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思博
編者按：南懷瑾先生（1918—2012），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者和弘揚者，是於國家民族前所未有之歷史大變局中，投身歷史文化的救亡、清理與重建，續接文化命脈，融通古今中外，為蒼生立心的繼往開來者。2018年，是南懷瑾先生誕辰100周年。為紀念先生百年誕辰，鳳凰網佛教特別策劃紀念專題《南環瑾：為蒼生立心的繼往開來者》，以此緬懷南懷瑾先生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接續中華民族文脈所做的貢獻。本文系均為法國著名學者Catherine Despeux（中文名：戴思博）教授撰寫的紀念文章《我與南懷瑾先生的相遇》，文章由南懷瑾學術研究會、南懷瑾文教基金會提供，全文如下：
本文作者與南環瑾先生（圖片來源：南懷瑾學術研究會）
本文作者（右一）與南環瑾先生（圖片來源：南懷瑾學術研究會）
在一九六四年，我十八歲，剛剛高中畢業，面對選擇大學專業的方向，我決定了在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學中文，同時在巴黎索邦大學進修人類學，一九六七年順利拿到文學士文憑。
在大學期間，因語言交換的機會，得識後來臺灣的文建會主委及臺灣駐法代表郭為藩先生，這個因緣造就了我日後繼續漢學研究。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階段，外國學生根本無法去中國留學，更遑論以語言進修的理由申請入境。看到我繼續鑽研漢學的決心，臺灣的郭為藩先生於是建議我，何不嘗試申請去中國臺灣，在幾位當時留法臺灣朋友的協助下，展開了我遠渡重洋的學習生涯。
在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得到一年的留學獎金，順利到了臺灣，且在臺居留更延長到四年之久，在那些年頭裡，得以認識日後對我影響至深的南懷瑾先生，那段歲月，是我永生難忘的美麗回憶及生命體驗。在那裡，所有的人熱切地希望跟我分享他們的中國文化知識，從書法的習作到各種文娛課程，我沉浸在崑曲、古箏、琵琶等等中國傳統文化的氛圍中，過著詩意與人文精神的完美體驗。
在臺北跟隨南師的那三年
一九六八年的某一天，一位知道我對佛學有興趣的友人白德厚先生，告訴我當天晚上在臺灣師範大學有個佛學講座，我欣然地前往聽講。遠看著講臺上的學者，身著長袍，一派溫文儒雅，我專注地聆聽著，但是講者濃重的鄉音，令我在理解上深感吃力，當下想的是，我肯定不會再來了。
到了休息時間，正盤算著如何開溜，沒想到，這位仙風道骨的先生，卻派來了一位女弟子來找我，並建議我坐到前排去，我心裡一沉，完蛋了，這下子跑不了啦！萬萬沒料到，這其實是一個點亮我生命的契機。講座結束後，那位女弟子在陪我回到住處的途中告訴我，今晚主講的先生有一個道場，作為傳授禪修之所，而且，再過些時日，會舉辦禪七，就是七天不斷的打坐修行，而禪修的導師，正是這位南懷瑾先生。就是這個機緣，種下了在日後堅如盤石的師友之情，一直到二零一二年我們的南老師離開人世。
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間，我在臺北的廣播公司兼職，這期間我幾乎天天去南懷瑾先生的禪修道場。一九七一年離開臺灣後，除了先生旅居美國期間（1985 ~ 1988）我每隔兩年左右就會回到先生身邊，仰沾法喜一兩個月。
在我一九六八年參加過的那個由師範大學舉辦的佛學講座之後不久，禪七的共修在離大學不遠處的一條人煙稀少、卻有點喧鬧的小街上的一個辦公室裡，順利展開了。一開始參與者並不多，大約只有十二個人左右，同班還有另一位西方人羅梅如女士。有別於我認知裡日本禪宗的嚴肅氛圍及規範，我起初很驚訝人們怎麼可以在這個空氣對流不好，又充斥著四、五臺打字機發出的噪音的一個小辦公室裡，舉辦禪七呢！心想著，我絕對不可能在如此吵雜的環境裡進入禪修境界的。
儘管起頭的那兩天很困難，在好奇心的驅策下，我還是全心投入學習各種基本練習。那時的我對佛學一點都不懂，再加上南老師的浙江鄉音很重，所以要理解他指定為禪修重點基礎研習的《指月錄》內容，更是難如登天。所幸，在每次休息的時間，王紹璠總是走近我，耐心地跟我解釋剛剛研讀過的經典要義。我總算定下心來，嘗試著進入這個奇妙的，有著精彩公案的禪修世界。
一開始，南老師給我們一些指導，如參「我是誰」或者「我在哪兒」等公案， 我的思維繞著這些問題打轉，越想心裡越緊張，這慌亂的情緒引起南老師的注意，他發現複雜的思考習慣和緊張的情緒，是我最大的障礙，於是他建議習慣於辯證思維的我和羅梅如，先放棄參公案，而改習默誦心經。一段時間過去，到了下午，我有了幾次感知暫停的體驗，緊張的情緒，複雜的思維，甚至時間的流逝都忘了。我身處於虛空之境，短暫的輕緲且明亮的身心感知。在提醒結束的搖鈴聲中，我慢慢地又回到紛亂的現實之中。經過這次體驗，我發現即使在吵鬧的環境中，禪修也並非難事，因為那些吵雜的聲音與我無關，它們只是無分別地跟我同時存在，我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的法喜，逕自地自鳴得意了起來。孰料，這其實是一個陷阱，我卻耽溺於奇妙體驗，執著於奇異境界的追尋，而難以跳脫。
這七天的修行中，我驚訝地發現，所有共修，無一例外地，陸續體驗了緊張情緒的釋放，通過哭泣抒發了生命底層的苦痛，之後又有如雨過天青般地，精神進到另一個更平靜的境界。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喜悅，從此禪修與我的生命產生重要的連結，屢屢因牧牛而找回迷失的心志。
相較於那些只能在絕對安靜的環境中打坐，尋求短暫寧靜的人，我何其有幸，能在吵雜不堪的環境中習禪，而領略到「一切平等本來寂靜，不為諸法所罣礙」，生命中的紛紛擾擾，就在動靜之間自然消退。一直到我一九七一年離開臺灣以前，有幸參加了三次南老師所主持的一年一度的禪七。與第一個吵雜的環境不同的是，之後我們有一個寂靜之所。這當中，南老師搬到了師大附近的青田街上，一棟日式的老房子，非常安靜素樸，如同我原本想像的，一個理想的禪修之地。也就在這幾次禪修的機緣中，我得識了葉蔓女士，她總是興致滔滔地敘述著她的照見，而這一切也經常得到南老師的印證，不過偶而也會提醒她「多言無益」。
在每次參加禪七的過程中，內心總是法喜充滿，而不只是精神上的浪漫體驗。遺憾的是後來再也無緣每年參與，這種禪修與平日自修打坐不同，更能進入深切的寧靜。直到有一天南老師告訴我，如果你以為修道就只是打坐，那就錯了。
那段日子，我幾乎每天去青田街找南老師。真心喜歡那個空間，永遠有著賓至如歸的感覺，只要一進門，馬上有人奉上一杯茶，南老師的弟子們，親切地接待著新入門的同修。那個房子的格局是以進門後的中央走道分隔，右邊一間秘書和南老師助理李淑君女士的辦公室，旁邊是南老師的辦公室，在走道的左邊，有另一個辦公室和禪堂，屋後有一個小院子。有一次到了那裡，我逕自往禪堂走，突然有人跟我說「老師要見你」，源於對法國那些高高在上的假道學的成見，我抱著誠惶誠恐的心情去了，卻意外的發現，原來在這裡，只要你有困擾，隨時都可以跟老師提問。就這樣我養成了求見老師的習慣，因為他用盡所有辦法讓我因作繭自縛而緊繃的心得以鬆綁。實際上我還不太敢提問時，往往是他導引話題，再用心地幫我解惑。最令人驚訝的是，他驚人的洞察力，好幾次巨細彌遺地點出我的困境與迷思，在在令我錯愕無言。在對談的過程中，經常聽到「這還不是」，「無須刻意追索」，「一切都在你的內心」，「何須自尋煩惱」等等……
在面談後，老師會請我第二天再來，或邀我和他的一些弟子午餐。一開始，我覺得很奇怪，這完全遠離了我對禪師的主觀想像。在繁忙的活動中，南老師沒有多少自己的時間。所幸在離辦公室不遠，位於信義路與仁愛路街口，有一家他非常喜歡的川菜餐廳，有時老師邀請我和幾位弟子去那裡午餐，有時去中山北路一家高檔的咖啡廳。
又過了一段時間，老師搬到了吵雜的、大樓林立的信義路上，那是一個寬闊而缺乏感性的地方。我後來終於明白，其時他的影響力及活動力正在快速的擴展中。就在搬到信義路的那段時間，他創辦了「東西精華協會」，當時參與創會會議的西方人代表只有羅梅如和我。即使我其實還不太明白協會的創立目標，但是它的成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止一次重讀入會規則，這讓我了解到，協會的成立，是植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與道德規範的重建。
很快的，在這些日常交流中，我感受到了不可思議的作用，他的影響甚至比我們的坐禪練習更有幫助，真正的動中之靜，在吵雜的環境中，有更多的機會考驗我們的定力，我們的注意力，這就是南懷瑾先生的傳授之道。在人聲鼎沸的環境中，我們喝著咖啡聊著天，他教我們如何用中醫診斷學，如何察言觀色，時而會提起我們禪話如「萬法本閒，人人自鬧」，或其它詩篇。不知不覺地，我已然進入了中國文化和禪文化的場域中，那些情境已然深深銘刻我心，永難忘懷，因為當下我所有的感官是敞開的，全然的心神如一。
我明白了，禪修者要像蓮花一樣「出淤泥而不染」，更以其葉承接著純淨的露珠，即使生發自汙泥，亦能永保純淨之心。在那當下，我向苦痛眾生敞開了心房。
南老師的多方學問
在我離開臺灣之前，南老師在信義路開設了私立學院，傳授中國傳統文化課程，如易經、中醫，老子道德經、四書十三經、孔子思想、佔卜、古琴、古箏、書法、國畫等等……可惜我已經沒有太多時間參與。南老師的弟子當中有位孫毓芹先生，培育了一些臺灣著名的古琴演奏家。我經常和孫先生一起回到他建國路的住處，聽他敘述著他的人生際遇，中國文化典故。偶而和他以及朋友去郊外，他會為我們彈琴，在他的琴音中，禪境的氛圍使我們感受到身心的釋然，那往往是一個忘我的時刻，內外追索已然多餘，琴音與大自然完美的契合，在靜默中滲透身心。再有機會回味這美好時光，是多年以後，南老師安頓於太湖邊，廟港小鎮的學堂，有幸聆聽他的一位年青弟子操縵。
儘管歲月匆匆，禪宗入門的深遠影響，真真切切地為我的臺灣留學生涯，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從《指月錄》的注釋導讀，尤其是大禪師悟道的故事和一些深具啟發性的歷史典故。我至今還珍藏著些當年的書本和個人筆記，每當我重讀這些文本和注釋，耳畔依稀還聽到南師那特殊的口音，何其有幸能進入這個智慧的無盡藏！這一切，感謝在我的學習過程中，或有理解障礙，或聽不懂老師的鄉音，那些熱心幫助過我的朋友們。至今仍有一些句子銘記難忘，因為它們深刻進入我內心，例如馬祖禪師與弟子言「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道一禪師曰：『為止小兒啼。』」，又如「平常心是道」，等等，引發了我對馬祖道一的興趣，後來更翻譯了法文版的馬祖語錄。禪學的一些文本常提到的老婆心，總是讓我想起南老師，是那麼如實的老婆心，無盡的愛與仁慈，就如同我深愛的老祖母對我的恩慈一般。每當我面對南老師的時候，他完全明白我的痛苦和喜悅，我過去的經歷，我的人格特質，他寬廣的心胸，讓我認識到愛之深責之切，必要之處絕無寬容，甚至機鋒當下忒也無情。
我每天打坐的狀況越來越好，遠比我所預期的，更迅速進入一個思想入靜狀態，甚至連動都不想動，經常就這樣，待起坐時，已經兩個小時過去了。就在那段時間，約莫持續兩個月，南老師每天清晨就會來到我和兩位法國友人的租屋處，和我聊十五分鐘左右的天，或者就在那裡打坐。我能深刻地感受到內在的能量，光明，如是寧靜的輕鬆與自在。有一天，我的心忽然全部都放開了，什麼東西都放下了，我又經驗了第一次打禪七的境界，更純粹的放空，而且感受到對眾生無量的慈悲心，有別於小我情感上的慈悲，那是一種苦難與共，在淚水與歡笑中，我已不再是我。就是這個機緣，讓我明白了為什麼中國人用「慈」和「悲」兩個字來詮釋這種境界。就這樣，我體認了活在「當下」的自在。
在我的生命中，我僅只經歷過兩次，如是同體心的體驗。佛教經典中所倡導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等等，正是為了開闊本心，以無分別心，無我無他的心理去慈悲眾生。在這當中我看到了當下的真實，也似乎明白了一種理智上難以解釋的，亦即一人得道有助於眾生得解脫。
從此我喜歡上永嘉禪師以理、事的闡述，探討無瑕的禪偈：「夫妙悟通衢，則山河非壅。迷名滯相，則絲毫成隔。然萬法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真宗」，有著很深的相印。
在臺灣期間，我有機會學習到一些道教內丹道理，但是更主要的，還是在中醫及易經的涉獵。這些基本認知，為我之後以漢學研究為主的職業生涯，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我研究了道教的氣功、內丹，基礎的道家養生技法，以及練氣的方法。
我理解到了在道教通脈的過程中奇經八脈的重要性，也理解了一些如「精滿不思淫，氣滿不思食，神滿不思睡」的理論。在與南老師討論過後，我明白了兩件重要的事情。其一，不能強迫禁慾，那是對身心健康有害的，因為性衝動和生命力是同根同源的，從這一點來看，弗洛伊德是對的。其二，道教講到還精補腦，並非生理上的精子——所謂後天精，而是所不能間的能量——道教所謂先天精。
在那些跟隨南老師的歲月裡，我在順應曆法及節氣對身心的影響上變得更敏感。南老師曾多次提醒我們，「你們感到情緒低落、感到不舒服甚至自覺愚蠢，卻忽略了這其實是節氣的影響」。他也沒忘記提醒我們，切忌被這些現象所束縛，囚禁自己的心靈，而成為痛苦的奴隸。對易經、佔卜與風水的態度亦然，否則就陷入同質的病態。從佛家思想來說，疾病起源於「地、水、火、風」四大失調，通過打坐，我們可以調整疾病狀態甚至自我療愈，而無需依賴號稱有療效的醫療補救。正如南老師常說的，所有非凡的現象都取決於一個人在修道路上的精進，以及入空的能力。
在我旅臺期間，幫助我理解藏傳佛教的契機，其實是通過到臺灣前已經讀過的，那洛巴圓滿瑜伽六法門。這是一個歷史的傳承，它涵蓋了藏傳佛教的主流與基本法門。我們每天有練氣兩個方法：九節佛風和寶瓶氣，由此，我逐步建立了一條心靈與身體並存的，不存在於西方思維的蹊徑。從佛教理論來說，身心靈應是齊頭並進的，生理上的改變與心理上的變化是互動的。南老師常說：修道容易，悟道難；悟道容易，證道難；其根本在啟發自我的天性，以臻「明心見性，成佛成道」。
在長達三年與南老師幾乎天天見面之後，我不得不返回法國探望我睽違四年的父母親，同時得面對職業生涯的開端。在一九七一年，我順利地在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我幾年前開始學習中文的大學——得到了副教授的工作，然後升等教授。之後，我一直留在這個崗位上，教授現代文學、文言文和中國文化思想史。除了教學外，我還做研究，撰寫關於道教、佛教及中醫的研究論文，直到我退休。這一切都得感謝南老師給我的教導，是他為我打開這扇理論與實踐方法的大門。
何其有幸，在我能夠充分學習的歲月，得遇南老師！回到法國後，我必須面對工作，照顧經常生病的丈夫，養育幼兒和陪伴年邁的雙親，我淹沒在生活的洪流中，幾乎遺忘了曾經擁有過的美麗的寧靜。很顯然的，這種平和寧靜已成夢幻泡影，心經所載「以無所得故，無有掛礙」的境界也已遠去。我曾經想過不要太依賴南老師或許是件好事，我更應該精進自我的追索。但是南老師還總是打電話給我，打聽我的近況，修行有沒有問題，打坐進步了沒有，修道認真不認真等等……企圖拉回我那迷失的心智。
離開臺灣後，我差不多每兩年會回到南老師身邊，待上至少一個月，每一次得以重返修煉的正軌，學習新事物，認識臺灣和中國政治關係上的演變。每一次能總發現南老師的另一面，至今仍然是不可思議的功德。
在香港的重逢
與南老師中斷聯繫了幾年，那是他旅美期間，而我也處於在法國的種種羈絆而無法抽身。總算，他在一九八八年回到香港後不久，才有了彌補這個遺憾的機會，我又回到南老師的身邊。也就是這段時間，南老師傳給我準提法，可惜當時的我並未對修這個法感興趣。每次去香港，三至六星期的時間，總覺來去匆匆，在有限的時間裡，心頭總有著無數計劃，而覺得時間永遠不夠用。除了白天的學習，每天晚上眾弟子和南老師吃飯，繼續探討。我起初並未注意這些同修的身份，後來才慢慢明白，其中一部分人其實有著舉足輕重的社會身份。當時被視為國家發展和經濟取向典範的金溫鐵路……想必他們對當時南老師建造金溫鐵路的計劃，是很重視的，那是中國第一個半資本主義企業所負責，目的在作為國家未來發展和經濟取向的探索，同時也藉由交通條件的改善，起到提高區域性的，包括南老師的家鄉樂清與溫州的經濟狀況。他對家國的一切用心，就如同儒家崇高的仁義胸懷，更符合了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對家鄉同胞艱苦經濟條件的同情，或許起於他無法忘懷的，在時代的夾縫中，萬般無奈，辭別親人，隻身到了臺灣，闊別四十年後，對家鄉和親人唯一能做的補償心理吧！同時也是他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精神、佛家無我利他菩薩道精神、道家善利萬物而不爭與功成身退精神的實踐。
每一次到香港，總有已經指定了的新文本在探討中，新的事物等著我去發現和學習，但是我卻無法參加全部課程的學習，深感可惜且沮喪。所幸，後來這些課程記錄都陸續出版，讓我能在事後補充學習。這真是個絕妙的機緣，能在珍貴文本和中國文化的學習困難重重的情況下，突然之間，一整套的實踐基礎數據、新的法門就在我眼前。但是，就在此時，我的心卻動搖了，我不能一切都修習，怎麼辦？必須抉擇，哪些是適合我的法門，慢慢地，根據遭遇到的困難，心神狀態的散漫或精進，在南老師的多次指導下，我理出了這些不同的法門在我的修行路上的適切性，也逐漸清楚各種法門在不同的情況下能各為所用。在這一個月跟隨南老師期間，他的存在有如一盞明燈，給了我最好的典範。
我記得有一次到了香港，感到身體很虛弱、疲勞且緊張，甚至覺得無法脫離這個生病狀態。經過醫生的診斷，我有嚴重的甲狀腺功能遲緩症，可是我拒絕吃西藥，也不要動手術。西醫責備我對自己的生命不負責任，因為他們是專家，只有他們知道應該怎麼給我治療。我卻偏偏不聽他們的建議。其實，雖然我當時身體虛弱到幾乎無法靜坐的情況下，我還是希望能藉由打坐或其他的方法，找到自我療愈的能量。禍不單行的是，我又被檢查出患有膽結石，這個新狀況更讓我感到危機的壓迫感。所幸，就如同其他大禪師的強大能量，南老師用他殊勝的老婆心護持著我，讓我休息了幾天，給了我幾顆中藥丸服用。七天以後，我開始能打坐，從早到晚幾乎足不出戶。只有到了晚上，他邀集訪客和弟子們晚餐時，我會去參加，聽他們的對話，聽南老師的課。
在我打坐的實踐過程中，他建議我回到禪門的根本法，就是安那般那法門的觀照呼吸。為了幫助我的修習，他開始了每天晚上給所有弟子和偶然經過也有意願聽講的朋友，開講譯自佛陀跋陀羅的《達摩多羅禪經》。我覺得可惜的是，當時因為時間有限，並沒有全部講完。而這艱澀的文本，如果沒有進一步解釋，以我個人的認知，是沒有辦法完全理解的。自從讀了這個經之後，我更進一步了解到呼吸的重要性在「息」，就是在呼氣和吸氣的緩衝間，正是徹底放鬆身心的最好時機，也是聚合身心最好的方法。事實上，南老師以前就不止一次跟我們強調呼吸的重要性，也讓我們練習過，但我卻忘了，完全沒有想到要適時正確的鍛鍊。一直到身體真的出問題了，才深切地體認到個中真味。
從西方思維來看，身體和心靈是分開的，除了專科醫生是照顧身體的專才，還有心理醫生、心理分析師是針對精神問題的治療。在這段時間裡，每當到吐氣盡頭與吸氣之前，那全然的靜寂，讓我再度體驗到空的感覺，就如同道家所言的「玄竅」，那是一種神妙的開啟，來去無定處。通過觀照氣息的變化，漸入色受想行識五蘊皆空之境，此時敏銳的洞察力與細微的知覺由此生發，這就是所謂的般若，被啟發了的智慧。與此同時，我也找到了自我療愈的契機。就這樣持續了大約一個半月的時間，我畢竟避開了外科醫師想對我身體器官動刀的野蠻行徑，而且在回法國之前完全康復了！至此，我學到了並且相信生命本能的真諦。正如南老師所言，「只需一個小小單元，即使是生命的一小部分，也能起到改變困境的作用，進而恢復健康，繼續好好地過日子」，這一切，是何其珍貴的禮物呀！如此對生命的信念，相近於道家的無為思想，也就是，如果我們回到「玄竅」任其自然運轉，就可以找到自我療愈的功能。誠如「一切六通從三昧出」，唯有身處極致靜定的狀態，才能豁然有所得。這也和一些禪師所說的「了大事」相近，亦即了悟生死。因為悟道就是放下生身之地，了卻生死，全然無懼，放下，再放下。就在這段期間，有一天，我正在打坐，南老師問我：你怕不怕死？我當下堅決的回答「不怕」。事實上，有別於當時定靜的狀態，現在的我還是怕死的，因為我還沒有真正悟道。
那次居留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我對南老師還是依賴的，經常要求他為我消除心中的困惑。但是他教導我，依靠自身的力量自我成長，找到真正的自在，而變成「觀自在」。他是幫我回歸到內在的真師，真是佛經所謂「大善知識」，對他我永遠有著無比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我怯於直呼他為師父，因為他常說沒有好弟子就不配這個名號，我就是那個不稱職的弟子之一吧。
南懷瑾在巴黎
忘了哪一年，在香港期間，南老師突然說他可能會去巴黎。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無比的驚喜，只是有點不敢置信，因為他常常突發奇想，令人難辨真假。事實上，那是一個具體的計劃，一九九四年的九月，在一些親近弟子的陪同下，南老師來到了法國，很快地與臺灣駐法代表見面。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江澤民訪法，中國大陸和臺灣之間的非正式談判，就在巴黎發生。
這一切對我來說，是一個與臺灣有關的驚異，這個我一直尊崇的禪師，竟然玩起政治角色，這絕非我所想像中悟道的智者。然而，逐漸地，我意識到那些青史留名的大禪師們不也有這樣的嗎？而在我眼前的南老師，活生生的就如同《大學》第四講所說：「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平天下」的典範。
南老師在法國訪問的那些日子，最喜歡做的就是漫步於巴黎的大街小巷。還記得，我們一起去參觀了巴黎聖母院，然後去聖路易島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喝了熱巧克力，還吃了一個羊角麵包。我們坐在露天咖啡座，瞭望著聖母院、塞納-馬恩省河、河上穿梭的船隻和路上的行人。這讓我想起當年在臺北的中山北路咖啡店裡的氛圍，南老師邊給我們講課，邊教我們如何在吵雜的環境中，還能一心不亂地，觀察身旁事物。那一天，最重要的回憶，是看到他在吃羊角麵包時的喜悅之情，他還盤算著，回臺灣之前要再去一次那個咖啡店，可惜後來沒時間就作罷了。藉此訪問機緣，南老師受邀在我一位針灸師朋友的工作室裡，做了一個約莫有二十來人參加的講座。在講座中所探討的問題，圍繞在疾病、健康、生命本源的探索，南老師在回應中提到了《入胎經》，同時轉頭對我說，「如果可以把這本經翻譯成法文就太好了」。
回到中國
在一九九四年農曆新年的隔天，南老師回到中國大陸的前幾個月，我接到了他打來的電話。電話那一頭興奮的音調，是我認識他以來從來沒見過的。他對我說：「戴思博，我要回中國了，要在廈門舉辦一次禪七，你一定要來！」他的興奮之情感染了我，當下毫不猶豫地一口承諾。為了能順利成行，我積極在我授課的大學裡尋找代課的人選。出發的日期近了，我先到臺灣，和南老師的幾位親近的弟子，以及他的兒子南國熙，從臺灣一起出發去廈門。抵達時天氣很好，不冷也不熱，到了海邊，令人激動的，我們能看見對岸的臺灣。禪七的場地是由幾位臺灣弟子出資，在南普陀寺中建造的一個新禪堂。我對這個新建築感到有點驚訝，它不像傳統的單層方正結構的禪堂，而是由地面層加樓閣的兩層建築。
那是第一次在南普陀辦禪七，但我眼睛所見到的，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盛況，超過三百多信眾參加，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的禪修，聚集在一起。我深深地被感動了，繼而想到，這屬於同一文化體的兩岸，何時能夠和平共處呢？對經歷過抗日戰爭、國內戰爭，被迫離鄉背井的南老師，我知道，這是他衷心的想望。
大約是2000前後吧，我聽說南老師原來所猶豫的，考慮南方幾個城市，如四川、上海等地興建學堂的事，總算確定下來了，他選擇定居上海附近，要在那裡蓋太湖大學堂，這些片段的訊息，都是我陸陸續續聽來的。終於我第一次到訪南老師在上海的居所，剛下飛機，已經傍晚五點，還沒時間去向他問安，他倒是催促我來了，說著：「趕快去，趕快去太湖邊看看，我們在那兒蓋大學堂呢」！儘管還在長途旅行後的疲勞狀態，我還是去了，看到那最吸引南老師的，太湖邊上高聳的冷杉小徑。太湖學堂的興建，是他生命中極具象徵性的一件事，他正在重建老式的書院，那些如著名儒家學者朱熹，和無數文人曾經生活過的，中國歷史上最令人讚嘆的書院文化。學院的興建一年一年的擴張，終於有了一個真正的禪修室，我有幸在那靜美的空間裡，參加了一兩次的禪七。
我老早就發現，除了偶爾一碗含有幾塊南瓜的湯和稀飯，已經有一段時間，南老師吃得不多。事實上，他只是把食物含進口中咀嚼，然後由舌尖吐出，一般人就不會發現，他吃的東西極少。我曾經體驗過好幾次道家的辟穀之術，但是都沒能實踐到最後。比較重要的是，有一次在香港，南老師根據孫思邈的藥方（正禪方），為弟子們訂製了一種藥片，作為辟穀期間除了打坐練氣之外的附方，我們同時也服用了一種鹹豆豉。我那一次在香港待得時間久一點，大約有六個星期，慢慢的，我的食慾逐漸降低，心越來越靜，身體的感覺也越來越輕了。我開始對「飢餓」和覺得「必須吃飯」這兩件事的關聯性，產生了探討的興趣。事實上，想吃的念頭是在非自覺狀態中被植入的，因為我們被教導了，如果不吃就會餓死。我必須擺脫這個想法，並且認識到，如果沒有飢餓的感覺，就無需進食。一個月之後，我每天只吃一湯匙的米飯和一湯匙的黑豆，而且感覺精神極佳。可惜的是，回到法國以後，家庭日常的三餐，朋友同事間的邀宴，等等的狀況，卻成為我繼續體驗辟穀的阻力，而我的思維又變得不安定了。其後，在廟港的幾次停留期間，我都重溫這種體驗，沒有刻意地禁食，但是我吃得很少。南老師常跟我談到一個修煉的概念，當「精力飽滿的時候，我們不再想到性；當氣息飽滿的時候，我們不會感到餓；當精神已然飽足了，我們不再感到困」，如此一來，人生的三大難題就都解決了，沒有這些主觀欲望的人，於是能掌握最大的生命自主權。
太湖大學堂的生活節奏非常嚴謹，下午六點整鐘響，所有人魚貫往食堂移動，首先讓出通路給老師入座，在食堂裡通常有七張桌子，每張可以坐上十二個人或更多。依訪客身份人數而定，他們會與老師同桌，或者坐在隔壁桌。那裡的晚餐通常吃得很豐盛，即使並不是很平衡。不過，那幾乎是我在中國吃得最好的地方。我喜歡歐陽哲做的飯， 即使不見得很正統，但是那調味的方法總是令人驚豔，配合著新鮮的食材，真是一種難忘的味覺之旅。
還記得在二零零七年，我帶著幾位法國朋友到太湖學堂，跟老師學習一星期，當時參與的人數只有七人，但是並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南老師所授予他們課程的價值所在。其中深受其益的，主要有任憑，一位嫁給布列塔尼地區太極拳專家的中國女士。有一天，一位南老師的弟子——宏忍法師在我們晚餐後，南老師請她唱誦華嚴字母，就在當下，我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暖流進入整個身體，伴隨著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毋庸置疑的，整個聚會沉浸在無限靜寂的氛圍中。這位我在臺灣就認識的宏忍法師，是位德行謹嚴的比丘尼，也是我那些年接觸過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位。無限的虔誠與全然的悲憫之心，她默默地承受著人們對她不公平的對待，而無所動搖。還記得有一位法國阿爾多瓦大學的金絲燕教授，與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伉儷是好友，南老師給她取了一個叫做「小鳥」的綽號，自從參加過這次禪修，她傾其精力，為佛經的法文翻譯，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結束了一周的學習，我們有一小型的音樂晚會。一位經常在船上航行，且吹得一手好口琴的布列塔尼友人Raphael（拉斐爾），給了我們一個充滿歡樂與生命力的音樂饗宴。南老師的弟子，有位琴人，也是茶道專家，為我們帶來一個近晚時分的完美茶席，伴隨著古琴名曲。另一位弟子，現任江西洞山寺住持的古道和尚，為我們演奏了琴簫，還唱了一首非常懷舊而美麗的曲調。就在這當下，我望見南老師的身影，慢慢的消失在這歌聲中。
總結我跟隨南老師的經驗，和這為期一周的禪修課程，我看到了他在百忙之間，不設限地應允所求，因材施教，只有老婆心。他那星期課程，不用佛教經文來教那些經歷重重苦難、既不懂禪修、也不懂中國古代文化的人，分享或許有助於他們餘生的修煉。他用的是道教的《清靜經》，很耐心地等到我把他講的翻成法文以後，才繼續解釋下一句。後來二零一零年，我把《清靜經》翻譯成了法文版。
在南老師身邊最後的日子
二零零九年的秋天，再去太湖學堂看南老師時，也見到了很多我十多年未見面的一些南老師的弟子，其中還有我一到臺灣就認識的，與我感情有如親姊妹的李淑君。這一次我發現南老師的身形比起我二零零七年看到他時略顯佝僂，視力下降不少，倒是臉色較不那麼黯淡，雖然還是抽很多香菸。在那個星期的每個晚餐後，他的教學重點是從《入胎經》探討生命的起源，一本他訪問巴黎時就跟我們講過的佛經。在這次逗留期間，他非常忙碌，我很少有跟他對話的機會，不過在或許是唯一的一次對談中，至今仍然深深地感動著我。那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五號，在我們的交談中，他強調了「沒有其它方法，你要修不修之法，只認得本來面目，放下、放下、再放下」。在那次面談後的三天裡，我完全不知所措，越是想著不修之法的無為情境，內心就更感到煩亂與失落，越是想抓住一個具體的方法。然後，有一天早晨醒來時，當年在臺灣初識南老師時，他教我背誦的《心經》，突然「以無所得故……心無掛礙」浮現腦海，就這樣，既無所求，那無盡的煩惱也就消失了。但是，事實上我的煩惱障並未全然得解，因為那頑固的思維還在持續地幹擾著我。我逐漸明白，當我提問如何做到無我的境界，南老師回答我的問題時常說的「放下」，放下所執，即是無為，從此在思想與虛空、悟性與自忘間就不再有矛盾。
我記下了那時他在課堂上所背誦的一首「順治皇帝出家詩」：
祗因當初一念差
黃袍換卻紫袈裟
未曾生我誰是我
生我之時我是誰
這一次很特別的是，很多南老師在美國的、臺灣的老弟子都到了，讓我隱然覺得異乎尋常，甚至有股奇怪的感覺。
最後一次在太湖學堂和南老師見面是在2011年。我喜歡沿著湖邊的堤岸散步，然後每天去禪堂打坐，那些天人不多，經常只有我獨自一人，而大部分的老弟子都留在自己的房間裡打坐。在此期間，我住在與南老師同一棟大樓的公寓裡，也就是說，我可以隨時去跟他請教問題。但是我感覺他健康不佳，所以也就沒敢去打擾他。而且很奇怪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要問什麼問題。只有一次，我們坐在他的客廳裡，隨便閒聊著。在我住的房間，可以聽到隔壁房間南老師偶而來回走動，去他的藥櫃拿藥的聲音。那期間，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打坐，覺睡得特別少，有時候南老師會探過頭來問我，「戴思博，還好嗎？」我的回答總是：「是的，是的，我非常好」。那之後幾天，我就回法國了。臨行前，南老師和一位訪客在他的辦公室說話，我不敢打擾他，但是李素美還是去告訴老師我要走了，他於是來到院子裡作簡短的告別。他經常說，佛家不講「再見」，安如般若波羅蜜經中寫著「亦無來亦無去」，一切如如，一切是不二法門。正如他所認識的我，是一個容易感傷的人，每次的離別，總是要含淚而去。那是我與南老師的最後一會。
跟隨南老師超過五十年，對我來說，還是不知該如何描述，他那有著深沉的人性思考，卻又看似平凡的一切。他有著凡人的缺點，偏好、脾氣甚至任性;卻又能以一顆老婆心，無限的溫柔與同情的心，方方面面的關照你；又似乎隨時都能洞悉你的心思，一切就在當下，在一個光明的存在，那個聚合就是一切，自然而純粹。南老師經常說：「你們都要成仙成佛，可是起碼希望你們能先做到阿難的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2018年2月12日於法國鄉下）
作者簡介：Catherine Despeux（戴思博）教授，法國著名學者，歐洲著名漢學家，1946年7月18日出生於法國巴黎，法國巴黎大學博士，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教授、中文系主任及研究生院院長，法國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漢學研究員，法國教育部漢語師資考試委員會主任。從1973-2006年，她一邊教授中國現代語言與文言文，一邊做研究工作，研究範圍主要為中醫學史，道家養生與內丹，佛教禪宗，敦煌資料。她還將一些中國文化經典譯為法文版，如：《陸羽茶經》《張仲景傷寒論》《千金方》《道德經》《清靜經》《女丹書》《無門關》《十牛圖》《圓覺經》《大乘起信論》。她的書與文章被譯為西班牙文、德文、英文、普塔亞文、日語、中文等多種語言版。退休後，她多住在法國西南部鄉下別墅。
戴思博教授將以下南懷瑾先生的著述譯為法文版在法國出版
1978. Despeux Catherine (trad.), L』expérience de l』éveil,de Nan Huaijin, Paris, Seuil, 1978.（南懷瑾，如何修證佛法，第一冊）
1994. Nan Huai-chin, Yi king, sagesse et santé, Paris,Guy Trédaniel, 1994.（南懷瑾， 道家易經與中醫醫理）
2015. Despeux Catherine (trad.), Le Sûtra du cœur,commenté par Nan Huaijin, traduit du chinois et présenté par Catherine Despeux,Paris, Les Deux Océans, 2015.（南懷瑾，心經修證圓通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