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加裡·S. 貝克爾 (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來源：本文為作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的現場演講
本文共計18227字數，閱讀約需要21-25分鐘。
一、經濟學方法
我的研究利用經濟學方法，分析一些大多數經濟學家並不涉及的社會問題。這篇演講將簡單說明一下這種研究進路，並用本人以往研究和當下關心的工作中的一些例子，對之做進一步的詮釋和說明。
與馬克思主義式分析不同，我所指稱的經濟學方法並不假定個體行為背後只存在唯一的自私或獲利動機。毋寧說，這僅僅是一種分析方法，並未對個體行為做出某些獨特的假定。和許多人一道，我也一直苦口婆心地規勸我的那些經濟學同行們擺脫狹隘的自利假定。事實上，個體行為背後的驅動力，不僅有諸多價值信念，還應包括豐富的偏好要素。
這個分析方法假定，不論出於自私、利他、關切、怨恨抑或是受虐的動機，個體總是最大化他們自己所認為的個人福利。他們的行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並在一定時間內保持穩定。具體來說，他們總是儘可能對行為結果的不確定性進行估測。當然，前瞻性行為可能還是植根於過去的經驗，因為後者對生活態度和價值的形成存在長遠而持續的影響。
個體行為的約束條件，不僅包括收入、時間、不完美的記憶和計算能力以及其他稀缺資源，同時還受限於經濟生活中可供選擇機會的規模等。而這些機會，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其他個體和組織獨立或集體的行動。
不同情形對應的關鍵約束條件可能千差萬別，但最根本的行為約束是時間的有限性。儘管經濟和醫療條件的進步業已大幅度延長人的壽命，但時間的物理性流逝依舊沒有任何改變，每個人每天只有24小時。因而，即便富裕國家中的物品和勞務消費已經得到極大的豐富和擴展，但可供消費的時間總量仍然保持不變。
因此，在富國和窮國一樣，人類的許多欲望同樣沒得到滿足。雖然物品的日益富足，可能使新增加的物品價值有所降低，但是時間在這個過程中的重要性卻愈發凸顯。在烏託邦式圖景中，效用最大化無關緊要，因為每個人的需要都能得到完全的滿足。然而，時間持續不斷的流逝，使得這樣一種烏託邦實際不復可能。Becker（1965）和Linder（1970）對這些問題做了一定的分析和討論。
接下來的幾個小節，我們用四個完全不同的例子詮釋這種經濟學研究方法：為了理解對少數派的歧視，有必要擴展偏好集以容納對某些特殊群體的偏見和怨恨；犯罪的經濟分析則探究理性的非法行為和其他反社會行為；人力資本進路考察人們在市場和非市場中的生產率表現如何受對教育、技能培訓和知識積累的投資而改變；家庭的經濟學分析則運用效用最大化和前瞻性行為，解釋結婚、離婚、生育以及家庭成員之間關係的構建。
二、對少數派的歧視
對外人的排擠和歧視其實一直存在，但是除了有限幾個討論婦女僱傭問題的例子（參見 Edgeworth，1922；Faucett，1918），20世紀50年代以前，經濟學家們對此問題幾乎未置一詞。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就開始憂心種族、宗教和性別歧視問題，並用甄別係數（discrimination coefficient）分析對特定群體的偏見和敵對行為。
和通常的假定——即認為僱主只考慮僱員的生產率，工人們對和什麼人一起工作漠不關心，客戶也只在乎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不同，甄別係數的分析涵蓋了種族、性別和其他個人特徵要素對偏好、態度的影響。即便報酬豐厚，僱員們可能還是拒絕在一個婦女或黑人手下幹活；或者類似地，客戶也可能不喜歡和黑人汽車銷售員做生意。唯有通過擴展通常的假定，我們才可以理解少數派在爬升前進過程中所遭遇的種種障礙。
一般認為，少數派所遭受的有形的工資或僱傭歧視，不僅取決於歧視性偏好，同時還受其他因素影響，比如競爭的激烈程度和人權立法等。然而，除了亞當·斯密提出的重要的差別補償理論，以及鮮有的幾個重要研究，比如繆爾達爾的《美國困境》（American Dilemma），20世紀50年代分析歧視與其他因素之間的互動的可供參考的材料委實不多。我歷經數載構建了一個理論，研究收入和僱傭上的實際歧視如何受歧視性偏好的影響。另外，我的理論還討論了諸如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多數群體中甄別係數的分布狀況，少數派在教育和培訓上的可獲性，以及由中位投票人（median voter）和投票機制決定的對少數派有利或不利的立法等因素對實際歧視的影響。由於這個領域內有待探討澄清的問題如此之多，我的博士論文導師們建議我將博士論文（Becker，1955）做進一步的深化併集結成書（Becker，1957）。
市場交易中對少數派的實際歧視，本質上融合了僱主、工人、消費者、學校以及政府的歧視。分析表明，有時候大環境緩和了既定量的偏見，但是其他時候卻又加劇了偏見。舉例來說，當許多公司能夠有效率地主要僱用黑人或婦女，那麼生產效率等同的白人和黑人、女性和男性在工資上的差異，將要比對黑人和婦女的歧視本身要小得多。
實際上，在一個生產規模報酬不變的世界裡，具有相同技能分布的兩個分立經濟完全能夠擺脫歧視問題；並且，儘管對分立的少數派的歧視依舊存在，但是其他資源的收益率及工人工資水平最終都將相等。因此，市場交易中多數人對少數派的歧視之所以能夠成功，那是因為少數派無法供給足夠多樣同時又足量的技能，讓公司願意專門地僱用這類工人。
如果多數派與少數派的數量對比非常懸殊，比如，美國的白人數量是黑人的9倍之多，並且人均人力資本和實物資本佔有量也比黑人多很多，於是，由多數派主導的市場歧視，對他們自身的收入水平幾乎不會有什麼影響，相反卻使少數派的收入受到大規模的侵蝕。然而，一旦少數派的規模在總人數中的佔比變得較為可觀後，由多數派主導產生的歧視，最終也將使己方利益受損。
有關南非歧視問題的分析，給以上命題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詮釋。南非的黑人比白人多4到5倍，歧視黑人讓白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儘管有些白人群體從中還是有所漁利（參見Becker，1971，pp.30—31；hutt，1964；Lundahl，1992）。而歧視黑人所帶來的不菲代價，也可以解釋為何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以及其他由南非白人發起的種種赤裸裸的對黑人的歧視，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我對歧視、偏見的分析給許多經濟學家留下了這麼一個印象，即市場中的歧視在「長期」中將會自我消亡（似乎是Arrow（1972）第一個做出了這種論斷）。他們的這一看法是錯誤的，因為我曾指出，不願進行歧視的僱主最終戰勝所有施行歧視政策的僱主，這不僅取決於潛在僱主們歧視性偏好的分布，而且更重要的還取決於廠商生產函數的性狀（參見Becker，1971，pp.43—45）。
從經驗上看，僱員和客戶們的長期歧視性態度更加關鍵，相比於僱主，他們是市場歧視更為重要的源頭。沒有理由預期，長期中這些群體的歧視行為將會隨著競爭逐漸淡化，除非我們擁有足夠多的高效率分立廠商和同樣高效的物品分割市場，否則這種狀況不大容易改變。
近年有關歧視的傳統論述以及對統計性歧視可能帶來的影響的分析，可以視為這個研究方向的一個新的理論發展（參見phelps，1972；Arrow，1973）。這些分析表明，僱主、教師以及其他有影響力群體所持有的信念，即少數派成員生產效率相對較低，本身將會自我兌現。因為，這些信念可能導致少數派成員降低在教育、培訓以及工作技能方面——比如守時的習慣——的投資。低投資確實將使他們的生產效率變低（參見Loury（1992）對此所做的出色分析）。
過去的25年裡，有關黑人、婦女、特殊宗教群體、移民及其他少數派的收入、失業和供職情況的多國證據，已經得到極大的豐富和擴展。這些證據詳盡地記載了少數派的經濟狀況，及其在不同經濟社會環境變遷中的變化情況。
基於偏見的關於歧視的經濟理論表明，廠商或工人的實際歧視水平，可以通過他們從不僱用或不和某些自己不喜歡的特定群體的成員工作將會失去的利潤或工資加以衡量。消費者的歧視，可以表徵為他們願意為避開被歧視對象生產的產品或服務而多支付的價格。顯然，利潤、工資或價格方面的損失都無法直接測量，因而，對某個群體的歧視，一般通過比較具有相同教育年限、工作經驗和其他可觀測的特徵變量的少數派成員和多數派成員之間的收入差異進行衡量。由於這種間接方法存在顯而易見的不足，因此，這些研究仍舊無法消除有關少數派收入低的根本原因的一些爭論。
最近有些研究討論銀行在發放貸款時的歧視問題，他們比較了具有相同收入、信用背景和其他相關特徵的黑人及其他少數派群體與白人申請者在成功獲取貸款的概率上的差異。典型的結論都是，相比類似背景特徵的白人，黑人被拒絕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亞裔美國人在這件事情上並沒有受到歧視。
不幸的是，這些研究並沒有採用正確的方式刻畫銀行是否存在歧視，即它們原本必須說明，相比給白人發放貸款，貸款給黑人（或其他少數派群體）是否更加有利可圖。這將需要對當前及以往貸款的償還情況、所收取的利息率等進行詳細的考察。倘若銀行對少數派申請者確實存有歧視，那麼相比發放給白人的貸款，給這些少數派的貸款應該將為他們帶來更高的實際收益。這裡面的道理就在於，歧視型銀行願意接受那些能夠帶來邊際利潤改善的白人申請者，相反，碰到黑人的時候他們將選擇拒絕。
三、犯罪與懲罰
20世紀60年代，我開始思考犯罪問題。當時恰逢我開車趕到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一個經濟理論專業學生的答辯。因為已經遲到，所以我必須馬上決定是將車停到規定的停車位，還是冒險違反規定將車停在大街上領罰單。計算了收受罰單的可能性及懲罰金額，以及將車停到停車位所需的成本，最終，我還是決定冒險將車停在街上（後來並沒有被罰）。
在步行走向答辯教室的那段路程中，我意識到城市當局也應該做了類似的分析。他們監察違章停放車輛的頻率，以及對違章者的懲罰應該也是基於像我這類潛在的違章者為此所做的估計。當然，我給這位倒黴的學生提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求解違規者和監察的最優行為。這個問題當時我自己也還沒有答案。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有關犯罪問題的理論探討，普遍佔主導地位的觀點是，罪犯實施犯罪行為是由於精神疾病或社會壓迫的結果。罪犯變成了惶惶無助的「受害者」。當時，有位著名的精神病學家甚至出了一本書，題為《懲罰之罪》（The Crime of punishment，參見Menninger，1966）。對待犯罪的類似態度開始逐漸對社會政策產生重要影響，人們開始變革法律以擴大罪犯們享有的權利。這一變革減少了對罪犯的警惕和定罪，而對守法公民的保護逐漸降低。
對於犯罪分子具有完全有異於常人的行為動機這類假定我一點不感興趣；相反，我試圖發掘犯罪分子的行為也是理性的這個假定背後的理論和經驗含義（這方面早期的開創性工作，參見Bentham，1931；Beccaria，1986），但是這裡的「理性」同樣並非物質主義（materialism）言及的狹隘的理性。當然，我也清楚，許多人的行為還是受倫理道德的約束，即便存在獲利機會並且被發現的概率幾乎為零，這些人還是不願參與違法犯罪活動。但是，倘若這類態度能夠大規模盛行，那麼警察和監獄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理性意味著有些人之所以犯罪，那是因為相比合法勞動所得，綜合權衡被捕和受懲罰的概率，以及懲罰的嚴厲程度，從貨幣收益及其他方面看犯罪行為仍舊有利可圖。
犯罪規模不僅取決於潛在犯罪分子的理性和偏好，同時還取決於公共政策營造的經濟社會環境，具體包括警察部門的支出，對不同犯罪類型的懲罰，就業機會以及學校教育和培訓項目等等。顯然，合法工作的可獲性，以及法律、法規及相關懲罰要素，都是對犯罪的經濟學分析不可或缺的組成要件。
通過削減追捕犯罪分子的費用支出，同時提高對那些已經被定罪的犯罪分子的懲罰力度，治理犯罪的公共支出有望下降，並且算起來預期懲罰又能維持不變。然而，相比嚴厲的懲罰，高懲罰概率對風險偏好型個體將有更大的威懾。因此，政府的最優行為，應當是在縮減警察和法庭支出進而導致懲罰概率下降，和風險偏好型罪犯對懲罰概率降低所造成的行為偏好激勵之間進行權衡。另外，政府還應當考慮錯誤懲罰無辜個人的可能性。
早期，我個人在思考犯罪問題時，最為困惑的事情是，為什麼盜竊對整個社會而言是有害的，它似乎無非僅僅做了一些財富再分配，通常也只是劫富濟貧。對此疑惑，我的解答是，考慮到犯罪分子在武器上的花費，以及犯罪實施前及實施過程中均需要耗費不少時間，而這些支出從社會角度看屬於非生產性支出，即現在所謂的「尋租」（Becker，1968，注3）。盜竊並不會創造財富，相反只是進行了強制性的收入再分配。盜竊的社會成本大致應接近失竊標的物的貨幣價值，因為這也就是理性的犯罪分子願意支付的最高犯罪成本。這裡原本應該還要加上潛在受害者為保護自己免受犯罪侵擾所支出的那些資源。
對犯罪的經濟學分析現在之所以頗具影響力，其中一個原因是類似的分析思路能夠被用於研究幾乎所有的法律實施問題，比如最低工資立法、清潔空氣法案、內幕交易以及其他違反安全管理規章的行為和偷稅漏稅問題。由於幾乎沒有法律能夠自我實施，所以有必要在定罪和懲罰上花費支出以威懾違法者。美國審判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1992）業已明確利用犯罪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發展出一套供聯邦法院法官參考的懲罰違法者的規則體系。
在過去的25年裡，利用經濟學方法研究犯罪問題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時尚。已有的研究包括，分析為了抑制犯罪嚴重程度提高，例如為了阻遏綁架者撕票，所需的最優邊際懲罰（現代邊際威懾理論源於Stigler（1970）），以及法律的私人實施與法律的公共實施之間的關係（參見Becker and Stigler，1974；Landes and posner，1975）。
假如犯罪分子有充足的的經濟資源，或者用法律界的行話就是他們不具有「抗判決性」（「抗判決性」（judgment proof）意指由於種種原因徵收罰金的判決實際上無法執行。——譯者注。），罰金就將優於監禁及其他懲罰方式，因為它能有效地威懾犯罪。再者，罰金之所以比其他懲罰方式更有效，還因為徵收罰金不僅給違規者增加了成本，同時也為政府提供了收入。我本人有關罰金和其他懲罰方式之間關係的討論，現今已經被進一步加以澄清，並做了相當顯著的提煉和改善（例如，參見polinsky and Shavell，1984；posner，1986）。
現在，有關監獄狀況、懲罰概率、失業率、收入差距及其他變量對犯罪率的影響的經驗估計，已經日益豐富，精確程度也不斷提升（開創性的工作是Ehrlich（1973），這個領域的後續文獻可謂汗牛充棟）。這個領域最具爭議的話題是死刑對謀殺犯罪是否有威懾作用，目前這個問題遠未得到一個圓滿的解決（例如，可以參見Ehrlich，197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78）。
四、人力資本
直到20世紀50年代，經濟學家們還普遍認為勞動能力是先天決定的，後天無法擴增。亞當·斯密、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以及米爾頓·弗裡德曼就教育投資和其他技能訓練所做的精妙分析，並沒有被融入到有關生產率的討論中。後來，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Schultz）和其他一些人才開始研究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及相關經濟問題可能有的啟示。
人力資本分析假定，個體通過成本收益比較，選擇合適的教育、培訓、醫療服務等，以增加自己的知識儲備和健康積累。這裡面的收益，不僅包括收入增加和職務提升，同時也涵蓋文化及其他非貨幣性收入；而成本則通常主要是指投資這些所需耗費的時間而被放棄的價值。另外，人力資本概念也包括諸如工作習慣等的培養和積累，當然甚至也包括有害的上癮性行為，比如抽菸和吸毒。良好的工作習慣或酗酒這類人力資本，對市場部門和非市場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分別存在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人力資本這個標題下可以囊括如此多樣的人類行為，因而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這個概念如此強大有用。當然，這也意味著，人力資本投資或反方向的人力資本損耗，往往將改變整個人的內質：培訓可能改變人的生活模式，可能將一個原本終年失業的人改造成一個工作穩定、收入可觀的人；或者，持續的酒精攝入可能會毀了一個人的職業、身體健康，甚至摧毀他清晰思考的能力。
時至今日，人力資本範式已經變得如此毫無爭議、深入人心，以至我們可能很難理解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這個概念及相關分析方法的敵視態度。當時，人們對人力資本概念口誅筆伐，因為這個概念將人當作機器，將學校教育理解為投資而不是一種文化體驗，從而被視為相當冷血無情、極端狹隘。結果，我猶豫了很長時間，最終還是下定決心將書名定為《人力資本》，同時為了穩妥起見添加了一個很長的副標題。也只有經濟學家們慢慢地開始接受人力資本概念，並將其視為分析許多經濟社會問題的一個有用工具；而相形之下，其他普通大眾當時對此概念的接受要緩慢艱辛得多。
我本人有關人力資本的研究，始於試圖計算男性、女性、黑人及其他群體不同的教育投資水平相對應的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一段時間後，我意識到人力資本分析有助於解釋勞動力市場和總體經濟方面的許多管制。而發展一個更加一般的人力資本理論——其中不僅包括廠商同時也內含消費者行為，並考察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似乎開始變得有些可行了。
鑑於受教育更多的人往往自身能力也高人一籌，他們的IQ更高，其他智商測試的分數也會高一些，於是，經驗研究進而試圖修正教育增加所帶來的收入提高。另外，人們還考察了教育對預期壽命、所得稅、收入損失以及經濟增長等的影響。然而，基於能力所做的修正，似乎並沒有顯示出教育有多少重要，倒是成人預期壽命的顯著延長和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表明教育確實意義重大。Meltzer（1992）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由於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尤其是愛滋病泛濫導致的死亡，非洲許多地方的男性對人力資本投資喪失信心。
Mincer（1974）的經典研究以後，有關人力資本投資的經驗性研究開始有了長足的發展。Mincer擴展了一個簡單的回歸分析，將收入與學齡關聯在一起（Becker and Chiswich，1966），並用從學校畢業後的年數作為在職訓練和經驗積累的近似估計，這種做法雖然非常粗糙但卻異常有用。另外，他沒有使用群體數據，相反，卻是用了許許多多基於個人的觀測，最後他還詳盡地分析了工資決定方程中殘差項的一些具體特徵。現今，有關不同國家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收益率的估計的已有文獻可謂浩如煙海（對這個領域內相關文獻的概述和總結，參見psacharopoulos，1985）。事實上，收入方程估計可能已經成為宏觀經濟學領域最為常見的經驗回歸。
隨著教育與培訓的經濟效益的經驗證據日益累積，公共政策討論中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也愈發凸顯。對人力資本的篤信，也使政府轉而採取一些新方法刺激經濟增長和改進生產率。最近，美國大選對人力資本的強調也正說明了這一點。
人力資本的分析進路中，有關通用訓練和一般知識獲取，與專門性訓練和專用性知識積累的區別，當屬最有影響力的理論概念之一（參見Becker，1962；Oi，1962）。根據定義，專用性知識只有在提供這種知識的企業內部才用得上，相反，通用知識在其他企業或公司照樣有用。教某人使用一臺IBM-compatible計算機（IBM公司20世紀80年代推出的一種小型計算機。——譯者注），這屬於一般通用培訓，但是認識某個特定公司的授權結構以及僱員們的才能，則屬於專用性知識了。這個區分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擁有高度專業化技能的工人，離職的可能性小得多，即使企業不景氣走下坡路時，這種人通常也是到了最後才被解僱的。同樣，這也可以解釋為何職務提升通常是來自公司內部，而不是相反的外聘，因為員工們需要時間去了解公司的運作結構和文化；然後，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理想的會計核算通常不僅包括絕大多數公司的主要有形資產，同時還要將具有特定人力資本積累的僱員記錄在案。
公司專用性投資所產生的租金，必須在僱員和僱主之間進行分配，而這個分配過程容易受到「機會主義」的侵擾，因為一旦投資到位以後，每一方都試圖儘可能多地抽取租金。專用性投資帶來的租金和引發的機會主義，在現代組織經濟理論中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參見Williamson，1985）；另外，在委託—代理問題中對此也有很多討論（例如，參見Grossman and hart，1983）。專用型資產的分享及可能存在的衝突，業已被用於分析解釋婚姻「市場」上的離婚率以及結婚中的討價還價問題（參見Becker，Landes and Michael，1977；McElroy and horney，1981）；再者，政治市場中政治家的低變更率，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釋（參見Cain，Ferejohn and Firoina，1987）。
人力資本投資理論將收入不平等與才能稟賦、家庭背景、遺產狀況及其他相關資產的差別聯繫在一起（參見Becker and Tomes，1986）。許多收入差距的經驗研究，同樣立足於人力資本的概念，尤其是學校教育與技能培訓的差異（參見Mincer，1974）。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收入差距顯著加劇，進而也引發了轟轟烈烈的政治討論，這個階段的收入差距，實際上很大程度可以從教育年限延長和培訓增加所帶來的收入增加中得到解釋（例如，參見Murphy and Welch，1992）。
針對所謂的收入上的「性別差距」，人力資本理論給出的解釋頗具煽動性。傳統上，相比男性成員，婦女更經常不斷處於半工作狀態，由於生孩子她們不得不暫時從勞動力市場退出。結果，她們也缺乏足夠的動力投資教育和培訓以提高自己的收入和工作技能。
然而，過去的20年裡這一切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家庭規模銳減，離婚率上升，越來越多的婦女供職其中的第三產業快速擴張，持續的經濟發展不僅提高了男性的收入水平，同時女性的收入狀況也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另外，人權法案也進一步鼓勵女性更多地參與勞動，進而，她們也就更多地投資於市場需要的技能培訓中。具體來說，幾乎所有富國中，這些力量顯著地改善了女性的供職情況，並大大提升了她們的相對收入水平。
在此，美國的經驗尤其值得提及。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全職男性和女性的收入性別差距仍舊大約有35％。接下來，女性的經濟狀況開始穩步改善，兩者之間的差距也縮小到25％（例如，參見O』Neill，1985；Goldin，1990），目前這一趨勢仍舊在不斷進步中。婦女們大量湧入商業、法律及醫療衛生學校，並開始從事那些她們此前不願涉及或被排除在外的有技術含量的工作。
舒爾茨及其他一些人（例如，參見Schultz，1963；Denison，1962）很早就強調人力資本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一段時間以後，再也沒人關心，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了。因為經濟學家們對已有的經濟增長理論是否能對不同國家的經濟進步提供有益的洞見倍感沮喪。然後，許多更加正規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復興，使得人力資本又重新回到討論的前臺（例如，參見Romer，1986；Lucas，1988；Becker，Murphy and Tamura，1990；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
五、家庭的形成、解體及其結構
基於理性選擇理論的家庭行為分析，立足於將最大化行為、人力資本投資、時間分配以及對婦女和其他群體的歧視融合在一起。由於迄今許多主題仍舊爭議不斷，本演講剩下的內容將主要集中討論這個領域的探索狀況，我也將簡單介紹一下我當下在做的研究工作。
寫作《家庭論》是我迄今為止持續進行的最為困難的智識性努力。據稱，家庭是最基礎同時又是最原始的制度，有些作者甚至將其追溯到40000年之前（Soffer，1990）。《家庭論》不僅試圖分析現代的西方家庭，同時還試圖對其他文化裡的家庭，以及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家庭結構變遷做出探討。
嘗試涵蓋這樣一個如此寬泛的主題，大約耗費了我6年多的時間。不論白天黑夜，我心裡翻來覆去全是這個問題。最終，這件工作讓我不論智識還是情緒上都倍感筋疲力盡。在自傳中，羅素曾說到，撰寫《數學原理》耗費了他如此多的腦力，以至於他認為自己將再也無法勝任任何真正重要的知性工作。《家庭論》寫成後，我大概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才讓腦力重新得以恢復正常。
有關生育率的分析，經濟學內部傳統不僅源遠流長，同時也不乏輝煌閃光洞見。但是，直至最近幾年，結婚、離婚以及丈夫與妻子、父母與孩子的關係問題，一直都還沒有引起經濟學家們的注意和重視（Mincer（1962）的著作是一個重要的例外）。我本人有關家庭問題的研究起點是，假定男性與女性決定結婚、養育小孩或是離婚時，都試圖通過比較成本收益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水平。因此，他們之所以結婚，那是因為他們預期，相比單身，結婚將使生活狀況有所改善，而離婚則意味著他們也將由此得到福利改善。
當被告知這個分析進路充滿爭議，未經智識訓練的普通人，可能會覺得奇怪不已，因為在他們看來，很顯然個體正是試圖通過結婚和離婚改進自己的福利。事實上，有關對結婚及其他行為的理性選擇進路，很多時候實際上和「普通大眾」的直覺非常一致（Farrell and Mandel，1992）。
然而，有關行為的直覺性假定，僅僅只是系統性分析的起點，單就這個假定本身並沒有多少有意思的內涵。德弗昂侯爵（Marquis of Deffand）在評論有關聖丹尼斯（St. Denis）提頭走了兩裡格（裡格（league），長度單位，1裡格相當4.8公裡。——譯者注）這個故事時，曾說到「多少距離本身毫無意義，第一步才是最難的」。一項新研究的第一步確實重要，但是倘若沒有第二步、第三步以及後續的許許多多步，那第一步也就沒有多少意義可言了（此處援引侯爵的軼事與做研究進行類比，我是受惠於理察·波斯納的提點）。理性選擇進路後續的工作就是，用一個分析框架將最大化行為與有關結婚、離婚市場專業化分工，老年後的保障，在子女身上的投資，以及對家庭有影響的立法等內容的分析統合起來。整個模型的總體結論並非十分清楚明了，有時這些結果甚至與我們的直覺完全相反。
舉例來說，與有關富人離婚情況的普遍信念不同，家庭的經濟學分析顯示，相比窮人，越是富有的人離婚的可能性越小。因為根據這套理論，富有的夫妻維續婚姻能夠得到較大的好處；相反，許多貧困的夫妻這樣做並沒有多少利得。一個貧困的婦女很可能舉棋不定的是，與某個長期失業者結婚並呆在一起是否值得。許多國家的經驗研究的確表明，富有的夫妻更容易維持婚姻的穩定。
丈夫與妻子之間有效率的討價還價意味著，歐洲與美國過去20年中慢慢興起的「無過錯」離婚，並沒有導致離婚率上升，進而，也不應該成為這期間離婚率急劇上升的「罪魁禍首」。當然，這與許多人的觀點不一致。但是，這個理論的確也表明，由丈夫提起的「無過錯」離婚，最終將傷害帶孩子的母親的利益。女權主義者一開始是支持無過錯離婚的，但是現在有些人卻也開始反思這個法案是否對離婚的婦女有好處。
自馬爾薩斯的經典文章以來，經濟行為模型就已經被廣泛用於生育率問題的研究。偉大的瑞典經濟學家克努特·維克塞爾，正是由於對馬爾薩斯預言的人口過剩篤信不疑，才投身於經濟學研究。但是，馬爾薩斯的結論，即隨著收入上升或下降生育率也相應上升或下降，與19世紀後半程及本世紀初許多國家工業化完成後人口出生率的急劇下降的事實並不相符。
馬爾薩斯那個簡單的生育率模型失效後，經濟學家們開始轉而認為家庭規模並非經濟計算的結果。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正是體現了這種信念，於是，經濟增長模型的許多版本都將人口增長視為外生給定（例如，參見Cass，1965；Arrow and Kurz，1970）。
然而，馬爾薩斯的分析進路存在的問題本質上並不是由於使用了經濟學的結果，相反卻是因為使用了不符合現代生活特徵的經濟學的緣故。它忽略了隨著一個國家生產率的日益提高，在子女的撫育、培養上所花費的時間代價將越來越大。時間價值的提高，使得子女的撫養成本增加，因此降低了對大家庭的需求。另外，它同樣沒有考慮到教育和技能培訓在工業化社會中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本身又將激勵父母們更多投資於子女工作技能的積累，當然，這也導致大家庭的成本增加。所以，時間價值的提升，以及學校教育和其他人力資本積累重要性的日益凸顯，可以解釋隨著國家的進步發展，生育率將進一步下降，而現代經濟中生育率也相應地有了許多新特徵。
幾乎在所有社會裡，已婚婦女基本上都只專心致力於養育孩子，然後附帶做一些農活，而已婚男子幾乎包攬了所有的戰爭和市場交易類任務。對此的解釋，大多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考慮：第一，男性與女性生理方面的差異，尤其是在養育孩子方面天生存在不同分工；第二，市場交易活動對婦女的歧視，這部分是文化塑型的結果。關於這個判斷應該沒有多少異議。然而，關於在導致傳統婚姻中的分工結果的生理和歧視因素中哪個因素相對更加重要，存在廣泛的情緒化的分歧。
和許多攻擊性別分工的經濟學分析（例如，參見Boserup，1987）的主張不同，我們的分析並無意於斷定生理原因還是歧視因素在婚姻分工過程中的相對重要性如何。相反，我們的主要貢獻是試圖說明，勞動分工的結果如何受這兩者微小變化的影響。由於專門投資於某個技能的時間增加，所獲得的收益也有望提高，於是，鮮明的勞動分工對已婚夫婦大有好處，因為丈夫可以專注於某種人力資本，而妻子則投資於其他領域。鑑於婚姻中的分工所帶來的巨大收益，任何對女性的細微歧視或者生理方面養育孩子技能的微小差異，都將導致家庭內部分工和市場任務分工系統地與性別差異掛鈎。勞動分工對細小差別的反應如此敏感，因而，我們可以理解為何經驗證據無法就生物或「文化」解釋的相對重要性做出判定。另外，這個理論同樣還可以解釋，為什麼隨著家庭規模變小，離婚變得更加普遍，以及女性的收入情況大幅度改善後，為何許多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
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和公司僱員及組織成員內部的關係，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丈夫、妻子、父母及子女之間的互動，更多是由關愛、感激、歉疚以及責任感所驅動，不是狹隘的自利可以解釋的。
大約20年前有人證明，家庭內部的利他主義，極大地改變了家庭成員對突如其來的打擊的應對方式，也使家庭成員之間的資源再分配這類公共政策發生了重要的變革。同樣，也有研究表明，通過外生手段將利他主義者的資源重新分配給他（她）的受益人（或者反過來），這最終對任何人的福利可能都不會有多少影響，因為利他主義者將試圖把捐贈禮物的份額，正好減少到由再分配而損失的數量。Barro（1974）從代際傳承背景出發，也得出了類似的結果。因而，這也使人們對普遍接受的一個假說，即政府財政赤字和相關的財政政策對經濟有真實影響，產生了懷疑。
即便仍舊有許多批評者對結論保有廣泛的異議，但是「壞小孩定理」（Rotten Kid Theorem）這個詞現在已經非常流行。該定理將利他主義的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它表明自私的個人行為是如何受利他主義影響的。某些情況下，即便是自私的受益人（當然，絕大多數父母都認為這方面最理想的模子就是自私的子女和利他的父母），也會被指引按照好像利他者的行為模式對待他們的捐贈者，因為這樣做將提升他們自己自私的福利水平。他們之所以如此行為，那是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捐贈者的禮物將會減少，進而使他們的福利受到損害（參見Becker（1974），進一步細化完善的分析參見Lindbeck and Weibull（1987），Bergstrom（1989）以及Becker（1991，pp.9—13））。
《聖經》、柏拉圖的《理想國》及其他早期著作，都述及父母如何從小培養照顧子女，而父母年老後，成年的子女們又該如何侍奉父母。老年人和小孩都需要他人的照顧，前者是由於健康狀況和身體精力的每況愈下，而後者則因為正處於生理成長發育期，無法獨立生活。家庭關係的經濟學分析最重要的創見正是表明如上兩個問題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
給子女留下數量可觀的遺產的父母，不存在養老問題，因為，他們除了養老還剩下一些財產可以幫助子女。也正是這個道理，此前我曾提過一個非常出名的推論：某些條件下，預算赤字及對老年人的社會保障支出將沒有實際效應，因為父母們僅僅是通過更多的遺產饋贈來補償未來增加給子女輩的稅收。
很少有人意識到，利他型父母在留遺產的同時，很可能在孩子的技能、習慣及價值培養方面投入更多。因為投資於子女教育及職業技能所得的收益率，要遠遠超過儲蓄收益。通過對子女投資，父母們實際上是間接地為老年生活做一些儲蓄，當然，這樣也意味著年老後的遺產規模可以減少一些。當父母將所有資產投資於子女身上，而所獲收益率超過儲蓄收益時，那麼父母和子女的境況都將得到改善，進而能夠根據有效率的投資水平相應調整遺產規模（正式證明參見附錄的第一部分）。
然而，即便在富裕國家，許多父母也沒有打算留下遺產。這些父母年老後同樣需要贍養保障，但他們在孩子的教育和其他需要照顧的方面卻「投資不足」。他們之所以投資不足，那是因為沒打算留下遺產後，他們並沒有考慮通過增加孩子培養方面的投資補償，以換取日後遺產規模的降低。
倘若父母願意投資更多資產在子女身上，以換取子女們承諾日後他們有需要時將施以援手，那麼父母和子女的福利狀況都將有所改進。但是，這種承諾如何能夠實施呢？通常，經濟學家和律師都建議用書面合同保障承諾的實施。但是轉而試想一個社會如果需要在成年人和十多歲的孩子之間實施某種協議，那就一定知道這種想法有多荒謬了。
目前，我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考慮一旦承諾和書面協議都沒有什麼實施效力的情況下，如何找到一種間接的承諾方法。在此，我將簡單介紹一下這項新的研究，因為這將涉及運用有關家庭的經濟學分析方法，討論在完全空白背景基礎上家庭內部理性偏好的形成。
父母的處事態度及行為模式對子女的影響極為深遠。酗酒或者吸食古柯鹼的癮君子，給最容易受外界影響的年輕人營造的是一個極為糟糕的成長環境；相反，生活穩定的父母將給孩子們灌輸一些有用的知識，並對之時時加以勉勵。這些父母，一方面讓小孩可以充分展現自己的能力，同時另一方面又按父母意願方式行事。完全用不著訴諸弗洛伊德式強調，即孩子最初幾個月的生活至關重要，經濟學方法同樣能夠為子女早期的經歷進而對偏好形成的影響提供一定的啟發。
同樣，我試圖將這樣一個常識性觀念模型化，即成年人的態度和價值觀系統很大程度上受孩提時代成長經歷的影響。住在美國的印度醫生，對咖喱有很強烈的偏好，可能是因為他從小在印度長大；而某個女性對男性永遠心存恐懼，那可能是因為她小時候受到過性侵犯。
通過假定行為具有前瞻性，經濟推理意味著，父母必須思考什麼樣的經歷對子女成年後的態度和行為模式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種影響能夠幫助父母選擇某種具體的關懷樣式。舉例來說，擔心養老問題的父母，將嘗試間接地多給子女們灌輸歉疚、感激、責任和孝順這類情感，這樣做將會很有效，能夠培養子女們「承諾」未來對他們施以援手。
經濟學家們對承諾的分析視角過於狹隘。有意識地「控制」他人的經歷，進而影響偏好塑造，似乎並不總是十分有效，而且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但這卻是最有效的承諾實施方式。為了進一步更深入理解，哪些情形下承諾才「可信」，經濟理論必須將歉疚、慈善等相關的情感態度納入到偏好中。
那些不打算留下遺產的父母們，可能會設法讓子女們歉疚的情感更加豐富點，因為相比子女的消費減少，年老時的等額的消費增加，將給他們帶來更大的效用提升。相比準備留遺產的家庭數目，以上這類行為可能將更加普遍，因為有子女的父母經常想不好自己年老以後經濟狀況是否穩固。通過給子女們灌輸在他們需要幫助時就站出來幫忙的思想，父母們也可以保護自己，以免受疾病、失業及其他威脅老年人健康問題的侵擾。
以上有關幼年時期的經歷與成年人偏好之間關係的分析，與理性的習慣形成及成癮性行為的研究密切相關（參見Becker and Murphy（1988）；同樣，還可以參考Kandel and Lazear（1992）關於在僱員中營造歉疚情感的討論）。偏好的形成在如下意義上是理性的，即父母在子女身上的投資，部分取決於父母們預期的幼年時的經歷將對子女成年後的態度及行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在此，由於時間限制，我不準備討論子女的行為，比如哭鬧或撒嬌，反過來又將如何影響父母們的態度。
許多經濟學家，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總是傾向於過度依賴利他主義因素，將家庭成員的利益視為同一。一旦意識到幼年時期的經歷將對未來的行為有影響，家庭對利他主義因素的依賴，就可以不像原來那麼嚴重了。但是，這決不意味著將分析轉回到原來狹隘的自利上，因為我們試圖用歉疚、感激、憤怒及其他情感取代利他主義，而一般的理性行為模型都未能注意到這些情感要素。
倘若父母預期子女在他們年老時將提供幫助，可能是出於歉疚或其他相關動機，即便他們可能並不十分喜愛自己的子女，他們也將投資更多的資源用於子女人力資本的積累，同時也可以減少為老年生活所進行的儲蓄規模。但是，倘若父母消費更多的唯一方法是儘量讓他們的子女感到歉疚，那麼相比孩子消費和自己消費等額的增加，父母將總是偏好後者。這意味著利他型父母，總會採用手段讓孩子們覺得歉疚，相反，在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方面則出現不足。這也直接表明，營造歉疚的情感是有成本的，而且並非總是有效率的。
利他主義家庭的家長們，如果不打算留下遺產給子女們，則就應該儘量營造一個「和睦」的家庭氛圍。這樣，當家庭成員遭遇經濟或其他困難時，其他家庭成員也將願意慷慨解囊。這個結論與有關「家庭價值」方面的討論也有些聯繫了。最近的美國總統競選中，所謂的「家庭價值」就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父母的幫助塑造了孩子的價值觀，包括感激、責任和關愛的情感，但是父母們的所作所為很大程度上卻又受到公共政策，以及經濟社會條件變化的影響。
舉例來說，考慮一個將資源轉移給老年人的項目，它可能專門就針對那些貧困家庭，他們沒法給子女留下遺產，這樣的轉移項目將降低老年人對子女的依賴。根據此前的分析，無需贍養幫助的老年人，不會費心讓孩子們變得更加友愛、更有歉疚感，及其他對父母好的情感。這意味著，諸如社會保障這樣的項目，雖然對老年人有很大的幫助，但卻讓家庭成員情感上變得疏遠，而這並不是意料之外的結果，相反卻是對那些政策的最優反應。
現代社會中，其他可能動搖家庭價值的變化包括：地區間人口流動增多，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財富增加，愈發完善的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趨高的離婚率，日漸縮小的家庭規模以及公共醫療服務的改善。總體上，以上這些發展，都讓人們的生活日益改善，但是同時也侵蝕弱化了家庭內部的人際關係，比如丈夫與妻子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以及和遠房親戚的關係，這部分可能是由於創建親密關係的投資激勵下降了。
六、總結性評論
對傳統個人理性選擇分析進行擴展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將更加豐富的態度、偏好及計算整合到原有的理論框架中。從我考察的所有例子來看，這個步驟異常關鍵。有關歧視的分析包括了厭惡或對特定群體偏見的偏好，比如對黑人或婦女的歧視。考察非法活動參與時，我們假定潛在犯罪分子的行為仿佛就在進行成本收益比較，具體包括被捕的概率和懲罰的嚴重程度。人力資本理論中，人們理性地估測每項活動的成本收益，比如教育、培訓、醫療支出、遷徙以及習慣的形成，後者最終將導致個人行為模式的急劇變化。有關家庭的經濟學分析假定，即便最私人的決定，比如結婚、離婚及家庭規模，都是在權衡可選行動的利弊後最終才做出決定的。權衡又取決於偏好，而後者很明顯受家庭成員的利他主義、責任和感激等情感的影響。
由於分析行為的經濟方法或曰理性選擇方法，主要基於個人決策理論，於是，對這種理論的批評通常都集中在對決策過程中某幾個特殊的假定上。除了其他因素，批評者們還否認個人行為在時間進程裡保持一致，並質疑行為是否具有前瞻性，尤其那些事件情形與經濟學家們通常考慮的問題有很大不同時，比如那些涉及犯罪、上癮性行為、家庭以及政治行為。這裡並不是詳細回應已有批評的合適場所，因而在此我僅僅簡單地給出以下論斷，即迄今人們仍舊沒有找到更加一般或適用範圍更廣的替代性範式，也沒有對理性選擇理論構成嚴肅的挑戰。
我是特意選取某些主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比如上癮行為，以探求理性選擇理論的邊界。William Blake曾說過，永遠只有在過度之後，你才可能知道哪些事情是足夠的（Jon Elster提醒我注意到這句格言）。有些時候，我的工作可能確實是過於強調理性了，但是我堅信這僅僅是針對眾多極端忽視個人理性的研究的一個解毒劑。
雖然，分析行為的經濟學方法築基於個體選擇理論，但是它主要考慮的對象卻並非局限於個體本身。這個方法從微觀層次上的那些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出發，力圖得出群體或宏觀層面的一些理論蘊涵。結合了有關技術進步的相關假定，並對在市場和非市場環境中決定獲利機會和均衡的其他因素，以及法律、法規和傳統的影響的考察，個體理性選擇理論的目的是認識群體行為的結果。也正主要是因為這個理論得出的是宏觀層面的結論，因而，政策制訂者和那些研究國家及文化差異的學者對此充滿興趣。
這篇演講提到的這些理論目標都不是做儘可能的一般化推廣。相反，每個理論都試圖得出一些具體的行為推論，進而能夠利用調查及其他數據進行檢驗。有關懲罰是否對犯罪有威懾作用，和男性相比女性的低收入是否主要是由於歧視而不是人力資本上的差別，再者，「無過錯」離婚法是否導致離婚率的上升，基於個體理性選擇理論得出的相關經驗推論，有望對以上提到的這些爭論做出澄清。
理論與經驗檢驗關係緊密，這樣可以避免理論分析或經驗研究的結果模糊不清、不甚了了。以實證經驗為導向的理論激勵人們開拓新的數據來源，使用新的數據類型。例如，人力資本理論激發了問卷調查數據、尤其是各式各樣的面板數據的使用。與此同時，令人困惑的經驗結果也逼迫理論做出調整改變，正如西方國家的父母傾向於給不同子女留下等額的遺產，這個發現進一步豐富了有關利他主義和家庭偏好的相關模型。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致力於對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的研究，相反，置身傳統核心經濟理論的探索者卻越來越少，這個現象令我印象深刻。與此同時，同樣考慮社會問題的其他領域的專家，也正被個體理性假定的強大分析能力所吸引，紛紛開始使用經濟方法對行為進行建模。社會學、法律、政治科學、歷史、人類學及心理學領域，都活躍著日益興旺的理性選擇學派的理論家和經驗研究者的身影。理性選擇模型正是為社會科學不同領域的學者分析現實世界的差異化進路提供了一個現在看來最有希望的統合基礎。
END
第1經濟，致力於學術研討、產業監測和部門應用！
點擊標題共享更多精彩
真正的商業世界裡，又有幾個不是在騙的？房地產正悄悄變化，下半年何時熱起來？假如看不到這一場歷史罕見的中債危機，就會變成紅燒魚關於當前中美關係，至今寫得最好的文章俄羅斯不會崛起，它將長期停滯下去！中國面臨十面埋伏一瓶2100！茅臺價格飛漲，豬肉價格下跌，通脹怎麼來的？這一輪牛市能持續多久？海南什麼都缺，唯一不缺的是「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