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生態系統中，社會組織作為第三方始終發揮著協調作用，而協調者的角色在區域一體化的過程中十分重要。
從跨國區域合作來說，公眾耳熟能詳的歐盟、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上海合作組織等，這些組織致力於促進區域內各國在經貿、文化、政治等多個層面的協同合作，整合資源以降低溝通成本。而在國內區域一體化中起到協調作用的第三方組織，美國舊金山灣區委員會是代表之一。
目前長三角地區是否已出現在一體化中發揮協調作用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在西方已經發展到了較為成熟的階段，國際經驗對長三角地區區域一體化中社會組織的工作是否有借鑑意義？
民非組織是協調區域一體化的第三方
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陳雯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目前國內的區域一體化依然是政府、企業和高校科研機構等幾個主體在發揮作用，一些社會組織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出現，從事協調區域發展的工作，民辦非企業組織（簡稱民非組織）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組織類型。
根據《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民非組織指的是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以及公民個人利用非國有資產創辦的、從事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其運營資金來自於政府，但沒有政府人員直接參與組織工作。
為了解民非組織的實踐情況，澎湃新聞走訪了地處閔行區的上海南部創新創業諮詢服務中心。該中心受託運營政府的「中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南部科創中心分基地」（簡稱「南科創實訓基地」）專注於科創產業培育工作。中心負責人徐勇華介紹，作為民非組織，中心除接受政府服務外包採購外，暫無其它業務或接受其它投資。
南科創實訓基地的主要服務對象是科技創新創業主體，輻射區域包含閔行及上海南部區域，還未成功拓展到長三角全域。澎湃新聞記者從其他渠道了解到，區域行政壁壘是限制民非組織在三省一市範圍內發揮活力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民非組織可以在區域一體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徐勇華認為，與企業相比，民非組織具有公益屬性，「不靠做生意去生存」，在與企業對接時更容易促進合作和達成協議。與政府部門相比，民非組織的優勢則在於跨區域合作方面的業務目標一致性。由政府提出的產業集聚，基於對稅收以及帶動地區發展等多重因素的考量，可能會更傾向於將產業落於本地。如果民非組織能夠有效參與產業集群的工作，就不需要考慮將產業集聚在一個物理的地點，所有企業可以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長三角區域內具備比較優勢的地理位置落地。如此便能形成一個有機的分布式產業集群、分布式產業鏈，企業依然由民非組織這一平臺串聯起來，提供跨地區有機協同發展的服務。
陳雯認為，民非組織在目前成為了一種政府職能外化的形式，與政府出資建設的智庫發揮著類似的作用。但陳雯也表示，目前的民非組織在運營過程中積累的企業資源將有助於其未來的拓展。「民非組織作為一個代表方接受到政府的資金並且代表政府來資助一些企業，那麼（企業的）資源和信息就會掌握在這個組織手中，以後他們就更有可能運用手中的資源去超越目前政府職能所框定的範圍，成為一個資源合作的平臺。」
舊金山灣區委員會的經驗
國外的第三方組織已經有了較長的發展歷史，並且產生了「非政府組織」和「非盈利組織」的概念，其運營不以單純盈利為目的，資金多來自於企業贊助及會員制付費。與國內民非組織更靠近政府相比，國外的區域組織離企業更近，多扮演著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政策建議機構角色。
美國加州灣區是全球範圍內區域一體化的成功案例，灣區共覆蓋了101個城市，州內任何公共政策的推進都需要所有城市政府的協作，第三方的協調功能因此尤為重要。
舊金山灣區委員會（Bay Area Council）成立於1945年，是積極參與灣區公共議題倡議的社會組織之一。灣區著名捷運系統BART的設計與通行、舊金山機場的改建等等這些與當地公共政策相關的大型項目，都是在其領導倡議下開工下實施的。
委員會的成員可大致分為三類，首先是大量加州乃至美國全境各大產業中的各類企業，其中不少是國際公司、上市企業，如國內熟知的蘋果、Facebook、Google、微軟、高盛集團、美國銀行、花旗銀行、愛彼迎，其中還有來自中國的中國銀行、比亞迪等。第二類是加州本土的一些大學，如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舊金山州立大學。第三類則是一些設計公共政策設計的協會與機構，如舊金山國際機場、舊金山公共事業委員會（San Francisco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委員會的成立源起可以追溯到1945年二戰即將結束時，當時的美國已經在二戰中佔據優勢地位，整個加州灣區也在期待著戰後的和平與繁榮，想要把這個地區打造成現代工業的動力源。於是，舊金山灣區委員會在當時加州州長的倡議下應運而生，期待通過委員會的協調，能夠使區域內的大企業協同一致，為區域的轉型與區域整體競爭力的提升服務。
起初，委員會的首要目標是協調區域內的經濟發展，然而在上世紀40年代的高速發展中，他們發現自己的工作越來越多地受到因為計劃不當或增長過快而帶來的負面影響中，快速的工業化可能帶來住房短缺、交通堵塞、空氣和水汙染等問題。理事會意識到這些問題後，便在40年代後期進行了職能改革，由此委員會成為了最早的區域環境監察機構之一。
自此，委員會便走上了整合區域資源、推進區域內公共政策改革的道路，為區域內的企業和居民服務。
舊金山灣區委員會全球項目副總裁兼中國區域總監鄒豔玲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委員會通過將企業代表組成不同專項委員會的方式，關注不同的社會公共議題，從而對區域內的公共政策建言獻策。每年各個專項委員會提交下一年度期待解決的公共政策議題，所有專項委員會拿到議題列表後將進行投票，票數排名最靠前的三到五個議題會成為舊金山灣區委員會在下一年關注和解決的主要目標。
委員會還設有配套研究機構——灣區委員會經濟研究院，從學術角度對議題的提出和推進提供輔助，在涉及灣區的產業研究方面有很強的權威性。委員會的運營經費主要來自會員制收費和大企業捐贈，企業也會為了獲取產業政策的前沿分析而為委員會的服務買單。
委員會的性質為會員制非政府組織，運營資金主要來自於企業繳納的會費以及承辦、組織企業或國際客戶委託的活動所帶來的經費。
民非組織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鄒豔玲認為，舊金山灣區委員會運作的優勢之一在於美國政體「小政府，大社會」的設定。公共社會議題一直在不斷產生，但是政府的職能部門人力資源十分有限，從而讓社會組織獲得了更多的運作空間。
從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與國外相比，國內第三方組織主動關注的公共議題有限，許多國外非政府組織倡議與跟進的議題在國內已經有專門的政府辦公室在關注與負責。
同時，陳雯指出，中國區域一體化中的第三方組織在短期內不太有可能轉型成為與舊金山灣區委員會性質類似的非政府組織，國外非政府組織的運營主要由企業發起、主導，對比國外，這種運營模式在國內的表現形式多為企業聯合基金，並以投資公司的形式投資一些產業發展的新領域。基金屬於企業合股，能夠不受單個企業所在地的政策限制進行區域內以及跨區域投資，投資自由度的提升對於區域一體化的融資與資源整合有積極意義。
國內企業在未來是否願意模仿國外的模式去發起、成立一些專注於政策倡議與分析的社會組織？
陳雯表示，目前這種可能性不大。她觀察到，國外的許多第三方組織都具備研究機構的職能，國外的企業也會積極聘請第三方專家為企業提供諮詢服務。這些第三方專家既對該企業有深入了解，又了解該企業所在行業的發展動向，可以為企業提供一些創新的思路。與國外的非政府組織相比，當前中國的本土企業諮詢人力資源缺乏，企業暫時看不到出資的價值。
因為缺乏核心人才，國內除大型企業以外的多數企業家不太會求助於專業的諮詢機構，反而更相信經驗與模仿。陳雯提到，這種現象會使得區域內缺乏創新活力，出現產業同構的問題。這種跟隨與模仿在未來將不會繼續帶來更多的盈利空間，「產業內更容易出現產能過剩，企業反而賺不到錢。」
鄒豔玲也表示，企業參與區域政策討論的熱情對類似委員會這樣的社會組織有很大的影響，而企業的參與熱情會隨著社會組織改善區域營商環境的影響力的提高而逐步提高。陳雯提出，第三方組織的轉型有賴於多方努力。國內要儘可能多地做到數據開源，為社會組織的分析能力提供研究基礎，服務於區域一體化的社會組織更需要專注提升自己的理論分析水平，而且要從現在開始積極進行經驗積累，為未來的組織職能轉型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