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植物標本館，五顏六色的西南地區植物標本旁的一個玻璃櫥窗內，靜靜地躺著幾本圖書，書名是《中國植物志》。
早已泛黃的書頁見證著一段艱辛歷史。
當代中國，沒有哪一部著作能像這套擁有126卷冊、5000多萬字、9000多幅圖的《中國植物志》一樣，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才最終完成；也很少有什麼著作能像《中國植物志》那樣由四代科學家辛勤耕耘、通力合作而成。
翻開2009年度國家科技獲獎名錄，《中國植物志》獲獎者欄目中的黑色邊框分外醒目——這意味著當無限榮光來臨時，一些歷經千辛萬苦者甚至已遠離塵世。
今天上午的人民大會堂內，空缺兩年的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頒發給了這群甘於寂寞的中國科學家。
在過去的10年中，體現原始創新能力的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曾空缺了七次之多。
為31142種植物建立「戶口簿」「我們摸清了自己的家底」
就像一個歷史聲音的迴響。
2004年，《中國植物志》全套出版完成。時年89歲的老人、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徵鎰先生豪邁宣告：「我要為《中國植物志》這部巨著而熱烈歡呼，中國植物學界終於站起來了！」
植物志是記載某個國家或某一地區植物名稱、形態特徵、地理分布、經濟價值等的科學著作。
老一代科學家至今記得一個尷尬現實：幾十年前，如果要了解在我國生長的植物的資料，常常不得不到國外出版的雜誌書籍中去搜尋。因為我國沒有自己的植物志。
1934年至1959年編著出版的25卷《蘇聯植物志》，曾是世界上記載種類最多、最完整的植物志。
而2004年完整面世的《中國植物志》刷新了這一紀錄。
這部曠世巨著總計80卷126分冊，全書5000多萬字，記載中國維管束植物301科、 3408屬、31142種，包括近9000幅圖版。
「它既是記載植物『身份』的『戶口簿』，又是記錄和研究植物特徵特性的重要『信息庫』，是植物學研究中最基礎的科學著作和最重要的信息載體。也是迄今為止對我國以及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植物認識和記載得最準確、最全面和最權威的學術論著。」擔任《中國植物志》編委長達32年之久的老科學家李錫文如是評價。
李錫文說，「作為世界上植物物種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我們終於摸清了自己的家底。」
國際學術界亦將之視為植物研究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志書出版次年，著名科學雜誌《科學》刊文指出，「由中國植物學家完成的《中國植物志》是一個具有巨大重要性的事件，世界上沒有任何植物志的規模可與之相比」，「通過完成《中國植物志》，中國植物學家對人類了解世界植物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已經為植物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半個世紀的全力以赴「是經過九九八十一難才完成的」
曠世巨著的背後，是我國四代科學家半個世紀的嘔心瀝血。
早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老一輩植物學家就開始採集植物標本，收集文獻資料，研究專科專屬。1920年前後，北京大學研究人員鍾觀光，曾先後到全國各省區採集植物標本十幾萬號。
1934年，胡先驌先生等在中國植物學會第二屆會議上首次提出編纂《中國植物志》的設想，但限於當時的條件，特別是在標本、文獻資料、經費、協作等方面存在諸多困難，這一願望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才得以實現。
1956年，中科院在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中正式將《中國植物志》列入規劃項目中，並在1959年成立了《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由錢崇澍、陳煥鏞任主編，此後，林鎔、俞德浚、吳徵鎰等先後歷任主編一職。
同年9月，第一本《中國植物志》（蕨類）面世。此後，來自全國數十個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四代植物學家312人、繪圖人員167人前僕後繼，加入到《中國植物志》的編研。
一部《中國植物志》不僅記載了中國的植物，也向世人昭示了中國科學家的風骨。
「研究植物學的人是需要跑野外的。3萬多種植物裡，有1萬多種是中國的植物工作者用腳板『發現』的。」第四代科學家、50歲的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員彭華向記者回顧了在野外工作的艱苦。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彭華每年都要到雲南省無量山地區採集標本，在山上住在最近的農民家。有時候橫穿山，就要請農民做嚮導，走個兩三天，帶著乾糧在山上露宿是常有的事。彭華有時要自己背著20多公斤的標本夾、採集用具、睡袋、食物從一座山翻向另一座。
最苦的還不是這些。彭華說，蚊蟲叮咬，是司空見慣的事，最可怕的是雲南熱帶螞蝗多得鋪天蓋地，每次從山上下來，能從身上清出二三十條螞蝗。有的螞蝗耐不住體溫升高死掉了，有的還在吸著血，有的剛爬上去。「在山上根本來不及清理，老是清理就沒辦法採標本了。」
第三代科學家、80歲高齡的李錫文有過更為驚險的歷程。
在55歲被評為研究員前，李錫文經常是一年中最少半年在外。李錫文總結，在野外採集有「三怕」：巨型的蟒蛇；像一個土堆一樣的螞蟻群；吸血的螞蝗，咬過後血流不止。
在版納地區，李錫文還遭遇一種馬鹿蝨子，叮人特別厲害，一咬就腫一大片，李錫文身上已經永遠地刻上了「一枚野外採取者的勳章」，「那是1971年咬的，差不多40年了，至今還有一個疤痕，裡面還是一個硬塊。」
作為《中國植物志》第四任主編，吳徵鎰院士常常感慨，「《中國植物志》的編研，像唐僧西天取經一樣，是經過九九八十一難才完成的。」
曠世巨著背後有千萬無名英雄「不能浮躁，不能沒依據」
參與《中國植物志》第一卷總論編研工作的彭華說，植物志雖然列出了300多位科學家的名字，但這樣一部巨著，是成千上萬、各行各業，尤其是植物學科相關的同志集體工作的心血。「杜拜塔也是一磚一磚建起來的，這是一個集體的工作，遠不是300多人能完成的。」
巨著背後還滲透了太多科學家的堅持。
彭華說，學科的巨大進步依賴兩個方面，點狀的突破或者學科的長期大量歷史性的積累。植物志就屬於後者，「這需要更多默默無聞腳踏實地的工作，到野外實實在在地記載。」
彭華介紹，多年的採集是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屬於積累性學科，多是為科學的大廈增磚添瓦。國際上刊登這類論文的也多是影響因子很低的刊物，很難做一些高質量的論文。
與此同時，調查、積累、修訂、考訂、編目、分類文獻整理、描述、分布範圍的過程也很枯燥。
李錫文對於當前的SCI評價導向也有著同樣的憂慮。李錫文介紹，往往就在同一個植物研究所裡，從事植物化學研究的，做一個實驗，很快可以寫報告，一個研究組一年幾十篇SCI；而自己所在的科室，一年最多寫幾篇。
更讓人感慨的是，一個科研工作者，跟李錫文的兒子是同班同學，兒子幾年前就是研究員，現在已經是博導了。而這位科研人員由於是做傳統分類研究的，長期野外實踐，雖然書寫的不少，但是很少能發SCI，至今還是副研究員，只能帶碩士，「他非常能吃苦，在野外看到好東西，天黑都不願意回來。」「兩個一比較，往哪裡發展更有利，現在的年輕人可是一眼就看得很清楚的。」
科學家能不能坐冷板凳在一位老人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吳徵鎰，《中國植物志》第四任主編，中國植物志三分之二的任務都是他任主編時做出來的。
即便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開水房燒鍋爐的幾年間，吳徵鎰也沒懈怠。當時中草藥運動在全國上下轟轟烈烈，但他卻發現很多植物名稱混亂，決定重新整理。燒鍋爐的三年裡，他就把隔壁的中草藥的書借來，一個一個校對名字，就在那個開水房裡寫成4大本密密麻麻的筆記，後來整理出版為3卷本的《新華本草綱要》。
在吳老的助手、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原副所長呂春朝看來，老一輩、「太老師」輩的這批植物學家的治學精神，沒有任何浮躁。我們國家非常寶貴的植物到底有多少，問題很簡單，但做起來卻需要近半個世紀的努力。這是需要靜下心來沉到底去認真鑽研才可能得到的結果。
呂春朝說，吳徵鎰稱這種工作為坐「冷板凳」。他現在經常對弟子們講，一定要沉下去做學問，不要為眼前的小利牽絆，「不能浮躁，不能沒依據，不能道聽途說。」
本報北京1月11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