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沈建中 1960年生於上海。職員。業餘致力於對近現代文化、學術和文獻文物及金融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寫作。目前專著出版有《抗戰漫畫精粹》《創造者》《緬想之溫暖》《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等；還編有相關文化作品、學術文獻和文史資料方面的書籍，已出版有二十餘種。
一
1977年深秋，熟人吳越君見我愛好攝影，帶我去拜訪她住的安福路上弄內的上海電影製片廠攝影總技師吳蔚雲先生（1907年—2003年），懇請他指導我學習攝影。初次拜見，老人家溫文爾雅，笑容敦厚，秀琅架眼鏡裡透出慈祥目光；師母糯糯細語招呼我吃茶、剝糖果，我端坐又自在，也跟著吳越君以及弄內眾人那樣喊起「阿公」「阿婆」。去了幾次，請益起來毫無拘謹，後來幾乎每周都帶著習作去討教。
「阿公」家是長方大間，靠左臨窗是八仙桌，用來吃飯和待客，進門右側老式櫥上方掛著越南政府頒發的錦旗，有次問起，他說1959年去越南幫助拍攝該國首部故事片《同一條江》；1969年胡志明主席向我國求援拍攝抗美侵略紀錄片，周總理派遣我們前往，戰火紛飛，幾乎都穿行在叢林中攝影，要麼隱蔽在小木船上拍攝沿河兩岸。回國前胡主席設宴，親手把獎章掛在我胸前並授我錦旗。聽他說得輕巧，可我一下子驚嘆：「阿公」也從事戰地攝影呵。他曾對我回憶與羅靜予合作《抗戰特輯》第一、二集和《電影新聞》第41、42號，拍攝沿途遭到日機轟炸，真是九死一生。我得知第一部直接描寫抗戰故事片《保衛我們的土地》（1938年）出自他執機的鏡頭之下。
作為我國第一代電影攝影師，既是電影攝影藝術家，又是電影機械專家。他告訴我，「文革」剝奪他拍電影，走出「牛棚」就到「淮國舊」淘了一架蔡司摺疊相機，堅持練習保持拍攝感覺。他常拿相機演示給我看，發覺我執機姿勢有誤，教我將取景框緊貼眉骨，左臂呈三角形抵胸的要領。每次傳授時，喜歡在我帶去的練習簿上畫光位、光影和構圖，一幅幅都像鋼筆速寫。我說正在學素描，他顯得高興，連連說這是攝影基礎，也談自己在美豐石印局學徒時，潛心苦學繪製香菸牌上古裝人物畫,練就紮實的美術功底。
有次巧遇來探望他的鄭先生，相談甚歡。等客人走後，介紹說：這位鄭先生是我二十年代初學時的老師鄭崇蘭先生的公子；我在「天一」公司當學徒，外國師傅只給幹雜活，便白天觀察拍攝，趁深夜凌晨攝影機不用時，拿著廢棄片頭苦練技術，鄭崇蘭先生私下指導我學習，從此我就尊稱他為老師。
那些年，中外老片都以「內部觀摩」名目放映，「阿公」常把票給我，有時著我陪他去看，有回看完英國影片《簡·愛》走出放映廳，興奮地對我說，攝影師水平高！色彩調子呈現和諧美感，每個鏡頭好像一幅幅精緻油畫，創造出使人著迷、令人難忘的場景；而有些影片過於鮮豔。我感到他對英美電影攝影用光、取景角度和畫面結構很有研究，他說，年輕時常到大光明影院看文藝片，大多是美國片，很出色的要看上三四遍。當時講究修飾光，就強記在腦子裡，再在拍片時摸索。同時也看他從前拍攝的影片，看後去請教，他總是笑眯眯地說說過程、講講趣事。大約與《桃李劫》（1934年）有緣，兩次得票「內部觀摩」，他說，此前拍攝近三十部影片，已逐步刻意在手法上趨向現實主義創作，可畢竟尚屬作坊攝製模式。當應邀拍攝「電通」首部影片《桃李劫》時，在藝術形式上大膽探索，拍了半年多，而補拍時更用功，又耗時三個月。1935年在「藝華」公司拍攝《逃亡》，他提議改變棚內擬景而到塞北實景拍攝，將角色置於自然場景中營造故事情節及角色內心的風雲變幻。可他說的這部得意之作，我至今都沒看過，甚為遺憾。
二
一般在休息日去「阿公」家，吃過午飯出發，要換三趟車到華山路武康路站下，拐進安福路，有時先上吳越君家報到，起碼將近兩個小時；「阿公」恰好午休起來，而一坐又要兩個小時，已是晚飯時分，「阿婆」都留我吃飯：「路嘎遠，來一趟弗容易，吃夜飯時還可講閒話。」有回，「阿公」聊到曾於吳淞看外景在老街合興館午餐，對菜餚價廉物美讚不絕口。這麼大老遠，兩位老人難以再往品嘗，我即起意，到下個周日早上，拎著裝有鋁鍋飯盒的塑料旅行袋，乘車到這家飯館，經與服務員商量十點半讓我提前點菜，紅燒鮰魚是招牌菜麼，響油鱔糊、草頭圈子、蒸扣三絲都是梆梆響的名菜，等菜上齊裝妥，旋即趕去。這餐夜飯，二老驚喜之餘，要與我算帳；我也自負幹了一件討好活兒。那晚，「阿公」興致勃勃地回憶早年跑龍套，還正兒八經地在影片《義妖白蛇傳》（1926年）中飾鶴童、《仕林祭塔》（1927年）中飾許仕林，講了表演門道兒，我聽得很是高興。
請益既久，我覺得「阿公」性格極好，謙和穩健，遇到尷尬人事總是笑笑而過。有回偶然笑談舊事，從前「天一」公司使用的收音機是請他仿造的，老闆言明付一千元，可拖拉沒付。後來「藝華」老闆急於邀他加入，拍胸說：這一千元我來付。一直到他離開「藝華」也沒付，無奈一笑了之。有時我想，在他的電影生涯裡輾轉很多攝製組，尤為自律，總是把成績歸功於大家。初去請教時，他剛「歸隊」，1978年春末，他在五號棚復出拍攝歌劇片《江姐》，十分動情，對我說掌機時，常想起兩位老友應雲衛、羅靜予在「文革」中慘死，很珍惜重新站在攝影機旁。這年初冬一個北風呼嘯的下午，他帶我去廠裡看這部新片試映，放映室內編導演員薈萃一堂，他帶著我坐最後排，放映前導演黃祖模硬拉他到前排入座，並帶領鼓掌表示敬意。那正是我年少易興奮期，一周後去見「阿公」時，仍沉浸激動之中。他一如往常和風細雨般地說，拍電影要注意合作，又強調說，為人處世不能驕傲，攝影創作更不該驕傲。前句我很能接受，後句有點困惑，因另有說法：做人不可驕傲，而藝術創作要張揚、有霸氣。至今記得，就是那次他用極為欣賞的口氣，談及日本小津安二郎那種平和的拍攝手法，其鏡頭感處處顯現謙虛格調。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小津的大名，約過二三年後我才看到他的電影，確實不同凡響。再過若干年我方有點覺悟出「阿公」此語的意味，是深長的。
1982年，「阿公」應邀指導《月到中秋》攝影，我請假一周跑到南京，往返都乘夜車，這樣整整七天都到片場觀看，他忙裡偷閒按分鏡頭本給我講解。每天拍攝持續到晚上，嚴恭導演請他先回，他不願提前收工。很晚用餐時，食堂飯菜都涼了，他不願給攝製組添麻煩。可私下跟我說，一吃冷食胃就受不了，難以入睡；這是在東影廠時落下病根。我想了想提議，等我回上海就去看望「阿婆」，她肯定冷清，如她想來南京玩，再買個電熱杯，晚上下熱乎乎的麵條給你吃。他當即說好主意。我回到上海照辦，買好火車票並送她到北站上火車，又打長途電話，請託攝製組派車接站。
我在福州路新華書店二樓「內部購書」處，買到吳蔚雲、錢江等著《故事片的攝影創作》（1959年版）；又在南京西路江寧路拐角那爿書店購得吳蔚雲等著《電影攝影》（1958年版），我都興衝衝地拿去給他看，他說是年輕人幫助記錄整理的，先是登在《電影技術》上。讀了他娓娓道來的論文無不散發其平常真誠謙遜的口吻。他還借我《電影藝術參考資料》，並把從前拍攝影片所運用藝術技巧、表現手法的實例，詳細分析講解給我聽。隨著對他的藝術觀與作品的了解，感悟其鮮明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善於細節性造型，布光考究，取景規整，鏡頭深沉舒展，形成質樸無華的寫實風格。起初我拿著習作去請教，他常常指出我生硬造作的毛病。如今想來，我在人物攝影造型表現方法上，尤其用光影調、取景構圖的技法，確實師從此出。
三
他重返影壇拍片，仍扶持推重年輕攝影師，幾次提出不在片頭掛「顧問」。當時，他年逾古稀，在現場精力充沛，我去參觀發現他有休息的特殊本領。每段鏡頭開拍前與大夥商定光位、機位和鏡頭運動，開機時就瞌睡，攝影機一停下，他又精神抖擻作布置。那回拍攝《於無聲處》（1979年），他老先生打盹，我跟著攝影師看拍攝，突然有人厲聲問我哪裡來的，正當窘極，他立刻睜開眼睛、吳儂軟語：「伊是我學生子。」我暗自得意，「阿公」可是「我國電影攝影三大家（吳印鹹、吳蔚雲、黃紹芬）」之一呵。不久，南京西路上海照相館櫥窗裡陳列「阿公」大特寫肖像，我路過附近就去欣賞。到了暑熱時節，我和幾位同學在新華影院看完電影穿了馬路，走過櫥窗前，我沒敢介紹。時已七八點鐘，一起到王家沙飲食店吃冷麵、綠豆刨冰，喝冰鎮啤酒。食畢壯膽，請同學們返回欣賞「阿公」大特寫，不顧羞愧道：這是我的老師。事後想想，僅僅「請教」而已，哪有資格當「學生」呢。
1983年秋間，他赴京住在八一廠招待所。碰巧我也去，抵京在工程兵大院住下就打電話，他安排滿滿的。可第三天晚上，「阿公」來電說後天返滬，讓我明晚到他那裡聚餐，都是他的老熟人。我按時趕到，客人已在聊天。「阿公」隨即介紹影壇前輩楊霽明，朱今明、錢筱璋、錢江都是「頂梁柱」。隨即到餐廳入席，幾位老先生對「阿公」以師禮尊之，我見了很感動。
原來，「阿公」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身為攝影主任，就是出了名的甘當「綠葉」，總把年輕有為的攝影師推前執機。朱老說進入影壇師從吳老，1947年合拍《遙遠的愛》，吳老又推薦執機《一江春水向東流》；錢筱璋先生說他也在「明星」受到頭號攝影師吳老指教，去武漢、香港都得到幫助；錢江先生多是傾聽，也忍不住說了吳老輔導他的事情。1938年底羅靜予帶領在香港攝製《孤島天堂》（1939年），「阿公」任攝影，錢筱璋先生任剪輯；錢江先生任錄音助理，他姐夫羅靜予擔綱製片人和技術主任，姐姐黎莉莉飾演主角。錢江先生說他姐姐原也要來看望吳老，不巧感冒。「阿公」細聲慢語說，「拍《熱血忠魂》（1938年）黎莉莉就是主角，到了《孤島天堂》她懷孕還堅持下來，我開玩笑說，戲拍完，兒子也有了，真好！」隨即聊起這個孩子「羅抗生」，我聽了暗暗吃驚，豈不是大名家羅丹先生呢，《原野》《一盤沒有下完的棋》都是攝影傑作。我忝陪末座感受到他們在電影創作生涯中結下的深厚情誼。
有件不無赧顏的事，1978年我悄悄地報考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名落孫山後才告訴「阿公」。那次進入複試有個考試課目，在淮海路電影局放映室觀看錢江任副導演並攝影的《海霞》，隨即寫篇影評。這次能見到錢老真有點恍如夢境。不料「阿公」提起我這一幻滅理想，介紹說楊霽明當過北京電影學院教務長、朱今明是攝影系主任，黎莉莉是表演系教授。後來我又去北京，「阿公」叫「阿婆」買了一斤老大昌餅乾，讓我代為看望黎莉莉教授。當時餅乾都裝紙袋，我生怕放在帆布旅行袋裡壓碎，用放大紙盒做了盒子存放。在京時特地去西總布胡同，可惜沒碰上，只得把餅乾請院裡人轉交。
現在想來，我都應該為他們拍攝肖像呀！1989年冬，我在北京聽中青報程鐵良君說，朱今明先生突發心臟病離世。回想見到朱老是多麼壯實呵。又聽「阿公」講過，錢江先生患了冠心病，我想到他高高英俊的樣子，覺得都為事業而心力交瘁，更不敢打擾。我倒是專門為「阿公」拍過肖像，「阿婆」還梳妝打扮一番，使用小型外拍機和人像膠片。翌日晚上衝洗時，因心緒不寧招致膠片不慎露光。如此出錯，一個月都不敢去。後來硬著頭皮去了，二老居然不提此事，就這樣被我矇混過關。可我再不敢為他倆拍照，至今愧恨不已。其實二老從未疾言厲色，如當時勇於認錯，說不定還能重拍。
1980年代後期，我漸漸地少去向他老人家請教了。究其原因，「阿公」曾商請張元民老師借調我到上影廠攝製組，沒得到單位放行；接著向老同事嚴恭導演推薦我去南影廠，未獲雙親允許。由此，我有志於電影攝影的高漲熱情僅剩挫敗感了，而經受這番磨礪，我開始全力投入到紀實攝影專題的拍攝，業餘時間「軋馬路」「穿弄堂」，晚上泡在暗房洗印。而我內心確實感到向「阿公」請教的十來年，尤其是他的虛懷若谷，對我的攝影經歷和為學處世都受用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