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9日，一列開往包頭的火車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出發。這列火車本身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特殊的是火車上的一隊旅客，包括當時中國著名的學者徐炳昶、袁復禮、黃文弼、丁道衡等，以及瑞典探險家、地理學家斯文·赫定。這個團隊的名稱，叫做「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
更大的特殊之處在於，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中國為主、與外國平等合作的大型科考團隊，先後參與其中的科學家30餘名，中外各半，在中國西北地區超過450萬平方公裡的區域內進行了多學科的綜合考察。科考的過程當然十分精彩，但今天的話題，是科考成行前的故事，因為外國文物販子進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瘋狂盜取中國文物的情形，就在此次科考後一去不復返了。
引起學界憤怒的科考協議
1926年冬天，瑞典科學家斯文·赫定的第五次中國之行。在此之前，因為在中國新疆、西藏的一系列考察，赫定已經名聲大振：1895年，九死一生橫穿塔克拉瑪幹沙漠；1900年，則發現了震驚世界的樓蘭古城。不過這次來中國，斯文·赫定的任務是受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委託，為開闢經中亞通往中國的新航線進行包括氣象在內的綜合性考察。
1927年1月30日，斯文·赫定得到了大軍閥張作霖的半個小時的接見。這次見面的成果，是張作霖答應致電新疆督軍楊增新，為探險隊進入新疆打開方便之門。在此之前，斯文·赫定已經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考察許可，而張作霖的承諾，幫助他獲得了中國西北部所有省份的通行證。
赫定與北洋政府還籤訂了一份科考協議，主要內容是：中方人員至多2-3人，僅負責與沿路地方政府接洽；考察中各類成果，包括歷史文物，先送往瑞典進行研究，等中國有相應的研究機構後再送還中國。
不過這份協議的內容在1927年3月初流傳了出來，輿論登時一片譁然。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馬衡等，馬上聯絡其他學術團體負責人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3月5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北大考古學會、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中央觀象臺、古物陳列所等14個學術團體決定成立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發表宣言，反對外國人隨意進入中國發掘文物。
這是斯文·赫定萬萬沒有料到的，因為之前類似的探險活動屢見不鮮。從19世紀中葉開始，一批批外國人不斷地進入中國西部地區，一方面測繪地圖、勘察礦床、收集化石，另一方面則是發掘遺址、盜竊文物。
現在大家聽過的很多臭名昭著的文物販子，當年就是打著「科考探險」的旗號，在中國肆無忌憚地盜搶文物，比如美國人華爾納、俄國人奧登堡、英籍匈牙利猶太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以及日本人大谷光瑞。
不過，時間到了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經歷了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洗禮，在北京，也聚集了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接受過正規的科學教育，有比較強的科研能力，一部分還擁有留學背景，更重要的是，這些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和清晰的主權意識。因此，他們對外國探險者有著本能的抗拒，也敢於對當時北洋政府的決定說不。
「十九條」新協議
面對中國學術界的強烈反對，斯文·赫定終於知道僅靠北洋政府的同意，科考隊是沒有辦法成行了。1927年3月10日，斯文·赫定到北大拜訪了沈兼士，並表示會將此行所獲歷史文物全數由隨行的中國學者帶回北京。
作為一位科學家和探險家，赫定與純粹的盜寶人還是有所不同。他表示，中國人要求將所有考古發掘物保存在自己國家的博物館裡，是符合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的法律規定的。但另一方面，他也認為，無論是科學水平還是組織能力，中國人的研究水準還不足以組織一次大規模的探險活動。
接下來，就是中國學者和赫定一個多月的談判。雖然多有波折，但最終還是達成了協議。4月26日，雙方籤訂了「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為組織西北科學考察團事與瑞典國斯文·赫定博士訂定合作辦法」，共計十九條。
這份協議的主要規定有：這次考察由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下設的理事會監察；設中外兩名團長，擁有同等權力；須有至少10名中國團員參加；採集到的相關物品由中國團長負責運往北京，經理事會審查後處置；涉及中國國防的不在考察範圍之內；經費由赫定負責，中方團員每月補助850美元；考察期限暫定兩年；協議有中英文版本，但以中文版本為準。
在斯文·赫定的回憶錄中記載這份協議籤訂的一幕：「中方代表用飽蘸墨汁的毛筆剛剛寫下第一筆，一位攝影師按下了快門，閃光燈一亮。接著，我也用鋼筆籤了字。中文原件非常講究，用的紙已有200多年的歷史。」
「翻過來的不平等條約」
這份合作協議的籤訂，大大鼓舞了中國學術界。協議談判的參與者，聲樂學家劉半農曾經說過：「協議尤有一精彩之處，即該協議解釋，須以中文為準。開我國與外人訂約之新紀元。」並戲稱這是「翻過來的不平等條約」。
這之後，如果再有外國人到中國進行科考或探險，就必須以此協議為模板籤訂類似的書面協議，所以，以「尋寶」為目的的探險就根本沒可能繼續下去了。
比如，1929年3月，因無法接受中國方面的條件，美國人安德魯斯的探險計劃受阻，直到1930年他再次來華，不得不與中國方面籤訂了類似「十九條」的協議，才組建了科考團。又如，德國人德林克爾雖已組建探險隊，但因無法與中國方面籤訂協議而最終無法成行。再如，1931年法國與中國籤訂了類似協議，組建了中法科考團，但因法方不尊重中國主權，蠻橫對待中國團員，僅5個月就被解散了。
這次中國西北科學考察收穫巨大，科考時間大大超過了協議中的兩年期限，直到1933年才結束。居延漢簡的發現、白雲鄂博鐵礦的發現、恐龍化石的挖掘，以及對東亞寒潮的研究、對羅布泊的考察等，都是世界級的科考成果，對中國相關學科的發展更是起到了開拓性、奠基性的作用。
不過，比較遺憾的是，這個考察團本身卻湮沒在歷史中，未能引起認真的對待，當然，這與上世紀三十年代後中國的局勢風雨飄搖有關。國外一些學者，甚至國內部分學者，都是從國外文獻上才知道這個團體，就連中國《大百科全書》都認為這是一個「外國考察團」。而這次考察的重要發起者北京大學，校史上竟然也一度對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隻字未提。
關於90多年前的這次大型科學考察活動，其實有很多故事可以回味，有很多學者可以書寫。在當年那種政局動蕩、國家離亂、物質貧乏的環境下，依然有如此中國科學工作者，為了追求真理，探索科學，義無反顧地踏上科考之路，不得不為今人所感佩。而更加有意義的，是這份「翻過來的不平等條約」籤訂後，曾經猖獗一時的外國文物販子徹底銷聲匿跡，這對我國的文物發掘和保護工作來說，不啻為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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