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萬字預警。這是給大象公會的原稿,長稿對作者和很多讀者都很痛苦,寫也費力,讀也費力,因此討不著好,得不償失。但很多問題,沒有足夠的篇幅確實無法承載。
感謝大象公會的朋友們約稿,讓我能有更多的時間和動力,認認真真的寫一些長稿子。受限於對尺度和讀者受眾類型的把握,原稿並不一定適合所有人;大象公會的朋友們已經盡力了,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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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長期吹捧的蘇聯紅色軍事建設成就——尤其是所謂系統工程上的成就,從來就不是蘇聯人在體制或者智慧上優越於歐美的證據。恰恰相反,短視、低效、粗陋、野蠻的系統工程水平,是蘇聯亡國非常直接、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蘇27充分展現了俄式系統組織管理的混亂低效
在中國,蘇27是蘇聯末期的高技術裝備中最為知名的產品之一。現在仍然沒有人、沒有資料能給出可靠的數據,截止到蘇聯解體,這個項目的研製過程到底花了多少錢——這種現象的原因,後文將會詳細提及。
圖:1977年的盧布還是有點值錢的
俄方現有資料披露的數據,截止到蘇聯解體,蘇27系列交付用於各種試驗的飛行樣機數量就有67架左右。按照俄方回憶錄中提到的一次1977年的爭吵細節,空軍副司令米舒克表示,蘇27初期的10架試驗機價值一億多盧布,配套的工裝夾具價值六千多萬盧布。
取中位數1.5億,按蘇聯盧布當時的法定含金量(1盧布=0.987412克)計算,相當於今天的67億美元。即使以當年的盧布/美元官方匯率計算,前期10架樣機價值,也至少相當於今日的17.5億美元(實時黃金報價1283.7美元/盎司),單架至少是過億美元。
圖:俄羅斯時代的蘇30SM自用版,單價不到2900萬美元
換句話說,僅僅是飛行試驗機的製造費用,蘇27在蘇聯時代就花掉了至少60多個億美元;這些昂貴的飛行試驗機中,大部分的使用壽命只有1000甚至200飛行小時出頭。在全世界戰鬥機研發歷史上,包含經濟成本在內,沒有任何其它一種戰鬥機的真實代價有可能比蘇27更高。
蘇27在研製過程中經歷了毫無必要的劇烈動蕩和驚人的浪費,甚至本應是一個性能低下的廢物型號;只是非常僥倖的情況下,才得以完全推倒、不計代價的重頭再來。從系統工程和項目管理的角度,蘇27工程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反面案例:
1、內部管理混亂,不能在設計方案迭代中實現高效的優勝劣汰
蘇27總體設計經歷了兩個階段,初版方案T-10由於性能低下、存在大量致命缺陷,在經過大量試飛後被廢棄。定型服役的是代號T-10C、1979年開始全面展開設計的新型方案。兩種方案之間基本沒有通用的設計,用主持T-10C設計的總師西蒙諾夫的話就是除了起落架輪胎和彈射座椅,什麼都沒保留。
圖:T-10採用了S型固定前緣的卵形機翼,這個方案在二代機中都是性能平庸的類型
圖:T-10C方案的蘇27,採用帶有前緣機動襟翼(紅圈內)的梯形機翼設計
圖:F16的前緣機動襟翼原理,蘇27與此相同,它能使機翼的截面形狀在高機動飛行中靈活可調,從而實現更強的控制能力,代價是結構和控制設計的複雜化。
圖:T-10方案,後機身還是二代機常見的包覆結構,重量高、阻力大、水平尾翼的效率低下
圖:注意蘇27的水平和垂直尾翼,都是安裝在發動機外側的縱向大梁上,而發動機上下表面的機身結構覆蓋幾乎沒有什麼厚度。這種後機身側梁承力設計,能夠非常有效的減低阻力和重量,並後移水平尾翼、使其獲得更強的控制效果,提升飛機的機動性。
實際上T-10C這個方向,即機翼前緣帶有增加升力裝置(襟翼、縫翼等設計),後機身採用延伸尾梁結構將尾翼後移的核心設計思路,是60年代末期流體院就明確給米格和蘇霍伊的建議——這也是為什麼米格29的研製要順利得多。
換言之,蘇霍伊是在別人指明了通往正確方向的直道以後,偏執的一頭扎進彎道和死路。後來的蘇57總體研製,相當大程度上是蘇27總體鬧劇變本加厲的重演。
2、核心數據弄虛作假,總體設計的論證基礎嚴重匱乏嚴肅性和可靠性
蘇27在方案選擇上出現逆向淘汰的直接原因,其中之一是在總體性能的分析計算過程和結論處理上,存在嚴重的基於預設立場人為操縱結果現象;一個總體設計方案的效果到底是好是壞,已經完全失去了可信的評定標準。
圖:俄國家航空系統研究院的半物理仿真綜合試驗大廳
同樣是舊T10方案,在同樣的仿真計算設備上的對抗結果,總師伊萬諾夫和副總師薩摩伊洛維奇需要的時候,結果可以是對美國三代機F15有明顯優勢;在總師西蒙諾夫需要的時候,它連美國二代機F4都打不過。
3、人員選拔任用失當,總師和副總師缺乏與職位相匹配的專業能力
蘇27項目早期的總師是伊萬諾夫,副總師是薩摩伊洛維奇。伊萬諾夫的資歷很老,能力主要在於協調人事組織關係和理順生產流程,擅長解決設計向製造轉化、以及製造過程中的具體工程難題。此處引用俄國家航空系統研究院院長費多索夫院士的評價:
「在蘇霍伊病重的最後幾年時間內,為他(伊萬諾夫)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工作條件,設計局內無論大事小事都由他做主。在這段時間裡,他在設計局內建立了良好的威信,但同時也證明,按照他以往的表現和能力,他不具備擔任總設計師的資質......」「這個設計局出現了接班人危機」。
圖:伊萬諾夫在離開蘇霍伊以後,依然不斷抱怨「西蒙諾夫會徹底毀了這個型號」「他把飛機折騰的不成樣子了」
副總師薩摩伊洛維奇同樣存在能力不足的問題。同時致命的問題在於,伊萬諾夫和薩摩伊洛維奇在設計掌控能力不足的同時,還都是異常固執的人。
在設計過程中,他們既不能成為權威主義類型的總師——在專業能力和決斷魄力上,都具備強大的、足以服眾的權威性,讓整個項目遵照自己的意志高效推進;也不能成為自由主義類型的總師——能放手發動各部門提出最理想的設計並尊重其結果,進而不斷的相互協調磨合,最終整合出一個整體較為高效的方案。
4、內耗嚴重,技術方案競爭往往必須以人事政治鬥爭形式決出勝負
種種局面使得蘇霍伊內部出現了非常激烈的矛盾。方案上的技術觀念衝突長期不能通過正常途徑得到滿意的解決,最後就必然演變為人事和政治上的衝突。
西蒙諾夫為首的一批骨幹設計師,開始架空伊萬諾夫和薩摩伊洛維奇,私下聯繫其它基礎科研單位、航空工業部、軍隊,推進新方案的研究和形成政治同盟,從外部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給設計局。最終伊萬諾夫向西蒙諾夫表示了屈服,但後來依舊被踢出了蘇霍伊設計局。
圖:薩摩伊洛維奇,在爭論中捍衛自己設計觀念最常用的理由:「美國人不是傻瓜,為什麼F-15的(機翼)前緣什麼也沒裝,我們卻一定要用這玩意(機動襟翼)?」
而薩摩伊洛維奇,則從此被徹底隔離在蘇27研發工作之外,只在私下場合,仍有一些設計人員與其進行技術交流並試圖獲得一些指導。此外一部分高級設計人員,由於各種原因——比如感情上傾向伊萬諾夫、或者工作上無法接受西蒙諾夫強勢態度,陸續離開了蘇霍伊。
1983年1月17日,航空工業部45號令發布,伊萬諾夫被解除總設計師職務,西蒙諾夫接任。薩摩伊洛維奇在回憶錄中稱,這是逼伊萬諾夫自殺,1983年6月,伊萬諾夫心肌梗死逝世。
5:平庸低效在蘇聯軍工研發的常態,西蒙諾夫反而是異數
蘇27新方案的勝出,極大的依靠西蒙諾夫個人的能力,而這是不可複製的個體。他同時兼具了優秀的總體設計能力、強悍的決斷魄力、超越蘇霍伊自身的航空工業組織協調能力、以及廣泛的高層人脈。這四者任何一點的匱乏,都將導致T-10C方案推進的失敗。
圖:西蒙諾夫是典型的權威型總設計師,作風非常強勢
西蒙諾夫曾是蘇聯航空工業部的副部長,因為得罪了不少人被下放到設計局;因此他既擁有跨企業進行管理、組織、協調工作的經驗,又擁有非常強的人脈和影響力,可以在繞過蘇霍伊設計局,直接將各種數據和方案遞交給航空工業部和軍隊的高級領導,說動他們支持新方案。
如果沒有西蒙諾夫,蘇27項目必然以T-10方案服役作為結局。用西蒙諾夫的話說就是,「批量生產成百上千的平庸飛機,如果不打仗,誰也不會知道它們的平庸。」但西蒙諾夫這樣的人又有幾個,類似蘇-24這樣花費巨大代價、性能平庸、使用維護成本高昂的型號在蘇聯是非常普遍的。
6:蘇27研發的背後,軍工界的輝煌,蘇聯百姓的可泣可悲
在俄中兩國的宏大敘事傳統下,交了無數冤枉學費的蘇27研發歷史,一般都被描述為一段波瀾壯闊、英勇無畏、可歌可泣的悲壯歷史。
但極少有人談及這一點:這個工程由於低效的組織管理過程,造成了極為嚴重的進度延誤和成本超支;這些本可避免的無謂成本,最後都是由蘇聯百姓所承擔的——比如T-10的03-01和03-02兩架樣機,造出來竟然出現了沒人願意接收的奇景;最後一架拆了做試驗平臺(依然來回被踢了好幾次皮球),另一架居然直接下落查不到,只能說可能被拆解為廢金屬了。
圖:T-10-3號機,為它準備的各種專用生產設備和工具全部隨方案推倒重來而只能報廢
整個型號的推倒重來,不只是型號研發要多支付研發製造人員薪酬的問題,它意味著生產單位原有工裝夾具(放現在好幾億美元)全部報廢,意味著絕大部分提供設計依據的試驗(比如模型/部件的風洞吹風、結構強度、震動等等)都要全面重做,大量的配套專用設備需要進行重大調整甚至廢棄重新研發採購。其代價並不比完全重新研製一款重型戰機要低多少。
二:俄式系統工程智慧,本質是挖東牆補西牆,寅吃卯糧,飲鴆止渴
包括一些總師、甚至是院士/候選院士這樣高級專業人士的口中,蘇27這樣的武器系統研發過程,充滿了俄羅斯人式的智慧和制度優勢;即便只有二流的技術可用,也能拿出一流的總體性能。甚至表示中國的重點型號發展,也應效仿俄式工程學精髓,不比大個,要靠絕招制勝。
但遺憾的是,包括蘇27在內,俄式系統工程智慧遠遠沒有那麼神奇。絕大多數情況下,它只是不計經濟成本的加大投入,並且不惜製造大量性能短板、死保少數指標。而且它的後遺症十分嚴重的:理論優勢在實際發揮中局限性巨大,作戰效能/費用比極為低下。
1:挖東牆補西牆的指標取捨
比如為了在雷達和發動機技術都落後的情況下,獲得抗衡F15的探測、機動飛行能力;蘇27採用了更大更重的雷達,更不利於結構強度和剛度特性的薄中央機身/後掠翼組合。
為了保證足夠的飛行性能,蘇27的減重要求苛刻到不能按正常方法去進行強度設計,而是先按90%指標設計,在強度試驗中暴露缺陷,哪裡不夠就補強哪裡。這種做法看起來很聰明,代價是飛機的強度儲備嚴重不足;在後續試飛中,連續多架原型機——包括定型批產的多架飛機都在飛行中出現了結構破損、甚至空中解體機毀人亡的解體事故。
圖:蘇34進氣道,紅圈處是機加工製造的整體強框架結構,灰色是鈦合金框,黃色是塗有防腐蝕鋅黃底漆的鋁合金框。
特別是早期布局的原型機,機體壽命僅有200小時左右,發動機壽命不到300小時。1、4、5、10、11號機壽終飛行時數分別是202/249(壽終/延壽)、222.5、217、202、206小時。基本型的機體壽命(基於18號機測試結果)是機體1000小時,發動機500小時。
而中國引進的蘇27sk/ubk,已經是蘇27家族的第一代結構強化型號,在基本型結構上結構增重了580公斤。這兩個80年代末期改進型號的壽命,也只有2000飛行小時;同時期西方三代機的壽命,普遍在4000-6000小時。
圖:AL-31F發動機
比機體壽命差距更加巨大的,還有事實上強行設計成增推減重狀態的發動機的壽命。這意味在相同的訓練強度下,蘇27的使用壽命只有西方同類戰機的1/3-1/2。
即在編制上每架戰機的飛行指標有限提升,最終是通過翻倍不止的採購/維護費用實現的。
2:野路子一時應急尚不失可取,彎道超車當常態一定會車毀人亡
另一方面,即使付出巨大代價,俄式工程法的實際效果依然是不能與先進對手相比的。仍以結構設計為例進行講解:
飛機的多數結構隨著使用一定會不斷出現裂紋,關鍵是這些裂紋的發展,不能過快、過於嚴重,以至於在維護人員沒有察覺的情況下,就形成毀滅性的貫穿裂紋,導致整個結構件失效引發飛機墜毀。
圖:F15前機身結構裂紋,摘自80-0034號F15機頭斷裂事故分析報告
圖:F15空中解體事故還原動畫。
圖:有限元分析下,事故原因一目了然:飛機的機頭右上梁加工過程中,倒角位置的加工不合格,引發應力集中生成裂紋,破壞了結構的完整性。這是生產質量問題與美軍使用過程中的維護檢查工作不到位聯合引發的事故。
圖:計算機分析預測的疲勞裂紋生成情況。這架按美國標準屬於不合格產品的F15,結構在服役20多年、經歷5900小時飛行以後,終於在一次超過7.8G過載的極限飛行機動中撐不住了。
西方在三代戰鬥機結構設計上,從F16開始引進全新的損傷容限設計。它基於斷裂力學理論,運用計算機有限元分析技術,能夠準確的捕捉到結構設計上的細微缺陷和弱點;運用這種技術,全新設計的結構,裂紋萌生的緩慢而均勻,而且非常容易被地勤人員檢測到,並予以維修或者更換。
在蘇27上,蘇聯人通過大量、反覆的實物結構試驗(其中大量依據來自試飛解體事故),用遠遠高於西方同類設計試驗工作的成本,獲得了部分近似的效果。蘇27結構的裂紋發展也是相當均勻、而且相對和緩的,在事實上獲得了較高、接近西方三代機的結構效率。
圖:F15敞開全部口蓋,觀察檢修非常方便。可靠性和可維護性設計上,蘇聯飛機一向都做得極差。
然而這種野路子彎道超車的產物,在花費了高得多的代價以後,和西方正牌新一代規範下的結構設計依然有難以彌補的差距:
它對於結構的檢查、修理、更換考慮的極少;對於結構破損檢測難、修理和維護過程非常費時耗力。
西方戰機用肉眼能發現的問題,蘇27往往要藉助窺探器材,甚至成為完全的檢查死角;西方戰機可以打開表面艙蓋、直接把手和工具伸進去處理的問題,蘇27會因為結構和設備的互相遮擋,必須大片拆解才能進一步處理。
3.俄式工程法最終的結果是飲鴆止渴
可靠性和維護性上(電子電氣設備的問題比結構又要遠遠嚴重的多)的巨大差距,使蘇27的出動率遠遠低於西方三代機。兩種戰機,如果一種隨時有75%可用,一種只有50%可用;那麼同樣需要出動24架戰機,前者機群總數需要維持在32架,後者需要48架左右。
實際上蘇27的很多問題,嚴重到根本無法靠數量彌補:
比如它航程雖然巨大,但導航系統非常落後——惡劣氣候、沒有地面引導支持下,蘇27連回家的路都找不著,更別提發起主動的遠程打擊。1995年,蘇27表演隊參加完航展表演返回俄羅斯,只能靠伊爾76運輸機進行領航——由於領航錯誤,5架蘇27有3架一頭撞毀在山上,4名飛行員全部死亡。
如果真要維持與西方相同的戰鬥力水平,蘇聯需要大得多的編制數量,每一個編制單位的維持所需的採購和使用成本都要翻倍,而每一種裝備在實現主要性能指標持平的同時所花費的研製成本都遠遠高於對手。
圖:蘇聯海上力量建設的水平和效率,還遠不如空中力量
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蘇27上,也同樣發生在了其它大型複雜裝備上。這些代價最終壓垮了蘇聯的經濟,促成了蘇聯整個國家的解體。這個道理並不複雜,蘇聯軍工業界的人難道不懂?事實上除了能力上的缺陷以外,蘇聯人在觀念上確實也不重視戰機的經濟性問題——這是整個蘇聯國家發展方向的問題。
三:軍事管制經濟的無以為繼最終導致了蘇聯亡國
蘇聯的經濟問題並不是重視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由於提供政權合法性和國家發展方向的理論主旨,要求在全球範圍內消滅資產階級和剝削制度;自始自終,蘇聯計劃經濟的本質都是完全為軍事力量建設和大規模戰爭籌備而服務的管制經濟——它真正重視的,只有軍事工業。
圖:古巴飛彈危機
特別是在戰略核武器出現之後,美蘇全面戰爭即等於全面毀滅的結局,使得真正全面開戰成為了蘇聯領導人極力避免的最壞選項。既然不敢真打,那軍事角力的主要形態就只能是相互訛詐和有限度的局部擠壓/摩擦——軍備競賽通常而言最為安全的方式,因此也最受歡迎。這決定了蘇聯在軍事發展的過程中,新型武器裝備系統的研發採購的投資比重極大。
在蘇聯中央的決策過程中,軍事開支、特別是新型裝備研發和採購的開支,擁有極高的優先地位。勃列日涅夫末期,蘇聯經濟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但所有提出來的改革措施,都因為軍事開支的問題無法推行,或者基本失去效用——這是私下的普遍共識,卻根本沒人敢公開提出來。
比如70年代末期開始的改革中,當時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尼古拉·巴伊巴科夫在一次會後的私下交流,向戈巴契夫詳盡的解釋了蘇聯當時的困難——特別是農業問題面臨的巨大財政缺口,並提出這些問題在限制國防開支不超支的情況下有把握將其解決。
圖:尼古拉·巴伊巴科夫
但尼古拉問戈巴契夫是否能公開提出這一問題時,改革派的戈巴契夫斷然拒絕「不,我不會」;尼古拉的回應則是「哦,你也只能這樣了,我也不會提」。戈巴契夫後來對此評價是,「這是總XX不可觸及的超支範圍。」
俄國家航空系統研究院院長費多索夫院士在回憶錄中寫到,「在蘇聯時期,軍費開支的30%用於軍隊預算,剩下的70%用於研製和購買武器裝備。」費院士的心態是一個極具觀察價值的樣本:
他在回憶錄中,對軍工聯合體向國家無窮無盡的索取包括撥款、物資在內的任意資源,覺得那是理所當然;對軍工行業發展對國民經濟形成重負的觀點,嚴加批駁;對於完全可以避免的經濟損失和負擔幾乎絕口不提,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愧疚。
圖:蘇聯在潛艇的發展上也是高投入低效率,直到俄羅斯時代才回過神,開始走高效管理的發展路線
這其實是理所當然的結果:在蘇聯時代,國防工業的數據都是嚴格保守的秘密——即使是是針對絕大多數蘇共的核心領導層人員。以烏斯季諾夫為首的軍隊/軍工利益聯合體代表,在政治局中佔據了沒有人敢於挑戰的強勢地位;任何試圖提及軍工企業效率低下的行為,都會招致嚴厲的斥責。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軍工的發展是沒有動力去注重效率的。予取予求的資源供給,審核審計和追責機制的匱乏/失效,兩者一相結合,必然導致嚴重的管理混亂和低效:
軍工部門想盡辦法,要儘可能多的立項研發一個型號,型號工程的數量遠比其質量重要;每一個工程成就的背後,都是不計代價、不計效率,用透支整個國家經濟政治資本的超量投入換取回來的。這也是為什麼星球大戰計劃對蘇聯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
圖:F18的APG-65雷達
圖:合成孔徑雷達可以把對地面掃描觀測的結果,直接轉換成圖像
絕大多數情況下,蘇聯軍工專家並不相信美國所吹噓的、明顯脫離當時人類工程能力極限的科幻前景。事實上80年代俄羅斯電子專家連美國人在F18機載火控雷達上實現合成口徑功能都不信,聲稱「這樣的信號處理系統不可能存在,這是美國人炮製的假情報」。
但是這一點都不妨礙他們借著這股美國吹來的西風,大量立項上馬各種同樣不著邊際的黑科技工程。在冷戰的軍備競賽中,這種藉助商業互吹爭取立項撥款的做法,其實是在西方和蘇聯都是常態;但在西方的監督和制衡體制下,軍工企業遠遠得不到蘇聯同行那種天堂式的待遇。
當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十年之後,整個蘇聯經濟再也無力承擔,最終國家機器崩潰解體。
四:蘇聯經濟到八十年代已經徹底失衡、畸形
戈巴契夫在回憶錄中提到了一個非常驚人的事實:在蘇聯,軍事開支壓垮經濟在高層中不是秘密,但真正能接觸到國家真實經濟狀況的僅有2、3個人。他本人都是在當上總XX之後,才接觸到「國家軍國主義化的真正規模」。
國家預算的40%被用於軍事開支,軍工系統的產值佔社會生產總值的20%,科研總經費(250億)的近80%都用於軍事研發。使高比例支出尤為致命的一點是,蘇聯的經濟體系中,生產效率非常低下。工業企業勞動者的生產效率提升速度比美歐日低70%,農業低80%;整體生產率和世界標準相比,只有21%。這導致了後來極具諷刺性的一景:
圖:蘇聯的生活物資短缺是純粹的人禍
安德羅波夫(1967年起任克格勃主席)在1982年接任蘇聯總XX後,國家經濟增長率已經降低到零;由於食物、衣服、文化娛樂用品等生活物資的嚴重供應短缺,蘇聯出現了全國性的嚴重怠工風氣。
最後蘇聯中央下令,由克格勃和警察在全國範圍內突襲地鐵、商店、理髮店、桑拿浴室,扣押工作時間不上班的曠工和怠工者——即所謂在全國範圍內整頓勞動紀律。
這種直接動用國家暴力機構、特別是情報機構幹預生產勞動積極性的極端做法,證明當時蘇聯的所有其它經濟調整改革措施,已經處於自上而下的全面癱瘓失效狀態。
事實上就是安德羅波夫這個在蘇共中央「獲得了一致支持的整頓秩序政策」本身,結局也「並未能延緩那些有損總方針威信的極其危險的情況發生」——「事情已經很清楚,單單依靠紀律解決不了大問題」。
相反,克格勃這種特殊力量的一再濫用、特別是超越法律濫用特權,進一步嚴重激化了蘇聯的社會矛盾;後來蘇聯經濟政治改革走向完全失控,不乏此中因素。
圖:即使是克格勃,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萬能
要強調的是,由於重工業與軍事工業的重合程度要比輕工業高得多,給很多人形成了蘇聯重視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的不準確印象。但在戈巴契夫最終導致蘇聯解體的改革中,他最關注和急迫的依然是機械製造和礦產冶煉的現代化,這都是典型的重工業領域。
和歐美日相比,創造同樣的資產,蘇聯的物質消耗要高出50-100%。比如鋼材冶煉產業的連續鑄造技術在生產效率和成本上都具備顯著優越性,蘇聯在60年代的技術革新中已經實現突破;但到1986年時,蘇聯粗鋼產量中該技術的應用比例僅有14%,而同期日本是93%,西德是85%。日本在1970年淘汰的平爐,1986年在蘇聯還佔比57%。
圖:汽車工業是典型的重工業,蘇聯汽車工業發展水平也算是有目共睹了。
而金屬損失率上,蘇聯的粗鋼耗損達到驚人的30.2%,西德是9.4%,日本是5%。每噸粗鋼的生產,蘇聯都需要比日本高出62%的能量消耗,這還不計入品質水平的差異。
在後來各方針對戈巴契夫的批判中的一個重要論點——無論是原蘇共立場一派,還是國內體制內主流社科專家;都認為他忽視了對輕工業和農業的扶持、尤其是對民生的改善承諾沒有落實。
五:經濟是政治和外交的基礎,經濟搞垮必然帶來政治和外交的失敗
蘇聯的立國理論之本,是宣稱通過其辯證性的制度設計,能使得整個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獲得巨大的優越性,既能保證人與人之間的公平又能保證高效率——但在付出極為慘烈的代價後,實證的結果是兩者皆無。
在需要額外付出少則一半、多至一倍甚至更高的代價下,蘇聯軍事開支在80年代形成的人均負擔,已經達到美國的2.5倍。這個問題不解決,蘇聯的經濟發展無以為繼,國家一定會崩潰瓦解;遍及全社會的怠工和消極反抗風氣,是國家經濟已經開始癱瘓、失能的症狀。
圖:中導條約等談判中,蘇聯的讓步是因為經濟上實在撐不下去了,急需減輕負擔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龐大的軍事力量,特別是各式讓人引以為傲的俄式系統工程系的輝煌產物——比如蘇27戰鬥機、比如颱風核潛艇、比如SS18戰略飛彈,並沒有給蘇聯的生命末期帶來實質性的外交和政治利益。
正相反,它們形成的經濟負擔,迫使蘇聯不得不扭轉姿態和立場,屢屢在軍事和政治、經濟對抗中向西方退讓、不斷展示友善姿態。
這其中的邏輯其實非常簡單:蘇聯要繼續發展,既要削減軍事開支給經濟減負,又要大量引入新的技術、設備、管理體系全面改善工農業的基礎生產水平;前者依賴於與西方的軍事對抗需求減弱,後者依賴於西方的貿易與援助。
圖:冷戰結束以後軍備競賽的消失,對美國同樣影響巨大。經濟減負的結果,就是誕生了柯林頓時代的鼎盛繁榮。
因此蘇聯末期倒向西方,軍事上軟弱,政治經濟上開放,不是失去了各種自信、哪一種思潮/路線佔據上風、又或者某一小撮人得勢上臺的問題;而是持續多個五年計劃、數十年跨度期間,國防開支的增長速度始終比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快1.5-2倍導致的必然結果。
當然,很多人在這個時候就會忘掉他們經常掛在嘴邊的那句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結語:
從大的層面來看,在一切國家核心建設都圍繞軍事鬥爭展開的情況下,蘇聯的任何根本性經濟改革,都必然因為政治掣肘而以失敗告終。而缺乏足夠的經濟基礎,任何看似強大的軍事力量,最後都是壓垮國家的負擔;好大喜功,盲目浮誇,抱有完全超越自身承受能力妄想的軍事發展,最終必然是災禍之源。
從小的層面來看,所謂俄式系統工程法,說穿了就是俄國版彎道超車;每一份短期的收益,背後要償還的代價都像利滾利高利貸一樣的高昂——這是被歷史所反覆證明的。
但這個世界上,總是有人要覺得前人走不直的彎路、走不通的死路,自己一定能走直、走通,特別是代價和學費並不是他本人付帳的時候。
參考資料:
1:《超聲速飛機空氣動力學和飛行力學》俄·比施根斯
2:《蘇27研製歷程·歷史的起點》俄·巴維爾
3:《蘇27研製歷程·傳奇的誕生》俄·巴維爾
4:《俄羅斯院士回憶航空半世紀》俄·費多索夫
5:《引進先進戰鬥機延壽取得重大突破的主要技術途徑》
6:《軍用飛機的腐蝕與防護》
7:《戈巴契夫回憶錄》
8:《戈巴契夫的改革與蘇聯的毀滅》
9:《蘇聯歷史檔案選編》
10:《Red Eagles : America`s Secret MIGs》
11:《Aircraft Loading and Structural Layout》
12:《F-15C,S/N 80-0034, 20071102KSTL0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