻），二是浙江新昌寶像寺龕像（即剡溪石城山石刻）。但是，南京棲霞山龕像為近代僧人毀改，已盡失原貌，新昌寶像寺大佛亦貼泥飾金，原狀已掩。所以，從雕塑造型上來考察南朝造像已屬渺茫。
宿先生認為，「包括佛教形象在內的洛陽北朝時期的造型藝術受到南朝的深刻影響是無庸置疑的。其實，孝文遷洛即已決定進一步漢化之方略，舉凡都城設計、輿服制度無不參考南朝，中原人士一直到北朝晚期仍視江東為衣冠禮儀之所在，洛陽窟龕造像變化的重要因素來源於南朝，只不過是當時諸事中之一端耳。」
南朝盛行無量壽佛與彌勒佛信仰，北朝則以觀禪開鑿窟龕與雕造大佛像為主，到6世紀初也受到南朝無量壽信仰的影響。北齊晉陽蒙山和河南濬縣大坯山兩座倚坐彌勒龕像，亦皆源於南朝。南朝佛教遺蹟雖遠不如北朝眾多，然僅以現存之遺蹟，亦可論證南北朝文化傳承中屬於佛教文化的關係。這個問題事關中古歷史發展南北文化融合的大勢，宿先生敏銳地提出了這個課題，為今後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六
由於中國近百年是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在中國歷史學和考古學的某些課題研究上，外國人利用特權，掠奪資料，壟斷研究。譬如敦煌文書的研究，竟有「敦煌在中國，敦煌研究在國外」的說法。中國石窟寺的研究，也有類似的情況，雲岡石窟研究便是一例。
當年與京都大學水野清一共同調查雲岡的長廣敏雄教授，在看到宿白先生《〈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6年）和《雲岡石窟分期試論》（1978年）兩篇文章之後，於1980年7月在日本《東方學》第六〇輯上發表《宿白氏の雲岡石窟分期論を駁す》，對中國學者關於雲岡石窟的研究，作出了全面否定，極不客氣的予以反駁。長廣的這種心態，我們十分了解，日本學者對雲岡石窟的研究經營了多年，而今輕易地便被中國學者重新論定，實在是難以接受的挑戰。
長廣首先否認《析津志》所載《金碑》的真實性；因而對《金碑》中所稱的雲岡十寺的位置及其與今雲岡現存石窟之比定，也發生了懷疑。長廣認為研究雲岡石窟的年代與分期，不應重視《析津志》所載的《金碑》和其它歷史文獻，而應以石窟構造和造像的雕刻式樣為依據，也就是他所稱的以「式樣論」為依據。
長廣先生對宿白先生的駁難，實際上是涉及到中國歷史考古學上的兩個根本問題，一是中國歷史考古學應如何對待歷史文獻；二是中國歷史考古學應如何運用類型學（也就是長廣所謂的「式樣論」）。
繆氏抄校《大典·順天府》中《金碑》
中國歷史文獻豐富是舉世聞名的。中國考古學家應如何對待歷史文獻，是研究中國歷史考古學的一個首要問題。凡屬根據歷史文獻確定了的歷史史實，是不可變更的。具體的史料則要鑑別其真偽價值，因此，研究中國歷史考古的學者，應當具備史料學的知識和鑑別能力。
雖然，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與歷史學不同，但歷史考古學在斷定具體年代和解釋內容變化時，一定要利用歷史文獻資料，包括考古發現的碑刻銘記資料在內，這是歷史考古學所必有的內容和手段。中國歷史考古學在運用類型學時也顯然與史前考古學有所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是極其複雜的，類型學的排比有時並不反映它們的真正內在聯繫，我們必須把考古發現的遺蹟遺物置於大的歷史環境之內，按照不同對象，分別予以解釋。
以中國石窟寺的研究為例，既要考慮整個歷史的發展，又要從佛教史上予以特殊的分析。宿白先生通過答覆長廣敏雄教授的駁難，明確地闡述了這些問題。1982年他發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與日本長廣敏雄教授討論有關雲岡石窟的某些問題》一文。
宿白先生首先答覆了長廣關於懷疑《金碑》的問題。雖然《金碑》原石已毀，亦無拓本傳世，但元人熊自得於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 親自目驗《金碑》，並錄文於《析津志》，後被收入《永樂大典》。宿白先生廣徵博引，證實《金碑》的可靠性和熊氏錄文並無竄補，《金碑》所提供的資料是可信的。宿先生又探討了《金碑》中所記的十寺的歷史和十寺的位置，關於護國、崇教等寺的問題。最後，與長廣討論了「樣式論」的問題。
宿白先生指出：「長廣先生認為研究中國石窟的方法，第一，應從石窟構造與佛像及其它一切雕像、彩畫的樣式出發；第二，弄清造像銘記；第三，參考可靠的歷史資料、文獻；第四，參照研究史。長廣文章最後更明確地說：議論的根本是雕刻論，即高低、深淺的立體問題，那是基於視覺和觸覺的藝術。我們認為作為歷史考古學研究對象的雲岡雕刻，無論『樣式論』、『雕刻論』如何重要，但排比它們的年代和解釋它們的變化，都有賴於第二、第三兩項。第四項即前人研究成果……當然要吸取，但每當新資料發現後，必然要對以前的研究進行複查，這應是學術前進的共同道路；其實，就是僅就原有資料，提出另外的看法，也是經常出現的事，長廣自己曾屢次修正他們50年代的雲岡分期論，即是一例。」
宿先生強調「斷定第16-20窟是雲岡最早的曇曜五窟，並取得公認，它的重要根據是《魏書·釋老志》記載。判斷褒衣博帶式的服飾晚於通肩和右袒，最直接的證據是雲岡有關窟龕所提供的紀年銘記和《魏書》中有關孝文帝改革儀制的記錄。……考慮石窟問題，總是以第二、三兩項來探索、解釋第一項的。」
關於石窟寺考古類型學和分期的問題宿先生針對長廣的論點，作了闡述：「探索雲岡石窟的分期，我們就是從分析石窟的類型入手的。在《試論》中，我們沒有把第7、8雙窟放在第一期，即沒有把7、8雙窟和曇曜五窟放在一期，就是因為它們在類型的主要方面差別較大，如第7、8雙窟的形制、主要形象和形象組合以及裝飾紋樣等都與曇曜五窟有明顯的不同，而與第9、10雙窟等接近。至於造像的藝術處理與曇曜五窟中的第18、19、20等窟相似，我們認為那是次要的了。分期是手段，它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解決時間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們所反映的社會意義，因此，在《試論》中作了一些探索性的論述。這一點，大約是長廣所不感興趣的。可是，具有某些社會意義的類型與分期，不是更加強了所要解決的時間問題確切性嗎？至少我們是這樣認為的。」「很清楚，長廣是特別重視形象的藝術造型與技法的。這一項，我們並不懷疑它的重要性，因為它的差異，同樣也是植根於社會原因，所以它的時代特點也是極為顯著的。」但是，宿先生也特別指出造型與技法在幾年與幾十年的期間，由於社會新舊形式的轉換要有一個過程，不能截然區分。他指出「研究雲岡造像，我們應充分估計當時雲岡特定的歷史背景，而不宜以『樣式論』或『雕刻論』的一般情況來作硬性的規範。」
宿白先生的這些論述，清清楚楚地表達了中國考古學家對中國歷史考古學的一個分支——中國石窟寺考古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這些意見的形成是宿白先生在創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歷程中反覆思考的結果。
長廣敏雄教授研究雲岡所處的年代是20世紀的40年代，最遲也不超過50年代中期。中國考古學自50年代開始，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研究也已從50年代開始，作了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宿白先生領導主持了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創立。宿白先生和長廣教授是代表了，兩個不同時期研究中國石窟寺的學者。學術的發展和進步，與歷史的發展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它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落花流水春去也」，長廣教授所代表的中國石窟寺研究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以宿白先生為代表的中國歷史考古學家所創立的中國石窟寺考古學已經建立。這是中國考古學史上一個重要的學術成果。這便是我讀宿白先生《中國石窟寺研究》一書最深刻的體會。
《文物》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