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閱讀提示
●毛澤東最早讀馬列著作的時間是1920年，讀的第一本著作是《共產黨宣言》。●延安時期，毛澤東讀列寧的著作最多，下功夫也最深。他說過:「列寧說理透徹，把心交給人，講真話，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敵人鬥爭也是如此」。
●毛澤東在延安時號召幹部學習時說過:「年老的同志也要學習，我如果再過10年死了，那麼就要學9年零359天」。他以自己的讀書實踐實現了這個諾言。
●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在於，他的許多思想理論既源於他讀過的書本，又高於他讀過的書本；他不僅能廣泛汲納書本知識，而且能融會貫通實踐經驗，因而能推陳出新，與時俱進，發展創新。
●毛澤東讀的最後一本書是平時喜歡讀的《容齋隨筆》；最後一次讀書的時間是1976年的9月8日5時50分，在醫生搶救的情況下還讀了7分鐘。
■在黨的第一代領導人中，毛澤東讀書之多、之廣、之深、之活，無人能出其右
毛澤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從讀書的角度講也可以說是讀書的一生。現在不是提倡創建學習型社會，號召全民學習、終身學習嗎？毛澤東可謂是終身學習、酷愛讀書的典範。在黨的第一代領導人中，若論讀書之多、之廣、之深、之活，無人能出其右。毛澤東早在少年讀私塾時，就讀了《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等普及讀物和「四書」、「五經」等儒學著作。從此，他一生讀書未斷，甚至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乃至極其艱苦的長徵歲月裡，都沒有間斷過讀書。
在長徵路上，張聞天夫人劉英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隨中央領導人長徵。據劉英講:那時「毛澤東身體較弱，有時躺在擔架上看書。紅軍到了毛兒蓋，沒有東西吃，肚子餓，但他讀馬列書仍不間斷，所讀的有《反杜林論》、《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等。有一次，他叫我:劉英，實在餓，炒點麥粒吃吧！他就一邊躺著看書，一邊從口袋裡抓麥粒吃」。
可以說，延安時期是毛澤東一生集中讀書比較多的時期。這是因為:
第一，從外在的客觀環境方面說，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以後，特別是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延安有了相對安定的環境，讀書條件顯著改善，讀書時間相對增多。
第二，從黨的事業需要方面說，雖然遵義會議改組了黨中央，先是糾正了「左」傾錯誤領導的軍事路線，以後又糾正了其政治路線，但「左」傾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的思想路線沒有來得及從根本上得到肅清。隨著抗戰的爆發，黨領導人民進行抗戰的擔子非常繁重，要正確處理好中國和日本、共產黨和國民黨這個「兩國三方」異常複雜的政治、軍事關係，不批判「左」傾教條主義、主觀主義，不對過去的革命經驗進行總結，並對廣大幹部和黨員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要使革命事業開闢一個嶄新局面，奪取全民族抗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當時儘管還未進入黨的核心領導層，但自遵義會議後他事實上已成為黨的集體領導的核心。因此，歷史的使命感驅使他多讀書，用馬列主義理論來武裝自己。
第三，從個人的自勵方面說，過去「左」傾錯誤領導對他的鄙薄、譏諷，促使他要如饑似渴地讀書。在中央蘇區時，臨時中央「左」傾領導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自詡，宣稱「山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批評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是「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右傾機會主義」等。在遵義會議上「左」傾錯誤領導的擁護者還譏諷他打仗並不高明，只會按照《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去打，不懂得馬列主義的戰略戰術。這段經歷逼使他「到延安就發憤讀書」。所以在這個時期他讀的書很多，也寫了很多著作。他通過各種渠道特別是周恩來從重慶購買各類書籍。他個人的藏書也多起來了。直至1947年撤退延安時，他將別的許多東西都丟下，帶著大部分書轉戰奔波，最後搬到了北京。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讀書的條件越來越好了。到「文革」前，他個人的藏書已有幾萬冊，形成了一個能基本滿足他讀書需要的藏書室。他讀的書擺的到處都是，有的同志可能參觀過，影視裡也有表現，連他睡的床上堆的都是書。他外出視察也帶著書。在外地還要借一些書。在杭州、上海、武漢、成都、廬山、包括廣州的圖書館，都有他借書的記載。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一書中，編者還附了一個他在1959年10月外出帶的書的書目，總計有80多種達幾百本之多，相當於一個小圖書館。
晚年毛澤東，身體不好，視力減退，不能看書了，就請人幫他念讀，或用放大鏡看著讀。據當年的圖書管理員講，毛澤東在臨終時還手不釋卷。他讀的最後一本書是平時喜歡讀的《容齋隨筆》。
這是南宋文學家洪邁，歷時數十年博覽群書，隨筆所記錄的讀書心得。最後一次讀書的時間是1976年的9月8日5時50分，在醫生搶救的情況下還讀了7分鐘。這就是說，他幾乎是在心臟快要停止跳動的時候，才結束其一生從未間斷過的讀書生活。他在延安時號召幹部學習時說過:「年老的同志也要學習，我如果再過10年死了，那麼就要學9年零359天」。他以自己的讀書實踐實現了這個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