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名動物保護志願者經歷15小時，在京哈高速上將一整車即將被送上餐桌的狗全部救下。營救成功後，志願者熱情高漲，然而真正的考驗，卻在喧囂之後；狗事的解決，仰賴的是人事
狗，到處是狗。在東興動物醫院，幾乎每間動物病房裡都被狗佔據了。
志願者熊熊正在照顧一隻剛剛治癒的中華田園犬。她每天都要來到醫院給這隻常說的「土狗」餵藥，她甚至給這條並非她的寵物起了個名字：二妞。
二妞是4月15日在京哈高速上上演的200名動物保護主義者攔車救狗事件中的主角之一。當時，它正和500多隻同伴一起，被從河南運往吉林，即將成為人們的盤中餐。
它們的命運因為一名司機的幹預發生了變化。這名姓安的司機是名愛狗人士，看到裝狗的卡車後憤怒地將車逼到路邊，事件也由此變得失控。
雙方對峙的消息在微博裡瘋傳，有200多名動物保護人士迅即趕往那裡，帶著水、狗糧，還有專職獸醫。交通幾乎陷入停滯，數十名交警前往維持秩序。
僵持中，開始有犬只死去。15個小時後，動物保護人士和組織湊了11.5萬元人民幣——部分來自在場志願者的捐款，部分來自中華慈善總會下屬上善基金與樂寵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樂寵）——以將整車狗全部買下解決。事後證明，本車一共有440隻犬，而並非如該車的動物檢驗檢疫合格證所顯示的520隻。
錢
被救下來時，這些狗中已有上百條受傷或感染狗瘟。因此，一落地就被送往北京幾十家寵物醫院分散治療。
李銘的金犬特衛警犬診療中心收治了其中的39條，僅排在收治89條的東興動物醫院之後。李銘騰出了醫生宿舍，隔離既有狗只，並儘量謝絕新的門診，每天在手術臺與隔離室間穿梭。很快，醫院庫存的藥品用完了，因為信用好，藥廠願意賒借一些。他起初毫不擔心這些沒有交付入院押金的犬只，因為有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以及眾多志願者的保證：錢不是問題。
李銘錯了。錢，始終是最重要的問題。
志願者見鵬在救狗之後便做出評論：「我算了一筆帳，每隻狗絕育要花兩百塊，疫苗和醫療要花兩三百，隨便一隻狗就要花五百塊，500隻就是25萬，還不包括治病、養老。這筆錢誰出呢？」
涉及到錢，便產生了糾紛。
一家名為「動保控俱樂部」的小型動物保護組織在救狗行動後，宣布在其支付寶帳戶接受救治捐款。「當時想捐款的人太多，但又沒有帳號，我們的帳號就被新浪宣布為捐款帳號。」該組織創辦人AKI媽後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但這一行動迅速惹來非議，有人質疑他們是否具備接收捐款的資質，也有人懷疑支付寶捐款的可靠性，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則認為，作為唯一獲得官方承認資格的動物保護組織，「動保控」的行為威脅其在此行動中的主體領導地位。
4月18日，為買下全車狗支付大部分資金的上善基金和樂寵發表聲明：授權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負責整車狗的處置、管理及一切後續事宜，也是捐款捐物唯一接收單位。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隨即公布了官方帳戶，與此同時，騰訊公司公開承諾：負責這批狗的後期治療費用。
「動保控」隨即主動停止接收捐款，在網上公布的前期捐款的使用明細，並承諾，將把已收到未使用的3萬多元捐款全部轉入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的帳戶。
但與此同時，首都愛護動物協會（以下簡稱「首愛」）也開始了募捐。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覺得這種做法嚴重影響到它的募捐，便在自己的微博上對其進行不點名批評，後者隨即在微博上發帖反擊。
「首愛」的工作人員並不認為「中小保」在此次救助中享有唯一的募捐權。「因為中小保的人員和能力有限，與醫院的結帳速度很慢，很多醫院不得不墊付前期醫藥費。我們也是想幫忙，才開始進行募捐。」這位工作人員說。
的確，半個月後，因為拒絕了正常門診，警犬中心的醫護人員已沒有錢可以發工資，住院犬只的醫療費用超過9萬元。李銘打電話給宣布負責此次行動及後續治療的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工作人員都不掌握詳細情況，他甚至沒得到和會長蘆荻通話的機會。
沒有人想到，資金短缺會這樣快地出現。於是，眾人焦點再次轉移：騰迅承諾的那筆捐款怎麼還沒到？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負責人王琦認為，作為一個商業公司，騰迅也無法做到今天捐，明天就能到帳。
但對於承擔救治工作的動物醫院來說，等待是不可能的。
李銘決定出去講課賺些錢，以解一時之難，並開始在微博上求救。「求救：自17日開始接收39條救助犬，目前有38條犬正在接受治療，15條為犬瘟，不同程度肺炎14條，其他疾病9條，總體治療費用9萬餘元……雖然竭盡全力，現已難保障目前病犬的繼續治療，請大家幫忙呼籲一下！」
有志願者回應，希望資助。李銘於是想到，讓願意資助的志願者來醫院給指定的犬只結帳，並在微博上發布即時情況。
這一方法很快奏效。至5月3日午夜，志願者已結算了3萬多元治療費用，蘆荻會長也親自打來電話，囑咐李銘，不能停藥，錢第二天送到。其他收治被救犬只的醫院也受到啟發，開始採用接受志願者自願結帳的方式紓解資金緊張。
直到一個月後，騰迅的捐款才全部到帳。但可以想像，這筆錢被分配到十幾家動物醫院，每家獲得的資金非常有限。
分歧、爭論與溝通
治療之外，最重要的如何領養。
志願者認為，既然狗分散在各個醫院，志願者也已給這些具備領養條件的犬只建立了完備的檔案，讓領養人士就近去醫院是最方便的選擇。但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卻認為這是一種「私下」收養。王琦解釋說：「和動物醫院結帳的時候，當然要看到狗才能結帳，如果有些狗已經被領養出去了，我們如何確定其花費並為其結帳呢？」
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提出的處置辦法是：所有治癒犬只要全部送到協會在北京昌平區的動物基地，再統一安排領養事宜。
這被分散在各個醫院的志願者認為無法操作。幾百隻狗，如何運送？動物基地條件也不好，尚有帶病的動物在那裡救治，將所有的狗送回去，很難保證不被再次感染；協會一共只有7名全職工作人員，還要照顧基地數百隻已有動物的生活，數百隻犬的領養，增加的工作難度可想而知。
更為重要的是，此次被救的絕大部分都是大中型犬，按照規定，北京市內不允許豢養，這意味著，至少有200隻狗必須由動物組織負責養老，預計花費將為幾百萬元，無論對誰來說，都將是巨大的負擔。
一家名為「它基金」的動物保護基金會得知這個消息後，希望能夠接手照顧這些犬只。然而，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這個設想剛剛提出，就遭到了抨擊：「前期你們不參與，現在想來下山摘桃子啦！」
本來滿腔的熱情，被這些冷言冷語化解了。「這是什麼桃子啊！」它基金的李女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面對這種質疑，其內部對於是否接手也已產生分歧。
有人對此次參與行動的多家機構作出分析：上善基金是保護經濟動物、農場動物的權益；樂寵是經營寵物用品的企業，不反對寵物買賣，但很多動保人士反對買賣寵物。這些參與此次救狗行動的機構和組織，平時在救助理念方面就不相同，難免會發生爭論。
但令眾志願者疑惑的是，這些組織至今沒有坐在一起，為如何解決此次獲救的數百隻狗的「後事」進行嚴肅而認真的討論，並得出可操作的方案。
「其實大家都是為動物，都不是為私利，本來應該團結起來做事。」首都愛護動物協會會長秦肖娜說。
另一方面，據統計，參與此次救治行動的志願者數以百計，其中有老闆、演員、大學生、自由職業者，甚至還有一名道士。他們除了每天照顧病犬，接觸最多的，就是其他志願者或機構，這樣複雜的人際環境，很多人以前從沒面對過，以至於志願者的生活充斥了許多諸如對待狗的態度應如何，或該如何處置病死犬只的雞毛蒜皮的爭論。
在行動中聲望漸增的美國志願者Chris一度對這種狀況感到困惑和無奈。「這件事其實是大家用不同合作的方式達到讓狗脫離危險、安置、最後是安全的結果，或許我們應該適應不需要某一個機構的統一管理。」
Chris畢業於耶魯大學，已在中國生活十幾年，是一名堅定的動物保護人士。在他看來，不應該有一個機構聲明要為此次行動負責，也不應該有組織宣布只有自己擁有對這些犬只的最終處置權，因為動物保護行為，本身就是個人化的，既不需要聽從誰，也不需要說服誰的行為。
狗權與人權
更大的爭議來自外部。
救狗是否有必要以高速攔車的形式？與車主強迫交易的行為是否有些過激？關注動物的權利，是否一定要以犧牲人的權利為代價？攔車救狗成功的數個星期後，這些討論仍然在發酵。
6月13日，東方衛視播出了一期訪談《高速公路攔車救狗，誰之過？》，本來一場期待雙方以理服人的節目，最後發展為動物保護人士情緒失控，當場大聲斥責對方；贊成吃狗肉的人士現場大派狗肉製品；觀眾席上也飛出了擲向現場嘉賓的鞋子的鬧劇。
許多激動的情緒，其實並非針對狗。不少人的指責是：既然能捐錢去救狗，為什麼不給窮人捐錢？還有人將此事作為中國逐漸加大的貧富差距的代表。在網上討論中，很多人提到了這場爭端的象徵意義：一個灰領的卡車司機被一輛黑色奔馳越野車強迫停在路邊，奔馳車主和他的女友正在去一個度假村的路上。
究竟是每年在中國被當作食物吃掉的1000萬隻狗重要，還是那些以此謀生、並遵從中國傳統吃狗習俗的人重要？
在押送這輛運狗車的司機之一伊保軍看來，這根本不是問題。「你們都是80後的，說句不好聽的，就是吃飯什麼都沒有發愁的情況下，找點事做。」他一邊說，一邊看著穿著紅紗裙、高跟鞋的女孩子愛撫那些慘兮兮的狗，甚至會搬把椅子，坐在一堆狗糧、籠子和不鏽鋼飯盆旁邊。
在他的家鄉河南，狗作為一種食用肉源，理所當然可以買賣——論斤兩或個頭：大狗每斤5元，小狗每斤2至3元，瘦狗每隻10至60元不等。伊保軍自己也養著兩條狗，「養三四個季度就賣掉，養久了還會賠錢」。在伊保軍看來，把狗收了賣，也是維持生態平衡、消滅社會不穩定因素、造福人們生活的合理途徑。
但北京此行，使他見識了另一種思維。他看到人們開著車從四面八方趕來，穿著精緻的花裙子、名牌的運動鞋、體面的白襯衫，都在為這些髒兮兮的動物奔來跑去。聽到志願者們講述「一條狗也是一個生命」的理論時，他會笑著說：「你們畢竟沒經歷過事兒！」
動物保護人士不得不自我辯護：中國的動物權利狀況非常糟糕，中國尚未有關於禁止虐待動物的法律，這些都需要有熱情的人士去推動。
「這關係到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志願者搬出他們常用的道理，「通過教育這個國家的人去熱愛小動物，或許可以幫人們來更好地愛同類呢。」
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句話，被淹沒在嘈雜的吵鬧中。在東方衛視的節目中，志願者大寶媽說：「這些狗都有犬瘟，是不能吃的，我們救狗，其實也保護了人。」
但沒人在意。
關於狗權與人權的爭論在東方衛視的節目播出後達到了某種形式的高潮。
該節目獲得了全國同時段收視率第四的好成績，節目組成員非常興奮。然而不到24小時，節目主持人駱新發現自己的微博裡充斥了2000多條詛咒和謾罵；一些「吃狗派」人士「人肉」到了參加節目的動物保護人士的個人資料，並公布，導致其個人生活受到極大的困擾與不安；隨後，一些愛狗人士認為節目組的立場使得動物保護人士受到傷害，又「人肉」到了節目導演的個人信息，也予以公布，導致導演的手機也不得不關機。
法律與反思
動物保護人士在此次事件中最受詬病的是：只會用道德至上批判別人，而不會在法律和現實生活的理論中討論。但兩個月後，動物保護機構方面，終於也學會從法律的角度思考與解釋。
6月15日下午，由上善基金帶頭成立的京哈事件法律工作組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已經能夠證明，該車所攜帶的檢疫證明系違法開具，而該批犬只也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隱患。
上善基金委託北京市獸醫實驗診斷所，隨機抽取了該批犬只中的40隻進行了狂犬病抗體檢測，結果為「40份樣品均無抗體」，即，該40隻犬均未進行狂犬病疫苗免疫。同時，為該車運輸的犬只出具檢疫證明的偃師市動物檢疫所檢驗員胡根軍，也沒有法定的獸醫執業資格。
這個結論，至少在兩個月後，為高速路攔車救狗的行為取得了部分法律上的理由。
但200餘志願者上演的這次電影般的搶救行動，還遠未結束。
據上善基金統計，截至6月20日，獲救犬只中，死亡70隻，分散在各寵物醫院已治癒的共有約210隻，仍在治療中的有100餘只，完全健康的有70隻，還有60多隻已被領養。
而根據志願者對若干醫院的治療費用統計：騰迅的捐款已基本用盡，但虧欠的治療費用至少還有200萬元的缺口。
卡車司機郝小毛的生意，在事件後也受到影響。他說，強制交易讓他損失了將近兩萬元，更可怕的是，因為他沒有如約送到，沒人願意再僱他了。
這批狗的輸出地河南偃師某狗場的老闆魏同斌則氣得要命，一度對前來賣狗的村民大聲喊道：「不收了，不想幹了！」因為聽說這事兒鬧上了中央電視臺，老闆娘乾脆「臥床不起好幾天」。
救狗人士一方，最先開始反思的是最初為狗們的後事算帳的志願者見鵬：我的愛心泛濫是否值得警惕？此類事件能否以更妥善的方式解決？作為當天爬上車頂，近乎透支體力、忍受惡臭將狗從籠裡解放出來的出力者，他的反思顯得格外有力：「我們憑腎上腺素救上這500隻狗，也許只是這500隻狗悲慘生活的開始，未來會怎樣誰也不知道。」
兩個月前，他的聲音在志願者中顯得不合時宜。然而兩個月後，漸漸取得了一些志願者的共鳴。
始終參與後期醫院陪護的志願者娃娃媽說，這次救狗行動，救下幾百條生命，引起大眾的關注，並且在公眾間進行了有關動物檢疫免疫、食品衛生、個人權利等法律方面的大討論，非常難得。但事發之後，她也開始思考攔車截狗行為的法律依據，以及在事件過程中對法律常識的掌握。
另一位志願者韓霜則坦率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4·15救狗行動，不可複製。以後的志願活動，不能一時衝動，不能盲目，要按法律去辦事，要考慮好善後。」
作為在此次行動中受到多方指責的中國小動物協會的負責人，王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最大的心得體會是，各個動保組織一定要團結協作，擰成一股繩，不要相互指責。對我們的批評，有些確實是我們的問題，我們要改正。」但他同時也希望，曾經承諾過要對若干條狗負責的各家機構，能夠信守承諾，負責到底。
「500隻狗救助考驗了所有參與者。沒有一個人、協會、機構、公司、基金不曾懷疑過自己參與的價值……我相信，無論是中小保和蘆荻教授，還是最小的醫院的最沒有聲音的志願者，我們都問過自己，該不該？值嗎？但是，最後，沒有一個人放棄！」兩個月後，Chris在微博中寫道：「我說這話很權威，因為我自己就不少於三次想到過要放棄。但最後，每人看到了無助無奈的生命而感到憐憫，感到了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