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散文詩詞作家、學者、能吏汪懋麟，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臨終前口佔絕句云：「惡夢虛名久未閒，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字，只在儒臣法吏間。」這首詩道出了汪懋麟短短44年人生的深切感悟。汪是典型的文人為官，他自況「儒臣法吏」。身為「法吏」，汪不是以威權壓人，而是以「法」以「理」服人。
1672年汪懋麟在中央高層秘書圈任內閣中書舍人期間，湖北道士朱方旦在京城活動頻繁，最後終因「挾邪說」左道惑眾獲罪入獄，後總算僥倖得赦。讓人都沒有想到的是，他出獄後竟名聲大振。朱藉機造勢，誇口「古號為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聞聽此言，汪懋麟坐不住了，提筆寫了篇《辯道》。文章指出，「士大夫之從山人遊者，崇奉太過，傳說不經」；更批評朱「高車輕裘，蔑禮逾制」，「不知恬退保身」。同時不忘善意提醒他，「萬一朝廷赫然震怒，問以術士妄言禍福之罪，山人其安逃耶？繩以惑世誣民之法，山人其何說耶？」
不久汪任職刑部（相當於今司法部）主事。當時京城有個姓武的小販駕著一輛馬車到南花園販米，當天夜裡投宿在一個名叫董之貴的人家裡。哪知董見財起意，於夜半殺死武。殺武后，他將武的屍體扔上武的馬車，然後鞭打了一下馬，馬車很快就消失在黎明前的黑夜中。說來也巧，這天凌晨武父有事出門，在路上驀地發現兒子屍體，那顯然是被馬車顛落的，但馬車卻無蹤影。悲痛萬分的武父當即循著蛛絲馬跡一路尋找過去，最後終於在一戶姓劉的家門口發現了兒子的馬車，於是便向地方官狀告劉某殺人越貨。儘管劉某再三辯解，案情還是在地方官的酷刑下被坐實。此案上報至刑部，汪一看即搖頭道：「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也。」接下來他親歷親為，牽來武某馬車，任其自行。結果馬車就徑直衝進董家，起獲米囊等贓物，一起謀財害命案真相隨之浮出水面，「懋麟收之貴，訊鞫得實，置於法」。汪在查實另一起命案並逮捕罪犯時，有人稱奉親王命前來說情，說涉案者是王府轎夫，希望汪能放過他。汪嚴正拒絕道，我身為刑官，更應守法。一語把說情者擋了回去。
汪在履職時「聽斷矜慎，雖強御不顧也」的堅持，終於無可避免地招來了一些人的忌恨。1684年秋，「忽有以蜚語陷（汪懋麟）君者」。致使汪獲「不安分，生事」罪遭革職，還險些被流放到邊陲寧古塔。人生遭此挫折，汪不由悵然慨嘆「此生未歷榮華夢，一輩空餘患難身」。這年9月，汪孑然一身離開京城，其行狀一如他詩中自況的：「獨驅羸馬出，懶別故人行。秋氣飄零狀，浮雲聚散情。廿年塵土夢，才聽曉雞鳴。」似乎堪稱迷惘的過去，在廿年過後總算清醒了。回到故鄉揚州，汪開始傾心讀書治學，「晝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將銳志著述，成一家之書」。歸園田居後，汪又去田數十畝建十二硯齋，頓見「舊時修竹重新綠，此後疏簾分外涼」。揚州西北鄉蜀岡有北宋文學家歐陽修構築的平山堂，汪以前曾為修復平山堂捐過資，如今有暇更不時遊覽平山堂。同行友朋常見他佇立於此，默然有所思。但他不語，也就沒人知道，那一刻他究竟在作何想。不過吟誦他臨終前留下的「半生心事無多字，只在儒臣法吏間」的詩句，或可讓人從中領悟到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