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童年的家庭文化環境，影響了他們的一生
李新宇
寫著魯迅的家庭出身，就想到了周家的文化環境。
這個家庭的文化如何？魯迅受過怎樣的薰陶？這是一般的研究者不屑一顧的，我卻覺得很重要，理由很簡單：無論武功還是手藝，童子功都很重要。那麼，做人，處事，想問題，童子功就不重要嗎？童年形成的習慣，思想上打下的底色，常常影響人的一生。
一、家庭成員的文化構成
要了解周家的家庭文化，需要先看看魯迅童年家裡都有哪些人。所謂家庭文化，首先是人決定的。
在長達幾千年的時間裡，中國社會都是典型的男權社會。所以，家庭文化一般也是由男性家長主導。那麼，我們就先來看看周家的男性家長。
首先是祖父周福清（1838-1904）），魯迅出生時，他在北京做官。這是一個有個性的人，也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他年輕時喜歡喝酒，多次喝得不省人事。卻因為父親臨終時對他的酗酒表示擔心，便從此不喝酒、不吸菸、不趕時髦抽鴉片,而是專心讀書。因此，他於父親去世後連登科第，1867年中舉，1871年中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之後外放四川榮昌知縣，他以母親年老為由拒絕，被改派到江西金谿縣。
然而，他有極強的個性，雖然公正廉明，富有愛心，卻性情倔強，恃才傲物，遇事總有自己的見解，又喜歡臧否人物，所以為上司所忌恨，幾年後即被抓住把柄，失掉了職位。後來又重新謀職，雖然曾得到五品同知銜，實授卻是七品內閣中書。
長孫出世的喜訊傳來，正有一位姓張的官員來訪，於是周福清為自己的孫子取名「阿張」，然後根據諧音取名「阿樟」。因為這一輩是「壽」字輩，學名就叫「樟壽」。在12歲之前，因為祖父在北京，魯迅與祖父接觸極少，而且後來也不喜歡祖父。但是，無論接觸多少，也無論喜歡不喜歡，祖父作為一家之長，對兒孫的影響是巨大的。何況，翰林公是整個家族中讀書的兒孫們共同的偶像。
周建人曾經說過：
魯迅幼年時代的一般「家庭教育」粗分起來，可以分為二大派，方法上：一派是主張放縱，一派主張嚴厲。目的上：一派主張養成拍馬和鑽營的手段，一派主張養成正直、強硬的性格。魯迅的家庭教育系統上是屬於嚴厲的一派的，但到魯迅時代，周家（魯迅家）已經在衰落的過程中。魯迅的祖父和父親性情又本不嚴厲。只是魯迅的祖父以喜歡「罵人」出名，並非拍桌大罵，是喜歡指摘和批評別人。這很為人所忌，因此他常為當時的人所不喜歡，入獄之後，心境更加不快活了。見人常常從昏太后、呆皇帝罵起，以至於其他的人們，一一指摘他們的缺點和短處。魯迅也不贊成他的祖父，實際上他的祖父對家裡的人並不嚴厲。[]
根據周作人的回憶，周福清脾氣不好，尤其喜歡罵人。不過，他罵皇帝，罵太后，罵高官，卻不罵弱者。在這一點上，魯迅倒像他的祖父。祖父看上去很嚴厲，令人望而生畏，但對孫兒並不嚴厲。雖然魯迅終其一生對自己的祖父閉口不談，但無論是他還是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沒有被祖父責罰的記錄。在周建人的回憶中，祖父始終是一個慈祥的老人，一個負責任、有愛心的好爺爺。家裡人包括周作人總說祖父脾氣不好、喜歡罵人，周建人曾經一再為祖父辯護。魯迅不喜歡爺爺，周建人也屢屢表示困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福清對兒孫的學業非常關心，而且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周建人說：「他有他的一套思想，和當時的人們不很一致。比如對於教育，他主張先讀《鑑略》，他以為首先應有一些歷史基礎的知識（雖然那書並不好懂）。他不贊成一般通行的先讀《百家姓》或《千字文》。他以為只要稍微多認一些字，即可看《西遊記》。接著去讀《詩經》等等。」[]正因為這樣，魯迅的開蒙第一書，不是那個時代流行的《三字經》、《百字姓》或《千字文》，而是《鑑略》。與一般的大家族不同，他允許孩子讀小說，甚至向孩子們推薦小說。他雖然有很強的功名心，夢想大門上能懸一塊「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第」的匾額，但他並不要求孩子們死讀書，而是允許孩子們讀各種與科考無關的書，允許他們描圖、繪畫、做遊戲，不限制養花草、糊風箏等種種愛好。所以，魯迅小時候自己買的，多是花花草草和有插圖的書。
即使在杭州獄中，他還為兒孫們寫了《恆訓》，結合自身的經驗教訓，教兒孫們做人、做事的原則和智慧。儘管周作人說《恆訓》思想陳舊，兒孫沒人記住任何一條，但我們能夠看到的事實是：魯迅認真抄寫過。我們今天之所以還能看到的《恆訓》，正因為魯迅的抄寫——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就是魯迅抄本的複印件。周福清還寫過許多詩，現在還能看到的是《桐華閣詩鈔》，收詩105首，也是魯迅手抄本，後署「會稽周福清介甫著，長孫周樟壽錄」。
周福清還親自為兒孫們選擇讀物。他從監獄中給魯迅寄回一本《唐宋詩醇》，並在書中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初學先誦白居易詩，取其明白易曉，味淡而永；再誦陸遊詩，志高詞壯，且多越事；再誦蘇詩，筆力雄健，辭足達意；再誦李白詩，思致清逸，如杜之艱深，韓之奇崛，不能學亦不必學也。示樟壽諸孫。」他對魯迅期望甚高，關心甚多。即使在監獄裡，也要讓魯迅把所做的八股文和試帖詩寄給他，他則為之認真批改。
魯迅對祖父的感情很複雜，在後來的回憶中則竭力迴避，以致《朝花夕拾》那樣的著作，竟然沒有祖父的影子。然而，有這樣一位祖父，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無論感情多麼複雜，都必然受其深刻影響。
魯迅的父親周鳳儀，生於1861年。魯迅出生時，他是秀才，正在科舉之路上拼搏，卻在後來的幾次鄉試中名落孫山。根據周作人的說法：「他看去似乎很嚴正，實際卻並不厲害，他沒有打過小孩。」可是，因為他平日裡寡言笑，板著臉的時候多，孩子們自然不去親近他。在這一點上，周鳳儀很像他的父親周福清。不過，他對孩子們非常關心，到省城趕考，還忘不了給孩子們買玩具。喝酒高興了，還給孩子們講聊齋故事。他也關心國家大事，比如甲午戰敗，他曾滿面憂色與人談論。那時候他已有四個兒子，他說將來要派一個去西洋，派一個去東洋，研究外國的學問。由此可見，他並不保守。周建人曾經寫道：
因為家庭的情況不好，他的父親的心境也不快。他常飲酒，有時亦發脾氣。如遇生氣時，會把筷子丟掉，或把碗摔碎。但對待小孩卻和善，從不打罵小孩，魯迅沒有受過父親的責罰。只是有時候，小孩子把受人欺侮的話去告訴父親時，他會這樣問：「你先去欺侮他們嗎？」如果說：「沒有。」他會又這樣說：「那麼他們為什麼不來欺侮我呢？」魯迅的父親恐怕他的小孩先去搗亂別人。他認為人如受欺，應該強硬對付，但如果無端去欺侮別人，卻是不應該的。後來魯迅很受這種思想的影響。[]
這裡透露的是周家幾代人的做人原則：如果先去欺負別人，是不行的；如果無故受欺負，就可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作為父親，他對孩子們不能沒有約束。從魯迅的《五猖會》可以看到：要到東關看五猖會了，那是魯迅遇到的一件盛事，因為東關的五猖狂會是盛大的，東關又離魯迅家很遠，出城還要走60多裡水路。一大早起床，預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也已泊在門外的河埠頭，傭人們把船椅、飯菜、茶炊、點心盒子，都陸續搬到船上。7歲的魯迅笑著跳著，催他們快快搬。
忽然，工人的臉色很謹肅了，我知道有些蹊蹺，四面一看，父親就站在我背後。
「去拿你的書來。」他慢慢地說。
這所謂「書」，是指我開蒙時候所讀的《鑑略》。因為我再沒有第二本了。我們那裡上學的歲數是多揀單數的，所以這使我記住我其時是七歲。
我忐忑著，拿了書來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讀下去。我擔著心，一句一句地讀下去。
兩句一行，大約讀了二三十行罷，他說：——
「給我讀熟。背不出，就不準去看會。」[]
母親、工人、長媽媽，都救不了他，他只有老老實實地去背書，好在終於背出，才可以上船與家人一起去看廟會。
如果單從這個情節看，父親是嚴厲而有度的。他不能放任孩子去看廟會而耽誤讀書，但並不絕對禁止孩子看廟會。即使這樣的細節，也曾受到周作人和周建人的質疑，他們懷疑父親是否真的這樣嚴厲，不能接受魯迅所透露的對父親的不滿。因為在他的經驗中，父親並不嚴厲。作為證據，就是兄弟三人偷偷買回一本《花經》，被父親發現了，於是大家很害怕，因為那是課外的閒書，一般人家是不許看的。但是，他們的父親卻只是把書拿過去翻了幾頁，然後就還給了他們。這使他們喜出望外，開始大膽買閒書。
考察周家的文化形態，還可以發現一個特點：它不是單一的文化構成，而是由多種文化複合而成，是一種儒、道、釋和民間文化的混合結構。
從周家一代代男性家長來看，從周福清到周鳳儀，以及伯祖父、叔祖父、伯伯、叔叔們，幾乎都熟讀經書，應是儒家之徒。而在明清之際，凡有意科舉的讀書人都差不多有理學氣。可以設想，如果周家的文化只是受男性家長們的影響，那就很容易形成一種理學氣息很濃的儒家文化氛圍。在那樣的氛圍中，孩子們也許能被培養得具有「不窺園」的自制力，成為典型的正人君子，或者被管死，成為頭腦僵化的迂夫子，卻也可能走向另一面：滿嘴仁義道德而滿肚子什麼就不一定了。
然而，一方面是周家的男性家長本來就不死板，對孩子的要求相對寬鬆，另一方面，周家的文化並不只是由男性家長所承載的文化構成，而是有它的另一面：周家的女性從魯迅的曾祖母、祖母到母親，包括保姆和女傭人，承載的卻是儒、釋、道、巫混合的民間文化。周家的幾代老太太都信佛，但又算不上佛教徒，對佛教的教義未必深知，這就使得這種信仰並不具有排它性，因而很容易與道家文化以及民間的種種禮儀、禁忌、妖精、鬼怪等結合在一起，共存並行而不悖。
而且，周家的女性個個資質甚高，個性很強，沒有一個平庸的。
魯迅出生時，他的曾祖母（1814—1893）67歲，是這個四世同堂之家的老祖母。她活到魯迅13歲那一年，享年80歲。根據周作人的回憶：「曾祖號苓年公，大排行第九，曾祖母在本家裡的通稱是『九太太』；她的母家姓戴，父親是個監生，所以大概也是本城的富翁……曾祖母的相貌很是嚴正，看去有點可怕，……終日筆挺的坐一把紫檀的一字椅上邊，在她房門外的東首，我記得她總是這個姿勢，實在威嚴的很。」由此我們知道魯迅的祖父和父親為什麼外表都那麼威嚴了。
曾祖母晚年很慈祥，孫子們摔倒了，或者在他面前裝二十四孝中的老萊子的樣子，故意跌倒了逗她開心，她就非常關心地說：「啊呀！阿寶，快起來，這地下髒呢。」但是，她卻是一個有個性的人，而且在年輕時表現有點怪。
比如，他對兒子周福清極為嚴厲。結婚不久的一個晚上，小兩口正在燈下聊天，她拿著一把長柄芭蕉扇上樓，告訴他們天已晚了，不看書就不要點燈耗油，說完就把油燈扇滅，下樓去了。早晨天剛亮她就起床，如果兒子和兒媳還不起床，他就會在樓下喊：「天亮了，還不起來！落在討飯船，就是討飯的命，學什麼大戶人家的樣子！」[]明明自己就是大戶人家，卻偏不允許兒孫學大戶人家的懶惰和驕奢。
再比如，她的兒子中進士、點翰林之後，京報送到家中，她按規矩用頭上金簪拆開喜報，懸掛堂上。這時合族聚集，滿院子的人歡天喜地向她祝賀，她卻突然放聲大哭，說「拆家者！拆家者！」意思是這個家要敗了！後來的事實是被她不幸言中，這個家果然敗在這位翰林手裡。按照傳統的說法，她是一個有福的人，不僅因為她的兒子點了翰林，給家族帶來榮耀，還因為「一人有福，託帶滿屋」，在她活著的時候，必然家庭興旺，滿院祥瑞之氣，而在她去世之後，這個家就敗了。她陪同魯迅走過了最初的12年，也是魯迅無憂無慮做闊少爺的12年。
曾祖母下面是祖母，她與魯迅更親近。但這位祖母卻不是親祖母，而是繼祖母。親祖母姓孫，生下周鳳儀不久就去世了，距魯迅出生還有十幾年，自然與魯迅無緣。魯迅生活中的祖母是續弦，姓蔣，生於1842年，魯迅出生時39歲。
名義上，她在周家很有地位，因為她是翰林夫人，但事實上卻是一個被遺棄者。因為丈夫不喜歡她，一再納妾帶在身邊，而把她晾在家裡。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她曾落入太平軍之手，卻沒有殉節，因而遭到嫌棄。後來魯迅在《我之節烈觀》等文章中所發的許多感慨，都帶著對祖母的同情淚。原因之二是她做了一件讓周福清受傷的事。周福清在金溪任知縣時，曾將母親和妻妾都帶在身邊，但不幸蔣夫人鬧出了「聽窗事件」，周福清在房內大罵，卻不知道蔣夫人此時是扶了母親站在窗外。於是鬧得滿城風雨，被上司抓了個「大不孝」的罪名，加上此前發生的對皇上的「大不敬」，使周福清被參革職。所以，周福清把她送回家，從此不再理她。
寂寞，是那個時代那種家庭中女人的共同命運，而蔣氏的遭遇尤甚。兒子不是親生的，再好也似乎隔了一層；生過一個女兒，出嫁不久就去世了。這使她更加依戀和疼愛孫子。儘管孫子有專職的保姆帶著，但她還是喜歡陪在身邊。
她所承載的文化是複雜的。她「篤信神佛」[]，每當菩薩生日之類的日子，要點起一對蠟燭，在香爐裡燒上三柱香，跪在方凳上向天跪拜。她平時不誦經，也不上廟，但遇到什麼事情，卻會忍不住說一聲「阿彌陀佛」。她的信仰，是徹底民間化了的。但正因為這樣，她很有文化，滿肚子來源不同的神話與傳說。
在魯迅的記憶裡，有許多祖母為他講的故事：從牛郎織女、月中嫦娥，到「美女蛇」、法海與白娘子……幾十年之後，魯迅在《狗·鼠·貓》中寫道：「那是一個我的幼時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乘涼，祖母搖著芭蕉扇坐在桌旁，給我猜謎，講古事。忽然，桂樹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聲，一對閃閃的眼睛在暗中隨聲而下，使我吃驚，也將祖母講著的話打斷，另講貓的故事了——『你知道麼？貓是老虎的先生。』她說。『小孩子怎麼會知道呢，貓是老虎的師父。老虎本來是什麼也不會的，就投到貓的門下來……」祖母的故事力量很大，許多愛恨就這樣植根於魯迅心中。因為祖母的故事，魯迅對貓從無好感；因為祖母的故事，魯迅同情白娘子而恨法海，多年後在大舅父家看帶插圖的《白蛇傳》，仍然一次次用指甲摳法海的眼，直到最後把它摳爛。
事實證明，蔣夫人是一個能幹的女人。周福清科考行賄案發之後，衙役到周家「捉拿犯官」，鬧得人心惶惶。這時候，蔣夫人讓家人備轎，自己穿戴整齊，在儀門上轎，到縣衙找知縣去了。
似乎過了很長時間，祖母坐著轎回來了。
潘庶祖母、母親、長媽媽、升叔和我都到了祖母的房裡，只聽得祖母說她見了俞知縣了。
「俞知縣怎麼說？」我母親關切地問。
「我對他說，周介孚是讀書人，是知書達禮的，他做的事，他一定自己會來了結的，決不會連累別人。現在家裡只剩下女人和孩子，全不知情。請差役以後不要再來了。」[]
從此之後，差役果然沒到家裡來過。
據周作人的《魯迅的故家》和觀魚的《三臺門的遺聞佚事》記述，蔣夫人還很幽默，善詼諧。大家在一起談笑，她靜靜地坐在一邊，會突然畫龍點睛地插上一句，讓人哄堂大笑。回頭看她，卻泰然地坐著，自己並不笑，還問別人為什麼發笑。在眾多的回憶中，後來的魯迅也是這樣，說話把別人逗得哄堂大笑，自己是不笑的。
而且，她做事的風格也是地道的周家做派：一次周建人從外面回來，族叔周伯文雙手插腰站在白板門的門檻上，周建人輕輕地從他腋下過去，他就掄起菸袋敲到了周建人的頭上，並且說：「見長輩為什麼不叫。」論說，長輩這樣教訓晚輩，是讓人無話可說的，因為作為孩子的周建人的確沒禮貌。但周建人把這事告訴祖母，祖母卻二話不說，拿起菸袋就到神堂前坐了下來，正好周作文從面前走過，她掄起菸袋就在他頭上狠敲了一下，而且說：「看見長輩為什麼不叫！你會教訓阿侄，我也會教訓阿侄！」嚇得周伯文趕緊認錯。
祖母下面是母親魯瑞（1858—1943）。據周建人回憶，魯瑞的爺爺魯世卿小時候很窮，父親早亡，與母親相依為命。但他酷愛讀書，而且寫得一手好字。有一天，他到城隍廟去求夢，夢到菩薩給他一個算盤一支筆。圓夢的人解釋說：這是皇帝叫你去管帳。於是，他就湊上盤纏進京去了，結果真的做了專管皇家木料倉庫的官。後來他在家鄉買了700畝田，在城裡買了房子，並且拿出10畝田酬謝那個圓夢的人。在這個基礎上，魯瑞的父親有了讀書的條件，中了舉人，做過戶部主事。魯瑞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都是秀才。
魯瑞嫁到周家，過門不久周鳳儀就中了秀才，所以魯瑞被周家人認定是「旺夫」的好媳婦。過了不久，她又生下了魯迅，然後是連續生下了周作人、周建人……所以成了周家的功臣。至於她本人情況，據周作人說，「她沒有正式讀過書，卻能識字看書」，早年只看彈詞和小說，後來也看報紙。她讀過很多小說。從魯迅的日記和書信中可以看到，魯迅到上海之後還給她寄過張恨水的小說。
她不是那種循規蹈矩的傳統女人，更不膽小怕事，性格中有剛強和灑脫的一面。有一點周家人不願多說，那就是魯瑞在公婆面前大概算不上恭順。因為後來她曾對她的兒媳婦們說：「你們每逢生氣時就不吃飯了，這怎麼行呢？這時候正需要多吃飯才好呢，我從前和你們爺爺吵架，便要多吃兩碗，這樣才有氣力說話呀。」[]看來，她是跟公公吵過架的。另一件事是清末天足運動剛剛興起，她就放了腳。這在周家引起議論紛紛，思想保守的堂弟「金魚」說：「某人放了大腳，要去嫁給外國鬼子了。」那時周鳳儀已經去世，她是寡婦，卻不怕這樣的流言，冷冷地說：「可不是嗎？那倒真是很難說……」周作人晚年曾說：「這一件就很足以說明她的戰鬥性。」[]
除了親人之外，還有女傭阿長。她雖不是周家人，卻是魯迅的保姆，朝夕相伴，日夜相守，自然對魯迅影響很大。她教魯迅的一切，既有周家的種種規矩，又有紹興的民間文化。比如，大年初一睜開眼，第一句話要說「恭喜恭喜」，說過之後要吃福橘。她教給魯迅許多規矩：人死掉了，不能說死掉了，而必須說「老掉了」；死了人或生了孩子的屋子裡，不能走進去；飯粒落在地上必須揀起來，最好是吃下去；曬褲子用的竹竿底下，萬不可鑽過去……還有她的那些知識：長毛來的時候，要擄小孩子，要擄漂亮姑娘，當魯迅由此斷定她很安全時，她說：「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這些知識其實並非阿長的創造，而是中國民間長期以來的文化積累，就連大學士徐桐也相信。它很荒誕，卻體現著某種文化。
阿長在周家的地位很特殊，雖是傭人，卻什麼事都管，包括魯迅的婚事，她也幹涉，一段可能很美好的婚姻，就是被她攔了下來，造成魯迅和那個女孩子終生的痛。而且，她什麼話都敢說，周家上下也都能夠容忍。周鳳儀生病期間，有一天在朦朧中看到一個女人進了自己房間，走到床前，撩開帳子，往周鳳儀床頭的碗裡倒了點兒什麼。周鳳儀以為是妻子魯瑞，所以沒有在意。但她剛剛出去，魯瑞就進屋來了，去往碗裡倒藕汁。周鳳儀有點奇怪：怎麼剛剛倒過又來倒，妻子卻說未來過。這事讓人很困惑，阿長說：「看來，宜少爺的病是不會好的了！」她認定宜少爺剛才看見的那個女人，是章介千家的小姐，是曾許配給周鳳儀的，卻突然病故而沒有成婚。阿長說他們兩個姻緣未了，現在章小姐來找他，就是要約他走。她的一席話，把魯瑞說得心神不寧。[]
說到這裡，涉及一個內容：周家的文化中不乏「迷信」因素。事實上，不僅是阿長，不僅是女人們，周家的男人也少有無神論者。像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一樣，周鳳儀也有種種講究和忌諱。比如，科場案發那一年，他報考時用的名字是「周用吉」。科場案發之後，他想到的是：「『用吉』這名字多不好，把『周』拆散了！奇怪！怎麼會起這樣一個名字？」[]他為此非常愧悔。他的父親周福清也一樣，從杭州監獄中往家寫信，地址中的「覆盆橋」總是寫作「福盆橋」。家裡人都明白，他忌諱這個「覆」字，害怕這個家族覆滅，把「覆」寫作「福」，是為兒孫祈福。[]
生活中的種種細節也是如此，比如，魯迅、周作人、周建人，都是7歲開蒙，絕不會在6歲或8歲。開蒙那天，雖是大白天也要打著燈籠。燈籠上有「文星高照」四個字，燈籠裡的蠟燭一定是「狀元紅」。
這就是周家的文化，魯迅小時候，就在這種文化中成長。
二、複合文化中的神秘色彩
除人物之外，還可以通過一些事件來考察這種複合文化在周家的表現。
魯迅生於1881年9月25日，舊曆八月初三，據說是「灶司菩薩」的生日；而他出生時又是「蓑衣胞」，據說這樣的孩子很少，將來可能有出息，但卻難養活。
所謂「蓑衣胞」，就是出生時披著撕破的胞衣，那胞衣就像蓑衣。一般孩子出生時是胞衣先破，嬰兒出來，剪斷臍帶，然後胞衣才從母體脫落。但是，嬰兒出生時有種種特殊情況，比如臍帶纏在嬰兒脖子上，出生時就像被捆綁著，而且很危險。在許多地方，包括我的故鄉青州，都把那樣出生的孩子稱作「帶鎖的」，「鎖」也許是「索」，因為那臍帶更像繩索。在山東河南一帶的習俗中，這樣的孩子在結婚成人時需要增加一個儀式：新人的脖子上預先用紅絲線掛一把鎖，這時由專人在香案前祝禱，然後用剪刀把鎖剪掉，從此就枷鎖解除，可以放心生活了。只是被臍帶纏住脖子，就這樣麻煩，像魯迅那樣把胞衣當蓑衣披在身上，當然問題更嚴重。周家的文化禁忌，使他們閉口不說這種孩子有危險，而是只說有出息，而有些鬼神專與有出息的孩子作對。解除的辦法當然有，那就是讓鬼神找不到他，或者不屑於理他：比如，明明是男孩子，偏給他取個女孩兒名，甚至紮上耳朵眼。此外就是叫「豬」叫「狗」叫「狗剩」。進一步的辦法，就是到寺廟裡記名，也就是讓他在名義上出家。周家為魯迅的安排，就是讓他出家做和尚。
周家的長房長孫，當然不能真出家，但一切都必需做得像真事：找一個寺廟，拜一個師父，把名字寫進和尚名單，這樣就算出家了。所以，魯迅成了小和尚「長庚」，有了一個和尚師父。魯迅逝世前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我的第一個師父》，其中寫道：「中國有許多妖魔鬼怪，專喜歡殺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賤，他們才放手，安心。和尚這一種人，從和尚的立場看來，會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從讀書人的立場一看，他們無家無室，不會做官，卻是下賤之流……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希為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裡去，拜了一個和尚為師了。拜師是否要贄見禮，或者布施什麼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卻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長庚』……還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論理，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拼成的，但我的卻是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非喜慶大事不給穿；還有一條稱為「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曆本，鏡子，銀篩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除此之外，大家族禮節與規矩特別多。保姆阿長教的那些禁忌之外，還有許多禮節：過年要敬天地，敬祖宗；過節要敬神靈、敬先人；如何擺供，用什麼供品，一切都馬虎不得；人死了如何入斂，怎樣為死者穿壽衣，怎樣跪拜，怎樣磕頭，也自有章程；尤其是隔三差五的祭祖，一代又一代死去的先人，今天是致公祭，明天是佩公祭，後天又是什麼祭，加上四時八節各種節日，不同的儀式體現著複雜的傳統，呈現著古老的文化。這些文化，今日中國人已經很陌生，甚至許多人對它一無所知，但魯迅和他的兄弟們卻是泡在其中長大的。對此，周作人筆下寫過一些：
堂前平時只當作通路走，其用處乃是在於祭祀的時候。頂重要的當然是除夕與新年，懸掛祖像達十八天之多，其次是先人的忌日，中元及冬夏至，春秋分則在祠堂設祭。堂中原有八仙桌分置兩旁，至時放到中間來，須看好桌板的木紋，有「橫神直祖」的規定，依了人數安置坐位和碗筷酒飯，採用十碗，名十碗頭，有五葷五素至八葷二素不等。儀式是年長者上香，男女以次跪拜，焚化銀錠，男子再拜，先為四跪四拜，次則一跪四拜，俟紙錢焚訖乃奠酒，一揖滅燭，再一揖而禮成。中元冬夏至於祭祖後別祭地主，即是過去住過這屋的鬼魂，由小孩同傭人們行禮，多在廊下舉行……[]
一年中幾次上墳，也都有講究，下面是周作人記述的清明上墳：
清明上墳，規模就大得多了，不但是婦女同去，還因為要舉行三獻禮，有些舊排場，所以於男女座船、火食船、廚司船之外，還有一隻吹手船，多的時候一總可以有十隻船以上……
祀后土神祭品，肉一方，刀鹽一盤，腐一盤，大錠一副，燒紙一塊，上香，門宵燭一對，酒一壺，祝文。
墓前供菜十大碗，八葷兩素，內用特雞。三牲一副，鵝、魚、肉。水果本色，百子小首一盤，墳餅一盤，湯飯杯筷均六副。上香，門宵燭一對，橫溪紙一塊，大庫錠六百足，祝文。[]
今日中國人大多有不少所謂科學知識，卻沒有這樣的文化知識。怎麼辦喜事，怎麼辦喪事，怎麼過年，怎麼過節，怎麼上墳，怎麼祭祖，祭器怎麼擺，祭品怎麼用，大多已經不知道。什麼是「三牲」和「小三牲」，什麼是「五事」，也沒有多少人能夠清楚。尤其是城市人，如果用傳統的眼光看，真是連過年也不會。他們的所謂年節，就像過三八節、五一節和那些官方節日一樣，只是放假休息吃東西，卻不知道過節的本意，更不知道節日的儀式。魯迅卻不同，從小就熟知那些禮儀，懂得所有的禁忌，他身上的那些教養和文化，是今日唯物的青年難以理解的。當年增田涉寫魯迅，苦於對他的一些做法無法理解，當下中國人與魯迅之間，文化差異已經不亞於增田涉與魯迅。
魯迅不僅參加那些儀式，而且率領弟弟們舉行自己的儀式。比如，大年夜隨全家舉行完敬天祭祖的儀式之後，魯迅還要祭書神。因為他是讀書人，書是重要的，當然要祭書神。據1900年除夕周作人日記：「下午接神，夜拜像，又向諸尊長辭歲，及畢疲甚。飯後祭書神長恩，豫長兄作文祝之。」[]
用現在的話說，魯迅和他的家庭都頗為迷信。從道理上講，儒家信徒多像孔子一樣，「子不語怪力亂神」。然而，孔子是聰明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因而不否認鬼神的存在，只是不去討論罷了。周家的男性家長遵守孔子的教誨，不宣揚鬼神，心中卻有趕不走的鬼神，因而不禁止傭人和女人們信鬼神。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一些怪異現象，人們自然會做出種種「迷信」的解釋。
這種情況從周作人出生時的傳說可以看出。
據傳說，周作人出生時有點怪：一個老和尚長驅直入，一直走到少奶奶房前，然後轉眼不見了。接著，周作人就出生了。晚年的周作人曾經糾正那些傳說，他的說法是：
我的誕生是極平凡的，沒有什麼事先的奇瑞，也沒見惡的朕兆。但是有一種傳說，後來便以訛傳訛，說是一個老和尚轉生的，自然這都是迷信罷了。事實是有一個我的堂房阿叔，和我是共高祖的，那一天出去夜遊，到半夜裡回來，走進內堂的門時，仿佛看見一個白須老人站在那裡，但轉瞬卻是不見了。這可能是他的眼花，所以有此錯覺，可是他卻信為實有，傳揚出去，而我恰於這後半夜出生；因為那時大家都相信有投胎轉世這一回事，也就聽信了他，後來並且以訛傳訛地說成是老和尚了。當時，我對這種浪漫的傳說，頗有點喜歡……[]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話是周作人在經歷了種種「破除迷信」的運動之後寫的，他在表明自己並不迷信，並且試圖用唯物主義來克服那些傳說，所以說阿叔是「眼花」，是「錯覺」。可是，在他們小時候，周家並不這樣認為，周作人自己也不這樣認為，而是「有點喜歡」。因為這至少證明他有來路，不是尋常之輩。所以，1921年1月30日他還夢中得詩：「偃息禪堂中，淋浴禪堂外，動止雖有殊，心閒故無礙。」並把此詩寫成條幅送人。再後來寫《五十自壽詩》，開頭仍是：「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後來的周作人口口聲聲不迷信，說自己相信神滅論，但即使在晚年寫的回憶錄中，筆下也常常出現怪現象。比如，寫到他生天花，傳染了妹妹端姑，導致可愛的妹妹死亡，就寫下了這樣的話：「我的症狀十分險惡，妹子的卻很順當，大家正很放心，把兩個孩子放在一間房裡睡，有一天兩人都在睡覺，忽然聽見呀地叫了一聲。不知道是誰在叫，據推測這是天花鬼的叫聲，它從我這裡出來，鑽到妹妹那裡去了。大人驚起看時，妹子的痘便都已陷入，我卻顯是好轉了。」[]
無論是老和尚的身影，還是天花鬼的叫聲，是否真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時周家人相信。這反映著周家的文化。
魯迅，還有周作人，這些文學大師就在這種文化氛圍中長大。
這種文化好不好呢？不能簡單回答，但我想到一個問題：對於兒童來說，是給他一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切都清清楚楚的世界好，還是讓他面對一個神秘的世界好？這同樣不能簡單回答，但我想，後者大概更易於培養孩子的想像力。一切都有標準答案的世界，會使人徹底失掉思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