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中國的創新發展可能比美國...

「中國的創新發展可能比美國還要快」，日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埃德蒙·菲爾普斯（EdmundS. Phelps）在騰訊微講堂對其的訪談中高度評價了中國的創新能力。菲爾普斯是在參加由《北大商業評論》主辦的第二屆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中國峰會期間（3月14日-16日）接受此次訪談的。

但菲爾普斯認為「中國的本土創新做的還不夠」，他稱國企「無法最大限度推動生產力提高」，應讓「優勢更大」的民企更容易得到融資，以便「極大地推動創新」。

作為經濟學家，菲爾普斯的一個重大貢獻在於發展了美籍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熊彼特認為創新是科學家和航海家的專利，而菲爾普斯提出了大眾自下而上創新的概念。去年，他曾在諾貝爾北京論壇上公開批評，「年輕人擠著做公務員是一種嚴重浪費」。

下文分「話語」與「核心觀點」兩部分，介紹了菲爾普斯的相關言論：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

話語

（1）原以為中國100%從國外轉移技術，經過調查，發現中國也有創新。估計過去數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有2%來自創新，高於美國的1%。

（2）中國的本土創新做的還不夠，沒有達到美國在1820年代、1960年代大規模創新的水準。如果不發展創新，總有一天，中國會發現沒有技術可轉移，經濟停滯不前了。

（3）國有企業無法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率，要讓民營企業更容易得到融資，可以極大地推動創新。
      
（4）熊彼得認為創新是科學家和航海家專利，不相信商業領域可以創新，我的觀點恰恰相反，商業領域可以創新，而且這種自下而上的大眾創新，對於未來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至關重要。

（5）廣泛的教育對創新有一定幫助，但不等於創新。創新需要冒險和忍受孤獨，傳統的家庭觀念可能是個阻礙因素。 

核心觀點

觀點一：中國也有創新，甚至多於美國；中國還需要在本土創新上做的更好

我曾以為，中國只是100%從國外轉移技術，但當我去到工廠，和商人交流，我意識到中國也有創新。               

我們估計，過去數十年，中國年均7%-9%的生產力增長中，約7%或8%來自國外技術轉移，以及從沿海地區向內地的技術流動。儘管如此，還是有2%左右來自創新。這個數字可能看上去很小，但美國只有1%。所以，中國的創新發展可能比美國還要快，但因為我們過度關注中國經濟增長的其他來源，忽視了創新。       

很多人已經習慣了技術轉移，但這不會永遠存在，中國必須進一步發展創新。如果美國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一直保持在2%、3%，中國可以一直依賴技術轉移，但實際情況不是如此。       

從1970年代開始，美國生產力因為商業領域的創新而迅速增長。後來，歐洲開始轉移美國的新技術，幾乎轉移了它需要的所有技術，但大概到1990年代，歐洲的生產力幾乎停止增長。這一幕也可能發生在中國。如果不發展創新，中國可能有一天也會發現沒有技術可以轉移了，那時經濟就停滯不前了。

對於中國正在消失的「人口紅利」，我們一直預計中國工人的薪酬會上漲，因為生產力提高了，財富增加了，薪酬自然會隨之增長。中國正在竭盡所能地解決這個問題，但在本土創新上做的還不夠，還沒達到美國在19世紀20年代、20世紀60年代的大規模創新，因為中國本土的創新沒有覆蓋到企業界的每一個人，一直到草根階層。一個國家如果想成為世界的領導者，要促進生產力和工資的上升，必須要有本土的創新，要有很多中國人參與到大眾創新的過程中來。       

觀點二：讓民企更容易得到貸款，有助於中國的大眾創新

 公共部門缺乏洞察力、願景和商業經驗，無法了解應該投資什麼樣的項目，也沒有足夠的洞察力選擇恰當的合作夥伴。國有企業選擇的一些項目也無法最大限度推動生產力提高。

相比之下，私營企業擁有更大優勢，因為很多CEO已經成功創建了公司，證明了自己的勇氣和謀略。私營企業面臨的挑戰是技術本身的複雜度，而國有企業和公共部門的挑戰則在於商業判斷力和洞察力。       

所以，中國可以大幅度調整銀行融資安排，向私營企業提供更多資本，使大量資金能夠基於純粹的商業和利潤基礎來進行借貸，提供給民營企業，這樣就能夠極大地推動創新。當然，金融業也要有商業頭腦和經驗，要有能選出有成功潛能的企業的慧眼。       

觀點三：創新不是精英的專利，大眾也能創新

19世紀初期英美生產力騰飛，人們很開心、專心地工作，非常滿足。這並不是因為科技進步，當時並沒有太多新的科學發現，取而代之的是商業領域的創新不斷湧現。商人不斷創造、開發出新的產品，這些成功是一種經濟和商業上的創新，不是科學上的創新。       

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只有科學家和航海家才能創造新事物，商業部門唯一能做的就是運用，完全不相信商業領域也可以創新。菲爾普斯的觀點恰恰相反，相信商業領域的這種自下而上的大眾創新，對於未來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至關重要。       

觀點四：創新不等於高素質教育，創新需要冒險

19世紀美國在商業領域的創新是一種文化，一些價值觀激勵了創新，人們對創新感興趣，樂於創造新事物。但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末，創新浪潮迅速消退，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傳統的價值觀又開始出現。       

廣泛的教育對創新很重要，一些高科技公司的創新主要來自於受過教育的精英人群。但很高的教育背景並不等同於優秀的創新條件，就算有極高的受教育程度，也並不一定有創新的火花。19世紀美國商人主要在農場、城鎮的工廠和辦公室工作，一樣有很多創新。       

創新必須有足夠的洞察力。光有創新的願望，並不意味著就能做到創新。創新是極難的，既需要新產品的想法，也需要洞察或預見用戶喜好，而這要靠經驗而得，所以你無法期望一名剛畢業的清華大學學生可以一蹴而就，雖然會有例外。       

家庭價值觀可能會阻礙年輕人從事具有創新冒險和挑戰的職業，這個問題在美國和中國都存在。同時，企業家很多時候不得不任人唯親，這樣也會影響創新。

中國人很重視知識的作用，很多中國學生學習很投入，但創新需要長時間的孤獨思考，在孤獨思考過程中找到一些原創的洞察力、非傳統解決方案，中國人到底多大程度上願意忍受這樣長時間的孤獨，脫離他的朋友圈和家庭圈？對於中國的年輕人來說，多大程度上願意進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呢？這是需要花時間的。       

所以，對於怎樣才能推動創新，我有個比較瘋狂的想法，就是中國人應看看價值觀裡有什麼內容阻礙了創新。或許可以要求中國的母親跟孩子說：「別去公營部門捧鐵飯碗，要去私營部門冒險，去自己執生。」       

埃德蒙•菲爾普斯，美國經濟學家，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被譽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締造者和影響經濟學進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2006年，他因「在宏觀經濟跨期決策權衡領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菲爾普斯著有《大繁榮》。在該書中，他集中研究了「經濟如何增長？」、「經濟繁榮來自何處？」、「繁榮的源泉在今天為什麼受到威脅？」幾個問題。該書全名為「大繁榮：草根創新如何創造就業、挑戰與變局」（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and Change）。菲爾普斯認為大眾創新是上述幾個問題的答案，這也是他此次中國之行的核心觀點。

翻頁請看菲爾普斯在論壇演講的文字實錄

 

埃德蒙•菲爾普斯：女士們，先生們，早上好！我今天早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國所面臨的另外一個挑戰。人們已經開始進行探討這個挑戰了，但我想我們還可以探討很多。這是一個獨特的視角，在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當中，我要講的這個挑戰是一個獨特視角的挑戰，它是來自於人類福祉的想法。

人類福祉不僅僅涉及到消費和娛樂，人類福祉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就是繁榮，這裡有物質繁榮、有非物質繁榮。物質繁榮是來自於一個非常成功的人，他自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或者他有很好的技能、高薪的工作，他會覺得自己的生活是一種繁榮的生活。現在我們知道我們工資的上升還有換工作的便利性可以促進我們實現一種繁榮的生活，當然也有非物質的繁榮，非物質的繁榮主要是來自於能夠給我們帶來挑戰的工作，這些工作需要我們發揮創新精神，可以促進個人的成長。如果說西方能夠回到他們高速創新的道路上，正如西方在全盛時期1820年所開始的全盛時期的創新精神，中國會去分享西方的繁榮。

西方工資的上升，可以通過外貿轉移到中國，而這種工資的上升也可以促進就業機會的上升，西方生產力的上升也會滲透到中國和其他國家，但實際上西方的創新看起來好像出現了大幅度的下滑，從二戰以來德國和英國的創新精神大幅度下降了。在二戰之前的數十年創新的精神，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法國的創新精神也下降了。

我們都知道中國從七十年代以來的生產力增長和創新要大幅度低於美國，可能中國有這樣一種擔心，將來會重蹈歐洲覆轍。中國將來可能會喪失掉生產力上升和工資上升的源泉，這需要中國進行高速的本土創新。

如果說一個國家要想成為世界的領導者要促進生產力和工資的上升必須要有本土的創新，即使有一些西方國家確實能夠恢復高度創新所需要的活力，他們的創新的活力和相應的非物質的繁榮也不會促使中國出現相應程度的非物質繁榮，中國的非物質繁榮需要很多的中國人參與到創新的過程中來，我把它稱之為草根創新。

在我看來中國的經濟，按照它現在的組織架構將無法去產生多數人實現非物質繁榮所需要的草根創新。除非西方讓我們感到非常的驚訝。大家可能頭腦中有一些問題，這樣一種繁榮聽起來非常好，我們應該都想要這樣的一種繁榮，但是繁榮是否對人們來說真的很重要，而現在我們工資的水平和財富都已經達到了充足的水平，我們是否需要這樣一種繁榮，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組織架構的改變來開啟一個道路，促使中國人能夠去從事高回報、創造性和冒險的事業。

最後一個問題，中國人的一些傳統是否能夠允許和驅動他們，朝著繁榮的道路奮鬥呢。我們看第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人發現要去體驗物質繁榮和非物質繁榮如此重要，現在我們的工資水平和財富都達到了比較舒適的水平，有些人覺得能夠擁有世界上最大的GDP就足夠了，或者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超級大國也足夠了，還有一些人覺得有了足夠高的工資，有了財富、休閒、長壽就足夠了，比如OECD的一個Sdeglce委員會就有這樣的想法，這兩種流派並沒有捕捉住繁榮對生活的重要性，而西方和中國的倫理學界在這方面持有更先進的一種看法。

首先我要給大家介紹一下西方文明。亞里斯多德指出一個人應該自由選擇能夠給他提供最佳幸福前景的一種生活方式，我們把這種概念稱之為youdmeyia，用英語撰寫文章的人把這個概念翻譯成幸福，這可能是西方個人主義最早期的表達，個人主義即為自我行動的一種價值觀，來追求一種美好的生活。關於道德的那本書，亞里斯多德指出，一個人通常覺得別人的生活方式是他所羨慕的，他們非常想過同樣的生活，他們想去過同樣的生活方式，這種人們羨慕的生活方式，亞里斯多德稱之為美好的生活，他後來指出美好的生活即人們想要過的一種生活是充滿了探索和發現的生活，儘管他對於自我發展舉的例子是學習，當然我想學習這個例子可能不會給現在的很多讀者帶來啟迪。

最近一些哲學家建議把亞里斯多德「美好生活」的概念翻譯成「繁榮的生活」，中國文明是什麼樣的？孔子的影響可以和西方亞里斯多德的影響媲美，孔子思想的大成《論語》是涉及到倫理道德觀的，正如亞里斯多德的那本書也是涉及到倫理道德，他在書中問到，一個個人能夠選擇的生活方式是什麼樣的？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是美好的生活？他回答要去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為了進一步解釋自我實現是什麼意思，我要告訴大家，這樣一種倫理道德的行為是自我價值的實現，比如非常有名的孝順這個觀念，根據孔子的思維方式孝順並不是強制性的，他是一種天然的父母和子女間的互惠行動，是為了回報父母給子女顯示出來的愛。

這樣的一種自我價值實現的概念是什麼呢？當我閱讀這本書的時候，自我價值的實現是通過自我修養尋求獲得的，即自我的修身養性就是要不斷的獲得知識，儒家在自我修養當中，希望在社會和個人中達到一種平衡，孔子談到了君子和仁人的概念，他們的自我價值的實現是來自於滿足他人的願望，為其他人服務來實現自我價值。這樣的一個人，並不是代表一種規則性的行為，但是自我修養主要是個人修身養性，這是一種核心價值觀。不斷的尋求和獲取知識是很有價值的，它的價值應該是在19世紀，在現代時代的全盛時期展現出來的，當時對於新知識的獲取，在英國和美國的城市，後來又在德國和法國的城市出現了爆炸性的發展，很多人不僅僅要獲取其他人已經獲得的知識，而且要獲得新知識，他們要去獲得新概念，去驗證和檢驗這些概念，來使這些概念的有用性得到接受。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一些錯誤的想法和信念被人們排斥和發現，新知識被人們獲得。

在商業界、藝術界、科學界都是如此，在美國也是如此，這是一種大眾的創新，即社會草根的創新，很多普通人都體驗了一種史無前例的非物質繁榮，很多人參與到工作場所的挑戰當中，很多人實現了自我的升華，他們參與到未知世界的探索中實現自我的升華。人們是否珍視和歡迎這樣一種體驗，在我的一本書中，有一章涉及到藝術、小說和音樂，有些人他們在19世紀不斷的尋求生活的體驗，人們直接的觀察是什麼樣的。美國總統林肯在1858年的時候，涉及到美國的經濟體驗時，他提到了他所看到的物質繁榮即工資的增長，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們的熱情，對於新事物的渴望和熱誠。他看到人們作為消費者和生產者，為參與到經濟活動中的新產品、新方法的發現，他們感到非常高興，他們非常願意投入到新產品和新方法的發現中，這裡也有一些哲學家提出了類似的想法。在德國的尼採，美國的威廉詹姆斯和法國的伯格森，他們是19世紀的哲學家，他們重新建構了美好生活的概念，他們致力於發現一些新的思維方式、新的體驗，創造、檢驗和嘗試，個人的增長就來自於這樣一種體驗，在現代版本的美好生活當中，所有這些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要看到中國實現繁榮的經濟發展，如果西方無法重獲過去的創新道路，中國需要實現創新。中國能否實現大規模的創新，在整個經濟鏈條中，到草根階層都實現創新呢，中國能否促進人們參與到這種回報豐厚的、富有創新精神和冒險精神的職業生涯中呢？我們通過直接觀察和統計學的調查顯示出，中國本土創新現在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但還沒有達到美國在19世紀20年代、20世紀60年代的大規模創新，這種創新並沒有覆蓋到企業界的每一個人，一直到草根階層。

當然這是具有挑戰性的任務，創新是很難的。即使是一個充滿了企業家精神的經濟體，比如說中國，可能並不具有很高的創新精神。真正的創新並不是注意到一種機會，它是取決於對一種新產品的設想，一種新方法的設想，還有對於經濟發展的一種新的洞悉。而這些洞悉和設想往往來自於創新家個人的知識。開展創新不僅僅是一個冒險，冒險是可以保險的，但我們進行創新相當於躍入虛空，它有著我們無法預見的道德成本和道德市場的接受度，它需要我們有恰當的點子，還有非常聰明的投資家能夠選擇恰當的企業家才能成功。

到底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制度和政策才能進一步推動大規模的大眾創新呢？從體制角度來講，中國可以說是喜憂參半。在某些角落，有一些人認為公共部門或者是國有企業能夠極大地推動創新，但我覺得這樣的觀點非常天真，實際上公共部門缺乏洞察力、願景和商業經驗，他們沒有辦法了解什麼樣的項目是應該投資，什麼樣的項目不應該投資，他們也沒有足夠的洞察力選擇恰當的合作夥伴。比如，在藝術創新上，公共部門就沒有發揮很大作用，我們知道這些藝術創新都是由個人、藝術家來推動的，為什麼要讓國家或者是公共部門在其他方面的創新上發揮很大的作用呢，比如在商界的創新，我想這樣一種期待是非常奇怪的。比如，在國有企業的部門，他們選擇經理的方式並不是基於企業判斷能力的基礎上，而且他們的資金分配使他們支持的一些項目並不一定能夠最大限度的推動生產力的提高，相比之下在民營所有權下的企業，他們擁有更大的優勢，因為很多的CEO已經創建了成功的公司，他們已經證明了自己的勇氣和謀略，某些小企業的CEO沒有足夠複雜的技術，來獲得創新和發展。對民營部門來說，面臨的挑戰是技術的複雜度，對國有企業來說比較大的問題是商業判斷力和商業洞察力。

在中國可以通過大幅度的調整銀行融資安排使得大量的資金能夠基於純粹的商業和利潤基礎來進行借貸，這樣就能夠極大地推動創新。我們知道要高度創新就需要相應的一些貸款提供給私營企業，進行項目的投資，還有包括一些創新項目的投資。廣泛的教育也可能能夠極大地推動這一點，去年我們也談到了這些創業企業，如果創始人有更過的教育水平，他們的成功機率更高，但哪怕擁有非常高的教育背景也不說明你具有優秀的創新條件，你必須有足夠的商業洞察力。

現在我們看到在建造這些體制和機制方面，中國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實際上也極大地推進了創新的發展，但是中國人是否有恰當的態度能夠去推動和驅動創新，使得創新能夠遍地開花呢？在我的這本書《大繁榮》裡面，我提到了英國和美國高度創新的產生並不是由於體制和機制的建立，實際上在19世紀20年代，這些體制機制，包括公司、銀行和其他的機構，他們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如果想要在大範圍的程度上推動本土的創新就需要人們有活力，人們要有意願進行創新，需要有智力能力和需要接納廣泛創新的大眾。所以，這種大眾的創新是需要有特殊的文化，需要有一系列的價值觀。在我的書中提到了這種文化，在英國和美國也是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才達到了一定規模，但我認為目前在英國和美國這種文化也出現了下降趨勢。

目前大眾創新需要有這樣一個特殊文化的主宰，到底在中國人裡面是否有這樣一個文化能夠去推動大規模的本土創新呢？很多人辯論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到底有沒有很多人願意去創新，標新立異、推出一些新產品，當然中國人非常重視知識的作用，在儒家思想中的修身修養的傳統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我們看到很多中國學生也是非常投入的學習，但是我覺得要進行創新，是需要有長時間的孤獨的思考，在孤獨的思考過程中能夠找到一些原創的洞察力，找到一些非傳統解決方案，到底中國人多大程度上願意去忍受這樣長時間的孤獨？而且創新也要求一個人能夠去標新立異提出和別人不同的觀點，也有可能因為創新他不得不脫離他的朋友圈和家庭圈，中國人多大程度上願意脫離呢？

去年有人提到，在很多大學裡的學生家長都希望他們的孩子找公務員的工作。美國一位年輕的作者阿里•斯諾德也在上周寫了一篇文章，他說美國的新一代年輕人願意墨守成規，不願意去創新，對於中國的年輕人來說，你們多大程度上願意進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呢，這是需要花時間的。

大家知道美國在數十年前遭受到了活力喪失的嚴重損失，在我的書中提到過，家庭價值觀可能會阻礙年輕人從事具有創新冒險和挑戰的職業，在中國的家庭中也會存在這樣的問題，到底家長多大程度上願意讓自己的孩子離開家鄉、離開國家去尋求一個具有冒險和創新的職業呢？當然，目前根據我的觀察在中國這還不是問題，我也希望有更多統計數據能夠證明這一點。

我們看一個相關問題，在很多國家都有社會上的創新障礙，如果一個企業家想開拓新企業，他要選擇最佳人群來為他工作。對於企業家來說很多時候不得不僱傭他的家人和親戚，任人唯親，這樣企業家就不願意去創新了。

最後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創新的能力，一個偉大的創新者，像賈伯斯，他有著非常獨特的洞察力，他知道什麼樣的產品能夠賣出去，而不是看這個產品是多少。在中國希望能夠實現大規模的創新，不僅僅要有人們創新的意願，同時也需要有相應的洞察力和願景，在全球層面的創新需要中國企業必須了解什麼樣的產品能夠適合外國人，也能夠吸引中國人的喜愛。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