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8日上午10時，北京人民大會堂，2007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萬眾矚目的2007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花」落兩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譽所長吳徵鎰和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中國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高級顧問閔恩澤同獲大獎。
自從獲得2007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的消息一傳開，吳徵鎰在昆明的家便多了許多慕名前來拜訪的客人。來人大都會驚異地發現，這位老人一生研究植物，可他家裡卻什麼植物也沒有種。顯然，老人把植物都裝在自己的腦中、心中。在中國植物學家中，吳徵鎰是發現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由吳徵鎰定名和參與定名的植物分類群就有1766個，涵蓋94科334屬，其中新屬22個。以他為代表的三代中國植物分類學家改變了中國植物主要由外國人命名的歷史。
一生都在為中國植物立傳
吳徵鎰的同事和學生、助手都形容他博聞強記、博古通今。1983年，吳徵鎰來到大英博物館，英國人請他鑑定清朝時期駐華英國公使在中國採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鑑定的標本。吳徵鎰認真觀察後，用流利的英語說出了每一種植物的拉丁學名，它們的科、屬、種、地理分布、曾經記錄過的文獻、資源開發的意義等等，令英國人讚嘆不已。 吳徵鎰在世界科學界被稱為中國植物的「活詞典」。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資料室的一角，放置著植物學家們常年積累的中國植物卡片，其中，有3萬多張是吳徵鎰1938年到1948年這10年間製作的。拉丁學名，發表時間，文章名、發現者、標本號和模式標本照片……一張巴掌大的卡片上，吳徵鎰用自成一體的「蠅頭小楷」工整地將各個植物的資料記錄得詳詳細細。那期間，吳徵鎰曾在西南聯大生物系任教，他在茅草房裡創建了一間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標本室，這個極為簡陋的標本室竟然擁有兩萬多號標本。
解放初期，吳徵鎰才30多歲，就已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從事植物學研究的同時還兼著行政職務，有時開會會間休息10分鐘，他還去標本室看標本。晚上電話比較多，他有時候就把電話擱一邊，專心做研究。即使在「文革」中受衝擊等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吳徵鎰也沒有放棄對植物的研究工作。 那期間，吳徵鎰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力，而在他被強迫去昆明郊區黑龍潭田間勞動期間，白天，他在鋤地時記下看到的各種植物，晚上回到小屋後就趕緊悄悄寫出來、歸類。就這樣完成了9萬字的《昆明黑龍潭地區田間雜草名錄》。
共80卷126冊的《中國植物志》是中國首部植被專著，全套著作共5000萬字，並有5000餘幅圖片，記載了301科、3409屬、31155種植物。可以說，該書為中國960萬平方公裡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葉建立了「戶口本」，基本摸清了中國植物的家底。《中國植物志》工作於1959年啟動，1997年基本完成編寫，2004年全部書稿編輯完成出版，歷時45年。吳徵鎰1959年起就參與組織領導《中國植物志》的編著，1987年起又擔任了《中國植物志》的主編，在他手裡完成了全套著作約三分之二以上的編輯、研究任務。
2006年，90歲高齡的吳徵鎰率領弟子著手整理研究我國清代著名植物學專著《植物名實圖考》及其《長編》，開啟了中國植物考據學研究的新篇。2007年1月，91歲高齡的吳徵鎰接受中華大典主編任繼愈的委託，擔任國家編纂的《中華大典?生物學典》的主編，並且兼任《植物學分典》主編。此時，吳徵鎰的眼疾已經很嚴重了，家人反對他參與這項繁重的工作，但是吳徵鎰說，「我不做，誰來做？」吳徵鎰說，只要有生之年，他都要工作下去，他最後一項工作就是希望把《中華大典》的《生物學典》編完。
「摔跤冠軍」摔出中國新紀錄
與很多科學研究一樣，植物學研究離不開多種環境下的野外考察。吳徵鎰花甲之齡時還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足跡留在了喜馬拉雅山的雪峰和塔什庫爾幹的沙漠裡。80歲高齡時，吳徵鎰還去臺灣考察植物。走遍了全國所有省市，讓他最難忘懷的是西藏之行：「當我們從唐古拉山下來時，天空是那樣透明、那樣藍，背後是雪山，前面是大草原，沼澤地裡牛羊成群。心胸頓時開闊，什麼勞累、什麼煩惱都沒有了，非常非常痛快。」1974年，吳徵鎰從「牛棚」解放出來。為獲得第一手資料，兩年之中，他兩次進藏，前後行程兩萬多公裡。
西雙版納是雲南植物種類最多的地方，也是吳徵鎰學術考察最頻繁的地方。每逢雨季，熱帶雨林的紅土地一片泥濘。吳徵鎰是平腳板，又因他有「只顧眼前不顧腳下」的習慣而吃盡苦頭，在紅泥巴路上不知滑了多少跤，全身糊滿紅泥。因此，大家送了吳徵鎰「摔跤冠軍」的雅號。對這個雅號，吳徵鎰滿不在乎，笑著說：「摔跤也好，有時摔跤還發現新種呢!」他的話裡還有一個故事。有一次，吳徵鎰考察雲南文山西疇植物，在密林裡他跌了一跤坐到了地上。同行的同事都為他捏著一把汗，擔心他跌傷了。吳徵鎰卻不急於起來，左顧右盼，突然看見一株白色寄生植物，立刻拿在手上仔細察看，認出是錫杖蘭。有了「重大發現」，吳徵鎰對大家說，「唔，這裡有個植物，是中國的新記錄。」
創新，是吳徵鎰科學研究的主線。他科學地劃分了中國植物屬和科的分布區類型並闡明了其歷史來源，形成了獨創的區系地理研究方法和學術思想。完成了中國植物區系區劃和植被區劃，為植物資源保護、農林區劃和國土整治提供了科學依據。在對全球植物區系進行綜合分析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東亞應成為獨立的植物區，即「東亞植物區」，修改了世界陸地植物分區系統，為我國植物區系地理學的發展做出了創新貢獻。他的學術生涯被認為是現代植物學在中國本土化和中國植物學走向世界的縮影。
1999年，吳徵鎰榮獲號稱「世界園藝諾貝爾獎」的日本花卉綠地博鑑會紀仿協會「考斯莫斯國際獎」，成為世界第七位、亞洲第二位、中國首位獲得該獎的學者，受到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為祖國爭得了榮譽。
研究植物的最終目的是保護和利用植物資源。吳徵鎰是植物的「揭密者」，也是植物資源的「保護神」、「開發者」。1956年，吳徵鎰便前瞻性、戰略性地向國家提出建立自然保護區的倡議。自然保護區的建立，對於保護中國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意義。
建國之初，吳徵鎰負責橡膠宜林地的考察，與其他幾位專家共同解決了中國橡膠種植的一些關鍵技術難題，使國家急需而緊缺的戰略物資得到緩解。他提出的「植物有用物質形成與植物物種分布區及其形成歷史相關聯」的觀點，推動了中國植物資源的尋找、開發利用以及引種馴化等工作。
中草藥是中華文明的瑰寶，吳徵鎰很早便涉足中草藥研究領域，並提出中草藥的保護利用。抗戰時期，吳徵鎰在雲南進行了大量的科考調查，於1945年完成了《滇南本草圖譜》。「文革」期間，被關在「牛棚」裡的吳徵鎰偶然得到一本「赤腳醫生」使用的中草藥小冊子，感到很高興，就請朋友們幫他收集這種小冊子。那幾年裡，他一邊在「牛棚」燒開水，一邊摘抄小冊子上的內容，憑著自己驚人的記憶力，把新中國的中藥、草藥5000多種，按低等向高等的演化次序編出了詳細的目錄。並把植物名稱和中草藥名稱統一起來，在古代醫書及植物學有關書籍的記載中進行考證。在考證中，他發現了很多名不見經傳、或在經傳中已經失傳的中草藥植物。1983至1988年，吳徵鎰組織了三個研究所的力量集體編著出版了《新華本草綱要》，為繁榮中華醫學寶庫，使中草藥規範化、科學化並且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1999年8月，吳徵鎰懷著對中國生物科學發展的深謀遠慮，給朱鎔基總理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建議：「十分有必要儘快建立雲南野生種質資源庫，對其中有近期開發價值的野生種質資源進行遺傳背景的分析研究，提取DNA進行分類保存，在此基礎上進行合理開發。」設想得到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學術界的普遍認同。04年，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被列入國家重大科學工程建設計劃。「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已於2007年竣工投入使用。該庫的建立，使中國生物研究在世界佔有一席之地，為中國的生物學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並對國民經濟建設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
家宅花園是他的第一位植物學「啟蒙老師」
吳徵鎰出生於一個書香門第，百年間吳家以「兩進士，四人傑」而被傳頌一時。「兩進士」為吳引孫、吳筠孫兩兄弟。吳引孫曾在光緒年間任過浙江寧紹道臺（清代從二品官員），吳徵鎰的祖父吳筠孫曾任江西潯陽道尹（相當於現在的九江市長）。吳徵鎰的父親吳啟賢曾在北洋政府任農商部主事。吳啟賢有6個兒子，「四人傑」便是他的4個兒子吳徵鑄、吳徵鑑、吳徵鎧、吳徵鎰。
吳徵鑄，著名劇作家、學者、教授；吳徵鑑，著名醫學寄生蟲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吳徵鎧，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化學家、核科學家。更難得的是，吳徵鑑、吳徵鎧、吳徵鎰三位親兄弟同為中科院院士，在中國堪稱絕無僅有。
1916年，吳徵鎰出生在九江。不到1歲時，祖父故去，祖母金夫人帶領兒孫遷至揚州北河下的吳道臺大宅院。小時候的吳徵鎰常常一個人在家宅花園——蕪園裡玩。那時在他的心目中，蕪園便是他的「娛樂園」，千姿百態的花草樹木讓小小的吳徵鎰領略到大自然的神奇。
稍長，吳徵鎰喜愛去府裡的藏書樓「測海樓」讀書，尤其喜愛那裡所藏豐富的植物類圖書，而他最愛讀的書是《植物名實圖考》和《日本植物圖鑑》。讀書閒暇，他便拿上那本《植物名實圖考》，對著圖譜去蕪園裡認識那些以前叫不上名字的花草，「看圖識字」般在蕪園中認識了幾十種樹木花草，並積累了上百份標本。「蕪園」成為吳徵鎰與植物結緣的關鍵。吳徵鎰曾風趣地說：「我選植物學作為專業，我家的後花園『蕪園』應該是我的第一位啟蒙老師。」
1937年7月，年僅17歲的吳徵鎰以第13名的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生物系。
「老革命」的後半生落戶「植物王國」
吳徵鎰在清華大學生物系學習時，師從吳韞珍教授。1937年畢業前，吳徵鎰參加了西北考察團，後因北京淪陷只好返回揚州。在家鄉一所學校教了一天書，吳徵鎰就接到恩師吳韞珍的通知，要他到昆明新組建的西南聯大任助教，教授生物學。從此，吳徵鎰被紅土高原的山山水水、豐富的植物種類和複雜多樣的植被景觀所吸引，立下了立足雲南、放眼中國乃至世界植物的宏圖大願。
吳徵鎰既是學者，又是老革命。吳徵鎰很早就投身進步學生運動。1945年，吳徵鎰在聞一多的介紹下加入民盟。1946年2月，吳徵鎰在雲南大學標本室，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
解放前夕，吳徵鎰按照黨的指示致力於清華教職員讀書會活動。每遇聲援和籤名活動，他就出入於周培源、朱自清、湯佩松等著名教授家中徵求籤名。1949年6月，吳徵鎰任北京市軍管會高教處副處長。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成立，錢崇澍、童第周、俞德浚、侯學煜……一位位科學家們被吳徵鎰請出山，新中國的植物學研究逐步走上正軌。12月份，吳徵鎰任中國科學院（機關）黨支部首任書記。1950年，他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第一批學部委員(中科院院士)。在旁人眼裡，具有老革命資歷的吳徵鎰似乎可以走一條仕進之途，擔任更重要的管理職務。可是，吳徵鎰一直對植物學研究情有獨鍾，去雲南這個「植物王國」研究植物是他青年時期便立下的宏願。1958年夏天，吳徵鎰偕夫人段金玉毅然帶著剛7歲的兒子吳京和5歲多的女兒吳玉，乘小飛機到達雲南，籌建中科院昆明植物所。
「為學無他，爭千秋勿爭一日。」這是吳徵鎰送給學生的一句教誨，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嚴謹治學的寫照。到90歲以後，吳徵鎰每天上午工作兩個小時，下午工作1個小時，而且1周工作6天以上。一旦工作起來，吳徵鎰總忘記了自己是個高齡老人。有時醫護人員為了他的健康，在他投入工作時進行勸阻，他要麼裝著聽不見，逼急了就發一點脾氣；可工作一做完，他又笑著和醫護人員打招呼，像什麼事都沒發生。
對於一位90多歲的老人來說，吳徵鎰的身體還算不錯。「主機尚未壞，零件多不靈」，吳徵鎰常這樣風趣地表述自己的身體現狀，說自己到了「多病所需唯藥物」的老年境界。「人生有限，我把我有限的時間有一份力出一份力，有一分光發一分光。」這或許可以作為吳徵鎰對眾多評價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