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數字貨幣藍皮書（2020）》已於近期重磅發布並上線銷售。
「《數字貨幣藍皮書》是迄今為止關於數字貨幣最完整的文獻資料。」
該書是在橫琴新區金融服務局、中國投資協會數字資產研究中心的指導下，由數字資產研究院、橫琴新區智慧金融研究院和零壹財經·零壹智庫共同的研究成果。數字資產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朱嘉明教授、橫琴新區智慧金融研究院院長李曉教授擔任藍皮書主編。
本文為朱嘉明教授為新書《數字貨幣藍皮書（2020）》所做的序言，他認為「數字貨幣的歷史雖然只有十年左右，但卻實現了從「邊緣」到「中心」的歷史性轉型，改變了原本的貨幣經濟體系、機制和生態。」
數字貨幣——從邊緣到中心
朱嘉明，數字資產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
幾易其稿，《數字貨幣藍皮書》終於進入出版階段。這是數字資產研究院，橫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和零壹財經·零壹智庫共同研究的成果。《數字貨幣藍皮書》包括11個部分，向讀者展現了當前數字貨幣的基本現狀、數字貨幣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以及對數字貨幣未來的預測展望。特別是，以專論的形式，分別討論了DeFi、Libra和DC/EP相關課題。《數字貨幣藍皮書》是迄今為止關於數字貨幣最完整的文獻資料。
作為主編，我有責任通過序言的方式，將《數字貨幣藍皮書》的核心內容從經濟學思想的視角加以提煉：數字貨幣的歷史雖然只有十年左右，但卻實現了從「邊緣」到「中心」的歷史性轉型，改變了原本的貨幣經濟體系、機制和生態。
一
數字貨幣是不同於傳統貨幣生態的新物種
不論經濟學家關於貨幣起源學說如何紛紜複雜，但是對於迄今為止，關於貨幣史上已經存在過的、以及現存的貨幣形態幾乎沒有分歧。（1）物理（實物）形態貨幣。貝殼、銅鐵、黃金、白銀等都曾充當過貨幣。尤其是金銀等貴金屬由於具有易攜帶、價值高、不易變質、且易於分割計量等特性，在歷史上的很長時間中扮演著世界性通貨角色。（2）信用形態貨幣，其物理形式主要是沒有價值的紙幣。基於國家信用的法幣，即信用貨幣，具有政府強制性和排他性。當今世界各國幾乎都採用這一貨幣形態，是當代貨幣體系的核心。當然，在信用貨幣歷史上，信用貨幣的發行機構，除了政府的央行之外，也可以是企業，甚至是個人。
在實物貨幣形態和信用貨幣形態之間，存在著歷史演化的軌跡。20世紀30年代世界性經濟危機所引起的經濟恐慌和金融混亂，迫使西方國家先後脫離金本位和銀本位，國家所發行的紙幣不再能兌換為金屬貨幣，信用貨幣應運而生。
2008年比特幣白皮書問世，很快比特幣落地，數字貨幣自此發端，並在隨後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形成自身的體系。數字貨幣屬於以技術為基礎、且通過人為設計的貨幣，是實物貨幣和信用貨幣之後的第三種貨幣形態。數字貨幣的經典存在形式是可視字符串，或者說是一連串的密碼編碼。下面就是以可視字符為形式存在的比特幣地址：
123456789ABCDEFGHJKLMNPQRSTUVWXYZabcdefghijkmnopqrstuvwxyz。
所以，數字貨幣是技術形態的貨幣，是不同於實物貨幣和信用貨幣的另類貨幣。數字貨幣與實物貨幣和信用貨幣並不存在任何歷史淵源和邏輯關係。《數字貨幣藍皮書》追述了數字貨幣的發展歷程，強調了「密碼朋克」的重要性，並將1996年作為數字貨幣歷史的裡程碑年份：「以1996年為起點，之後每年幾乎都會有關鍵性技術問世，驅使歷史的車輪無限逼近比特幣」。「關鍵性技術」包括哈希算法、分布式帳本、權益證明、工作量證明、點對點（P2P）技術等。這些「關鍵性技術」的深層基礎是「新密碼技術」。所以，在1998年已經出現「加密數字貨幣」概念。十年之後，比特幣最終實現加密數字貨幣的設想，成為一種基於密碼編碼、通過複雜算法產生、不依靠任何特定貨幣機構發行、不受任何個人或組織幹擾的非中心化「貨幣」。進一步說，「比特幣利用點對點傳輸、共識機制、非對稱加密等多種技術，構建了一個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帳本資料庫，實時、透明地通過算法進行貨幣發行交易。」
人們對貨幣（尤其是數字貨幣）認知的缺陷主要源於，想當然地認為三種貨幣形態之間存在某些理所當然的遞進關係，用對第一種貨幣形態的認知來理解和解釋第二種貨幣形態，或者用對第一種和第二種貨幣形態的認知框架來想像第三種貨幣形態的可能性。數字貨幣，無論是比特幣、以太坊，還是可能未來成為現實的Libra2.0，亦或者法定數字貨幣，導致貨幣的內涵和外延都正悄然發生改變，突破教科書上對「貨幣」定義。儘管數字貨幣仍繼續使用「貨幣」二字，卻早已不再是古典意義上的貨幣。這就是公孫龍所謂的「白馬非馬」問題[1]。
如果沒有WWI（第一次世界大戰），金本位很可能持續很久；沒有2008年的比特幣，很可能現在還沒有數字貨幣。數字貨幣不是來自傳統貨幣的進化，彼此之間並不存在共同祖先，也不是通過自然選擇發生的，更不是傳統貨幣累積微小的優勢變異的逐漸改進的產物。數字貨幣的形成過程與傳統貨幣之間存在「生殖隔離」。所以，數字貨幣的出現屬於貨幣演變歷史中的典型「突變」。借用生物學的語言：比特幣開啟的數字貨幣，屬於人類貨幣史上的「新物種」。
作為新物種的數字貨幣產生後，不可避免地突破和超越此前所理解的貨幣「內涵」。對於形成數字貨幣理念與開發技術的「密碼朋克」社群來說，他們既沒有意願，也沒有可能接受傳統貨幣思想和實踐的學習訓練。
二
數字貨幣的內在性演進
過去十年間，數字貨幣的發展歷史相當精彩。自2009年初比特幣誕生後，憑藉去中心化和點對點交易等特性吸引了多方關注，並催生了大量新型加密數字貨幣。《數字貨幣藍皮書2020》將數字貨幣的發展歷史大致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
從比特幣到形成非中心化數字貨幣群體的階段。
非中心化數字貨幣群體包括：（1）「以太坊及其代幣體系」。現在比特幣依舊處於中心位置。（2） 「分叉幣」。例如，比特幣分叉幣就有BCH，BCHSV，Bitcoin Gold，不一而足。（3） 山寨幣或者競爭幣。最成功的比特幣山寨版就是萊特幣（Litcoin, LTC）, 萊特幣在交易成本、交易速度、資源消耗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被認為是「改良比特幣算法最成功的加密貨幣」。（4）匿名幣。最有影響的匿名幣門羅幣。門羅幣被視為是現階段隱匿性最強的加密貨幣。它使用加密技術來屏蔽發送和接受信息以及交易金額，採取環籤名和混淆地址的方式來保證匿名性。在默認情況下，關於門羅幣的任何交易細節都是不可見的。（5）具有特定場景的加密數字貨幣。例如瑞波幣（Ripple）和恆星幣。瑞波幣主要應用場景在於跨境支付。與SWIFT相比，瑞波的交易具有時間短，外匯兌換手續費極低等優勢。目前瑞波的服務已經覆蓋了27個國家，並與全球200餘家銀行和金融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
2
穩定幣全面崛起階段。
在現階段，無論比特幣、以太坊、EOS，幾乎所有加密數字貨幣都存在價格波動劇烈情況，其價值屬性難以被認可，無法成為通用支付工具，更多時候還是被視為一種投機（或投資）標的。所以，要想實現數字貨幣的支付屬性，首先需要維持價格穩定，於是穩定幣應運而生。目前，公認穩定幣分為三類模式：（1) 法幣儲備抵押模式，通過抵押法幣，發行與法幣價值錨定的穩定數字貨幣。（2) 數字資產抵押模式，通過在區塊鏈的智能合約上質押數字資產，從而發行錨定法幣價格的數字貨幣。（3) 算法模式，通過事先設定的算法機制，實現對穩定幣供給數量的調節，從而使穩定幣價格與法幣錨定。在全球範圍內,已經出現成百上千種穩定幣。穩定幣將會成為比特幣等民間數字貨幣和法定數字貨幣的連接橋梁，穩定幣迅速擴張了數字貨幣版圖，其中最知名穩定幣是USDT。2014年底，由Tether推出USDT。USDT通過與美元1:1的錨定和區塊鏈技術，實現自身價格的相對穩定。
3
機構數字貨幣發力階段。
2019年是機構數字貨幣發展的關鍵之年。2019年2月14日，美國最大的商業銀行摩根大通宣布即將推出摩根幣（JPM coin），希望通過摩根幣降低客戶交易對手風險和結算風險，適應資本要求，實現即時價值轉移。除摩根幣外，2019年6月18日Facebook公布的Libra項目更是將機構數字貨幣發展推向新高潮，並且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此前機構數字貨幣的固有模式。
4
法定數字貨幣進場階段。
法定數字貨幣是基於國家信用且一般由一國央行直接發行的數字貨幣。各國政府很早就開始關注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發展。在相關部門出臺有關監管政策的同時，部分國家央行很早就在積極研究數字貨幣發行的可行性。但直到2018年，各國央行對於法定數字貨幣還處於在概念層面。而從在2019年下半年開始，法定數字貨幣逐步從概念層面發展到實踐層面，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正在（或將很快）從事法定數字貨幣研發工作。目前，大約80%的中央銀行正在進行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究，大約40%已經從概念研究發展為實踐或概念驗證階段，另有10%已經開發了試點項目。中國人民銀行自2014年啟動數字貨幣研究和試驗，至2020年基本完成DC/EP的技術和政策設計。
以上四個階段並沒有清晰的分界線，存在模糊和交叉的情況。
圖 1：數字貨幣內在演進的四個階段
資料來源：數字資產研究院、零壹智庫
三
數字貨幣的外延性演變：從邊緣到中心演進
從古到今，人類文明的分布和演變，經濟地理，區域發展，空間經濟，世界分工，社會體系，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普遍存在「中心-邊緣」的轉換現象。邊緣和中心是相對的概念。古希臘和古羅馬都曾處於人類文明的中心，後來因為種種因素經歷了衰退過程而逐漸喪失了中心地位，被邊緣化。到了20世紀50年代，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Raúl Prebisch，1901-1986）首先提出了「中心與外圍」,或者「中心與邊緣」（The concept of center and periphery）概念。自20世紀60年代末至70 年代初，「中心-邊緣」分析法，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常用方法。各國之間的貿易流動和外交關係符合這一結構。經濟學（Snyder-Kick，1979年）、社會學、國際關係（Nemeth & Smith，1985年）等學科也都涉及相關理論。[2]
1991年，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安東尼·J·維納布爾斯（Anthony J. Venables）共同署名的《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一書出版。該書提出了區域經濟的核心-邊緣（中心—外圍）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模型以核心和邊緣作為基本的結構要素，典型的核心-邊緣結構就是製造業地區和農業地區。根據核心-邊緣模型，壟斷競爭、貨幣外部性和前後向關聯效應結合在一起，導致發生突變性集聚的可能性。
過去十年數字貨幣和傳統貨幣的關係，可以借用「中心-邊緣」，或者克魯格曼他們的「核心和邊緣」予以更為清晰的解讀。或者說，數字貨幣與傳統貨幣的關係演變基本符合「中心和邊緣」結構。以下是數字貨幣與傳統貨幣關係演變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9年-2012年）：數字貨幣處於信用貨幣體系的外邊緣地帶。2009年比特幣的誕生，相當於數字貨幣的奇點。彼時，比特幣被認為屬於密碼極客的小眾運動，一種具有理想主義的思想實驗而已，並不具備實用價值和儲藏價值。當時的比特幣價值與當時全球貨幣體系總量相比，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計，處於外邊緣位置。如果以宇宙現象為例，傳統貨幣體系是太陽系，數字貨幣最初僅僅處於太陽系的邊緣。
第二階段（2013年-2017年）：數字貨幣開始「嵌入」傳統貨幣體系，進入邊緣地帶。這一階段，傳統貨幣體系緩慢擴張，在比特幣價格上升的刺激下，數字貨幣進入爆發式增長狀態。期間以太坊的出現，展現了區塊鏈技術的潛力，成為數字貨幣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引爆點」，數字貨幣版圖呈現加速擴張態勢。
第三階段：數字貨幣開始向中心地帶演進（2017年以後）。2016年至2017年的ICO雖然在世界範圍的嚴厲監管下，最終勢衰，但畢竟擴大了數字貨幣的影響力。接著穩定幣大量出現，不再是脫離實體世界的純粹虛擬貨幣類型，價值相對穩定，有別於原生態數字貨幣價格的波動劇烈。最為重要的是，機構性數字貨幣開始呈現，且與傳統貨幣體系產生連接和融合。與此同時，傳統資本也開始加速進入數字貨幣和區塊鏈領域，進一步推動了數字貨幣向整個貨幣金融體系中心的推進。當各國央行主導的法定數字貨幣開始研究試驗後，標誌著數字貨幣已經實現了中心化的突破。從中長期看，因為數字貨幣所具有的「張力」，在中心地帶的地位不僅會鞏固，而且會不斷擴大其實質性的影響力。
上述三個階段的差異見下圖：
圖2：數字貨幣從邊緣到中心的三個階段
資料來源：數字資產研究院、零壹智庫
顯然，通過「核心—邊緣理論」分析數字貨幣和傳統貨幣的關係，清楚地顯現了兩種形態的貨幣如何由獨自存在、互不關聯，到之後數字貨幣「嵌入」傳統貨幣體系，再從彼此極不平衡狀態向相互傳遞和關聯的平衡發展系統演進。
四
數字貨幣實現從「邊緣」進入「中心」的基本原因
推動數字貨幣從邊緣向中心演進因素很多，有數字貨幣本身的原因，也有數字貨幣的外部原因。主要包括：
1
傳統金融貨幣體系全面解構。
1944年7月，布雷頓森林會議確立了二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黃金具有國際儲備地位，規定了美元的含金量，美元與黃金直接掛鈎，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鈎。布雷頓森林會議還有兩個重要成果：創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IMF治理制度基於 「特別提款權（SDR）」 機制，通過向成員國提供短期資金借貸，實現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目標。WB以實現成員國經濟復甦和發展為目標，基本手段是向成員國提供中長期信貸。
布雷頓森林會議所確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僅僅維繫到1971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森正式宣布美元和黃金脫鉤，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匯率時代結束。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並沒有因此動搖。1974年12月，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貨幣局籤署了一項協議，即原油用美元結算，由此，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黃金美元，成功地轉化為石油美元。美聯儲繼續維繫其全球貨幣中心的「權力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歐洲央行等跨國貨幣機構成為次中心。進入21世紀之後，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等主要國際儲備貨幣構成繼續處於中心地位，只是隨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中國央行等一些新的主權貨幣機構和區域性金融組織逐步躋身國際貨幣的體系，國際貨幣體系內的協調監督機構及各類貨幣的地位有所變化。
但是，不論是布林頓森林會議體制，還是「後」布林頓森林會議體制，都存在兩個制度性的壟斷：（1）美元壟斷地位。美元的壟斷導致的世界貨幣金融資源分配的嚴重失衡；（2）央行壟斷地位。各國央行對於信用貨幣發行權的壟斷，對民眾財富的創造和分配形成絕對控制。
上述兩種壟斷的疊加，最終引發了一次又一次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並形成金融危機與貨幣危機的互動。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加劇了世界貨幣金融制度的內在矛盾和解構趨勢。這樣的背景，自然為數字貨幣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2
數字貨幣的理念。
數字貨幣理念，首先源於密碼朋克的理念。其次，數字貨幣的理念包括了一系列經濟學家的追求，早在1976年，經濟學家哈耶克在《貨幣的非國家化》一書中，在揭示現有主權信用貨幣體系的弊端之後，提出用競爭性私人貨幣來取代國家發行的法定貨幣，在類似於自由市場中進行自由有效配置，可能會提供更加健全穩定的貨幣環境。此外，經濟學家勞倫斯·懷特、尤金·懷特、休·羅考夫等人相繼得出相同的結論，即對貨幣而言，競爭比壟斷更有效。弗裡德曼也曾提出假設：以自動化系統取代央行，從而實現以穩定速度逐年增加貨幣供應量，以避免通貨膨脹。中本聰創造比特幣的初衷，與這些理論與思想內核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契合。中本聰曾表示，「傳統貨幣的根本問題，正是來源於維持它運轉所需要的東西——信任。人們必須要相信中央銀行不會有意劣化貨幣,可是法幣的歷史卻充滿了對這種信任的背叛。我們相信銀行，銀行持有並電子化地轉移了我們的錢，可是銀行卻在部分保證金制度之下，通過一浪接一浪的信用泡沫將貨幣拋撒出。」因為數字貨幣的理念和背後的價值觀，特別是與生俱來的就是主張貨幣的非國家化，向民眾分享鑄幣權，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推動了一個全球性的社會運動。
3
數字貨幣的強大生命力和繁衍能力。
數字貨幣經歷了「大爆炸」過程，顯現了強大的生命力和繁衍能力，幾乎每天都有新的數字貨幣出現，至今已成氣候。根據數字貨幣行情平臺CoinMarketCap數據，截至2020年3月末，全球共有超過5200種加密數字貨幣，總市值高達1849億美元。常見的比特幣、以太坊、瑞波幣、萊特幣等數字貨幣佔據著加密數字貨幣市場的絕大部分市值。其中，作為目前影響力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加密數字貨幣，比特幣市值在加密貨幣市場總市值中的佔比更是高達65%左右。
以信用為基礎的法幣貨幣形態，有著高昂的和無法量化的制度成本。在任何主權國家範圍內，貨幣發行只能是政府行為，不存在複製空間。而數字貨幣具有強大生命力，以及複製和繁衍能力。這種能力與三個原因有直接關係：（1）技術原因。數字貨幣基於計算機算法，能實現以極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完成貨幣創造、流通和交易，準入門檻降低。（2）數字貨幣產業鏈的原因。數字貨幣和數字貨幣產業鏈相輔相成。數字貨幣的產業鏈主要包括挖礦、交易和存儲（錢包）三個主要環節。（3）參與主體原因，包括數字貨幣的所有者。截至2020年3月末，根據bitinfocharts.com的數據，比特幣持幣地址總數近3000萬個，以太坊的地址數量約9200萬；基於數位化產業鏈的具有理工科和技術背景專業人士，以及「碼農」和「礦工」等群體也正在積極參與數字貨幣市場。就年齡而言，以80後為主體；就全球分布而言，沒有國界限制，沒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富國和窮國的界限。
4
傳統資本的進入。
傳統資本進入數字貨幣領域存在不同模式。（1）傳統金融機構直接發行數字貨幣。例如，高盛集團、摩根大通、瑞士聯合銀行等跨國銀行均已獲得發行數字貨幣的行政許可。機構數字貨幣應用場景集中在跨境支付和證券交易。在這兩個場景中，應用數字貨幣的目的主要是解決傳統金融系統中存在的效率低下、成本較高的問題。（2）傳統資本投資數字貨幣產業鏈，例如交易所。（3）通過市場，直接擁有比特幣或者其他類型的數字貨幣。
以風險融資為例，據零壹智庫不完全統計，在2012-2019年間，全球區塊鏈及數字貨幣市場共計發生超過1500筆風險融資，公開透露的融資金額高達782.2億元。其中，2018年是區塊鏈及數字貨幣領域投融資的「爆發之年」。到2019年，投融資市場逐漸趨於理性，全年投融資數量為543筆，融資金額約238.3億元，較2018年出現小幅回落。
圖4：2012年-2019年數字貨幣及區塊鏈領域投融資情況
數據來源：零壹智庫
從具體領域來看，數字貨幣相關賽道始終最受資本市場青睞。僅2019年，就有超過35%以上的區塊鏈及數字貨幣市場的投融資最終流向數字貨幣領域。而數字貨幣交易所/平臺又是其中最吸金的細分賽道，融資金額佔全年融資金額的16%左右。除此之外，數字貨幣錢包、數字貨幣融資、DeFi等數字貨幣相關領域也在投融資市場表現活躍。
中美兩國近些年在區塊鏈及數字貨幣領域始終領跑全球，並呈現交替領先的態勢。兩國2019年在區塊鏈及數字貨幣領域的投融資數量合計佔全球總量的60%以上，合計融資金額更是超過全球總量的70%。歐洲則成為近年全球區塊鏈及數字貨幣市場投資增速最快的地區。
5
Libra衝擊波。
2019年6月Libra白皮書發布，宣稱Libra屬於無國界的數字貨幣、為數十億人服務金融基礎設施和「貨幣網際網路」，引發了人們對數字貨幣前所未有的關注，成為自2009年比特幣誕生以來數字貨幣領域又一大重要事件。Libra被認為是一種超主權數字貨幣，由Facebook牽頭聯合28家初始創始機構（截至2020年2月，已有8家機構退出）共同推出，這些機構可以為Libra提供信用背書，並且提供規模巨大且覆蓋全球的用戶群體。創始機構需繳納儲備金。從白皮書內容來看，Libra體系具有三個主要的特點：管理模式：由獨立的非營利性成員制組織Libra協會治理；核心技術：建立在安全、可擴展和可靠的區塊鏈基礎上；資產儲備：由現金、現金等價物和非常短期的政府證券組成的儲備金支持。Libra協會宣稱，「希望Libra成為一個不受華爾街控制、也不受中央銀行控制的新金融系統的基礎設施」。Libra希望通過這樣的基礎設施，提供覆蓋全球的金融交易和轉帳服務。按照Libra的構想，一旦真正實施，極有可能發展成為在全球範圍內被廣泛接受的超主權貨幣，從而對全球各國貨幣主權、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等帶來不小的影響。所以，自2019年6月到現在，Libra受到了多國央行和監管部門的關注，Libra沒有停止過與相關國家監管部門的溝通。與此同時，Libra協會繼續完善Libra框架和的技術開發。2020年4月，Libra白皮書2.0版本的發布，意味著Libra的發展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雖然至今為止Libra的發行仍存在諸多未知數，Libra 的影響力帶動了數字貨幣的整體影響力的進一步擴大。
6
央行法幣數字貨幣。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央行法幣數字貨幣分為三類態度：（1）開發態度。央行積極探索發行法定數字貨幣的可行性，開展法定數字貨幣項目的試點工作。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代表；（2）保守態度。央行關注數字貨幣動態，並做有限的探索和研究，將發行法定數字貨幣作為多種解決方案之一，專注於改善現有的支付體系和監管安排；（3）反對態度。央行不認為存在立即發行法定數字貨幣的需要。
世界各國的央行對於法定數字貨幣之所以不存在統一的態度，除了各國國情不同之外，還有對於發行法定數字貨幣認知差異和如何衡量利弊衡量的差異[3]。因為Libra白皮書的發布，推動了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關注法定數字貨幣的戰略意義，啟動法幣數字貨幣的研發行動。在法定數字貨幣方面，中國央行是領跑者。2019年底，中國央行已基本完成了法定數字貨幣（DC/EP）的頂層設計、標準制定功能研發聯調測試等工作，2020年第二季度開始進入落地試點階段[4]。中國央行為DC/EP提供100%準備金並進行信用擔保，具有無限法償性（即不能拒絕接受法定數字貨幣）。DC/EP是中央銀行的負債，其定位是對流通中現金亦即M0的替代。
可以充分肯定，雖然央行的法幣數字貨幣與原生態數字貨幣有著某些根本性的不同，但是，確實代表了數字貨幣的一個新方向，直接加速數字貨幣從邊緣到核心的進程。
五
數字貨幣對全球貨幣金融體系和貨幣政策的影響
「相較於傳統貨幣，數字貨幣具有發行主體多元、發行流通成本低廉、流通速度較快等比較優勢。傳統貨幣的發行權由國家掌握，以發行國的國家信用進行背書，再由中心機構（中央銀行）集中發行。而數字貨幣的發行不追求權威性，發行主體是多元化的。在發行和流通成本上，數字貨幣的信任機制以非對稱密碼學為基礎，使用者可以直接點對點進行可信任的價值交換，不需要通過中心機構，價值交換的摩擦成本基本為零。由於數字貨幣沒有實物形態，也不會產生印刷、運輸、損耗、銷毀等費用。同時，數字貨幣非實物流通的特徵，也使其流通變得更快。數字貨幣的出現將對全球貨幣經濟體系以及中國貨幣經濟體系產生一系列的影響」。
1
數字貨幣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數字貨幣的出現，使傳統的投資方式、產業結構、就業模式以及經濟組織發生了改變。（1）數字貨幣改變了資本形態、資本地位和資本主體。集中體現為利息對資本、資本對投資模式的全方位變革，最終會導致投資方式的改變。（2）數字貨幣使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數字經濟、信息經濟和觀念經濟等非實體經濟發展起來。（3）數字貨幣豐富了就業模式。自我就業、合作經濟和共享經濟逐漸成為主流，豐富了傳統的就業模式。（4）數字貨幣改變了經濟組織，主要表現為傳統公司形態的逐漸衰落以及企業不斷小型化，創業模式不斷多元化。面對經濟危機常態化，數字貨幣可能成為實現長期經濟復甦的一個選擇。
2
數字貨幣對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影響。
數字貨幣對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影響屬於「結構性」性和「混合型」 的：（1）形成與現行信用貨幣制度的平行體系。在信用貨幣制度下，法幣體系需要國家信用背書。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論怎樣的政治制度，都不足以保證國家信用的絕對穩定。一旦國家發生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不可避免地傳導到國家貨幣體系。在一些經濟落後的國家，國家信用缺失已經常態化，傳統貨幣制度難以穩定。如果引入穩定幣和法幣數字貨幣，形成平行貨幣系統，或將改善當前局面。（2）改變資本流動模式。數字貨幣在跨境業務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跨境支付結算時，數字貨幣作為「交易媒介」可以實現與法定貨幣的雙向兌換。用戶可以用法定貨幣購買數字貨幣，然後再將數字貨幣兌換成法定貨幣，從而影響國際資本流動。此外，即使法定數字貨幣相較於現金，也更有利於資本流動。當然，需要防範不法分子通過數字貨幣逃避外匯管制，甚至成為洗錢工具。（3）緩衝匯率波動。在傳統信用貨幣體系下，一些國家可以通過操控匯率變動，直接影響進出口，控制全球資源價格。具備超主權貨幣特徵的數字貨幣天然具備國際貨幣的特徵，能夠避免匯率波動對於經濟的影響。
3
數字貨幣對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
傳統的貨幣政策基於傳統貨幣經濟結構。因為數字貨幣的出現，數字貨幣可以直接影響傳統貨幣政策傳導機制：（1）利率。從理論上看，因為數字貨幣的出現和發展，嚴重幹擾了利率與貨幣需求的函數關係。在可以預見的近期，央行數字數字貨幣將有利於實施零利率、負利率政策。從長期來看，數字貨幣的供應量不受人為控制，將促使零利率、負利率常態化。（2）「流動性陷阱」。相較於法定貨幣，去中心化數字貨幣和機構數字貨幣功能單一、種類繁多，難以與法定貨幣的「利率」掛鈎，所以，這類數字貨幣對價格的需求彈性與傳統貨幣差異非常大。加之，數字貨幣具有天然的透明性，難以轉換為「投機性」貨幣需求。（3）IS-LM模型。IS-LM模型的核心是利率。數字貨幣對傳統貨幣體系和宏觀經濟的滲透，打亂了傳統的利率和投資，以及貨幣需求和貨幣供給之間的邏輯關係，進而導致IS-LM模型失靈，也就會使得以利率作為調節工具的傳統貨幣政策失靈。所以，傳統貨幣政策需要改變和調整。
4
數字貨幣對美元地位的挑戰。
隨著數字貨幣的發展，數字貨幣在全球貨幣體系的地位從邊緣到中心演變，數字貨幣世界內部也發生著關於邊緣和中心的動態變化。法定貨幣數位化在更多國家的蔓延，必然構成對傳統貨幣體系的衝擊，特別是挑戰美元的在世界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事實上，美聯儲和貨幣金融界是有充分認識的。從Libra1.0到2.0 的改變，Libra從所謂的「一攬子」方案到以美元為「錨」的轉變，有著超越常規監管認知的深刻背景。
圖5: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受到挑戰
資料來源：數字資產研究院、零壹智庫
六
結語
對於經濟史和貨幣史，比特幣和數字貨幣所經歷的十年是太短暫的時間尺度。但是，在過去的十年間，數字貨幣作為基於技術信任的「新物種」，正逐步實現了邊緣到中心的轉變，為改變傳統貨幣體系注入了顛覆性元素。不僅如此，在更多的機構和政府入場的情況下，數字貨幣會進入高速發展時期。
在這個新的時期，「數字貨幣已經成為數字經濟體系一個基本組成要素，正與全球經濟金融活動產生互動共融。數字貨幣的出現不僅使得全球貨幣體系向多元化發展，數字貨幣本身發展也呈現出多元化，從去中心化數字貨幣到機構數字貨幣再到法定數字貨幣，不同類型的貨幣在數字經濟時代，將沿著各自的發展路徑，承擔起各自的角色，為整個貨幣體系發展演變貢獻自己的張力。」
一個數字貨幣主導的時代即將到來。
註：
[1] 英文對於「貨幣」的表達方式要比中文豐富和嚴謹，包括：money \ currency \ coin \ fiat money \ legal tender 。在中文場景中，比較大而化之。例如Bitcoin 的coin還是不同於money 或者currency 的。
[2] 1966年，美國區域規劃專家弗裡德曼 (J.R.Friedmann) 根據繆爾達爾(K. G.Myrdal) 和赫希曼(A. O. Hirschman) 等人有關區域間經濟增長和相互傳遞的理論，以及對委內瑞拉區域發展演變研究，出版《區域發展政策》一書，提出了核心—邊緣的理論模式。
[3]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篇博客文章指出，發行法定數字貨幣存在七項優勢同時面臨五項挑戰，各國必須根據實際情況權衡發行法定數字貨幣的利弊。七項優勢是：降低現金管理成本：實現普惠金融；保證支付系統的穩定性；增加市場競爭性和維護市場秩序：應對新型數字貨幣的挑戰；支持分布式帳本技術（DLT）的發展；便利貨幣政策實施。五大挑戰是：銀行中介地位被削弱；「擠兌風險」：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和信貸配置問題；法定數字貨幣產生的國際影響需要做進一步研究；中央銀行的成本和風險。
[4] 「DC」是數字貨幣（Digital Currency）的縮寫，「EP」是電子支付（Electronic Payment）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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