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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國植物志》第一卷問世,隨後《中國植物志》80卷126分冊全部出版。《中國植物志》全書5000多萬字,是一部總結中國維管束植物系統分類的巨著,是目前世界各國出版的植物志中,卷冊最多、體量最大的一部。
路漫漫其修遠兮
說到《中國植物志》,得從研究中國植物的現代學者鍾觀光先生(1868-1940)說起。鍾觀光,浙江寧波人,字憲鬯(chàng)。自1905年起,他走上了「綠色之路」,開始關注中國的植物。
1911年,鍾先生出任教育部參事。那時北京大學生物系尚未成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考察各地植物上,在北京周邊的大山中,調查採集植物。
1908年,他立下「欲行萬裡路,欲登千重山。採集有志,盡善完成」的誓言,在此後的歲月裡,他的足跡遍布全國 11個省區,北盡幽燕,南至滇黔,採集臘葉植物標本16000多種,共15萬多份,建立了北京大學標本室,成果豐碩。
鍾先生改變了中國植物採集由外國人主導的局面,開啟了中國人自己採集調查、自己鑑定植物的先河。鍾先生是國人採集植物的先驅,為紀念鍾先生,在發現的新屬中,有了以他(鍾觀光)的名字命名的木蘭科觀光木屬(Tsoon giodendron)和馬鞭草科鍾木屬(Tsoongia)。
1934年,胡先驌(1894-1968)在中國植物學會第二屆會議上說:「現在國內植物分類學者漸眾,理應編纂《中國植物志》。凡編纂各科植物專志者,應同時編纂《中國植物志》。」
《中國植物志》的編纂與中國植物學家在自己國土上採集植物的歷史相伴而生、同伴而行。
1956年,中國科學院在《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中正式將《中國植物志》列入規劃項目。1959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中國植物志》編委會,把編纂志稿正式列入日程。
此時,離鍾觀光開始採集植物已過去54年,距胡先驌提出編纂《中國植物志》已有25年了。
吳徵鎰擔起編志大任
1959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中國植物志》編委會,錢崇澍、陳煥鏞任主編,秦仁昌任秘書長。那時43歲的吳徵鎰任編委。此後,林鎔、俞德浚先後任主編。
1973年,吳徵鎰任副主編。1987年,在俞德浚主編辭世後,吳徵鎰接任主編。此時,吳徵鎰的太老師輩和老師輩為編纂《中國植物志》已鋪墊下良好的基礎。
吳徵鎰連任主編17年,期間完成《中國植物志》約2/3卷冊的編纂出版工作。
2004年,隨著《中國植物志》第一卷的問世,《中國植物志》80卷126分冊全部出版。
吳徵鎰既是四代編志植物學家的一員,又是目睹四代同堂而唯一在世元老。
《中國植物志》的編纂者共有四代。第一代以胡先驌、陳煥鏞、秦仁昌等為代表,出生於1900年以前;第二代以林鎔、俞德浚、吳徵鎰、裴鑑為代表,出生於1900-1920年間;第三代以陳心啟、李錫文、戴倫凱、湯彥承為代表,出生於1920-1940年間;第四代以李德銖、傅德志、包伯堅、張憲春為代表,出生於1950年以後。
《中國植物志》全部出版時,第一代編纂者已故世,第二代編纂者僅有吳徵鎰健在,故而吳老是四代編纂者中唯一健在的二代編纂者代表。
吳徵鎰自1959年參加編委工作,到2004年《中國植物志》全部出版,他是這一切的見證者。
《中國植物志》全書5000多萬字,記載中國維管束植物301科、3408屬、31142種,包括近9000幅圖版,是一部總結中國維管束植物系統分類的巨著,在目前世界各國出版的植物志中,這是卷冊最多、體量最大的一部,是全國植物學工作者大協作的豐碩成果。
在2004年10月舉行的《中國植物志》編研出版新聞發布會上,吳徵鎰說:「我要為它熱烈歡呼:中國植物學界終於站起來了,走完了踏踏實實的萬裡長徵的第一步。總算完成了植物方面的基本資料,它是我所記得的科學院的三大任務之一。」
像唐僧取經一樣,《中國植物志》的編寫經過九九八十一難。其中最大的難處有四方面:
1. 40多年的編寫過程中,大家統一了思想認識,整齊了步調。在不斷改進下,完成3萬多種植物的描寫,讓使用者方便,各級分類單位都有檢索表,但可惜科級沒有。在諸多的不統一中,取得大體的統一。
2. 400多年來,300多位各式各樣的採集者,採取了中國各地的標準樣品(模式標本),並收藏在幾乎各大國的標本室裡,而我們自己卻從近90年前才有收藏。沒有辦法,我們主要靠模式照片和原樣產地的標本來解決問題。
3. 要從500年以來的浩如煙海的多種文字的文獻中考證這些植物的合格和合法的科學名稱,猶如「頂著石臼做戲——吃力不討好」。
4. 解放後,不知有多少採集人,行程上千萬裡,去「訪貧問苦」,尋找這些植物,流汗甚至流血。因為植物在它原產地要人去找,越是深山窮谷,越是大川名川,越要去。
這是所有參寫植物志的工作人員面臨的難題。
吳徵鎰以自己的經驗,說出三點由衷的體會:
其一,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
其二,書山有徑勤為路,學海無涯苦作舟;
其三,作為終見《中國植物志》集成的老人,親歷45年的艱辛歷程,深感如今功德圓滿的欣慰,《中國植物志》傳贈世間,莫大幸矣。
回答父親的世紀之問
1933年,吳徵鎰報考清華大學生物系,立志學習植物學。他的父親問他:「你學植物有什麼用?」
當時吳徵鎰回答不上來。吳徵鎰只是覺得自己對植物有很大興趣,一心想學植物,未能回答父親的提問。
父親故世,吳徵鎰再沒有可能與父親對話,但一直把父親的問話記在心裡。直到2008年,吳徵鎰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揚州電視臺記者採訪吳徵鎰時,吳徵鎰說:「我父親曾經問過我,你學植物有什麼用?那個時候我答不出來,現在我可以回答了。」
2008年1月8日,吳徵鎰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事隔整整75年,吳徵鎰用窮其一生研究植物科學的成就回答了父親的問題。
吳徵鎰一生的科研學術成就當然也包括他任主編17年領導完成的《中國植物志》。有了這部中國植物的「人口薄」,在開發利用植物資源時有了一個依據。可以從植物志裡找到植物的名稱、了解植物到底長什麼樣(即形態特徵)、產在哪裡,甚至找到其親戚(近緣種或近似種)關係。所以《中國植物志》是開發利用植物資源寶庫的基本科學資料。
對於從事森林、土壤、植被和自然生態的工作人員來說,《中國植物志》也是一部不可缺少的重要參考。森林樹種的植物名稱、不同土壤類型上生長著什麼植物、屬於何種植被類型、自然生態環境中有哪些植物組成,都可以從《中國植物志》裡找到有關物種的答案。
國民經濟裡的農業、林業、畜牧業,甚至輕工業、製藥業等都需要了解植物物種的信息,因為不少植物是輕工業和植物藥業的原料,《中國植物志》都能提供有關植物和資源的信息。
隨著信息科學、大數據和網際網路技術的飛速發展,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啟動iFlora(智能化植物志),為更便利、快速和可靠地利用植物志信息資源提供了可能性。
作者簡介:
呂春朝,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曾任吳徵鎰院士辦公室主任,《中華大典·生物學典》副主編兼《植物分典》常務副主編,現任吳徵鎰科學基金會辦公室主任。
本文圖片來源於中國科學家博物館(網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