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距離呂思勉先生編寫《新式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已整整一百年。
從1916年2月至1924年5月，這套國文教科書各冊的重版次數最少的也有四十九版，而第一冊居然有七十版之多，足見其影響力之大、使用面之廣。
這套教科書共六冊，每一學年兩冊。從課文的選編、組織上，我們可以看到編者對國文教育的深刻理解。六冊國文教材共一百六十六課，呂先生自己編寫的課文，竟然有一百二十三篇之多。他為什麼要親自編寫並且用簡淨、流暢的文言文來寫呢？這當然與他對「國文」的定義有關。
首先，國文是所謂「在紙上說話」的書面語，這種書面語可分為：古文、普通文與通俗文三類，古文指的是「先秦兩漢之書、唐宋八家之文」；普通文「介於古與今之間，」是「承古代之語言而漸變者」，「如近今通行之公牘書札及報章紀事之文」；通俗文指的是「向來通行之白話小說及近人所刊之白話書報」等等。其中最早的古文書籍，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要理解它們，不是三五年有限的國文教育所能完成的任務。呂先生認為，中國人的書面語習慣於用古文做標準，因此要了解古人的精神、古代的思想和古訓，不通文言則絕無可能。當時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們其實也都是通文言的人，他們所主張的「名詞成語採用文言，句法、篇法全用語體」實在是很難實行的。因為上述習慣，數千年來已經使得我們的文言書面語與白話口語之間有了很大的距離，即使是智識之人，也難免「藉文言以濟口語之窮」。這就好像我們今天看到的街頭採訪，上海人只要一談到國家大事，就不免上海話與普通話混搭一樣。正因為古文難通，又不能全然不通，所以呂先生主張初小的兒童 「均宜改用通俗文」做教材，同時統一用「國語」來教，而高小以上程度的國文課則應該肄習「普通文 」，上古文的學習，就有待於高等學堂及大學堂了。
呂先生的舊學功底無與倫比，卻並不贊成舊時私塾的國文教育，因為那種教育「不切實用」，「其所授，不必求合與天然，而但須取材於紙上」，「其教授，不必求學生之有得，而但恃教師之講演」；且私塾教育「捨棄各種科學，以日夕從事於呫嗶」，「發蒙之初，所以日受四書五經，了無益於知識道德，而轉以窒酷其性靈也」。先生說他十一歲的時候甲午中日戰爭爆發，但「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日本在哪裡，只約略知道在東方罷了」。後來知道德國很強大，便找到家裡所藏的中國人寫的地理書數種，「還找不出德意志的名字，於是有人憑空揣測，說德意志一定就是荷蘭」，因為他們知道荷蘭一度很強大。
作者父親程應鏐教授晚年留影私塾教育的不健全鬧出的笑話，我小時候也聽父親（程應鏐）說過：有人拿到了一個作文題「項羽與拿破崙」，一上來便破題曰：「項王力能舉鼎，況拿一破輪乎！」我們聽了大笑，父親更是不知笑過多少回了！這大概是他們那一代人都聽到過的笑話吧？如此看來，先生用淺近、平實的文言文來編寫當時中國孩童需要了解的各方面的常識，正是他「授以切實實用之文字，養成發表思想之能力」的編撰宗旨的體現。
呂先生編教材的時候是三十三歲，那一年我父親剛剛出生。後來父親有沒有讀到過呂先生編寫的這套教科書，已無從知曉。只記得父親說過他五歲多一點兒就入私塾發蒙，讀的全是當時私塾都要讀的經典，他說自己半年便能背誦《左傳》 。為了不挨打，他總是努力背書，由於記性好，常常被先生誇獎。但放假的日子總比上學的日子開心，玩瘋了就會闖禍，闖了禍就會挨母親的打。父親十二歲到南昌補習了半年新式小學的數學課程，才考入了當時江西省最好的中學。鄉塾與新式學校教育的強烈反差令父親又驚又喜，他說，生理衛生和植物學等課程所教的常識，都是他聞所未聞的。上新式學校，簡直就是從此走進了一個新世界。
《呂著中小學教科書五種》，其中收錄了《新式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呂先生同一時期還編有新式學校初高中的歷史、地理、修身等教科書，為了不與其他各科的內容重複，新眼光、新思路對國文教科書的選材，是必不可少的。呂先生的這套高小國文教科書，從進入高小的第一篇強調教育在「今日文明世界」的意義，到第六冊最後一篇講「國性」與國文的重要關係，真可以說是一個頗具當時中國特色的語文教育新體系。先生把國文的基礎修習，放在了一個很高卻又貼近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位置上。
日常生活對人的童年和成長來說，其影響力遠甚於書本知識。我們對家庭、鄰裡、社會、世界的各種事物、各種關係的認識無不源於我們最初的日常生活。呂先生認為阻礙人類社會進步的「最大的毛病，就在於無所用其心，而凡事只會照老樣做」。這就不可能有我們今天所謂的創新思維。在第一冊的「察理」上下篇中，呂先生以菸草的發明與哥倫布讓雞蛋豎立在桌子上的故事為例，告訴學童，不要因為少見多怪而做出可笑的事情；也不要因為已司空見慣，就把別人的大發現、大發明看得稀鬆平常，轉而認為自己無所不能。在第一冊教科書裡，他還以「盲魚」為例，說人的頭腦是用來思考的，懶得思考的人，就像那種在暗無天日的巨壑中視覺完全退化了的魚，被強者吞噬是早晚的事情！呂先生認為，對日常生活中發生的點點滴滴，只有留心觀察了、思考了，才能獲得真知識。很多年以後，他還常常告誡學生們：「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須將經驗與書本，匯合為一，知書上之言，即為今日目擊之何等事」。
他把自己幾十年讀書、教書的經驗，化入了對日常生活的理解，通過簡雅潔淨的書面語，呈現在他所編寫的教材中。第一冊教科書共三十五課，每篇課文的字數最多不過三百，少的僅一百三十多字，講的都是日常生活、格物致知的普通道理，文字卻既平實，又活潑。例如第二課「喻學」用的是寓言手法，通過木與鐵的對話，形象有趣地用密集的動詞與誇張的動作組合表現了鐵成為工具的過程以及鐵被鍛鍊成器的痛苦，文字風格像極了《齊物論》中子遊與子綦關於風的那段對話。文字的節奏生動地再現了木與鐵的表情，而作者卻無一字落在擬人化的表情描寫上。第四課「聖跡」一篇，其實就是今天所說的「說明文」，作者對孔林空間準確、明晰的描述，使人如臨其境，而對孔林草樹的描寫，寥寥幾筆竟透著強烈的文化縱深感。
先生二十二歲到二十三歲時曾任教於溪山小學，對十來歲的男孩子的天性是非常了解的。「寓教於樂」、讓兒童在遊戲中強健體魄、發展天性的教育主張，也體現在國文教科書第一冊的的編寫中。「紙鳶」、「釣魚」讀來頗親切，兒時自己糊風箏、放風箏，自己「敲針作釣鉤」、挖蚯蚓作魚餌的情景猶在眼前。我父親只會唱屈指可數的幾首歌，其中就有放紙鷂的，「口口（怎麼也想不起這個詞兒了）三月天氣好，功課完畢放學早，春風和暖放紙鷂，長線問我爹娘要。爹娘對我微微笑，誇我功課做得好······」如今的孩子也放風箏，但卻不是自己製作的了。「運動」那一篇也讓我想起父親會唱的另一首歌，叫《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努力向上跑！暖風吹，太陽照，空氣新鮮景致好！你也跑，我也跑！大家一起向上跑！」小時候覺得那調子真難聽，歌詞也笨，現在卻覺得很溫馨。「運動」篇的最後一句說：「平野廣闊，空氣清潔，徜徉其間，心神泰然，實人生至佳之境也。」讀著這樣的句子，你的呼吸是否也很舒暢呢？
民國以後的新式小學分為兩級，前四年為初小，後三年為高小。進入高小的學生年齡一般在十歲左右，正是好奇心、求知慾最旺盛的年齡段，影響孩童一生的選擇也在此時開始成型。 陳平原談語文教育的時候說過：「對於很多老學生來說，語文老師比數學、英語或政治課老師更容易被追懷。不僅是課時安排、教師才華，更與學生本人的成長記憶有關。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小學語文課很重要，影響學生一輩子，一點都不誇張。」因為「『母語教育』不僅僅是讀書識字，還牽涉知識、思維、審美、文化立場等」。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的早年自傳中就說自己十四歲時進常州的溪山小學校求學，當時在溪山小學校教國文和歷史的呂思勉先生是他最愛戴的老師。有幸親聆呂先生授課的好幾位當代文史大家的回憶，也讓我們極為親切地感受到先生的人格魅力，而我們卻只能在先生編寫的教科書中，想像先生在國文講臺上的音容笑貌，通過先生的文字表達，感受中國語文之美。
我剛在中文系任教的時候，父親常常會跟我談到呂先生，說當年同在光華教書時，讀書有疑問便會在課間休息室求教於先生，而呂先生往往會告訴他可去查何書，甚至連第幾卷、哪個章節都準確無誤。父親說起這些往事的時候，對先生的欽佩之情溢於言表，而在我心目中，這樣的大學者一般都孤傲、冷靜、博學而嚴謹，深思熟慮，難以親近。然而，讀先生所編的這套教科書時，我常常會因為先生生動、有趣的表達笑出聲來。比如第二冊的第三課「蝴蝶」，描寫一隻蝴蝶從幼蟲到作繭自縛最終破繭而出的變化過程，把弱小生命從自卑到憤世嫉俗而後又自得、自媚的心態刻畫得惟妙惟肖、頗為滑稽。特別是結尾的那段歌曰：「昔何辱兮，今何榮。昔為同類所賤兮，今為所敬。今日之樂兮，由於昔日之能忍。」真令人忍俊不禁！中國文人多悲愴而少幽默，稱得上幽默的文字，實在是屈指可數！
小孩就是小孩，他們願意記且記得住的東西總是有趣的。我小時候每到開學領到新發的教科書，最先翻閱的必是語文課本，結果卻是對語文課興趣不大，毫無期待。還記得給我們講《西門豹》的老師是啟東人，當他念「這個姑娘不漂亮」時，我們全班都笑翻了，他把「姑娘」念成了「狗娘」，漂亮的「漂」讀成了上聲！如今我們這些已年逾花甲的髮小聚會，大家居然還都記得這一課！還記得五年級時一篇課文中的若干句：「樹老根多，人老話多，莫嫌我老漢說話囉嗦。······手拍胸膛想一想，難道人心餵了狼。·······你爹你媽來逃荒，一條扁擔兩隻筐，你那時餓得像瘦猴，三根筋挑著一個頭······他說是燈你就添油，他說是廟你就磕頭······」平心而論，這些句子就是今天想起來也還是覺得有趣。
編語文教材的人，除了書讀得多，還必須能寫出好文字。也就是本教材的編輯大意所說的明晰、勢力、與流暢的文字。勢力，即「與讀者之刺激力」，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感人的力度」。在呂先生看來，這是「文字佳否及適用與否」的判別標準。先生認為，就這三點而言，當時的白話不如文言。至於和今天小學教材中同樣內容的課文相比，其「勢力」高下，我相信，對文字有起碼感悟力的人，都不難分辨。
第三冊第十課「勃羅斯」——
勃羅斯者，蘇格蘭君也。六百餘年前，屢與英吉利搆兵。眾寡不敵，輒為所敗。迨第六次，良將盡亡，疆土亦失。不得已，伏匿茅屋中以避兵。蘇教版小學語文三年級上冊 「第八次」——
古時候，歐洲的蘇格蘭遭到了別國的侵略。王子布魯斯帶領軍隊，英勇地抗擊外國侵略軍。 可是，一連打了七次仗，蘇格蘭軍隊都失敗了，布魯斯王子也受了傷。他躺在山上的一間磨坊裡，不斷地唉聲嘆氣。對這場戰爭，他幾乎失去了信心。下面這篇比先生寫的那篇多了三十個字，卻少了很多東西：蜘蛛結網的細節沒有了，勃羅斯王的姿態和神態沒有了，文章的「勢力」完全談不上了，至於行文的內在節奏，更是大不如前。這應該是好的語文教師不能不關注的授課要點。我見過若干現在的語文教材，像這樣「削足適履」式的改編以至改寫比比皆是，而忽略的恰恰是作為教材最需要的好文字！
我當教師以後，父親常常對我說，要講好課，「深入淺出」是最重要的。只有真正深入了，才能做到淺出，很多問題，你自己尚未全面掌握，怎麼能給學生講得清楚明白呢？對此，我是深有體會的。凡我自己意識到的講得失敗的課，根本原因都在於我讀過的書不多，對自己所講的東西思考不夠深入。讀呂先生編寫的「俾斯麥」，對先生能將「高深之學理，以淺顯之言出之」的敘事能力，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先生只用了不到九百字，就把俾斯麥在德意志帝國的統一大業中與奧、法、意、俄、英的連橫外交謀略，把當時歐洲各國為本國利益而與他國的離合、徵戰交代得清清楚楚。這課文在第六冊，其後一篇選薛福成的《巴黎觀油畫記》，很明顯是對「俾斯麥」上下篇的補充。在普、法戰爭中敗北的法國人把這場戰爭的血腥場面畫成了油畫，令薛福成「幾自疑置身戰場」。那些讀了「俾斯麥」的學生，再讀薛福成此文，對法國人敗於俾斯麥的謀略而「必圖報復」之心，肯定會有更深切的理解。這種趁熱打鐵的連續性，在這套教材的課文選編上，總會適時顯現。例子太多,恕不一一枚舉。這樣的選編思路，不僅有益於學生獲得相對完整的某一方面的知識，對教師備課所需的系統性閱讀，也大有裨益。
呂先生很重視國文課對學生「發表思想之能力」的訓練。「首求明晰，次務勢力，終貴流暢」，不僅是教材選文的標準，也是培養學生作文的標準。他批評科舉時代的八股文，說那些文章總是「要從沒話可說處硬找話說」，「說空話、發空論」；他說《史記》之所以寫得好，「實緣其與當時之語言甚為接近」。先生一生都反對抱殘守缺、無所用心的文化，在評價五四新文學運動時，他說五四運動的價值就「在於推翻舊來的權威，教人以一切重行估計」。談到白話文的風行時他說：「此事於教育亦是很有利的。但其功用還不止此。因為文學思想，本是人人所同具。但是向來民眾所懷抱的感想，因限於工具，無從發表，而埋沒掉的很多。從白話文風行以來，此弊亦可漸漸革除了。所以最近的文學，確亦另饒一種生趣，這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作為中國近世的大學問家，先生不僅能寫一手才氣橫溢、意境孤峭、筆鋒犀利的古文，還能寫自然流暢的白話文，如他的《狗吠》一文：「從前，我們聯床情話時，夜深人靜，抑或聽得狗吠的聲音，開門出視，只見一條深巷，月明如水，行人絕跡而已。」寥寥幾筆，戰前江南僻靜小鎮的夜色如在眼前。而日寇佔領先生的老家之後，「在深夜，他們得了慰安回來的時候，就要逢彼（指狗）之怒了。或者拔出刀來刺，或者以現代的武器相對付。以現代的武器相對付倒也罷了。被刺刀所刺的，傷而不死，真慘痛啊！我曾見一隻狗，腸拖腹外，還慘切叫號了兩三天。然而狗見了他們還是叫，不但沒有受過傷的，就是受過傷的，甚而至於還帶著傷的，也是如此。態度決不改變。狗真是有氣節啊！······」這是對歷史細節的記錄，也是對戰亂中故鄉民眾充滿恐懼與痛苦的生活的描述。先生用白話來寫，為的是更能傳達億萬抗戰民眾的心聲！
行文至此，也該結束了，但覺得還有兩件事非說一下不可。
一是關於近年來高考得滿分的文言文作文問題。這些文言文作文，言之無物、辭藻堆砌，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都有呂先生所說的「意少辭多」的八股通病。這非但不能表明語文教育的進步，反倒是一大退步。讀了呂先生關於國文教育的幾篇重要文章之後，我更覺得此風不可長。
《呂思勉文史四講》，收錄了黃永年所記呂思勉對《古文觀止》的講評二是我自己的一大遺憾：過去總認為呂先生是史家，從未關注過呂先生的國文教育思想以及他對古典文學作品的講評。退休四年後，讀黃永年先生當年聽呂先生講評《古文觀止》的筆記，讀先生遺文集中關於文學與語言諸多問題的精彩討論，真有振聾發聵之感。如果我早十年就好好讀先生的書，我的學生必能因此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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