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產、叔向、晏嬰三人分屬三國，他們各自為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而在春秋時期的舞臺上縱橫。正是他們三人的功業，使得當時弱小的國家有所依靠，因為戰爭殺伐減少，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因此說他們三人是當時政治上的主導人物也不為過。
三人同為執政大夫，皆屬士族出身，其中叔向與子產為其國同姓卿大夫，而晏嬰則為齊國的異姓卿大夫，這其中微妙的身份區別，致使他們對於國家有不同的態度。
《東周列國·春秋篇》晏嬰劇照
縱觀春秋時期，執政大夫事君謀國，莫勝於子產，其為人，《論語·公冶長》中說道：「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於魯襄公十九年為卿，從政之初，正逢晉楚爭霸最激烈的時期。宋國、鄭國兩國處於兩強勢力交界之處，形同兩強俎上肉。
因此，以鄭國之弱勢，當強橫之晉、楚，晉國勝則歸晉，楚國霸則從楚，疲於奔命。對外，已經十分不易，然而對內，則更是為難。鄭國公族「七穆」驕橫，子產一系不過是弱族而已。由魯襄公十年至三十年，這二十年間，各家族間互相傾軋、鬥爭激烈，當時子產已經為卿，然而他施政全力對外，對公族之間的是非，毫不過問。
子產對外功業彪炳，魯襄公二十二年對晉國徵朝、二十四年寓書勸晉國範宣子輕幣、二十五年以入陳之功獻捷於鄭、二十六年主張不御楚寇等等，以賢達著名於鄭。
子產治國
所以子罕以子產之賢，將執政的位置讓與子產，子產既握有權柄，遂將全部精力投入重建鄭國中來。
子產執政後的政績有：
一、運用政治手腕，安定強族，討平國內驕橫之公族，以輔國人。
二、從事四大建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三、作丘賦、增加賦稅，充實軍備。
四、鑄刑書，以法治代替禮治。
子產從政一年，內政以修，外患以平，國家晏然稱治，誠為當時政壇上有擔當的一位執政大夫。
叔向是晉國的外交家，又是晉平公傅，在晉國享有很高的地位。由於晉國為當時的霸主，許多記載叔向的資料，都是關於外交場合之中的言論，很難具體地交代他的從政成績。不過，如果將其言行與子產、晏嬰相比較，他應該是當時保守派勢力的代表，也是以禮著稱。
《東周列國·春秋篇》晏嬰劇照
從歷史的發展上來看，晏嬰、叔向、子產，毋庸置疑在當時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注意到，晏嬰、叔向、子產都是以堅持禮制的態度，來維持其既有權勢的保有，為了對抗外在政治環境的不斷變遷，他們將禮制視為不可動搖的根基。
事實上，對於晏嬰、叔向、子產三人而言，禮是無處不在的。在外交會面的場合、祭祀的場合、喪葬的儀式、政治上的封賞甚至於安定政局，都是禮的範圍。
鄭人鑄刑書，這是禮制的崩壞。在這一年，叔向給子產寫了一封信。我們都知道，鑄刑書是時代之趨勢，避無可避的，而子產只是高瞻遠矚地先行預知了這個未來的趨勢，所以就公布了刑書，也引起維護傳統禮制者的一片討伐之聲。
子產鑄刑書
子產難道不曉得會因此受到支持禮制者的譴責嗎？關乎子產對叔向的回應，可以明顯地看到子產在做這個決定時，已經知道拋棄他過去的「習慣做法」，必然會引起屬於禮治一派的非難，但是他還是毅然決然地做了這樣的決定，這是為什麼？
子產其實有不得不實行法治的苦衷，在當時還沒有鑄刑書之前，並沒有明確的懲處方式來規範那些犯了罪的人，子產在治理國家時注意到了鄭國的各項問題，禮已經不足以解決這樣的情形，所以子產選擇了法治。
對於叔向而言，子產背棄禮治的行為，他是完全無法諒解的。禮對於叔向來說就是：「政之興」，禮貫通了所有政治問題，並且可以解決任何的政治爭端。由今日我們所能見到的關於叔向的記載看來，要叔向認知禮無法含括現實人生所遭遇的全部問題，是很難的。
史書中的叔向，就人品而論，既不貪也不狠，也不奸詐，他勇於把自己的觀點直接表達出來，以至於連季札都勸他要少講話，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這樣的人必定對自己認定的事實相當堅持。
《東周列國·春秋篇》晏嬰劇照
子產、叔向同屬公族出身，國家興亡，如同家室興衰，彼此唇齒相依。晏嬰則不然，他是齊國的異姓大夫，與齊國公室之情感，當然比不上子產與叔向對鄭國、對晉國，這使得晏嬰雖然重視禮，可以定家國卻又無法貫徹。
上有齊景公這樣的昏君，下面又是民生困苦的黎民百姓，又屢屢面對「不用則去」這樣的困境，晏嬰雖然力行禮治，卻發現不能完全依賴禮來規範、約束整個國家。因此，他借用管仲法治的觀點，如此一來，雖然使得禮得以順利推動，然而禮卻沾染了法的強勢性，不再溫厚。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何嘗不是造成了禮逐漸喪失其原有的本質，終導致禮制崩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