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是一種音、形、義緊密結合的文字。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它經歷過從甲骨文、金文到楷書、行書等的多次變化，接受了來自大江南北的多種文化的滋養。因而"博大精深"，用來形容如今全球各地都可見到、聽到的中文，實在貼切。
不過在兩千多年前，也就是尚未出現統一王朝，各個諸侯國還"各自為政"的周代，語言文字和分布於各地的諸侯國一樣，也是"各過各的"。
語言文字的客觀差異
"因地制宜"，這是語言一直存在的一個特性。就像如今我國各地依然存在方言一樣，先秦的語言也有地域的差別。《禮記·王制》就記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
從整個文化大環境的角度考慮，語言差異也是難以避免的。以中原文化的代表《詩經》和南方文化代表《楚辭》為例，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不同文化背景下語言的差異。
中原更強調祖先崇拜，因而《詩經》的"大雅"和"三頌"就充滿了時人對先祖的追思。而南方更強調自然崇拜，因此《九歌》、《國殤》、《禮魂》等即涉及人鬼，又涉及天神地祗。
中原因政治鬥爭激烈而更加務實入世，審美更傾向含蓄和諧，而南方因自然山野生活而更玄想超越，審美更傾向奇崛鋪張……因此我們僅從字面，往往就能判斷出一句詩詞到底是出自《詩經》還是《楚辭》。
於是面對語言文字存在差異的客觀事實，先秦的人們為了有效溝通，也想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辦法。
口頭語言不通的應對辦法
就像我們在自己的家鄉常常說著方言，但在其他地方或面對外地人時，我們又以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為交流工具一樣，古代也有"官話"。
周代的"官話"，即"雅言"，最初由周王室使用。在王朝建立後，周就在推廣統一的語言文字。不過推廣和學習"雅言"的，基本集中在社會上層。是故這場統一文字的活動沒像秦朝"書同文"一樣對整個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
而除了周天子直接派遣外史掌書外令等官員去各個諸侯國開展宣傳教學，中央還設立了"譯官"。如果說外史掌書外令是把"雅言""輸出"到諸侯國，那麼"譯官"就是把諸侯國的語言吸收進"雅言"。
是故儘管先秦時各地語言不通，楚國的方言在中原人耳中甚至如同"鳥語"，但在統治階級，人們基本還是能夠消除語言障礙。畢竟周王室要統治這些諸侯國，是絕不會允許他們連自己的命令都聽不懂的。而往後秦漢統一推行"官話"，也是借鑑了周王朝推行"雅言"的做法。
文字不同的應對辦法
最基礎的口頭語言都會有溝通困難的問題，那象形、會意頗多的漢字，就能不用說了。但因為口頭語言和文字聯繫緊密，所以在推行"雅言"的時候，周王朝也在推行標準字體。太史籀奉命所寫的《史籀篇》，就是周宣王時期的一篇標準"字帖"。
不過因為受眾囿於社會上層，最後我們也見到，戰國末期各國就連寫個"馬"字都是花樣百出。直到後來秦始皇大刀闊斧地統一全國文字，這種情況才真正有所好轉。
所以和推行"雅言"一樣，先秦這些解決文字差異的辦法效力有限。但毋庸置疑的是，這為後世"書同文"提供了寶貴經驗。我們如今說著同樣的"普通話"，寫著同樣的漢字，都離不開先輩們的嘗試。
語言文字背後的思維方式本質相同
說到底，我國語言文字存在地域差異是在所難免，且這對於文化多樣性還有重要積極意義。但我們之所以也能"書同文"，根本原因則是我們的文化雖有地域差異，但本質相同。
語言文字，產生於人們的勞動。而勞動，又意味著實用和經驗。再進一步，語言文字也好，勞動也罷，都處於並作用於我們的社會。因而我國語言文字的發展，與傳統的"社會、實用和經驗（體證）三位一體"的實踐思維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前面我們提到，以《詩經》和《楚辭》為例可以看出先秦南北文化的差異。這種差異反映出南方巫術思維和北方理性思維的差別。
但無論是哪一種思維，其基本架構都是"社會、實用和經驗（體證）三位一體"。因而從思維本質上來說，各地語言文字雖有不同，但它們更像是同一棵樹的不同樹幹，而非相互徹底的獨立。
語言文字是人類交流的工具。如果這個工具用起來不夠"順手"，那麼人們勢必會對其進行改良。我們也無法斷定地球將來會不會有一種全球通用的語言。但在我國，只要方言還存在，先秦傳下來的"書同文"之策就一定還有它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