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駕鶴西遊，走完了94載的人生之途。旗書網官方微信今天刊登的是原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常務副院長廖可斌教授的文章，追憶金庸先生：回首平生，能追陪金庸先生數年，親聞教誨，是我此生最難忘的經歷之一。
查良鏞(金庸)先生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家人陪伴之下，於香港養和醫院安詳逝世，享年九十四歲。根據查先生生前意願，喪禮以私人形式舉行。茲定於十一月十二日至三十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館之金庸館設置弔唁冊，以供公眾向查先生作最後致意。
追陪雜憶
廖可斌
金庸和廖可斌（何春暉提供）
我年過半百，漸入老境，深感人生就是一個過程，其意義不在於獲得了什麼，而在於經歷了什麼。因為不管你獲得了多少，最終都將失去，而經歷已沉澱為人生的歷史，就是人生本身。所謂經歷，包括各方面的內容，如閱讀過哪些名著佳作，遊覽過哪些名山大川，見證過哪些重要的歷史場景等等。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見識過哪些非凡的人物。李白《上荊州長史韓朝宗書》說：「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詩人的話說得有點誇張，但他想領略當代傑出人物風採的心願，確實是真誠的。
1998年9月15日，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四校合併，成立新的浙江大學。1999年上半年，學校領導張浚生、潘雲鶴等聘請金庸先生出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當年7月正式組建各個學院，我被任命為人文學院常務副院長。當時浙江大學二十多個學院大多都採用這樣一種模式，即聘請著名專家學者擔任院長，另外任命一位本校教師擔任常務副院長，輔助院長負責學院日常工作。2005年，學校聘請金庸先生為人文學院名譽院長，院長一職空缺。我繼續擔任常務副院長，直到2008年年底卸任。回首平生，能追陪金庸先生數年，親聞教誨，是我此生最難忘的經歷之一。
1994年4月10日，杭州大學查良鏞名譽教授受聘儀式現場。（浙江大學檔案館提供）
其實我有緣見到金庸先生，比這要早。好像是1995年吧，金庸先生決定將他出資建造的「雲松書舍」捐獻給浙江省和杭州市，有關方面撰寫了一篇「雲松書舍碑銘」，記敘建造及捐獻經過，送呈金庸先生審定，據說金庸先生未置可否。有關領導找到杭州大學黨委書記鄭造桓先生，請他找一位文史學科的教師修改一下，鄭造桓書記找到我，我對原稿作了比較大的修改，再送呈金庸先生，得到認可。因此，在不久後金庸先生來杭州出席書舍捐贈儀式和杭州大學聘任他為名譽教授的儀式時，鄭造桓書記讓我參加了招待晚宴，並向金庸先生介紹了我。
至於讀到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則比這更早。大約從上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風靡內地。我算是比較晚讀到金庸先生小說的。應該是在八十年代後期，我在杭州大學中文系讀博士，有一天借來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與同宿舍的蔣冀騁君（現為湖南師範大學黨委副書記，著名古漢語研究專家）輪流閱讀。現在還清楚地記得，我們倆都不說話，只聽得鬧鐘敲到凌晨一點、兩點，又敲到三點、四點，直到天亮。此生真正通宵閱讀的經歷很少，真正通宵閱讀而又毫無睡意和倦意的，好像就這麼一次。
1999年10月26日，金庸夫婦宴請浙江大學大人文學院班子成員。（張夢新提供）
及至與金庸先生近距離接觸，對他的經歷、成就、思想和個性自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深深地感嘆，金庸先生確實堪稱一代俊傑。他早年赤手闖香江，僅憑一支筆，成就了難以企及的人生輝煌。開始他編寫舞臺劇和電影劇本，導演電影，即已蜚聲文藝界。接著白手起家，創辦《明報》和《明報月刊》等，歷經艱辛，終使之成為香港以至東南亞華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報刊。幾乎同時他開始寫作武俠小說，將這一中國傳統文體與西方文學元素相結合，在通俗的歷史故事中寄寓深邃的現代思想，成為新武俠小說的一代宗師，影響全球華人世界。據統計，他的小說可能是整個世界上有史以來除《聖經》以外印數最多的作品。在主辦《明報》的過程中，他撰寫了數百萬字的時政和社會評論，對中國以至全世界的各種事件和問題發表看法，其犀利的洞察力和超前的預見力令當時人及後來人敬服不已，可與他的武俠小說媲美。晚年他積極參與香港回歸祖國的社會活動，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制小組的召集人和作為該文件政制部分基礎的「兩査方案」的執筆人，還撰寫了大量文章，向香港各界介紹基本法，闡述香港回歸祖國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為香港回歸祖國做出了重大貢獻。套用一位偉人評價另一位偉人的話來說，一個人的一生，只要取得了上述幾個方面中任何一個方面的成就，他就可以不朽，何況金庸先生一生同時取得了這幾個方面的成就。
順便說一下，浙江大學聘請金庸先生擔任人文學院院長，後來又聘任金庸先生為歷史學科和文學學科的博士生導師，校內和社會上有些人援引國外大學的規則，對金庸先生的資格提出質疑。殊不知國外大學確實對教授、院長的資歷有嚴格要求，但這些規則是針對一般學者專家的。它們同時也實行「旋轉門」制度，即對那些在某些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人物，可以不受一般規則的限制，聘請他們為教授和院長、校長等，這些人物既有某些學科的理論修養，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他們對學術研究和培養學生的特殊作用，是一般學者專家無法代替的。以金庸先生在文學、新聞學、政治學等方面的深厚造詣和傑出成就，他完全適用這樣的制度。以所謂國外大學的規則來質疑金庸先生擔任教授和院長的資格，可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金庸在浙大辦公室辦公（沈斌 攝）
金庸先生擔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後，以他的巨大聲望和深厚學養，為學院的建設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這裡僅舉數例。原浙江大學是一所國內知名的大學，但主要以工科見長。原杭州大學在人文學科方面有深厚積累，但限於體制，一直是一所省屬大學。新浙江大學成立後，國內教育界和學術界對她的人文學科了解和重視都不夠。為了打開局面，我們以潘雲鶴校長和金庸院長的名義，邀請國內人文學科的知名學者，召開了「浙江大學人文學科發展高級專家諮詢會議」。
出於對新浙江大學的關心，也出於對潘雲鶴校長和金庸先生的尊重，許多專家都撥冗出席。當時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哲學、歷史、新聞傳播、藝術、社會學、國際政治等學科的學科評議組成員總共四十多人，有近三十人出席了這次會議，為新浙江大學人文學科的發展提出了很多高屋建瓴的指導意見，各個學科也與國內著名學者和機構建立了聯繫，為以後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沒有金庸先生出面，這件事很可能難以辦成，至少不可能辦得那樣圓滿。
跨入二十一世紀，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經濟迅速崛起，如何看待新技術和新的經濟形態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將具有怎樣的地位，可能發揮怎樣的作用，成為人們迫切關心的問題。2001年上半年，浙江大學以人文學院院長金庸先生和經濟學院名譽院長査濟民先生的名義，聯合舉辦了「新經濟條件下的社會環境與中華文化學術研討會」，邀請海內外近百位著名人文學者和經濟學者共同探討這一話題，並出版了由金庸先生主編的論文集，產生了較大影響，對這一領域的學術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
參與「新經濟條件下的生存環境與中華文化國際研討會」代表合影留念。（浙江大學檔案館提供）
2001年美國「911」事件發生，舉世震驚，一年半以後，美國發動大規模的伊拉克戰爭。人們都在觀察和思考，世界格局將發生重要變化。金庸先生邀請他的朋友、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院長來浙江大學講學，並親自主持討論，探討「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對世界的影響。該學者對美國的行為進行分析和批評，在校內引起很大反響。
擔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期間，金庸親自約請原聯合國秘書長、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院長高定爵士為浙江大學師生開設講座，並親自做翻譯。（楊曉軒 攝）
金庸先生還曾為新聞傳播學專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講座，以他數十年從事新聞傳播事業的豐富經歷，和對世界新聞傳播界情況的深入了解，分析新聞傳播人的職業追求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係。他指出，歐美的新聞傳播被資本操控，也不可能有完全的新聞自由。任何一個新聞傳播者都要考慮自己的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他的觀點讓學生們深受啟發。
至於金庸先生對提高浙江大學知名度的作用，更是難以估量。金庸先生擔任人文學院院長期間，一般每學期來學校一至兩次，每次停留半個月左右。往往他人還沒到杭州，各方面請他前往演講的邀請就紛至沓來。由於我要處理學院日常事務，大部分情況下都由學院其他負責人和教授陪同外出。僅就我參與陪同時之所見，當時各大學、各地方對金庸先生的仰慕之情讓我感受極為強烈。每到一地，聞訊而來的學生和民眾成千上萬。每次講座，可容納數百人或一兩千人的會場都擠得水洩不通。演講結束時，師生們都圍著金庸先生，人流滾滾，黑壓壓的一大片，踩踏草坪，攀援樓梯，令學校領導和保安人員非常緊張，學生們往往高喊向金庸先生問好，敬仰之情發自肺腑，令人動容。
金庸為浙江大學新聞系學生題字，「新聞必須真實」。（張夢新提供）
相處日久，金庸先生有時會向我及同事們談起往事。特別讓我敬佩的是，金庸先生懷有深厚的愛國之情。1937年，日寇侵入中國，金庸先生還只有十三四歲，正在讀初中。他從小家境富裕，身體又較瘦弱，但他不願在日寇鐵蹄之下生存，隨著流亡的學校，一路跋涉，在還沒有被日寇佔領的浙西南山區輾轉流離。後來遠赴重慶，考取了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新中國成立後，他一直希望為國家的外交事業服務，從香港回到北京，等待了很長時間，因家庭出身問題未能如願。在土改中，他的父親被當地政府和民眾所殺，但他深明大義，沒有因為社會大動蕩時期發生的這種悲劇怨恨新中國，而是一直為祖國的統一和繁榮出力。在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他不計個人的榮辱得失，堅持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其精神境界遠非一般人所能窺見。
金庸先生生有異稟，但他的學識和成就，也是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取得的。雖然他晚年名滿天下，但仍然沉靜如水，好學不倦。在杭州期間，有時我們去探望他，他往往都在安安靜靜地讀書。一些學者送給他的非常枯燥的學術著作，他都會認真讀完，對其中的細節記得清清楚楚。據他的夫人林樂怡女士講，他讀起書來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一句話也不說，也不看人，這時決不能打擾他。在主辦《明報》期間，他每天都要為報紙寫一篇社評，還要寫一至兩段連載的武俠小說，不能間斷。往往上午休息，下午閱讀各種資料，晚上趕寫到三四點鐘，直到把文稿通過傳真發給報社才作罷，幾十年天天如此。因此他養成了白天休息、晚上通宵工作的生活習慣。晚年退休以後，想改變也改變不過來了。
1997年9月17日，金庸出席「求是科技基金會」頒獎儀式並致辭。（浙江大學檔案館提供）
金庸先生才思敏捷，人所共知，但如親眼所見，感受就更深刻。有一年深秋的一天，張浚生書記請他去杭州滿覺隴賞桂花，當時桂花已過了盛開時節，我們一行人在桂樹下賞花品茶，公園的工作人員照例來向金庸先生請求題字，只見金庸先生略不思索，提筆就寫：「來遊滿覺隴，欣逢遲桂花。」我當時深為金庸先生的敏捷所震驚，滿覺隴正是著名小說家鬱達夫當年撰寫名篇《遲桂花》的地方，金庸先生的題詞，既點出了這一段淵源，又切合眼前景象，可謂神來之筆。另有一次，浙江衢州邀請金庸先生去參觀著名的龍遊石窟，參觀完又被請求題字，金庸先生提筆即書：「龍遊石窟天下奇，千猜萬猜總是謎」。這兩句話看似淺顯，但把龍遊石窟的特點非常準確地揭示出來，而且琅琅上口，易於傳播。金庸先生長期撰寫報刊文章，面對廣大讀者，練就了一種將深奧複雜的道理用簡潔明白的語言準確表達出來的筆法，讓所有故作高深扭捏造作的文風相形見絀。
除了工作上的指點和幫助，金庸先生對我個人的生活也非常關心。我的兒子上初中時，想換到一所比較好的學校。那所學校的校長滿口答應，但提出了一個條件，讓我向金庸先生為學校求一幅字。我向金庸先生提起此事，金庸先生毫不猶豫，馬上書寫，我兒子得以順利轉學。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上半年，我先後收到美國兩所大學訪學和參加學術會議的邀請，因當時剛發生「911」事件，美國領事館對籤證卡得很緊。我妻子當時正好在美國訪學一年，美國領事館又擔心我去了美國滯留不歸。加上我自己漫不經心，去籤證前沒有準備好有關材料，因此連續三次被拒籤。2002年夏天，我收到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學邀請，我想這次如果仍然被拒籤，大概以後也不可能去美國看看了。我和金庸先生談起此事，他馬上提出要為我向美國領事館寫信。他的信沒有如我們通常所想到的那樣，介紹我有什麼長處，或保證我一定會回國之類。他只說了這麼兩條，第一，我在中國做什麼工作，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假如滯留美國，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不可能有更多的收入，因此我不可能留在美國；第二，他願意在美國領事館指定的銀行存款十萬美元，如我到期滯留不歸，美國領事館可沒收這筆錢。我看了金庸先生的信，深為他的深情厚誼所感動，同時也為他的洞達世情所折服。
（作者1999年７月至2008年12月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常務副院長，2009年8月調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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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浚生主編，應忠良、盧敦基、何春暉著
出版社：紅旗出版社