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鄧軍，出身農村，對基層大地有著特殊而濃厚的感情。2018年7月，組織派我到銅仁市德江縣楓香溪鎮軟坳村駐村，我毫不猶豫，奮力奔向脫貧一線，成為了脫貧攻堅隊一名光榮的「戰士」。 我肩上背著雷鋒包，心裡裝著老百姓，去到農戶家裡，與群眾同坐一條凳子，同想一個法子，希望群眾多掙一疊票子，早日脫貧致富。駐村期間，雷鋒包成了我的忠實「伴侶」。
鄧軍（右）正在核對農戶信息
總覺著自己有著使不完的拼勁，也似乎不覺得疲憊，群眾整天都看見我奔走村裡，不是去群眾的家裡，就是到田間地頭，大家親切地稱我「鄧同志」。 2019年，結合土地增減掛鈎政策，群眾拆舊房有補助，我立即召開群眾會，勸說群眾在規劃範圍內對破舊房、危房進行拆除，不僅動員，還自己積極參與，上房子揭瓦，我第一個衝上去。 一次為幫助群眾補門窗，手指不小心被門夾壞，去醫院動手術拔掉了指甲，十指連心，沒等痊癒就又繼續投入了戰鬥。
我是山裡娃的「鄧叔叔」。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我很關心村裡的貧困兒童、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堅決不能讓他們失學輟學。 我積極爭取資金，為本村凡是考上二本以上的孩子進行額外的獎勵。積極協調民進吳中支部教育幫扶資金，為山裡的孩子送去了「及時雨」。隔三差五我會去看望貧困孩子和留守兒童，給他們輔導作業，送文具和衣服，山裡娃都親戚的叫我「鄧叔叔」。
我是攻堅隊裡政策宣傳的「好手」。入職前我曾是一名推銷員，無數次推銷失敗讓我總結了銷售技巧和溝通的藝術。村裡每個組開群眾會，同事都會請我去宣講一番，群眾聽得進，能明白，記得住，笑稱：「鄧同志講得明了，我們都懂了」。在平日裡，群眾有不明白的政策，都會打我的電話諮詢，所以，我的電話成了群眾的熱線電話。 我是同事的「好搭檔」。我經常會主動「獻殷勤」，幫助同事一起做事，一起攻堅克難。幫助核實數據，撰寫工作總結，印發宣傳單，常常工作到深夜，孤燈下總能看見我的身影，我成為了同事的「好搭檔」。 我是父親心目中的「大忙人」。父親身患高血壓，尿酸高風溼病，一個人在老家，只要天氣變化或飲食不當，腳就會痛，有時痛得連床都下不了，有幾次住院，都是請鄰居幫忙送到醫院的。但由於脫貧攻堅工作忙，我甚至都沒有去醫院照看過，所以，他經常說我是「大忙人」。 我是不稱職的「丈夫」。在妻子身懷六甲時，不曾陪她去做過一次產檢，妻子血糖高，醫生建議住院觀察，卻因為沒有人照顧，妻子沒有選擇住院，靠食物來調節。 生大寶時，妻子發著高燒還未痊癒，我委託家人照料後，便返回了工作崗位。至今二寶1歲多，幾乎沒怎麼好好抱過孩子。妻子苦笑著說：「孩子是我生，外婆養，爸爸都不曾來觀賞」。我心裡暗自愧疚，深知自己是最不稱職的「丈夫」。 我是孩子眼中的「假爸爸」。因為工作關係，我很少回家看孩子，從最初的電話、視頻聊天，到最後，一個星期都很難通上電話，孩子在電話那邊說著：「你是假爸爸，我不理你了」，可我的心裡是何等難受，心裡暗念著，等脫貧攻堅戰取得勝利的那天，一定帶著孩子去遊樂場，把失去的陪伴補回來，可這一天，始終還打著「欠條」。
我愛崗敬業，只因胸前的黨徽。我時刻牢記，自己是一名黨員，一名黨員就是一面旗子，我用堅守詮釋一名優秀共產黨員的初心，用肩膀擔起脫貧攻堅的重任。 終於，我與脫貧攻堅隊一起努力，實現了全村130戶530人順利脫貧致富，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我的駐村扶貧故事也因此而精彩。貴州日報天眼新聞記者
田勇 整理
編輯 胥芬芳
編審 楊儀 李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