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話衰微，究竟關你什麼事
羅鑫
梅州是「世界客都」，有著500多萬的客家人，應該說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客家城市了，無論走到哪裡都能聽到有人講客家話。然而，客家話的普及並不樂觀。
實際上，絕大多數的梅州市民只會聽、說客家話，並不能讀、寫客語文。假如滿分是100分，「聽說讀寫」四項各佔25%的分值的話，那麼梅州市民的客家話考試平均成績我想在60分左右，此為其一。
其二，梅州人使用客家話，基本上局限於私俗領域，最典型的就是菜市場。一旦到了公共領域，哪怕是本地人之間的婚禮、宴席，客家話好像就開始變得難以啟齒了。你看，剛才還在臺下用客家話聊得不亦樂乎的主家和賓客，一旦被主持人叫上臺來講話，馬上自動切換語言，毫不含糊。
另一方面，地方廣播、電視臺雖然有客家話的節目，但時間少、種類寡。更有甚者，在不少客語主持人中還形成了一種「播音腔」。播音腔與其說是客家話，還不如說是用客家音念出來的普通話，無論發音還是措辭，都與老百姓的口語相去甚遠，聽起來極不自然。
其三，不同縣區的梅州客家人之間，早就出現了用第三方語言（大多是普通話）進行溝通與交流的傾向，而且越是年輕的一代，越是如此。換言之，能夠主動用客家話進行交流的，越來越局限於同鄉同口音的人之間。這在梅城幾所重點高中的校園裡，表現得尤為明顯。
其四，不同年代的人身上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母語能力弱化的趨勢，越是年輕的一代，越是明顯。記得2015年12月，本地媒體在梅城接連做了幾期題為「標準的『阿姆話』小朋友還會多少」的街頭採訪，結果發現大多數接受訪問的中小學生不僅不知道老鷹、青蛙、蜻蜓等常見動物的客家話名稱，甚至連「生產」「存在」等常見字的發音也全都念錯。
其五，以我多年的參與觀察和田野調查來看，在梅州大部分的幼兒園和中小學校的課堂上，越來越難聽到老師用客家話和學生交談了，課後也沒有幾個小朋友用客家話交流。在此環境下，作為家長，似乎只能順著小輩、隨波逐流了，即使自己的普通話說得再「半鹹淡」，也不敢勉強小朋友學說客家話，生怕影響到他的學習乃至就業。隨著時間的推移，放棄客家話的家庭越來越多。
須知，人口多寡只是語言傳承與發展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如果一門語言一直以來只局限在鄉村、家庭、菜市場等私俗的領域使用，不能或者很少應用於公共領域，尤其是在媒體和教育機構長期缺位的話，必然導致人們母語自卑感的產生。伴隨新生代的出生，它首先淪為老人的語言，然後隨著老一輩人的離世，徹底成為歷史。客家話目前所處的境況，正是如此。很多家長看到客家話無助於孩子的升學，創造不了幾個工作崗位，實現不了什麼經濟價值，自然又產生了母語無用論的觀點。甚至覺得客家話講得太多，反而不利於孩子普通話和外語的學習，進而影響到他們的成績和將來的發展，所以才不願意教孩子客家話。
總之，客家話是一門在公共領域、教育機構能見度極低的地方語言，是一門在新生代中出現傳承危機的語言。作為「世界客都」的梅州尚且如此，其他客家地市的情況更加不容樂觀。
或許有人會反駁說：「客家話在臺灣地區不是得到很好的保護嗎？在蘇利南不是被列為官方語言嗎？」一定程度上是的。但是再好的政策如果沒有一定的人口支撐，特別是沒有年輕人的支持的話，同樣無濟於事。客家話的傳承危機，是一個全球性而非區域性的問題。
也許有人會說：「客家話的衰微，關我什麼事？就算它消失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吧？」
說到這，我想先打個岔，聊聊海狸的故事。
明清時期，歐洲興起了皮草貿易。到16世紀，價格不菲的海狸皮帽成為最受上層階級熱捧的奢侈品。歐洲的海狸滅殺光了，獵手們便跑到北美去。當盜獵者們為獲得一張又一張海狸皮而狂喜不已的時候，當地的自然環境、生態系統也隨之在悄然之間開始惡化。
當人們反受其害的時候才猛然想起，比皮毛更為可貴的是：海狸有「水下工程師」的美譽，有修築大壩的習性，對維持當地的生態系統平衡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海狸沒有了，大壩也沒有了，許多小動物也隨之失去了安全的屏障，原有的生態系統遭到了破壞，最終受苦、遭罪的還是人類自己，得不償失。
保護方言，其實和保護海狸、保護大熊貓的道理是一樣的。一個物種的消失，絕對不只是它自己的事。語言文化失去了多樣性，就像生物物種失去多樣性的後果一樣可怕。試想，如果全世界只剩下一種顏色，那我們的生活還有樂趣可言嗎？如果全世界只剩下人類一個物種，那距離人類的消失還會遙遠嗎？
客家話的衰微，還真不僅僅是客家人自己的事，而是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損失。客家話身上，沉澱了太多太多古代中原文化和嶺南文化的元素，保護客家話，就是保護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具體行動，義不容辭、刻不容緩。
（作者單位：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
客家後裔不會講客家話
林文映
不久前筆者結識了一位英文名叫卡洛斯的媒體朋友，聊天之後得知他是客家後裔。出生在巴拿馬，八歲的時候隨母親返回香港定居。
卡洛斯成年之後還不時飛返巴拿馬與留在當地的父親團聚，但問題出現了：父子倆聊天需要翻譯，因為父親只會講客家話和西班牙語，香港長大的卡洛斯只講粵語及英語。
因為經常赴海外出席客家文化研討活動，筆者對這種奇異現象見怪不怪。大約半年前，赴大阪參加日本民族學博物館主辦的一個活動，其間認識了「關西客屬崇正總會」的一位負責人，其曾祖父早年從粵東鄉下遠赴東瀛謀生。但我們兩個華人之間的對話，竟然需要日本人做翻譯。因為這位老先生不懂客家話也不識中文，只會講日語。
筆者在神戶逗留期間還登門拜訪了源自梅縣南口鎮、在民國初年成為神戶華僑富豪的潘姓望族後裔潘華雄先生。所幸的是他曾經在神戶中華同文學校讀書，故能講少許中文，客家話則可講一點點「不鹹不淡」的問候語。
香港在清朝隸屬新安縣（後改為寶安縣，也就是今天的深圳）。這個縣早年是客家縣，因此港九新界有數百個客家村。據說一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客家還是香港的主流人群，客家話也是主要的溝通語言。僅僅半個多世紀，客家話在香港作為交際語言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想起來真是不可思議。
滄海桑田，物是人非。仍視客家話為母語的香港人，消失得「七七八八」了。以筆者的觀察，許多客家裔港人家庭，父母與爺爺奶奶輩還操客家話拉家常，子女及孫輩則就算會講也不願意或覺得「老土」不好意思講，又或「識聽唔識講」。
筆者經常走訪港九、新界及離島的客家圍村。穿梭陋巷頹牆，行走在花崗巖鋪就的小道，時不時還能聽到正在宅外曬太陽或打紙牌的老人家講客家話。每次聽到鄉音，一種難以言表的情感總會在心裡湧動。
這種複雜情感，也許源自筆者熱愛客家文化的自豪感，也許是對客家語言快速消亡的無奈和惆悵，也許是寄身現代都市的淡淡鄉愁，也許五味雜陳兼而有之。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論是在香港，還是在海內外眾多客家人聚居的地區，作為中國八大方言之一的客家話正在大面積消亡。我們正步入「後客家話時代」，其中一個顯著特徵，就是「不會講客家話的客家新生代」，逐漸取代「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先輩。
（作者系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